我们仨的故事（伟大征程--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王 跃 时间:2018-12-02 点击:
我们仨，自然是指我和妻子女儿一家三口。
故事还要从妻子怀孕时说起。那时的我，既欣喜又忧虑。欣喜的是，我要当爸爸了；忧虑的是，自己二三十年来，一直背着“可教子女”的沉重包袱度日。1977年，孩子降生了，是个女娃娃，我的心里感到平静了许多——那个年代，我心里想的是，女孩子总比男孩子容易找个对象成个家啊！
回想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我虽然被评为学校里的“三好学生”，但为了减轻母亲的经济负担，不得不辍学到国家某部属机关的食堂当炊事员。在当时的环境下，我和单位里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一样，每天无忧无虑地工作、生活。机关里的人员大多是经历过长征、抗战、解放战争的老干部，他们对待我们这些小同志，往往昵称为“小鬼”。工作之余，常常在一起挥拍打乒乓球，鏖战在篮球场，或结伴郊游、唱歌……我在工作中还算是尽职尽责，但也没有觉得自己有做出了什么特殊的成绩，却在那年的5月里，参加了该部辖属的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同年底，还和单位为数不多的同事到人民大会堂，和其它单位的同志们一起，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并合影留念。
那时的我一直被幸福的光环包围。自己性格比较开朗，无论是在顺境还是逆境，每天仍是迎着朝阳生活、工作。业余时间除了打球娱乐外，还喜欢读小说、看报纸。这期间，一位科室老大哥，在一次闲聊时拿出自己的笔记本让我看，上面都是他从报纸刊物上摘录的锦句、词汇，说这些记录对自己学习写东西很有帮助。在他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摘抄报刊书本上的生动章节或冷僻成语，并借助词典学习。久而久之，自己心里萌动了想写文章的欲望。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祖国大地，我多年来的习作也终于变成铅字，一篇小说在一家省级报纸上发表了。
这时我的女儿已是托儿所里的小朋友了。看着她天真烂漫、活泼可爱的笑脸，我的脑海里也遐想联翩。女儿这一代人，以后必将为建设现代化的祖国付出更多的聪明与才智。但是，如果只有普通文化水平，即便能“写写画画”，没有一定的科学知识、没有一定的英语水平，也很难成为某个领域的翘楚。我曾经从书报中了解到，被媒体赞誉为“老百姓的保健医生”“健康快车永远的列车长”的著名医学科学家吴英恺院士，他在年轻时读医学院期间，就是因为英语水平薄弱，在查阅英文版资料时很棘手，不得不利用星期天，和同学们一起到英籍教授家里，通过师生之间的英语交流来提高英文水平。同样是医学科学家的林巧稚，只因其父早年重视她的英语学习，使她在考入北平协和医学院后，可以专心致志投入到本学科的学习中去，最终成为一代妇产科名家。
如果女儿也能精通英文，那么将来她无论做什么工作，总要比其他人略胜一筹吧！于是，我利用公休日带着学龄前的女儿，走进了社会上开办的少儿英语学习班。垂髫之年的女儿，接受新生事物极为容易，很快就掌握了英语基础知识。上小学，尤其读中学、念大学时期的英语成绩一路领先。或许是因为女儿的英语水平出类拔萃，在临近大学毕业之时，一个赴德国留学的名额意外地被她获取。女儿能够出国留学，很让我们夫妻俩高兴了一阵。想当年，吾辈别说留学，就是想考大学的资格也没有啊！现如今，只要你有真本事，国家就会重用你。
女儿读书以至出国留学，哪哪都需要钱。我和妻子又是工人，当时每人月收入仅四十多元，没有其它额外的经济来源。为了给女儿宽松的学习费用，也为了改善家庭生活，妻子在上岗下岗竞争激烈的那些年，自己完全可以留在岗位上继续工作的情况下，毅然要求提前退休，到社会上为他人做按摩、美容。早些年，我们一家三口居住在东城区某居民大院一间逼仄的小屋里。大院内住着“宝泉堂”浴池的按摩师张大爷。张大爷下班后，仍有患个头疼脑热的街坊四邻上门找他按摩。妻子每天晚饭后，为了让我和女儿能够静心“爬格子”、做功课，就到张大爷家串门。一来二去，居然也初步掌握了按摩技术。以后她又自费在社会上的美容培训班进修一段时间。这样，妻子就掌握了两门挣钱的本领。钱富裕了，我们三口并没有用在玩乐上，而是花费在智力投资方面。那年，《北京晚报》等单位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文学创作培训班，妻子就积极支持我报名听课。得知新华书店上市新出版了《辞海》，五六十元一套，也赶紧买了下来。为了让女儿熟练掌握英语知识，巩固提高英语水平，我和妻子商量，给她花二百多元买了一台英文打字机。两百多元，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在妻子和女儿的支持下，我的写作水平也有了长足进步。当一笔笔稿费汇到厂里，同事们羡慕地夸我是厂里的“笔杆子”。不久我被调到公司宣传部工作，负责每周一期企业报纸的编辑。以后又在朋友的关注、介绍下，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采访了多位社会知名人士，如欧阳山尊、严寄洲、石羽、刘江、陶玉玲等，把他们的传奇人生、辉煌业绩陆续发表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人物》等多家报刊上。为此严寄洲严老还表扬了我，夸我侧重写老同志是好事，没有被刚刚出道的那些“眼花缭乱”的“明星”“大腕”所迷惑。
确实，我在采访这些老同志的同时，自己也很受启发。这些老艺术家大多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投身到抗日救国的烽火中去了。在党的文艺路线指导下，他们积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积极团结民众共赴国难。如欧阳山尊放弃自己优渥的家庭物质生活，从大城市奔赴条件艰苦的延安；严寄洲参加革命后，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导演工作，但他总想着有一天也亲自上战场，和敌人真刀真枪的干一仗……他们为祖国而战、为祖国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也激励了我的女儿。
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女儿，她的学习精神越发积极。上学期间，几乎没见她与同学去逛商场，或到舞厅“蹦迪”。尤其到了德国留学那几年，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她婉辞了国内同学、好友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来电来函、网上聊天等无聊琐事；也“无情”地限制老爸老妈经常对她的电话问候，只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业的王国里去。她淬砺奋发的学习态度，也使大学里的老师们感到惊讶和喜悦。女儿原本没有考虑继续深造，是教授建议她读博。如此一来，她更是以“头悬梁、锥刺股”的精神，努力拼搏，最终获得了由科隆大学颁发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证书。
如今我的女儿已工作多年，为中德文化交流积极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也退休十余年了，退休后仍笔耕不辍。每每想到这些，我和妻子就有几分感叹，若没有改革开放，很难想象我们的国家会有今天的空前大发展，妻子也不可能有“挣外快”的机会，更不会有我女儿的博士学位和我写作上的小小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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