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留在黑龙江的“知青”（下）
来源:杭州曹晓波 作者:曹晓波 时间:2018-07-09 点击:
（穿白大褂的是吴斌主任）
古国防副院长走后，我去看病人吃饭，男女分开。菜是土豆炖豆角，有肉片，一人两只馒头。馒头很大，是我一顿只能吃一只的那种“高庄馒头”。吴斌掰开一只说：这里的馒头发得特别“玄”（松软）。一个将两只馒头落肚的患者，盯了吴的手。吴：给你吧！护士拦住：不能给他吃了。吴：哦，忘了，这人没有饥饱，曾经一顿吃过四个馒头，吐了一地。
这时，我看见披了棉衣的徐国宝，端了饭菜要出门。我：你去哪里？徐：有个病人住在骨科病房，去喂饭。我说我和你一起去。
（“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红光闪亮）
黑龙江的冬天黑得特别快，五点刚过，浑沌一片。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有白的雪地。从暖气中走出，不觉得太冷，雪在脚下“吱吱”响，不一会，寒凤在耳朵上凌迟似的割了。我：前几天零下30多度，你也这么走？徐：晚上不回来了，在那住。
徐：1997年，是那边医院把我送回来的，农场欠他们一万多块。我：“那边医院”是谁？徐：古荡咯。徐的记忆又开闸了，可惜骨科病楼到了。床上的患者听到开门声，睁了一下眼，无神、乏色。我：他哪里的？徐听岔了：是别人不小心推了一把，没站稳，大腿骨折。动手术时才晓得骨头老早有毛病了，不骨折，早晚也要住院的。病房很热，徐脱了棉衣，我没脱，我说，国宝，喂饭咯，我拍一张照就走。徐说，护士交代过，刚打了胰岛素，要等10分钟才能喂。要不，胰岛素没有起作用，血糖要上升的。
10分钟后，徐国宝开始剥鸡蛋。我：你们晚饭没鸡蛋啊？徐：特为给他加的，中午还有大骨头汤。我：食堂为他做的？徐：护士长炖的。我突然觉得胸口有点发堵，岁月与磨砺，我的理智已经远远超过了情感，但在这一个佳木斯的傍晚，我还是被孙萍感动，不仅仅为她北人南相的秀丽与细腻，更为她那份对知青患者的情感。吴斌后来告诉我，除了大骨头汤，孙萍掏钱还买过鸡，用电饭煲炖的。
（孙萍和病人，坐着是方晓媛）
徐：关怀病人，关爱知青，这个病院连美国都晓得的，凤凰电视一放，美国的一个大老板就来了，送来10万美金，30只手机。徐说的这话我后来在资料上得到了证实，美国的ABAT集团主席付治国，曾经的哈尔滨知青。手机是按“安养中心”的医生护士人数配的。
喂饭，骨折病人每张一次嘴，也睁一下眼，看徐，也看我。我知道他的经历并不会像他的眼神那么空乏，安养中心所有的患者，都应该有一段跌宕起伏的身世。可惜，他们大多已忘记了以往；我也不能像凤凰卫视那样驱车百里去患者的原地寻找知情人，还原那一段让人唏嘘的历史。2005年，我曾去过我插队的谢屯，当年赶车的王叔半瘫在炕上，他一家对我35年前的还原，连我这记忆不错的人都感到茫然。譬如，王的女儿说，我曾经剃过一次光头，屯里的小女孩好叫我“方块K”。
（杭州“知青”徐国宝）
北京知青赵印宝，你问他怎么来的这里？他会老马嚼食一样费力地说：“写刘少奇万岁”。但他忘得干干净净的是写这五个字的后来：“批斗、非人的劳动、监狱”。当他假释后被人送回北京姐姐家时，浑身裹满了干屎，傻傻的乐。5年的监禁，永远的失忆，2009年，赵印宝被安养中心接回。
不少患者是知青大返城时被遗留后忧郁多思发的病，方晓媛是一个，哈尔滨知青肖景秀也是。肖的妹妹是另一个农场的，返城临走，想去看姐姐，要打边防证，一时半天批不下来。妹妹返城心切，等不及了，等她回到哈尔滨与姐姐通信时，才发现姐姐已经精神失常。患者李启的经历更离奇，整天叨咕：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当年，他精神失常后，背了锅四处流浪，不离不弃跟着他的，是一条狗。要不是当地老乡韩富财的收留，也许，一场大雪过后，他就不在人世间了。
