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黎河拾沉【2017版】（1）
来源:龙马精神 作者:陈伦修 时间:2018-06-05 点击:
目 录
1. 序
2. 小站
3. 东风公社
4. 联盟大队
5. 插队与落户
6. 芦家村
7. 水缸、木桶和柴刀
8. 汗滴禾下
9. 误人子弟
10. 一上德胜关
11. 二上德胜关
12. 三上德胜关
13. 210工程
14. 知青第一新娘
15. 知青集体
16. 木生队长
17. 小芳
18. “性”教育
19. 邮递员-老张
20. 黎川话
21. 卫星上天
22. 初生牛犊
23. 饶家的呜咽
24. 上调
25. “博俚” 的婚礼
26. 中共中央(64)文件
27. 知青们的老何
28. 抓鱼
29. 鸡犬之声
30. 飞斑走兔
31. 菜地
32. 记忆中芋艿
33. 知青的新居
34. 十月酒香
35. 烧窑
36. 合作医疗
37. 又误人子弟
38. 才福和根俚
39. 卸不去的包袱
40. 神奇的万花油
41. 县文工团
42. 县广播站的上海小囡
43. 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
44. 井头村的李伟忠
45. 知青工厂
46. 小站的孤独
47. 回故乡的路
48.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49. 后记《描红记》
1、序
2009年的3月是我们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江西黎川插队落户40周年的日子，我从黎川回上海也已经30年整了。1969年到1979年这整整十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辉煌的青春岁月，可是上山下乡把这最美好的大好年华留在了一个叫“黎川”的江西农村。
在这里我饱尝了人世间的太多辛、酸、苦、辣、甘、甜，也得到过太多关爱、照顾和温暖。我在齐腰深的冷浆田里种过水稻、在丛山峻岭中放炮开山修路、在砖窑里烧过窑、在村上的祠堂里教过书…….。乡下的每颗树、每条路，村上的每个老人、每个孩子，30年来仍历历在目。
每当想起，总夜不成眠。总想把在黎川的经历，用不成熟的笔墨记录下来，告慰那逝去的青春。
1. 序
2. 小站
3. 东风公社
4. 联盟大队
5. 插队与落户
6. 芦家村
7. 水缸、木桶和柴刀
8. 汗滴禾下
9. 误人子弟
10. 一上德胜关
11. 二上德胜关
12. 三上德胜关
13. 210工程
14. 知青第一新娘
15. 知青集体
16. 木生队长
17. 小芳
18. “性”教育
19. 邮递员-老张
20. 黎川话
21. 卫星上天
22. 初生牛犊
23. 饶家的呜咽
24. 上调
25. “博俚” 的婚礼
26. 中共中央(64)文件
27. 知青们的老何
28. 抓鱼
29. 鸡犬之声
30. 飞斑走兔
31. 菜地
32. 记忆中芋艿
33. 知青的新居
34. 十月酒香
35. 烧窑
36. 合作医疗
37. 又误人子弟
38. 才福和根俚
39. 卸不去的包袱
40. 神奇的万花油
41. 县文工团
42. 县广播站的上海小囡
43. 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
44. 井头村的李伟忠
45. 知青工厂
46. 小站的孤独
47. 回故乡的路
48. 天边飘来故乡的云
49. 后记《描红记》
1、序
2009年的3月是我们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江西黎川插队落户40周年的日子，我从黎川回上海也已经30年整了。1969年到1979年这整整十年，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人生最辉煌的青春岁月，可是上山下乡把这最美好的大好年华留在了一个叫“黎川”的江西农村。
在这里我饱尝了人世间的太多辛、酸、苦、辣、甘、甜，也得到过太多关爱、照顾和温暖。我在齐腰深的冷浆田里种过水稻、在丛山峻岭中放炮开山修路、在砖窑里烧过窑、在村上的祠堂里教过书…….。乡下的每颗树、每条路，村上的每个老人、每个孩子，30年来仍历历在目。
每当想起，总夜不成眠。总想把在黎川的经历，用不成熟的笔墨记录下来，告慰那逝去的青春。
那年我十六岁
光泽火车站
2、小站
