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宁荣教授在港大开学典礼的致辞
来源:香港大学 作者:刘宁荣 时间:2018-10-23 点击:
开学典礼致辞全文(2018年9月)
欢迎来到香港大学，今天的开学典礼是大家在港大ICB学习旅程的第一天。刚才你们已经在校史介绍中了解到香港大学的历史，以及香港大学SPACE学院在香港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基于同样的理念，2010年，我们正式成立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目前，学员已经超过一万人，仅上学年我们的新学员就有近两千人。
每次开学典礼进行主题演讲，我总是在前一晚构思第二天要讲什么。昨晚到今早，我一直在等待一只鞋子落地，但到了现在这只鞋子还未掉下来。这就是美国政府会不会对中国的两千亿出口提高关税。毫无疑问，中国将会采取报复措施。这对全球经济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一整晚我都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目前还没有最新消息，而股市一片惨淡。所以今天的开学典礼，我演讲的主题就是“困局”。
从历史中找寻困局成因
今天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贸易冲突，导致中美关系以及全球关系发生剧烈变化。那么困局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上星期天，我在脸书上偶然看到一个消息，是关于2017年上任的美国总统特使、东亚事务特别助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东亚事务的高级主任。我发觉名字和照片都很熟悉，原来他就是我当年在美国的同行朋友 Matt Pottinger，中文名字是博明。
1997年，我在美国就认识他，是个对中国充满感情而且非常友善的年轻人，在华盛顿我们一起参加派对、聊天、聚会。后来他到香港和内地担任路透社及《华尔街日报》记者，我也到港大任教，所以也常常见面。
1999年到2005年，他在香港、内地做过很多采访，但因为他所做的报道，他在北京星巴克被打，也因调查腐败的报道，被人追打和包围，并被逼迫把采访资料撕掉冲到马桶里。
2004年，我到他北京外交公寓的家参加聚会，与他最后一次见面，从此没有再联系。原来在2005年，他离开北京去了伊拉克，后来又去了阿富汗。他决定弃笔从戎，30多岁时加入海军陆战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他在阿富汗，认识了特朗普最早任命的国家安全顾问弗林，虽然弗林因“通俄门”事件下台，但特朗普将博明留下来。博明毕业于麻省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他上大学时选择学习中文，一个非常冷门的学科。这代表他的家境富裕，因为不需为未来职业或财富太过忧虑。
美国有不少像博明这样的人，他们大多在中国经济腾飞的时候来到中国，如今这样的一代人回到美国，并在美国发生不小的影响力。在中美两国首脑的会晤中，博明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也代表特朗普参加过一带一路在北京的会议。
博明离开中国的时候曾说过，他为什么离开中国？而他为什么会加入美国陆战队？因为六年的中国经历，使得他更加爱国。他觉得像他这样的西方人在中国都有被殴打的遭遇，那普通的中国人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境遇？就是这样一个在中国有过这样经历的人，现在是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掌门人。
同样，澳大利亚刚刚下台的总理特恩布尔，他的顾问曾是《Sydney Morning Herald》（《悉尼先驱晨报》）驻京记者高安西（John Garnaut）。 他和博明在中国有类似不愉快的经历，他觉得中国过去十几年经济发展了，但政治上出现退步，成为更加集权的国家，而他同样主导澳大利亚的中国政策。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这些过去十多年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这群人，他们在中国不算愉快的经历以及他们对中国不很正面的看法，开始影响到美国及西方政府的对华政策。
再往前，因为我曾做过记者，和不少当年在北京的外国驻京记者相识，CNN的齐迈克（Mike Chinoy）80、90年代是驻北京的记者。他第一次去中国，是70年代尼克松访华时。他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直到1989年，浪漫情怀才破灭。
他最近在南加州大学工作，参与制作了一部纪录片《采访中国》《Assignment China》，记录了上世纪40年代开始，美国西方记者在中国的经历。这是一部不错的片子，你们有机会可以看一下。
时间再早一点，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出生在青岛，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李洁明之后的驻华大使芮效俭，出生在南京，父亲是美国教会学校金陵大学的老师。再之前的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1949年回到美国之后，他还因亲中立场受排挤，去世时中美对峙，他也是中国不受欢迎的人，却留下遗言，一定要埋葬在他曾经担任校长的燕京大学校园内。这个遗愿虽然没有实现，最终他得以埋葬在出生地杭州。
为何我给大家讲这些故事？如今美国及西方一群掌管中国政策的人，对中国的看法和认知，和他们的前辈们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们不再像司徒雷登那一代的美国人，出生在中国，对中国贫穷百姓充满了同情心，从心底里想帮助中国；也不像80年代的西方记者们，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情怀。而是像博明，在中国经历了很不愉快经历，看到了在中国崛起之后，反而出现了许多不公、不义的现象，甚至觉得中国经济崛起之后反而在许多方面退步了。这在学者中间也是如此，我在华盛顿时经常采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他对中国看法的变化就是一个明证，他曾经非常看好中国的发展趋势。
如今，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许多议题上意见相持不下、立场南辕北辙。只有在中国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同立场。
那么这种变化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如果只是聚焦2018年发生的事件，大家可能会觉得中美之间似乎突然之间变成仇敌，而不久前我们还提到要建立中美两国新型大国关系呢！其实这不是短短半年至一年才出现的问题，也不是特朗普上台之后才发生的。