遗留者的痛苦、恐惧，也许不只是对前途，更多的，是现实。一位女知青告诉我，她17岁去大兴安岭，父母是右派在外地，她一人在闸口上的车。当时一位男同学的妈妈问了她一个很私密的问题，她一脸茫然。这妈妈赶紧叫女儿去买了，塞进了她的包。到了大兴安岭，由于水土的变异，生理发生了变化，那“东西”她马上就用上了。很难想象的是，那“东西”在大兴安岭根本就没有，替代的是柴灰、净土和苞米帮外皮。这女知青是12月份被动员去的，没有春夏秋的过渡，一头扎进了零下30度的深山。她说第一次上茅厕，四处通风、落地冰挂，手麻木了，根本系不上扣子。那时的女裤哪有拉链，她只能站着哭。想不通的也有，和我从小长大、一起下到依兰县团山子的一个邵姓知青，大回城的前半年，想把户口迁往浙江农村。“公社”的知青办头儿，将他递上香烟扔在地上认为太差，绝望的他回来后就悬梁自尽了。
次日一早，在兰博的陪同下，我再次进了安养中心，电梯里有一桶牛奶。兰博说：这是医院自办的奶牛场，给患者免费喝的。我先到女饭厅，牛奶桶前的桌上摆满了不锈钢茶杯，分奶的是那个穿大红毛衣好唱歌的患者，拿一个大勺。
我：昨天是你在唱歌？她：我唱歌好听吗？你喜欢，等一会儿我唱“千年等一回”给你听。我：你是知青子女？她：是啊，你吃糖，我妈寄来的，她在广州打工，不来接我了。这时，我看见了方晓媛，我：记得杭州的牛奶瓶吗？你这么大一杯奶，抵得上杭州两瓶了。方：记得。
有人怯怯地挨近我：你是记者吗？你对人民负责吗？我不是经神病。我：你能写名字吗？她写了“曹瑞兰”。曹穿的是安养院的粉红外衣，内里一件姜黄色部队卫生衣：我是851农场的，我老头子（丈夫）是上海知青，我是唐山的。为了户口去上访，送这来了。
（曹景兰与笔者，以及牛奶杯）
吴斌告诉我：曹景兰刚来时是有精神病的偏执现象，现在好多了。我们得对她负责，这么冷的天，她要走，只能他丈夫来接。吴斌的话给了我温暖。
孙萍带我去看病房，一间房两张床，被褥整洁；两开门的一只立柜，两人共用；桌上一只彩电。有一间房内躺了一个女患者，佝偻干枯，一双鸡爪似的手露在被外，眼似睁非睁。孙萍说：她叫鲍莉莉。我看见有一张着地的席梦思，孙萍说：这住的就是那个地上爬的患者，严重的类风湿关节炎，长期在野外睡造成的，上不去床了。
孙：鲍莉莉，来客人了，握个手吧。鲍似乎不太情愿。孙：鲍莉莉，你是北京哪的啊？又忘了吧？鲍：海——淀——区。哪年下的乡啊？鲍发了一个很模糊的声音。孙：鲍莉莉来时不到40斤，肚皮和脊梁贴在一起，命都快没了。现在很“逗”，有的小护士好零食，也分给她吃，有一次喂她，说“这叫八宝粥”。鲍丽丽后来一见到这护士，就叫：“八宝粥——”。
兰博说：哪怕受金融危机影响，职工发80％的工资，都没亏待过患者。有出生日期的，护士还出钱买大蛋糕，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手脚不便的患者，不管男女，都是护士帮洗的澡，不少护士还是小姑娘呢。为此，我问护士王文革、刘杰、李莉，她们的外表，几乎是40、30、20岁三个档次。王与刘说：小时候，我们的老师就是知青，他（她）们给北大荒带来文化，带来了繁荣，回报她（他）们是应该的。
方晓媛送我一把糖果，我说谢谢，我有糖尿病，不能吃甜的。方又捧出了几只新鲜桔子，浙江的特产。她说这里什么都能吃到。真难为她了，桔子很甜，我还是吃了。喝完牛奶的患者大多沉思状的坐着，有一个闭了眼在做眼保健操，腰板挺直，四十年前的学生样子，也许，这也是她尚剩的记忆。
（等待刮胡子）