1969年3月8日，上海的老北站的13号轨道上，一列“专列”等待着出发，站台早已上人山人海，簇拥着送别的人群。
父亲因为我和二哥的下乡，单位上批准了一天假期；大哥也从南昌特意赶来；姐姐也从南汇的农场回来。他们十分平静的在人群中等待列车的启动，（母亲因为要带领小学的学生欢送大哥哥、大姐姐们上山下乡，只能在沿街的欢送队伍里和我们告别），谁也不知道此一去我们的前途会是如何。毕竟毛泽东只是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教育以后总会有个工作安排吧。说实在的，当时的中国已经走在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了，要政府一下子安排66、67、68三届高、初中毕业生，现在看来确实是不可能的事情。好在这三届学生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脑，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小知识分子的狂热还没有退去。毛主席一声号召“上山下乡”，99%的人都积极响应和不得不响应了。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江西安徽、贵州、云南，上海知青面向这六个省的各个县，江西和安徽是离上海最近的两个去处了。因为大哥于1965年大学毕业分配在南昌，经母亲和班主任老师向学校主管下乡分配的“工人宣传队”说情，才把我和二哥两人分到江西的，又通过区里“下乡办”的协调，让我和二哥学校同行，分在一个生产队里。
车厢里坐在一起的是二哥的同学，蒋胖、小猫。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也在站台上。因为得知自己孩子同行的都是一个生产队的，做父母的也相互认识了起来，不时的到车窗下叮嘱几句要互相照顾的话。其实，为了脱离父母严厉的管教，我此刻的心早就盼望着列车早点开动了。因为我知道，只要列车一开，我就是个大人了，我的事情将由我自己作主了。显然车厢里的“延安中学”的男生们跟我的想法都差不多，只有那些“市三女中”的女生们，握着手绢在擦着眼泪。
列车终于开动了。
整个上海北站顷刻间沸腾了起来，一派生离死别的景象。泪飞顿作，呼声动天。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和平时期最让人难忘的别离场面。我除了1966年的“大串联”坐火车上过北京，这次可以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远走他乡了。
列车很快就进入浙江省境内，车厢里总算安静了下来。同学们开始分享离家时带来的食品，欣赏起车窗外江南的美丽景色。小猫已经和我很熟了，他让我品尝上海的“牡丹牌”香烟，云雾之间，我觉得我现在是个大人了。这一年，我实际只有16周岁。
入夜。
车厢里不时传来女生们的抽泣声。
男生们点燃了香烟，伴着缭绕的烟雾，时明时暗，星星点点。
当人们醒来时，列车已沿着鹰厦线穿行在具有丹霞地貌的群山之间。次日中午时分，这趟“知青专列”已静静的停靠在一个福建与江西交界的一个叫“光泽”的小站上，光泽站从此就成为我们插队落户的第一站。
小站被高耸的群山环抱着，列车向回开去，女孩子们又开始大哭起来。黎川县派来迎接上海知青的干部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这些从上海来的学生们，只好让随行的上海护送的干部们组织大家先到“光泽大旅社”吃饭。根本没有人会吃这里的饭，我们自己带的东西还来不及吃呢。一千多号学生在福建的“光泽大旅社”乱哄哄的发泄了一顿饭工夫，又被赶上了去黎川的大卡车。
要去黎川，从地图上看有两条路，一条是由江西东乡经抚州，过南城、南丰至黎川，一条是由福建光泽经茶亭、厚村到黎川。光泽距黎川约60公里，几乎全是盘山公路。1935年毛泽东带领工农红军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带打过不少仗，后来的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在茶亭一带失败的。
自从知道要去黎川插队落户，我从毛泽东选集文章的注解里找到了一些关于黎川的文字，原来黎川还是一个有着革命历史的地方。
