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游行与游泳

1966那个狂热的炎夏，到了七月份，政治学习中出现一个新热点，7-14人民日报转载了7-13解放军报社论《学习最高指示　执行最高指示　宣传最高指示　捍卫最高指示——向毛主席的好战士刘英俊同志学习》。如此排比句式的政治语言对好奇心强烈的少年来说颇为新奇。随后，人民日报7-16第1版刊载的总政治部关于学习刘英俊的通知，那个四句话排比句有了发展，增加了四个副词——刘英俊同志是在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号召我军突出政治，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一个先进典型。刘英俊同志用实际行动响应了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最高指示的号召。他的主要特点是：努力地学习最高指示，忠实地执行最高指示，热情地宣传最高指示，勇敢地捍卫最高指示。他是最高指示的模范执行者，是我们全军同志学习的榜样。（现在再读那个通知，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说法，“学习刘英俊同志的优秀品质。主要的是学习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这也许是文革中“三忠于”的起源和雏形。）数天后，7-22在一篇新华社通讯中则有另一种说法——正在医院养伤的战斗英雄麦贤得，在学习了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刘英俊同志的光辉事迹后，……为了表达向刘英俊同志学习的决心，永远做毛主席的好战士，麦贤得在七月十九日写下了以下誓言：要象刘英俊那样，努力学习最高指示，忠实执行最高指示，积极宣传最高指示，坚决捍卫最高指示，这是我毕生的战斗任务！

此中关于“最高指示”的四个副词可谓各有千秋，而今看来纯属文字游戏。但是，当年那些“排比句”让我们这些初中生把玩了一阵子。尤其是，7-28《人民日报》发表学习刘英俊的社论《人民的好儿子》，又一次激动了我们这些师生幼稚的心灵，它是这样说的——现在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走向胜利的时代，今天和明天的刘英俊们，这些人民的好儿子，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记得我们同学中有人力图模仿出更漂亮更动人的排比句新花样来，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初中生啊，“一鸣惊人”又谈何容易。

此时，发生了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那是如今很少有人记得的1966-7下旬的全国性援越抗美大示威大游行。1966-7-22，全国报纸刊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声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庄严声明，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最坚决地、最热烈地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七月十七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国七亿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中国辽阔的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中国人民下定了决心，做好了各种准备，随时随地采取中越两国人民认为必要的行动，共同打击美国侵略者。……7-22上午八点，首都有近百万人汇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和游行，表示中国人民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告全国同胞书》，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越南人民把伟大的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大会宣读了刘少奇主席代表七亿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的庄严声明，还宣读了朱德委员长致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的电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陶铸，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中共中央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代表我国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分别讲话。随后，群众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分路出发，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北京全城充满了强烈的援越抗美的战斗气氛。……详见7-23人民日报。

如今回想这件事，隐隐约约记得当年还有过一番小小的“纠结”：这次集会没有出现毛泽东的光辉形象。因为刚刚于6-27～7-9在北京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其“主要目的就是坚决支持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解放南方、保卫北方、重新统一祖国的斗争”，而我们从报纸上还看到了与会的亚非作家们对毛泽东无比热爱和敬仰的报道，7-17毛泽东还接见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代表。当时美国又一次扩大了对越南北方的轰炸，为此，胡志明在7-17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颇有大战一触即发的感觉。为什么此时此刻毛泽东没有登上天安门呢？当然这样的“纠结”是转瞬即逝，因为当时不可能再有任何怀疑与猜测。

现在看来，7-22的集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以与会者中的最高身份出现在那个城楼上。不到一个月，8-18，他再次登上天安门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党中央副主席的称谓（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只有林彪一个副主席），而且在党内的座次也从次席跌至第七位。不过，当年我们不可能知道最高领导层正在经历着“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殊死搏斗”，只知道“听…话跟…走”。7-22北京的大集会大游行之后，各地群起呼应。而今查看当年的报道，更可以感觉到那些活动并非自发，而是有着明显的安排：

7-23，有十九个城市的五百多万人走上街头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广州、南宁、昆明、沈阳、哈尔滨、南京、长春、福州、太原、郑州、乌鲁木齐、长沙、贵阳、杭州、南昌、兰州、西宁、拉萨以及海南岛的海口市。有些城市参加集会和游行的达五十多万人。有二十万人口的海口市，有一半居民走上街头。——不知道为什么上海天津等地没有安排在首批。

