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讲坛 | 杨福家：点燃每个人心中的“火种”
来源:解放周末 作者:朝花时文 时间:2018-08-26 点击:
改革开放40年，可以是一个关乎民族、关乎时代的宏大主题，也可以是一个个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
在8月15日举行的2018“书香中国”阅读论坛暨解放日报第74届文化讲坛上，40年来的奋斗悲喜交集，40年来的梦想感同身受，台上杨福家、张月姣、毕飞宇三位嘉宾，与台下500多名观众深深共鸣。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文化讲坛上发表的演讲。
在8月15日举行的2018“书香中国”阅读论坛暨解放日报第74届文化讲坛上，40年来的奋斗悲喜交集，40年来的梦想感同身受，台上杨福家、张月姣、毕飞宇三位嘉宾，与台下500多名观众深深共鸣。
本文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在文化讲坛上发表的演讲。
杨福家在文化讲坛上演讲
我是新中国第一批去西方深造的学者
各位同志，各位朋友，今天我很荣幸在这个场合向大家介绍一下我过去40多年来的体会。
我的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这句话不是我发明的，是马丁·路德·金说的话。在上个世纪快结束的时候，曾经评选过去100年里最有名的10句话，第一句话就是马丁·路德·金讲的“我有一个梦想”。
在我的理解，梦想就是追求。
196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往西方派留学生”，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我们那个年代是让人很难想象的一句话。因为在那时候，我们脑子里崇拜的是苏联老大哥，西方国家好像都是我们的敌人。
当1962年中苏关系破裂时，邓小平果断地做出了一个决定———往西方派留学生，这在当时是一大创举。对我来说，这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我很荣幸被选中去了丹麦。
详细说来，你要去西方留学，就必须先要通过语言关。我们从全国各地初步被挑选出来的几十位同志，一起到北京去集中学习英语。到北京后的第一堂课，由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的许国璋老师对我们进行考核。他让我们每个人读一段英语，再问两句话让我们回答。考核完以后，他当面不讲，背后就说了：你们想半年就通过考试？两年能通过就已经不错了！
怎么办呢？我和后来当北大校长的陈佳洱一起散步时说：我们的英文不见得像他讲得那么差，我们已经翻译过很多英文资料了。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早上散步就不讲中文了，只讲英文。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最后由英国人来对我们进行考试。很幸运，我们两个都通过了。我去了丹麦，他去了英国。
所以，我第一次出国，就是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去西方深造的学者到丹麦玻尔研究所进修。
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有了第二次出国
丹麦玻尔研究所是哥本哈根大学的一个独立的研究所，被许多物理学家誉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当时由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小玻尔主持。那里的房子不怎么样，没有漂亮的大楼，房子看上去旧旧的，但是人才辈出，是当时全世界最有名的研究所之一。
1963年杨福家在丹麦玻尔研究所
我1963年第一次访问丹麦玻尔研究所，说好进修时间为一年。结果，一年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我做出了一些成果，玻尔教授提出让我再工作一年，所以我在玻尔研究所待了两年。
有一张我在玻尔研究所里做实验的照片，是丹麦同事给我照的。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张照片是凌晨两点半的时候拍的，我们当时真是日夜奋斗，经常48小时不睡觉地拼命干活。为什么这样？因为我有一种使命感，我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到西方来深造和进修的，我绝对不能丢祖国的脸，我要努力地工作，努力地学习，所以两年下来获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回国以后，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段时期对我们科研工作者来说简直没有梦想可言。1978年，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又是邓小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又可以开始做“梦”了。
从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时间，可以讲是沧桑巨变。有这样的巨变，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在座的年轻人应该说是很幸福的。
从那以后，我们到国外去访问成了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第二次访问丹麦是在改革开放的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去了以后，玻尔教授问我：我邀请你和夫人一起来，你怎么只有一个人来了？说实话，当时我们出国怎么敢把夫人一起带去？没想到，玻尔教授非常认真，通过大使馆再次向我和夫人发出邀请，因此我很荣幸，第三次去丹麦，是和我夫人一起去的。这在当时都是破天荒的事情！
1979年杨福家和玻尔，在哥本哈根
改革开放以后，我去丹麦玻尔研究所的次数非常多，1979年、1980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5年……我与丹麦玻尔研究所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2005年以后，由于我导师的身体不好，他不希望被我看到一个有病的人，因此丹麦之行才告一段落。
总而言之，中国的大门从封闭到打开，我从中收获很多，大开眼界。
我走进了美国武器实验室
在玻尔研究所工作的第一年，我和一位丹麦同事合作搞研究，做出了一些成果。当时研究所一共有80位研究员，其中60位都来自国外。第二年，有一个美国人希望加入我们的研究小组，我请示大使馆，大使馆说没有问题，可以让他加入。但后来写论文，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劝我，那个时候中美关系非常不好，和美国人一起署名写论文是很糟糕的。于是，虽然这项研究主要是我做的，但我表示我不署名。这个美国人感到很惊讶，也很感动，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
后来我才知道，他在美国武器实验室工作。很多年以后，他向我发出邀请，访问美国武器实验室，我就带了6个人一起去了。
有人也许会问：我们去美国武器实验室干什么？这个时候美国的核武器研究确实比较先进，但我们去并不是为了打探核武器的秘密，而是为了了解基础研究对武器研究的作用。
走进美国武器实验室，我才知道武器实验室里竟然有一个基础研究部。这个基础研究部请来了这个领域的一批顶尖专家。请来干什么呢？你可以在这里搞你的基础研究，与武器实验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你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席讨论武器的会议，虽然你不是搞武器的，但你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发表你的见解，而往往这些搞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提出的意见，是从事武器研究的人所提不出来的。所以，这个基础研究部的设置，对于武器的创新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杨福家第二次访问美国
