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已经老去，知青研究历久弥新

历史学视角

有助于深入了解中国农村、青年运动、“文革”等

　　知青运动作为中国当代史研究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高的史学研究价值，有利于对于中国农村、中国青年运动、“文革”等更深入的了解。

　　能说一口流利汉语的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潘鸣啸是主攻中国当代史的著名汉学家，是唯一一位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以研究知青问题为己任的西方学者。这位受欢迎的“法国老三届”通过对比分析1978－1979年云南知青运动与1979－1980年新疆知青运动的两次请愿运动截然不同的结果，试图继续探究他在代表作《失落的一代》中的思考。两地知青返城运动之所以出现不同的结果是多原因的。云南知青返城活动开始于1978年10月底，在时间上早于新疆知青（新疆知青到1979年2月初才开始活动），这为云南知青的返城请愿活动的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时间条件。另一原因是对越自卫反击战策略的需要，这要求国内，特别是云南有一个稳定的政治气候。第三个原因是从维护新疆的安定出发，大批知青从内陆、沿海地区迁往新疆，这对于新疆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两个案例，他认为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政府承认一些群体可以有合理的利益，而且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也为了达到一种有利于劳动力的积极性的气氛，政府可以承认这些局部性的利益。

　　一代知青运动，无数非常年轻的热血儿女的激情被瞬间点燃，并熊熊燃烧。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大陆目睹并亲历了昔日岁月，多年来倾心研究知青和“文革”史的他选择了当初红极一时的红鸥和高静慧为个案，通过对比她们从女红卫兵到女知青途中的异同，探讨青年对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的选择。通过现场发放问卷的形式，他力图开放地讨论共和国同龄人对于革命和“文革”理论的“忠诚”问题。

　　迄今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学研究，大多还是在全国层面上展开。然而，知青上山下乡涉及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在各地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性。复旦大学金光耀教授指出，要深入开展对知青史的研究，必须先做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基础工作，而地方志资料的开发利用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有鉴于此，从2011年11月下旬开始，由上海知青历史文化研究会组织人员从6500余册方志中辑录了约400万字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资料，汇编成《中国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料辑录》，资料集涉及知青安置经费、动员政策、知青婚姻、与知青相关的案件等多方面材料。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韩起澜教授和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赵小建教授合作探讨了知青运动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关系。伴随着知青运动的发展，上海和上海知青所在地区加强了联系和沟通。上海市政府部门逐步承担了对知青所在地区提供援助的义务，这给农村带去的不仅仅是物资，还包括技术训练和技术支援。所有这些，对被计划经济忽略了的中国边远农村地区的发展是极为重要的。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参与者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穿越了文革时期城乡之间的鸿沟，他们的努力也多多少少打破了统一计划经济时期地区之间物资商品流动的限制。

　　政治学视角

支撑上山下乡运动有四块“基石”

　　知青研究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后，取得了不小的成绩，陆续出版了不少专著。在出版知青回忆录、知青专题资料集的同时，一些地方还搞起了知青刊物和知青联谊活动。“知青热”在这个“后知青时代”依然持续。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化教授指出，知青研究需要冷静、客观，尤其是现在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评价上，一些文章明显带有个人感受、个人情绪的影响。个人的经历和感情不是历史研究。如何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研究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需要的不是“热”，恰恰是“冷”。

　　对“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存在各种争议，如：下放的主要动因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下放的理论根据何在？知青下放对当代中国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一直萦绕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教授的脑海。他指出，那种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下放的主要原因是为解决当时城镇就业的严重压力的论断是片面的，支撑上山下乡运动应该有四块基石：“再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泛道德主义和泛劳动主义的当代回声、对书本知识和正规教育的轻视和对直接经验的推崇，以及对城市化认识的滞后。这四个因素都与阶级斗争扩大化互为因果，但单是其中一项或两项都不足以产生下放近2000万人的结果。而对上山下乡动机的分析，一是要区分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态度，对毛泽东来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政治方面的考虑始终是发动上山下乡的主要原因。周恩来及国务院其他领导人关心的更多地是在经济方面。二是要区分1968年与1973年后的变化。到70年代初，上山下乡两方面的动因（“再教育”和就业压力）都已淡化。郑谦教授认为，从一个更长的时段来看，“文化大革命”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对后来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至今我们对这种影响的认识还不够。上山下乡的意义正在于它的不成功，这使它成为改革的催化剂。没有这种催化剂，中国的改革不仅肯定要推迟，而且不太可能出现改革初期那种大推进的局面。这也是知青对中国改革、中国转型的巨大贡献。

