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1）：梁晓声：＂知青＂今天连结着昨天
来源:老知青家园 作者:梁晓声 时间:2018-07-25 点击:
梁晓声《我的兵团岁月》
目录
1、知青与“改革开放”
2、知青与时尚
3、知青与消费
4、知青与儿女
5、知青与中国离婚率
1、知青与“改革开放”
就整个时代而言，返城知青是中国改革开放之相当重要也相当主要的促进力。甚至，是推动力。起码，可以这样说——他们中返城后获得了公开发表言论的条件和机会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几乎无不主动地、积极地、热忱地、不顾个人得失地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大声疾呼过。
这乃是因为，“文革”使他们对中国的“昨天”有所反思。那反思由于自己当年不幸成为后来倍受谴责的角色而比普遍的中国人痛切。也由于“上山下乡”的经历而对中国贫穷落后的真况极为了解。在从城市到他们落户的农村、边疆这一巨大半径上，他们曾多次往返。所见疾苦种种，所闻民怨多多，非一般中国人能相比。何况，他们还曾亲身与当地人民在那深重的贫穷落后中长期奋斗过。中国要变，中国不能不变这一强烈的思想，早就形成于他们头脑中了。
如果说粉碎“四人帮”是中国救国求兴的第一件大事，那么知青返城当然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件大事。没有第一件大事的发生便没有第二件大事的发生。而第二件大事的发生直接改变了知青本身的集体命运。所以，除了极少数当年成为“四人帮”社会基础的知青，大多数知青不可能站在改革的对立面。区别仅仅是，有人在较高的思想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有人在切身感受到的利益本能层面支持和拥护改革。
倒溯起来，不少知青是“四人帮”政治专制时代的早期思想反叛者。“林彪事件”后，对中国前途的大怀疑在知青中广为弥漫。我参加过的一次“兵团创作学习班”，当年便因扩散“反动政治谣言”而遭遣散。我自己当年由团宣传股被“下放”到木材加工厂抬大木，直接的内控不宣的罪名，乃是因为在一次学习会上，公然提出质疑“毛主席既然早在三十年前就深知林彪其人，为什么还树他为副统帅和接班人?不是拿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儿戏么?”
后来震撼全国的天安门“四·五”运动中的许多“反诗”，作者是知青。
1976年4月5日清明节，北京近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献花圈，诵诗词，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知青，多数并非所谓“走资派”儿女，亦非因父母受迫害而参与，更不是因自已成了知青而泄私愤。恰恰相反，前两类知青当年几乎没胆量“乱说乱动”。比较敢于舍得一身剐的反而是某些普通劳动者家庭的知青子弟。他们当年如果投靠“四人帮”，卖身求荣改变命运绝非难事。“四人帮”当年也大量需要和招募那样的青年。但他们拒绝与“四人帮”共舞。他们身上所体现的，是与自己，与自己的父母与自己的家庭诸利益完全无关的“政治道义冲动”。
他们是为国家命运而参与政治的。
也是为别人们的命运别人们父母的功过别人们家庭的不幸而参与政治的。
与这些别人相比，他们原本对政治并不感兴趣也无热情。
所谓“路见不平一声吼”而已。
这些平民阶层出身的知青们身上，当年相当突出地弘扬一种朴素的、平民的政治道义感。
返城后，他们中不少人，为彻底否定“文革”、“真理标准”的讨论、邓小平的复出自觉自愿地充当民间义士的角色。他们当年人微言轻，但他们的呼声响亮而激烈。
他们中有人如今成了“家”，成了官员，但他们的各种声音，总体还是纳入在支持和拥护进一步改革开放的语言体系的。
大多数返城后成了各行各业普通劳动者的知青，改革初年也在各行各业中唯改革之大计方针是从，任劳任怨，相当富有自我牺牲之精神。他们似有足够分量的砝码，在时代天平上起不容忽略的稳定作用。
近年，他们中许多人的利益一部分一部分地失去着；许多人“下岗”待业乃至彻底失业。
他们心中有苦，嘴上有怨，但大多数默默接受时代牺牲者的命运，几乎无人鼓吹对抗行动。
报载——某企业将裁员，一日厂里贴出了一份“号召书”，上写“曾当过知青的工友们，让我们像当年“上山下乡’一样，集体下岗吧！既然必得有人‘下岗’，我们不‘下岗’还能企盼着谁们下岗”?…”
于是几十名曾当过知青的工人，纷纷噙泪在“号召书”上签了名。使人不禁想到那句话—“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也使人不禁地为之肃然，怆然，心愀愀然。
前一类成了当代思想“精英”或准“精英”的知青，面对自己同类们的如此命运，以思想观点分为以下两类：
一类每每说：“改革残酷，时代无情，牺牲一批人的切身利益在所难免。优胜劣汰，置之死地，而后能生者则生，生不了的谁也顾不了谁了，只有认命。”
这是某些最早“相忘于江湖”的知青。我曾听他们当我面那么说过。表情和口吻都极其冷漠。
他们绝不因自己同类命运的悲惨而稍微变更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之思想“精英”的角色立场。
他们说的是实话。而且几乎将是百分之百的实话。
但那样的实话我永远说不出口。
因我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同时毫无“相濡以沫，相响于湿”的能力。
故我公开承认，我已由当年一个激进的、热烈的、极其乐观的改革开放的拥护者，渐变为一个非常保守的、忧心重重的，有时甚至极其迷惘、茫然、困惑的低调拥护者了。
另一类很难彻底地“相忘于江湖”的思想“精英”，话题一接触到同类的命运，每每常叹连声道：“不改革不行啊，却没想到改革了这么个始料不及的局面……但那也得继续呀，苦了我们的兄弟姐妹们了。
似乎，“兄弟姐妹”们的命运，是由于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听来有几分内疚的意味儿。
他们可能依然是高调改革派。思想也和第一类人一样。只不过写文章发表时，笔下措词谨慎了，调子尽量低就了些。怕自己“四面楚歌”，怕当年的知青同类们看了反感。其实呢，自从他们渐成“精英”，同类也就渐渐与他们疏远了。“相忘于江湖”，倒是先从同类们开始的。他们的文章都发表在同类们不会看到的报刊上。而且，除了与自己当年同连同村的知青，更广大的知青并不晓得他们是同类。所以，顾虑多余，倒也可爱。
至于已经“下岗”的、待业的、失业的，多数自行斩断了与一切知青旧友的往来，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隐姓埋名地四处奔走地寻找养家糊口的再就业机会。
即使他们，你若问对改革开放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发什么恶毒的诅咒。通常的说法是：“唉，谁让咱们摊上了呢！与解放前相比，可能还是强多了！解放前哪儿会有再就业工程呢！”
人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就是走投无路像古代小说中写的那样颈后插根草标自卖自身，也是不会采取什么对抗改革的行为的。
这真是中国的福气，也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福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