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山下乡运动的感性认识到理性思考
在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全国共有1760万城市青年下乡，当时全国总人口约8亿，城市人口近2亿，3000多万个家庭。1700万知青按每家一个计算，意味着城市的半数家庭都有子女下乡。历时十年的上山下乡运动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使其它运动望尘莫及。时至今日，“知青”这个特殊的名词，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它的含义可能只是一段历史，一个符号。但对于那些经历者来说，它代表的却是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为可使用的劳动力，大约需要16至20年的时间。建国60年来，我国的青年大致可划分为四代：第一代青年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在文革前参加工作，土地改革运动和大跃进运动让他们陆续走向工作岗位；第二代青年则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们出生于1947年至1965年；第三代青年出生于1966年至1980年；而如今称呼的80后、90后则是第四代青年。这种划分大致与建国后的重大历史事件相吻合：如从1949年至1966年文革前夕正好是17年，是第二代青年的出生和成长时期；文革至1980年是15年，是第三代青年的出生和成长时期；而第四代青年则是在改革开放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青年。
文革中最早上山下乡的知青是“老三届”。“老三届”现在已成为一个专用名词，特指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时正在学校念书的66、67、68三个年级的初、高中学生，全国近千万人。他们对应的出生年份是1947年--1952年（个别人可相差前后1-2年）。老三届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见证了国家的苦难与复兴的一代。1966年文革开始的时候，老三届学生的平均年龄是17岁，从2002年（高66级女生年满55岁）开始，他们陆续进入退休年龄，2012年将退休完毕。知青上山下乡有两种形式：一种叫插队落户：几个知青下到一个生产队，轮流煮饭，一起出工，叫做知青集体户。更多的是一个知青单独落户到一个生产队；二是大城市以学校为单位组织到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集体落户，集体劳动，人们通常叫做兵团知青或支边青年。
“老三届”知青在文革初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人生社会角色的两次大转换，也历经了从大喜到大悲的全过程。文革之初，他们被冠以“毛主席的红卫兵”称号，被捧为“革命小将”：大串联、破“四旧”、批判走资派，从而红遍大江南北。随后的上山下乡运动仿佛让他们从天上回到人间，社会角色从“红卫兵”突然转变为“知识青年”，从教育别人到自己接受“再教育”，任何人都很难接受这种快速转换的社会角色。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是，只是一群稚气未脱的青少年学生，需要的是在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由于少年失学、文化偏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20多年后，还面临着社会角色的又一次大转换：“下岗工人”。
一、知青定律：知识青年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感性认识
笔者（初中67级，1969--1975插队）从下乡的第一天起，就努力按照官方的思维，从正面去思考上山下乡运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期望通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努力改造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但收效甚微。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凡是接触到当年的知青，我都要与之攀谈，交流彼此对农村岁月的感受。近些年来，也从网络讨论、跟帖、书籍、报刊等知青回忆录中去搜寻当事人的亲身感受。在众说纷纭的意见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知青当事人对当年在农村的亲身感受大不相同，大致可以分为感觉良好型、温和评介型及坚决反对型三种感受。为什么同一群体的当事人对亲身经历的事件竟然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呢？经过长期的分析与思考，我从中发现了知青定律。
1、知青定律一：知青对农村岁月的感受与下乡时间成反比
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进行了十年之后被否定了！但贯穿于文革中的上山下乡运动却被人遗忘，当局即不肯定也不否定，而且绝少提及。文革这个大运动中套有许多小运动，这是现在许多青年不知道的。经笔者粗略的不完全的回忆，就有：批判“三家村”、破四旧、大串联、清查516分子、文攻武卫、上山下乡、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批林批孔、整党和吐故纳新、批陈整风、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十多个运动。这些运动长的有一两年，短的仅数月。但是上山下乡运动则长达十年之久（1968--1977，如果加上知青大返城的安置时间，则要计算到1981年），几乎贯穿于文革始终。
由于家庭背境、个人能力与机遇的不同，知青在农村插队的时间也不尽相同。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短的1至2年，大多数是3至6年，一些老三届知青和兵团知青竟然长达十年。我发现，知青对农村生活感受的不同，正是来源于他们下乡时间的长短。一般来说，下乡时间越短，对农村感觉越好；反之，下乡时间越长，对农村的感觉越糟。我在交谈中发现，大多数感觉良好型和温和评价型的知青在农村呆的时间不长，一般为1至2年，有的连国家供应粮都未吃完便离开农村，在以后几十年的个人生活中，留下的多是新鲜和有趣的回忆。另外，知青所在生产队的富裕程度、离家的远近、是否有人照应都会影响到他们对农村的评判。比如，在城郊落户的，或是投亲靠友的知青由于生活条件较好，对农村的感觉就好很多；反之，落户在边远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时间又长达数年乃至于十年的知青，精神和身体的煎熬都达到了极限（个别女知青还受到基层流氓干部的凌辱），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极大的反感就在情理之中。就我接触的知青来看，明确否定上山下乡运动的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道理很简单：荒废了学业，毁掉了青春，老来一事无成！