回国后，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武器研究与基础研究》，对国内的武器研究工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李道豫说：“你的民间外交做得很好”
除了我们走出去以外，我们也请进来，把美国武器实验室的科学家请过来，让他们也了解一下中国的情况。当时陪同美国科学家一起参观的，有陈能宽、王淦昌等人，他们都对我们国家的武器研究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大家一定认为，我国研究尖端武器的科学家们生活条件应该很好，但事实上，他们当时的条件非常艰苦。我曾经去过他们工作的大西北核试验场，给我住的房子是他们那里最好的房子，面积很小，里面只能放一张床，屋外零下30摄氏度，最要命的是，早晨上厕所要跑很远的路。今天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有越来越高的地位，全世界都对我们另眼相看，其实就是这一批人的艰苦奋斗换来的。
在我的心目中，中国最伟大的科学家是中国“氢弹之父”于敏，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我1958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1959年他在成都讲学，我去听课，同时讲学的还有一位英国回来的教授。虽然于敏的名气并不响，但是他的精彩讲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一生中最钦佩的人，是非常伟大、了不起的科学家。习近平主席曾经亲自授予他国家最高科技奖。他当年也和我们一起去了解，武器研究如何从基础研究中获益。
1993年1月杨福家任复旦大学校长
我顺便再讲一下，从1994年开始，因为我的外国朋友多，所以邀请我参加美国一年一度的总统早餐会。被邀请参加总统早餐会，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那一天美国总统会接见与会者，还会做即兴演讲。
1997年，在华盛顿的总统早餐会上，我见到了克林顿和他的夫人希拉里。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呢？克林顿总统在演讲中提到了“知识经济”这个词，我当时是第一次听到，听了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回国之后，我找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写了《关于知识经济》这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上，后来被几十家报纸转载。这是我一生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篇文章。
在总统早餐会上，我还有幸认识了美国众议院议长，他后来以我的名字做了一面旗帜，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这是对我所做的贡献的认可。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驻美国大使馆大使李道豫对我说：“你做的事情是很多人做不了的，你的民间外交做得很好。”
杨福家与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等
点燃了他们心里的火种，他们就会腾飞
因为在英国诺丁汉大学担任校长的缘故，这些年我走访了世界上的很多大学，对教育有了一些思考。
2001年英国诺丁汉大学隆重的就职仪式
在美国，大学被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像哈佛大学、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属于研究型大学，它在美国的大学中只占3%；第二类是普通的大学；还有第三类，占美国大学的60%，那就是高等职业学校。
在我们国家，如果你的孩子考取了职业学校，会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但我告诉你们一件真实的事情：我姐姐的外孙女成绩优秀，在美国可以考进哈佛大学，但是她却想进一所烹饪学校，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认为学做饭的学校。当时她的外婆已经在美国待了一段时间，当我姐姐得知外孙女的决定时就说：你陪我去那所学校看看。我姐姐去看了以后才知道，这所学校是世界上排名第一的烹饪学校，这个学校的学费比哈佛大学高多了，我姐姐最终同意了外孙女的决定。后来那个女孩毕业以后，在一家五星级酒店专门制作艺术雕刻蛋糕，做得很漂亮，非常有成就感。她的薪水也比一般人高多了，但她主要不是为了钱，而是她真心喜欢这个工作。
人和人的不同，并不在于分数高低，而在于心中的“火种”。如果你找到了孩子心里的火种，并把它点燃了，那么他的人生就会活得精彩。
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我有一位同学非常优秀，毕业以后进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研究的方向是夸克。夸克是什么？夸克是一个物理名词，也是构成物质的基本单元。夸克有什么用？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的毕业论文就是有关夸克的研究。但是谁也没想到，他并没有沿着这个轨迹研究下去，而是出于个人的爱好，用夸克原理研究股票，并最终创建了一门新的学科———经济物理学。
杨福家在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言
我还有一位在复旦大学的同班同学，他的爱好是磨玻璃，他来复旦大学报到的时候还随身带着一套磨玻璃的工具。当时学校里的老师没有对他另眼相看，有一位教授对他说：你喜欢磨玻璃，复旦大学有一家玻璃工厂，其中有个蔡祖泉非常有名，就让他带你一起磨。后来毕业分配的时候，他被分配到南京天文台，参与国际水平的天文望远镜的制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所以，如果你们有孩子，不一定非要让孩子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而是要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火种，一旦点燃了他们心里的火种，他们就会腾飞。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人物简介：
杨福家院士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见证者、亲历者和积极实践者。
他有很多光荣、很多第一：
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西方国家留学的科技人员，
第一位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英文著作的中国核物理学家，
第一位担任外国著名大学校长的中国公民，
也是创办中外合作大学的第一人。
他为中国的科技事业、教育事业做出了自己卓越的贡献。
今年是杨福家院士从教六十周年纪念。
驱动他奋进六十载的是他心中的梦想。
他一直都梦想着祖国的强大，梦想着中国教育的崛起。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他至今还在四处奔走，呼吁推广博雅教育，
还设立了“梦想基金”，资助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
（转自微信公众号“解放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