在特朗普与希拉里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中国还以为商人出身的他比较容易打交道，不像希拉里老拿中国的民主和人权说事。
如今面对特朗普入主白宫又怎么样呢？所以这不是总统个人的问题。中美之间存在的问题不单单是特朗普本身的立场，这个问题要追踪到十年前，而变化的起点是2008年，那时北京奥运会刚刚结束，某种意义上是中国非常辉煌的一刻。但在西方看来，中国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开始倒退，政治上明显收紧。
而经济上又发生了什么变化？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但只有一个国家安然无恙，那就是中国。中国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发生了经济腾飞。
美国人开始以不同的心态看待中国，而且感到紧张，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美国人认为中国与美国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意味着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对市场的保护。
来自纽约大学的伊恩·布兰默，两年前他被邀请到北京，他就公开表示，国家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竞争会影响全球民主发展，甚至使得中国模式在发展中国家更受欢迎。他是一位政治学者，专注美国外交政策与全球政治风险，还是一家办公室遍布全球的政治风险与顾问公司的创始人。
而哈佛大学著名的经济学和经济史教授、来自英国的尼尔·弗格森表示，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竞争中，美国必将一败涂地。他早在金融危机过后就说，“今天的世界看起来不同以往，现在的金融危机似乎证明，自由资本主义站立在怎样的泥足之上。华尔街崩溃，似乎唯一成功应对其连锁效应的就是中国政府控制的经济。”所以在美国和西方至今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他们认为中国权力与市场相不分离的政策，使得美国及西方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所以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并不是始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 而是在政治层面与经济层面，美国人发现原来的期望一一落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并没有朝着更加宽松、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中国经济发展之后，也没有朝更加民主的方向转变，或者简单说，变得更像他们那样的人。这就是他们的认知，不管我们同意不同意，这一点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矛盾，也是困局发生的根本原因。
特朗普的班子里面对中国持鸽派立场的，除了华尔街出身的财政部长已经荡然无存。他任命的国家贸易委员会顾问纳瓦罗，已经写了三部关于中国的著作，《致命中国》、《卧虎》、《中美必将发生的经济战争》。而纳瓦罗现今主宰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所以可想而知，要摆脱中美之间的困局是何等之难？
除此之外，现今还有一个热点，那就是南海，美国看到中国在南海军事部署上的变化。当然对中国来讲，南海是决定未来发展的巨大战略要地。如果无法控制南海，无疑会影响中国的战略布局，所以这方面也对美国产生了巨大冲击。
所以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是仅仅在贸易领域的纷争和竞争，在哈佛执教50多年，曾担任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的埃里森教授，去年出版新著《注定一战：美国和中国能逃避修昔底德陷阱吗？》，即刻引起了大家的注目。但我去年带同学去华盛顿拜访国会、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当地的一些智库，提到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保守人士就攻击那是曾经对中国抱有幻想的一群知识分子，又一次单相思。在他们看来，中美之间就是一种竞争关系。
困局背后的认知偏差成因
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自问这个困局为什么会发生？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判断为何会发生误差？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认知偏差？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政策制定的系统到底出现了什么差错？美国各派能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和采取如此一致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讲，这和美国对中国的忧虑有关。2018年，中国的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点让美国人更加恐慌。因此美国不管是左派、右派、中间派，在看待中国时都觉得中国在政治上出现更大的转向和倒退，所有的派别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中国的威胁，因此他们自然把中国当成非常可怕的敌手来看待。
但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并未觉察到这个变化。我们今天回头去看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会出现认知上的偏差以及判断上的偏差。我们还像过去那样以为，通过建立个人关系就可以搞惦中美关系。这包括两国元首在特朗普庄园的会晤，特朗普访问中国并给与极高的待遇，就以为一切都很顺利。高枕无忧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美国这个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这就是认知问题。
有传言被尊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就是美国“新三国演义”的战略制定者。何为“三国演义”？1971年，基辛格初访中国，开始了联华制苏的战略，“三国演义”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最终导致苏联倒台。“新三国演义”却是美俄联手制华。这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美国对中国在认知上已经发生重大的“范式转移”。