运送知青的车队浩浩荡荡的从光泽县城出发，翻过福建与江西交界的“杉关”，一路尘土滚滚的来到了黎川县城。黎川县城的人们行注目礼欢迎这些上海学生，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上海学生在黎川一呆竟会是十年之久，也不会想到这些上海学生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么大的变化。
从东风公社原址远眺日峰山
3、东风公社
从我拿到插队通知起，我就知道要去的地方叫:“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我和二哥的行李上也贴满了“黎川县东风公社联盟大队”的标签。真正的“东风公社”又是什么样子呢？
1958年起毛泽东把农村乡一级的建制都改成了人民公社。东风公社的社部紧靠着县城，坐落在县城东边的被叫作“下马路”的口上，一座有着徽派风格的建筑。
两边的厢房是公社干部们办公和睡觉的地方，厅堂的正中央挂着毛泽东的画像，画像两边是毛泽东的两句语录“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对联。60年中期到70年代末期，政府机关的门面布置几乎都是这个格局。
公社的后面是一些农家的菜地，不远就是黎川县的母亲河—黎滩河。河的对面是黎川县城唯一的制高点—日峰山，从日峰山的山顶可以俯瞰整个黎川县城。当地人介绍说，因为最早接受太阳日照所以叫日峰山；由于山形很像毛笔，因此也叫笔锋山。据说山上本来有过寺庙，后来倒塌了，山顶上的一口枯井可以见得。从上海来到这个小小的县城倒也十分新鲜，东风公社的上海知青们很快忘记了与家人的依依不舍和一夜旅途的疲劳，纷纷登上日峰山顶，鸟瞰这个令他们一生都难以忘怀的黎川城全貌。
晚饭是公社安排的忆苦饭，“红米饭那个南瓜汤”。黎川盛产稻米，是那种上海粮店所供应的洋籼米。红米饭就是把籼米稻外面的壳去掉后，连麸皮都不去放到水里煮一下，然后再放到蒸笼里蒸熟。据说当年红军在山上就是吃这种“红米饭”的，为了让上海知青也体验一下，就安排了这样一顿“红米饭”。天那，这哪里是人可以吃得下去的。为了表示对当年红军的敬意，我们还是每人盛了一小碗，艰难的吃起来，但谁也没本事咽下肚。大家还是悄悄的回到睡觉的阁楼上吃起了上海带来的面包和饼干。现在吃上海的面包已经没有任何的回味了，可是那天晚上的“红米饭”和上海的面包真是“叫我思念到如今”。
当晚，黎川县革命委员会在县城内一个破旧的剧场内为上海知青们举行了欢迎晚会。台上演出的人们尽情地唱着忠于毛泽东的歌曲，跳着忠于毛泽东舞蹈。上海知青们远离家乡，在一个小县城里看着人们载歌载舞的样子，还不知道明天将去到一个什么样的陌生世界，真是哭笑不得。
小小的县城因为我们的到来也显得热闹起来，从县政府门口的东方红大道上，到老街的路灯下，到处可以看见从上海来的知识青年。他们有的将会去里县城50公里外的山区；有的将会去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和他们相比，能在东风公社安顿下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东风公社的上海知青们终于头枕着黎滩河的波涛，迎来了到黎川后的第一个黎明。
原东风公社联盟大队所在地-百顺村
4、联盟大队
由公社门前的公路向东约15公里就是联盟大队了，途中会经过新城大队和十里山大队。
3月10日，插队在十里山大队的知青：戴建国、俞家华、李伟忠等几个延安中学的高中生和市三女中几个女生先于我们被十里山大队的人接走了。我们一批是四个男生和五个女生，大家在公社的门口焦急的等待着来人接我们到联盟大队。中午时分，一台破烂不堪的东风牌拖拉机在我们面前停了下来。几个农民把我们的行李搬上了拖拉机的拖斗里，我们也只能坐在拖斗里的行李上。拖拉机突突的延着黎滩河向东开去。在拖拉机上，我才知道了其他五位市三女生的姓名，她们四位是68届的高中生：薛欣、侯国英、唐克英和顾秀娟，还有一位67届的初中生叫邬友芳。
去联盟的公路原来是一条省级公路，由于修洪门水库，路被洪门水库的蓄水截断了，成了断头路。所以也少有人维修。拖拉机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颠簸着，公路两边的山坡上错落着还未耕种的梯田，山坡上隐隐约约露出些映山红的花蕾。映山红在当地又叫“清明骨”，一种灌木类的植物。不论火烧还是刀砍，只要根还在，清明时节总会开出火红火红的花朵。新的萌芽昭示着春天就要开始了。