男患者区正在搞个人卫生，一个20出头的女护士拿了电动剃须刀给一位穿蓝条服的患者刮胡子，围在一起的一个穿粉红病服的患者等不及了，不时用手去碰护士剃须的手。护士说，一个一个的来，不要急。也有患者在剪指甲，护士表扬说：剪得真干净。被表扬的面无表情。也有不愿剪的，说指甲“不长”。护士说“你看，还算不长？黑东西都在哪！”光听声音，像是在幼儿园。
（护士在给女患者剪发）
有人在吹口哨，很委婉，听不出曲子的由来；也有很轻的嘀咕，被人“举报”在骂人，护士批评了，一个20出头的胖子在笑。胖子说：我叫毛松翔，爸爸是上海知青，下大雪了，爸爸来不了。
毛松翔的爸爸说好是接他回去过年的，他指了一边的白发者告诉我：他是上海的。我：上海哪里？那人一口上海话：“虹口区”。我：会写名字吗？他在我的本上写了“戴志坤”，一笔一划的楷书。我：什么时候来的黑龙江？戴：1968年。我：怎么生的病？戴：到这里9个月头，没生病。戴的“月”发“额”音。
戴说话恬淡：上海同学送阿拉来的，先送到荣军农场，农场送到此地。阿拉（我）爹（父亲）在，姆妈没了。毛松翔：他的胳膊坏了。戴纠正说：肩周炎。毛抓了戴的右手，帮他上举：来，扳起来，扳起来，自己摸自己的脑袋！伸，向上。毛的一举一动，学的是医生。
患者除了农场送来的，也有医院去接的。吴斌说：2008年4月去北安分局接患者时，正好冰冻开化，路泛着稀泥，车子开了一天一夜。有一个佳木斯知青邬淑芹，丈夫是上海知青，是不是走了？不清楚。邬淑芹在一间暗屋，一天给一点吃的，她不吃，也没人管。没有炕席，吃拉都在上面，那味儿啊，熏人。
孙萍：她的头发是一个大包，棒棒硬，一碰哗哗掉灰。没办法，贴了脑皮剪，拿下来像一只锅盔。身上七层衣服，粘在一起，也是硬壳，外层全是土。几个人按住，层层剪，换了病服，到车上还是有味。
一车来的还有一个王金香，和邬淑芹完全一样。你说，这一路怎么能进饭店吃饭？一箱面包，饿了就啃。那个爱唱的穿红毛衣的，也是一车来的。傻的傻，唱的唱，从上车唱倒天黑，睡觉才闭了嘴。从齐齐哈尔一早走的，第二天凌晨车才回到佳木斯。黄院长不放心啊，还守在办公室等我们。
吴斌、孙萍还指着后窗的漫天雪地说，天暖和时，患者也去地里干一点农活。不少患者，铲地、喂牛很在行；搓苞米，女的还会手把手教护士。我看过兰博提供的录像，除了农活，他们会将“欢欢喜喜迎九大”，和那个年代的语录歌唱得一字不差。他们也会唱张敏敏的“我的中国心”；一个牙齿剩得不多的老头，唱“松花江水波连波”时，尽管快得像机枪的连发，模糊得如同周杰伦的Rap，但也能看出，他们的记忆深处，依然有知青岁月以外的痕迹。
中午的时候，毛松翔的爸爸毛振国风尘仆仆地来了，满口东北话，一脸沧桑。毛说： 855农场大雪封道，从密山到勃利，差一点没赶上火车。我问：侬是上海咯？啥学校？他也用上海话回答：上海孝和中学（以王孝和烈士命名），66届毕业生。
毛振国的身上，有一种类似“孝和中学”那样久远的质朴和忠诚，和他同样朴实的，还有站在一边的他的东北老妻。我：你们完全可以要第二胎的。毛：一直没要。毛振国的话透出的是对儿子的深深地爱，他说残联的理事长是上海人，劝是将儿子送到（安养）中心，他来考察过两次，才下的决心。他说：八月节（中秋节）我想接松翔回去，他说这里好，不愿走。过几天要春节了，我还是想接他回去。
中午的天空灰灰的像是傍晚，我看到的却是明媚，一种孩子在父母怀抱的明媚！温暖得让人眼眶潮润。当年十几万来黑龙江的“知青”，有慷慨激昂写血书的；有大雪天被彻夜办“学习”班的。曾几何时，慷慨激昂的早就走了，留下的大多是被彻夜办班来的。留下来的不仅仅是徐国宝，方晓媛，鲍莉莉、戴志坤们；还有毛振国们。
我想，这未必是他（她）们的不幸，毕竟这是一个以富为荣、并越来越注重虚拟交流的社会。而他（她）们需要的，却是实实在的亲情；也许，他（她）们生命中这最后一站，会过得比常人更加温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