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知青下乡五十周年

来源:30号院 作者:文豹 时间:2018-11-28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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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插队东北农村时,我就大胆地把家里劫后余生的“毒草”书籍压在行李箱底,让它们伴我一起度过下乡的日子。(要知当时想抓你小辫,这就是犯罪!)而正是这些书,使我在挨过烈日下挥汗如雨,水里泥里与牲口共舞的非人劳作之后,得以在书中的字里行间隐藏我避世的清宁之时。
      有两本高中语文课本,是我的最爱,为我的初中文化衔接了文学基础。还有一本《外国名歌200首》,在蛮荒的年代,以抒发心情的“靡靡之音”唱出与世相违的“黄色歌曲”。尽管身边也有“早请示,晚汇报”,“万寿无疆,身体永远健康!”之类的封建宗教咒语,但这些神权与我格格不入,我当时就坚信它终将成为后人的笑柄。我依旧活在我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读书,唱歌,锻炼身体,只有在读自己想读的书和自己想唱的歌时,才有了一种做人的尊严和快乐。唯一使我不能捍卫自己的就是缺粮少菜,经常挨饿,营养不良,面黄肌瘦,使我活得很没面子。
总不能让饥饿损害身体,为填饱肚子,偷偷钻进玉米地去掰青棒子,大锅清水烀苞米;用房东家的母狗引来屯外的大公狗,用绳子套住公狗脖子往房梁上一吊,放血扒皮,大卸八块,一把大盐大锅一炖,狗肉夜宴大快朵颐,弥补了终年沾不到油腥的营养亏损;没钱买火车票,就逃票乘车,赶下来再上,一天一夜的路程,走了三天两夜才到家……
       做这些坏事总感到于心不忍,想想是为了生存所迫也就心安理得了,但从来不和别人讲。前年在一次老知青诗歌朗诵会上一位老大姐扯着嗓子喊:“我是青史一知青!”我立刻为知青当时的行动感到光荣,那时不干白不干,辜负了那个“无罪”和“有理”的时代。当然我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像某些抄家打人的红卫兵盲目地伤害无辜的好人。
       我因没有资格去兵团和农场,只能插队,真正做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听知青朋友讲兵团农场保证吃得饱,而且大多是细粮,有的还有工资,而插队除了和农民干一样的重活,回来不管多累还要自己打柴烧火做饭,个中滋味一言难尽。
最难熬的还是无为的岁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白白浪费掉,熬得人没有任何盼头,任凭青春的流逝,你想学习,你想有所作为,没人理你。可是有人监督你:在家住的时间长了,会有街道代表来催你回农村;发生了刑事案件,首先要查返城探亲的知青。甚至正值英俊才华之时,些许妙龄少女真心示意,我都无心理会,任凭纯情的彩泡在万念俱灰中破碎。盼着上学选调吧,还有个出身问题,好事轮不上我。实在没有办法了,做不了好人就做病人,总不能眼看着岁月一天天白熬过去,于是我就装病,办病退返城!也是一个不饶岁月的办法。
      我研究了办“病返”的路数:先是装病,造舆论,查了查“胃小弯部溃疡”最好办,那时的条件不易确诊,主要是大夫最后拍板,而且这种病容易导致胃癌。得,就办这种病。于是,开诊断证明、写病历,上报手续,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办理后,最后由街道代表带到医院复查。谁没有仨亲俩厚,我托了复查的主治大夫,那时不兴也不敢行贿,复查后心里还是没底。经过一段忐忑不安的等待,终于复查结果下来了——确诊“胃小弯部溃疡”!
      啊,我终于“有病”了!我兴奋得夜里睡不着觉:不知是我病了,还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病了?
又是一番紧张的手续办理,户口准迁证终于办下来了,我将被迁到哈尔滨郊区八年的户口又迁回天津了。当时很神秘,不敢对外人讲真话,觉得是办了一件与文革相违背的事。两年后,事实证明“病返”是一条符合人性的道路:全国知青开始大病返。后来得知,云南知青实在生活不下去了,集体进京请愿,惊动了中央领导,根据邓主席指示可以办理返城。1968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十年后,上山下乡运动随着文革的结束以病返为由就此偃旗息鼓,解放了绝大部分在无望中挣扎的知青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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