　　美术史视角

知青画家的思想作为

　　画家李斌与陈丹青、沈嘉蔚同为著名的知青画家，他通过展示画布上的历史记忆，分享了知青画家的思想作为。在他看来，知青画家的作品可以大体分成四个部分，即“绝代风华——原生态作品”、“垄上春秋——再现式作品”、“山水有情——风景类作品”，以及“岁月留痕——反思性作品”。知青经历为画家们的作品创作提供了素材，对他们的艺术思想和艺术经验产生重要影响。而当下的社会进步又为知青一代提供了认识自身现象的历史制高点。许江《葵园十二景·安公子》、何多苓《青春》、李向阳《青春手记—东方红》等反思性作品，不但是往昔岁月的形色痕迹，更是知青艺术家敏于思索的认知结果。

　　在今天的当代艺术语境中，如何评价当年的政治宣传画？知青运动的精神遗产对于今天来说意味着什么？广州美术学院李公明教授以《做一颗红色的种子》（1963年）、《立志一辈子做农民》（1966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1970年）、《广阔天地新苗壮》（1973年）等几幅代表性作品，分析从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的知青题材宣传画在题材、形象与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演变，来看集权意识形态与艺术审美的关系。李公明教授还提出关于“社会主义文艺遗产”的讨论，认为中国青年运动的潜流与远景是从艺术与农村观察走向政治学与伦理学结合的批判，最终走向政治生活批判的舞台。在争取思想解放、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中，“遗产”形式的挪用是可以成为斗争的语言符号。

　　文学与文化视角

“读不到超然的悲悯”

　　以知青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知青研究的重要部分。作家、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教授郭小东认为，知青这个语词始终是与它所处的时代不可分割的。它在不同时代里有着不同的含义，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有一点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只属于知青一代的独异精神，也许可以叫做知青的文化血统。作者赞成怀旧，但不同意因为某些人的个人经历不受伤害或既得利益，而肆意放大变形为集体经验，并企图定为集体记忆，这是非常危险的。“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郭小冬对知青文学评价不高，他以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知青运动与知青文学的共同写照。通过梳理知青的文化血统，他指出：“从总体上言，知青文学，在深秋的中年的人生里，我们仍然读不到超然的悲悯；在惆怅的日落时分，仍然无缘领受一份穿透历史真相的深邃目光；在粗砺血腥的记忆中，那种刮骨疗伤的忏悔，仍然迟迟不来。”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康浩（PaulClark）教授探讨了知青文化的多样性——包括文化产品的种类和来源。而这多样性，恰好解释了1980年代由知青带来的文艺创新。他认为，在1980年代出现的新的文化创新和活动，根植于他们的知青经历和自我想象，也结合了来自国外的新的思想和技术。

　　社会学视角

当下知青作为个体所存在的社会问题

　　社会学的目光更多聚焦于后知青研究，侧重于反映当下知青作为个体所存在的社会问题。致力于知青集体记忆研究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国际大学助理教授徐彬，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探讨知青艰难的往昔。他试图回答作为某一争议性的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如何呈现、解释和重构该历史事件和自己经历，这一过程在不同记忆领域内（文化物品、文化活动和个人叙述）如何展开，进而揭示出人的社会地位差异和历史分化在集体记忆的中心作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杨国斌教授回答为什么近十年来“知青维权”进入知青话语。他认为知青叙事向来有两个场所——官方和民间。而且叙事所依赖的媒介的变化，使得知青叙事从精英叙事向平民叙事扩展，且知青叙事的变化与大的社会变迁保持同步。从宏观角度看，上世纪90年代以来，精英文化发生动摇甚至分解，平民文化的空间有所拓展。微观来看，一是老知青在生活中遇到的新问题，二是社会上维权话语和维权运动的出现，当二者有机的契合时，“知青维权”逐渐进入知青话语。复旦大学年轻女学者孙沛东以知青父母的集体焦虑为视角，考察分析了上海相亲角与“白发相亲”现象。这些现象的出现，表面看来似乎是一个纯粹的青年男女择偶难的问题，但事实上，它是知青历史问题的代际积累的结果之一。中国特有的这种相亲行为和相亲角同时具有排遣这种集体焦虑的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