2、知青定律二：知青日后的生活状况与对上山下乡运动的好恶成正比
当年的知青离开农村后，人生境遇大不相同。一般来说，知青日后事业不顺、家庭生活条件差者，对上山下乡运动持否定态度；反之，日后事业成功、一帆风顺者对上山下乡运动多持赞成态度；二者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关系。知青一代是共和国四代青年中最为坎坷的一代，上山下乡运动极大地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在渴望知识的时候中断了学业；在身体发育的青少年时代却遭受饥饿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村严酷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青春理想，为了国家他们不得不作出重大牺牲，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岁月留在了农村。许多知青（主要是“老三届”知青）的人生轨迹可以概括为：60年代吃过糠、70年代下过乡、80年代返回城、90年代又下岗。许多人历尽磨难，到头来却面对下岗，靠低保度日的艰难岁月，成为衣食不保的弱势群体。可以说，大多数知青日后的人生境遇极为坎坷，他们厌恶上山下乡运动是必然的。但是，个别知青日后事业的成功影响了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观评判，他们产生了错觉，出现了逻辑混乱：认为人生事业的成功一定要经过农村的磨练。他们认为，正是农村艰苦的环境磨练了知青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最终取得今天的成就，极个别人还喊出“青春无悔”的口号，不仅充分肯定上山下乡运动，甚至还鼓吹把现在的青年送到农村，搞第二次上山下乡运动，这些人以富商巨贾和达官贵人为主。那么，他们真的愿意“扎根”农村一辈子，“青春无悔”真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心声吗？请看知青定律三。
3、知青定律三：即便是力挺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也不愿“扎根”农村一辈子
与上两条定律相比，这更是一条人人自觉遵守的铁律。文革中，尽管当局树立了许多志愿“扎根”农村的优秀知识青年典型，但到头来都是远走高飞；有的头天还信誓旦旦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第二天就进了工厂，或是上了大学。另一方面，知青在农村的处境牵动着千万父母和亲属的心。为了孩子早日跳出“农门”，家长们使出了各种招数：拉关系、走后门，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由此产生。基层掌有实权官员的子女到农村犹如蜻蜓点水（个别人是户口下乡人不下乡），很快就因招工、参军或是读工农兵大学而离开农村，成为名副其实的“山寨版”知青；而一些文革中未倒台的中高级干部，连“山寨”的形式也不用走，直接把子女安排进部队当兵而躲过上山下乡运动，这种事在文革中屡见不鲜。许多影视剧如《血色浪漫》就有真实而又精彩的描写，此处不作赘述。普通老百姓子女“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在农村苦熬。如果家庭出生不好，或是直系亲属有历史问题，那就只能等到1979年的知青大返城了。讫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例志愿留在农村而不返城的知青（倒是有极个别知青因与农村社员结婚，按政策不能返城），由此可见知青定律三的正确性。
二、从知青下乡到农民工进城：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变化
今年是上山下乡运动四十周年，又适逢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归纳出知青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感性认识后，完全有必要抛开个人的感受，站在国家的高度、民族的高度对上山下乡运动产生的原因，和运动的得失进行理性的梳理和思考。
1、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正面思考
在当时文革动乱的社会环境下，上山下乡有三大好处：一是结束武斗；二是解决城镇人口就业；三是通过农村劳动培养青年人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
1967年，各地造反组织之间的派系冲突愈演愈烈，在“四人帮”“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一些造反派组织抢夺军械库，武斗由棍棒、钢钎变为机枪、大炮，各地的武装冲突逐渐升级。参与武斗的人员中，除工人、农民之外，许多是不谙世事的中学红卫兵。在这种背景下开展上山下乡，把青年分散送到乡下去，对于结束武斗，恢复城市的正常秩序有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武斗，许多城市工厂停工、商店歇业，到1968年，全国积压的待分配的初、高中学生已达一千多万，城市无法安排就业，农村再次成为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从这个角度讲，上山下乡是一举三得：一是停止了武斗，二是在短期内缓解了城市青年的就业压力；三是通过城市青年在农村艰苦劳动的磨炼，培养了他们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缩小了城乡人民在情感上的差距。一些知青还担任大队的“赤脚医生”或是小学代课教师，为改进农村医疗、教育的落后面貌贡献了力量。
2、用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来评判上山下乡运动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当时有重要的意义，但在坚持十年之后还是突然终止了！为什么？要害在于违背客观规律的“运动”。劳动力的社会流动，应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政策只能是在遵循这种规律基础上的因势利导。如果不是自愿结合，而是组织的意志，人为的运动式“撮合”，最终也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现在的“西部志愿者计划”、大学生农村支教活动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在国家发放生活费的前提下实行志愿和轮换的原则，所以能够长期坚持下去。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建设通常是通过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加以推进和实现，如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运动、大炼钢铁运动、除“四害”运动等等，这些运动都被拔高到政治层面加以宣传和实施，连做清洁、扫地，都被冠以“爱国卫生运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质是解决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但却被说成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重要措施”。