所以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局？我想我没有答案。因为我给出的答案不断被自己推翻。
但是有几样东西我很坚信。
我想国家的发展必须有赖于民众的参与，必须让不同的声音在决策中都可以听到，因为一个好的制度远胜过一个开明的君主。1799年乾隆皇帝离世的时候，给嘉庆皇帝留下了辉煌的大清帝国，还有一位他重用的且能干的大臣和珅。但他却是中国第一贪官，他收敛的钱财相当于当时大清王朝十年的国库收入。乾隆帝死后仅十五天，和珅就被嘉庆皇帝赐死。同一年，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去世，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他不仅留下了“独立宣言”，而且留下了一部确保美国民众自由的“美国宪法”，以及留下一个民主的政体而非专制的王朝。所以我想从历史里面去寻找答案，我觉得一人独尊的天下，不应该也没有办法去解决中国面对的困境。
过去40年中，我们陷入过不少困境，但只要勇敢探索就会有突破。当年朱镕基上台，也面临很多困境，国库收入下滑，国有企业倒闭。国有企业改革，尤其是纺织业的改革，当时也是困难重重。80、90年代，中国出口都是依赖纺织业。那个时候纺织业改革压力很大，后来中国纺织业基本私有化了，但并没有对这个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当然当年的国企改革也有问题，如在中国东部，约50% 民企就属于国企改制而来，出现了国有资产被不当转移和低价变卖等问题。然而这样的转变着实解决了很多问题，让企业真正市场化，并更好地发挥中国企业家的自主性跟创造性。
我最近与不少企业家聊天，听到和看到的积极信息不多，听到和看到的悲观信息太多。我强烈感觉到，改革开放40年来，除了1989年，中国内地正弥漫一股非常强烈的忧虑情绪。很多企业家说，我只能选择离开。
如果说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这个制度不仅可以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而且确保每一个企业发展的潜能和长远规划，那要解决我们目前所面对的困局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答案，我只能从历史角度跟大家分享，制度的建立比任何其它东西都重要。
在过去十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很纠结，这体现在很多方面，如集体领导和个人威权之间的关系，国退民进与民进国退，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创新与复制之间的关系。美国认为我们是抄袭和复制他们，甚至窃取他们的知识产权。
但不管美国人怎么说，对于中国人来讲，我们今天面临这样的困局，我们要找到出路，我们绝不可以自闭，绝不可以自畏，我们要有自信，但不是盲目的自信。
所以第三点，我们不可以自闭。过去十多年当中，我们是否过于自信了？因为过于自信，反而产生自闭，觉得可以和外界隔绝，这也是另一种变相的、以为可以关起门来发展的模式。
其实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了，我们在这个网络世界里依旧是与外界绝缘的。所以我们有时信心爆满，因为我们无法全面了解他人，我们的国民也无法全面了解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到底又有多大的竞争力呢？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的企业还未真正经受国际上的竞争，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受到保护的，也正因为这样我们依然无法和国际接轨，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没有和别人可通用的“语言”。
所以如果给今天的困局找答案的话，另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必须更加开放。因为只有更加开放，我们才有可能将中国融入整个世界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当中。
但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办法真正融进世界经济体系当中，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被承认是市场经济。我们没有办法融入全球政治秩序体系当中，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无法被人认同。所以美国发起围剿的时候，我们去德国和日本，强调我们都是全球化积极的倡导者，想联合他们一起来对付这个孤立主义者，但那是不现实的。
我们不是德国和日本的哥们，德国和美国才是哥们，美国和日本才是哥们。所以我们必须融入这样的政治跟经济体系中去，实际上过去40年中，中国并没有企图去推翻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我们只是希望对现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做一点小改动，不要对我们这个后来者不公平。
而这样小修小补进行改动有一个前提，我们必须要接受一个全球都认同的价值观，这样才能将这个现存的体系变得对我们自己更加有利。
突破困局的三个关键词
那应对困局我想三个方面很重要，而今天是开学第一课，我想给大家分享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首先我们必须凝视自我
我们是不是过分的自卑或者是过分的自傲？过去十多年的快速发展，确实让一些国人忘乎所以，什么“厉害了，我的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中兴事件有如当头一棒，真正让我们梦醒过来。
过去十多年我不停地重复，不要因为看到美国的城市没有多大的变化，美国表面上没有多大变化就以为美国已经走下坡路。其实最重要的是去看不明显的事物，因为真正驱动变化的就是肉眼不易看到的东西，这就有如海平面下见不到的冰山最有可能摧毁你的巨轮。
旧金山可能十年未变，但硅谷所涌动的变革和创新不仅改变美国而且改变全球，而这真不是你的肉眼容易看得到的。所以我们是否因为自卑才自信爆棚。
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所言，有时候人过分自信，其实是一种自卑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要告别过分自信，但也绝对不能自闭、也不能自畏、更不能自慰。凝视自我，这是第一个关键词。
第二个关键词，另类思维。