拖拉机从一个叫“师公顶”的高坡上迅速滑行而下，前面的一群房舍就是我们要去的联盟大队了。大队部就坐落在公路边的一块不大的平地，大队部的后面是一个叫“百顺”的生产队，大约几十户人家。大队书记和他的手下都到路边上欢迎我们，帮着从拖拉机上卸行李。大队书记是一个40来岁的中年男子，留着胡子，戴着一顶帽子，身上穿着黑布的中山装，脚下是一双很旧的胶鞋，十分精干的样子。他叫黄奕俚，听说还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常委。身边的是民兵营长，叫饶根俚。（在当时农村的大队里除了书记就是营长大）。营长是独眼，后来知道他的眼睛是因在打猎时被火铳炸瞎的。还有个会计，是个驼背，大家都叫他张弓子。直到我离开也不知道他的真名，因为没人称呼张会计的名字。
就是这样七歪八齐的一班人，领导着这个联盟大队。联盟大队下属大概有七八个的生产队，分布在公路沿线的山坳里。从西向东分别是：九源、石泉、百顺、山背、尧源、王山和竹彼，共约4、5百户人家。
我们的临时生活由张会计安排。在大队的厨房里，一位看上去五十左右的妇女专门为我们做饭。显然乡下并没有安排我们吃忆苦饭。因为是早春季节，田里的蔬菜也少得可怜，每天都会有芋艿、荞头等能够储藏的菜作为主菜，另外会加些鸡蛋或腌肉之类的菜改善一下生活。大队部的阁楼成了我们男生的临时住所；女生们都睡在黄书记、张会计的办公室里。就这样白吃白玩了几天，后来才知道，我们到这里来插队落户，政府是有安置费用给当地地方政府的。
又过了两天，他们将会把我们这些上海来的知青男女安置到哪个生产队呢？生产队里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命运将由大队的书记和营长们摆布。
虽然是春天了，但山里的寒气还是那么的咄咄逼人。
与一同插队的二哥摄于村前稻田
5、插队和落户
各村的生产队长对于上海知青的到来，不知是欢迎呢还是冷漠，反正女生们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很快薛欣、侯国英、唐克英三人就被石泉生产队的老乡们接走了。我们四个男生被告知去九源落户，顾秀娟和邬友芳则要去一个叫“源头”的生产队。源头是民兵营长饶根俚所在的生产队，离开大队部向西还要走十几里山路。
是营长饶根俚希望她们到那里去的。
这样的安排把我们大家全拆散了，顾秀娟和邬友芳坚决不同意到源头去。很简单，两个女生势单力簿，孤立无援。可是，第二天一早源头的村上就会有人来接人了，顾秀娟和邬友芳急得直哭。黄书记又不在，到县里开会去了。晚上，我们六人在她们睡觉的黄书记的房间里开起了会，女生们不停的抹着眼泪，男生们猛抽着烟，说实在话大家都不想就此分开。不管怎么说上海同学在一起总有个照顾，更何况女生们在外会更多的依赖男生一些。油灯下谁都不想睡觉，门外漆黑而寂静，偶尔传来几声狗叫。最后，大家决定男生们先暂时不去九源，陪顾秀娟和邬友芳到县里找黄书记说情开恩，把我们六人分在一个生产队。
天蒙蒙亮，我们六人就开始徒步向黎川城走去。
黄书记在开会的间隙听我们说明了想法，表示我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合情合理，等散会后马上解决。
由于黄书记的帮助，我们六人一起到九源落户了。在回大队的路上，蒋胖、小猫和二哥都象是做了一件得意的大事，顾秀娟和邬友芳也显得神采飞扬起来。傍晚时分，我们回到了大队部，吃着大妈做的饭菜，喝着黎川的米酒，相互干杯，庆祝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直到这时，我忽然觉得，我们六人就像六个离开了父母的兄弟姐妹一样。
在后来的十年里，我到过源头两趟。那里给我的映像远不如九源、石泉，老而陈旧的房屋一家连着一家，房屋之间有一小条只能容一人走过的走廊。厅堂里没有铺砖块，到处是鸡粪，狗粪，不时会有猪从跟前大摇大摆的走过，周围也显得十分赃乱。营长饶根俚在村上虽然也算是大队的一员村官，处世为人怕是耿直了些，在村民中也留下了不少辫子，口碑也不尽与黄书记相比。从黎泰公路修路工程结束后，其在大队的权力也一天天被削弱，直至回到村里种地。
顾秀娟和邬友芳不得不为自己庆幸，还好没到源头这样一个闭塞落后的村子来落户。要是没有那天在大队部通宵达旦的一晚，也许会在源头村落地生根了。
不过饶营长对我还是不错的，因为在黎泰公路同住一个工棚，作为知青也多方得到了他的照顾。后来去过源头也在饶营长家喝酒划拳至大醉。
1969年3月14日的早晨，九源的老乡们象迎亲一般把我们六人接到了我们插队落户的最后目的地—九源的芦家村。
与芦家村民摄于1979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