7-24，从二十二日北京百万人举行强大示威和集会的那天起，三天来全国各地参加集会和示威活动的已有一千万人。今天举行大规模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城市和工矿区，有上海、天津、西安、成都、桂林、凭祥、北海、济南、合肥、银川、齐齐哈尔、牡丹江、佳木斯、伊春、鸡西、鹤岗、双鸭山等地。参加集会和示威游行的群众达四百万人。上海今天有八十万人，天津、西安、成都各有五十万人走上街头。

当年我们这些无书可读无所用心的中学生是上街游行示威的“生力军”，我们的学校又位于繁华的淮海中路闹市区的东段，在紧挨淮海路的学校图书室（文革开始后已关闭了一个多月）安放了扩音设备，在沿街的梧桐树上拉了好几个高音喇叭，震耳欲聋的广播、音乐、口号，从早到晚，不绝于耳，回荡在商业街上，成为一道“夺人耳目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这些学生得到参加游行的通知，恍如兴奋剂，仿佛强心针，顿时热情高涨，热血沸腾。

当年的游行队伍也有不成文的模式，限于上海的道路狭窄，通常的长蛇阵是四人或六人一排。以学校为单位形成的队伍，为首的是四人抬着巨幅主席像。后面是主席像方阵，由数十人组成，人人举着一幅主席像，其大小相当于当年教室里黑板上方挂的领袖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A2纸。如今无法考证1966-7-22～25那次遍及全国的反美大游行中有无刘少奇像的方阵。我记得，1965-1-3，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结束、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产生，庆祝游行中就有刘少奇像，此后教室里也有毛刘两主席像的。（在网上查知，两主席像起始于1959年国庆节）。由于1966-7的反美大游行是“坚决拥护刘主席声明”，所以很有可能在游行队伍里会出现刘少奇像的方阵。

游行队伍里必有的还有红旗方阵，若是庆祝游行，还有彩旗方阵。另外还有标语方阵，人手一根细竹竿，长度近一米，糊上一张长约80厘米、宽约20厘米的标语纸，颜色各异，毛笔字写就，队伍行进过程中呼喊口号时，标语方阵就高举并晃动标语，制造声势。每次游行结束，这样的纸质标语大多破损，但细竹竿还是要回收，交还给总务处，留待下次使用。

队伍中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条布质的标语横幅，一般是用红布制成，两端各为一根两米多的竹竿，各由一名“旗手”举起；遇到大风天气，两端竹竿的顶端各扎一根绳子，各有一个人拉绳，为“旗手”助力。记得有一次游行恰逢台风天气，布质横幅在风中摇移不定，就配置了双倍的拉绳给力者，四根绳子四人拉。好像还有一次是在横幅的中点增加了一个给力点。当年很少用石灰水直接在红布上书写标语口号，而是用小张的白纸写成标语口号，再用别针固定到红布上。遇到刮风下雨，无需多久就“完成历史使命”，于是把两根竹竿收拢起来卷起红布，回校交总务处洗净晾干收藏。

游行队伍还绝对少不了呼喊口号的领头人，当时没有电喇叭，只能用纸质的喇叭筒，每班挑选几个“大喉咙”，轮流呼喊，交替上阵，直到一个个声嘶力竭，疲惫不堪……。

现在想不起来当时究竟去游过几次行，似乎那年六月份没有上街游行“支持北大七同志”或“拥护改革高考制度”，但可以肯定的是，七月底席卷全国的反美大游行是肯定少不了我们这些学生的。那场大游行持续到7-25，“武汉济南合肥呼和浩特银川五城市百多万人援越抗美大示威”，前后四天，告一段落。

彼伏此起，7-25，又报道了7-16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喜讯”（当时还没有流行“特大喜讯”的说法）。7-26，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不仅把游泳健身上升到了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而且在社论中第一次“敬祝万寿无疆”（在这以前，六月份北京中学生“强烈要求废除旧升学制度”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里有这样的敬祝语，但未出现在社论里），还说“……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以后，更连续不断报道各地群众的“兴奋心情”。从当年的报纸来看，没有组织报喜庆祝游行的报道。殊不知，更加大规模、更加高频率的游行就要开始了。

领袖游长江的消息掀起了全民游泳热潮，尤其是在无所事事的学生中，校园因游泳热而冷清了不少。我“畏葸不前”，因为每天的游泳票虽然几分钱，但也积少成多，又不是一次能学会的，还要买游泳裤，对经济拮据的家庭而言也是一个额外负担。我的弟弟妹妹也要去呢？费用就要成倍成倍地增加呀！所以，我婉拒了同班同学的热情相邀，借口是我有机会到舅舅工作的学校去游泳，而且舅舅会教我，他甚至在寒冬坚持冬泳。其实，舅舅所在的学校距离我家很远，去那里学游泳根本不现实。（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