在不断拔高的宣传调门声中，上山下乡运动被涂上一层神圣的光环。如今剥开这个光环，我们会发现，知青下乡是因为文革动乱的无奈之举。如果不搞文革，就不会有大规模武斗发生；如果坚持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就不需要上山下乡运动。更严重的后果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为70年代末的知青大返城留下了后遗症，这种后遗症又在90年代初集中爆发：那些被安排到父母单位“大集体”、“小集体”的知青又在以后的国企改革中下岗。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是文革的牺牲品。所以，要否定文革，就必然要否定上山下乡运动。1978年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谈到知青工作时说：“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青年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嘛”。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时，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在改革开放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不敢闯，以及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对改革开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判断标准。同样，三个“有利于”也是我们评判上山下乡运动成败的标准。
上山下乡运动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当时，我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是人多地少，主要靠人力和少量畜力进行简单再生产。知青既是劳动者，又是消费者，更未带去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反而要与农民争夺口粮，导致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双双下降。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叶剑英语），上山下乡运动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山下乡运动导致第二代青年文化水平整体偏低，国家在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实力严重下降，削弱了国家的综合国力。许多学科人才匮乏、后继无人。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三年中，一些知青有幸赶上了末班车（此前亦有少量知青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许多知青奋发图强，利用业余时间，参加自考、夜大、电大学习而提升自己的文化水平。专家估计，整整一代知青中，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不足5%，硕士生、博士生更是凤毛麟角，至今也没有涌现出杰出的科学家。这与80后、90后青年70%的大学入学率形成极大的反差。90年代，在很多高校的学科带头人中，除了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就是20多岁的小青年，最缺乏的就是出生于50年代的中年人。令人欣慰的是，“神舟七号”上天时，坐在北京控制大厅内的多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如果他们也在十多岁时下几年乡，“神七”能上天吗？
3、从知青下乡到农民工进城：折射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变化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农村人口总是不断减少，城市人口总是越来越多。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都经历了由畜牧业-农业-工业到现代社会的演进，劳动力的流动都是由低一级产业流向高一级产业，从而推动社会进步。上山下乡运动逆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动，用政治运动的形式强行把劳动力从高一级产业向低一级产业驱赶，违背了客观规律（包括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焉能成功？
“缩小三大差别”是50年代就喊响的口号，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采取的措施却大错特错：把知识分子的工资降下来，就叫缩小体脑差别？把城市青年送往农村，就叫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把生活水平较高者向较低者靠齐，这种方法犹如削足适履，把大家弄得一般穷、一般痛！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发展生产的方法，把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让低收入者向高收入者靠齐？改革开放30年来，国家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路径：允许劳动者自由流动，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80年代，“十万人才下海南”，90年代，“千万民工进城来”。到2007年，常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达到1.7亿，他们每年的城市务工收入，极大地改变了家庭贫困的状况，一些农民工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而转化为城市人口！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和部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农民向城镇集中，土地向规模经营集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将会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这才是缩小城乡差别的正确途经。尽管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它却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