如何从目前的困局中走出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问题的解决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如果中国的发展永远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而不接受新的发展方式，我们就不会有今天。
1978年，邓小平给中国提供了另一个思维和另一个答案，这给中国带来全新的前景。安徽小岗村的18个农民用生命冒险画押，实行包产到户，才有了后来的农村改革。1992年，邓小平来到深圳，如果不是他一再强调不要争论姓社与姓资，哪有今日的中国？！
我们回首过去所发生的这些历史大事件，今天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在那个时刻，能够打破惯性思维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凝视自我之后，我们能不能有不同的思维和角度去看问题，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另类方案？
所以我非常希望，当你们来到港大ICB，借助这样一个机会，重新审视自己，凝视自我。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有没有可能有一种不同的思维。不管以前我们做事的方式与思考的方式怎样，我们能不能尝试别的方式。我希望大家在港大ICB能有这样的学习收获，就是获取不同的视野，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第三个关键词，逆境突破。
越在逆境当中，越可能有新的突破。过去四十年，我们碰到过多次逆境，而且最终都顺利地度过了。比如1989年之后，邓小平的政策使得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得以缓和，摆脱了孤立。当然有时运气也很重要，小布什上台之后，准备将中国作为最大的敌手，正逢基地组织活动猖獗，发生了911事件。于是美国将中国作为竞争对手的时间，至少顺延了十几年，给了中国宝贵的发展机会。这段发展时间非常宝贵，所以到了2013年中国才有底气表示要和美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
但在目前的困局之下，我们如何才能够找到逆境突破的方法？我们在突破逆境当中，必须强壮自己的身体，那就是必须让大家看到制度建设的前景。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多少贤能之士都无法确保中国可以有长久的竞争力。只有建立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制度，才能给大家带来一样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安全感。
昨天亚马逊网站上有一本畅销书，《华盛顿邮报》资深调查记者Bob Woodward（伍德沃德）的新书《Fear: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恐惧：特朗普在白宫）。
这本书透露了特朗普的白宫，不少政府高官都生活在恐惧中。在恐惧的环境中生活，是不可能有前景的。所以如何让每一个人都没有恐惧，不会因我有不同观点而遭到报复，不会因我有不同立场而遭到报复，这一点很重要。所以逆境突围非常重要，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我们不能生活在恐惧当中。所以如何在逆境中找到方向，给我们的国家找到新的前景？这有赖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思考和探索。实际上，逆境常常给了我们重新思考和行动的机会。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一个人的成功，IQ的高低只占20%，而EQ和AQ（逆商）则高达80%，
自我凝视强调重新审视自己，另类思维有助走出旧有模式，逆境突破在于加强内在定力。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朋友，来到港大ICB，不仅仅是来学习商业管理的知识。如何将管理知识应用到你企业的管理中固然重要，如何创新地寻找突破更加重要。而最终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国家则至关重要，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的责任，千万不要看轻这样一份责任。谢谢大家！
刘宁荣教授简介
刘宁荣教授是教育家、营销传播专家、与媒体人。他专注战略发展、品牌管理、和营销传播。近年来他致力于高等教育，特别是教育市场化和国际化，以及教育营销和创新的研究，发表了有关教育、营销等方面的论文，并出版了有关中国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市场化和分权化的学术专著。他是英国“国际教育发展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和“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期刋”（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的评审人。他还经常就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影响中国发展的议题发表演讲。
他现担任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HKU SPACE）常务副院长（商学及中国发展），推动创立了香港大学SPACE中国商业学院（港大ICB）并出任执行院长，以创新型专业商管学院为定位，培育专业高管人才。他提倡创新教学和主动学习，强调教与学的4P模式：专业（Professional）、前瞻（Prospective）、实用（Practical）、实效（Problem-solving），并在专业与高管教育中引进人本教育。
他在媒体和传播领域有广泛的经验，在2000年加入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出任助理总监之前，他在美国任职营销和传媒顾问公司，在纽约与华盛顿两地从事企业形象与品牌咨询。他曾任职多家中英文媒体，并在华盛顿担任过白宫记者，两次全程报导美国总统大选，采访了克林顿、布什、戈尔巴乔夫等全球知名领袖，其多部深度报导的新闻作品和专著在中国内地、香港、和美国出版。
他曾是美国亚洲基金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德国柏林国际新闻研究院的访问学人。他曾于1996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五百位最有影响力的亚裔美国人。他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硕士，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