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庄子怎样通过小寓言讲大智慧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周山 时间:2018-05-08 点击:
人应当如何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思考和争论的一个问题。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思想家都很踊跃地参与这个问题的讨论，形成了有很大影响的四种类型：孔子认为，人应当过仁、义、礼、智、信的生活；墨子认为，人应当过“兼爱”“节用”的生活；杨朱认为，人应当过珍重自己、“不以物累形”的生活；老子、庄子则认为，人应当过顺应自然、“与天地为一”的生活。
老子生活在春秋末期，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兼历史研究所所长，称得上大学问家，所以孔子曾向他问礼、问道。庄子生活在战国中期，宋国蒙人，宁愿在当地做“漆园吏”，也拒绝楚威王的厚币礼聘。今存《庄子》一书，其文汪洋恣肆，多采用寓言形式，表达老庄思想。下面，选取其中的三则寓言故事，一起来感受老庄关于生存理念、处世态度、处事方式的生活智慧。
■老子并不欣赏孔子“语仁义”，而倡导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应该如同鱼儿在大江大湖里那样，生活在适合生存的环境中；在那种环境下惬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间的关怀救助，社会也无须进行“仁义”教化
■有了“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就能将“物无贵贱”的理念自觉转化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易事，人与物之间的沟通也有了基础。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难以攀登的高度
“相忘于江湖”
个体都保持理想生存质量
《庄子》记录了老子和孔子交往的许多事迹，一般都是孔子问、老聃答。老聃即老子。唯独有一次，“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在孔子想来，老子虽然知识渊博，但在“仁义”问题上，自己学有专长，可以与对方讲一讲。不料，这一举动却遭到老子的一番批评。接着，老子给孔子讲了一个寓言故事：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寓言中包含两种场景，展示了两种不同的生存理念。前一场景是两条鱼在泉水干涸成为陆地的情况下，各自以口中的湿气和涎沫滋润对方，以延续对方的生命。当灭顶之灾来临之际，将仅有的一线生机留给他人，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关怀到了极致。后一场景是两条鱼生活在江湖之中，从不会想到用自己口中的湿气和涎沫去滋润对方。当处在适合生存的环境里，不存在生存危机的状态下，人们就会忘掉相互之间的“仁义”关怀。
对这两种场景、两种生存理念作一比较，可以感受到二者之间的明显差异：前一场景是一种极端恶劣的生存状态，即便“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所能维持的生存质量必然很低，也很难长久；后一场景是一种最适宜、最自然的生存状态，每一个个体都保持着理想的生存质量，个体之间无须相互关怀。在老子看来，孔子自鸣得意的“仁义”思想，是建立在人类生存环境恶化基础之上的一种生存理念。这种教化越盛行，说明人们所处的生存环境越恶劣。
所以，老子并不欣赏孔子“语仁义”，而倡导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理念：人应该如同鱼儿在大江大湖里那样，生活在适合生存的环境中； 在那种环境下惬意生活的人，不需要相互之间的关怀救助，社会也无须进行“仁义”教化。这种“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才是人们应该持有的，并且在这种理念的引导下，人们应当积极主动地寻找、营造一个适宜的社会环境。
由此，老子将相濡以沫的“仁义”教化，比喻为“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人已经逃走，才敲打着锣鼓去寻找，不亦晚乎？听了老子关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孔子惊羡得“口张而不能嗋”，回到住处后连续几天不说话。
若干年之后，老子骑着青牛出函谷关（一曰散关）西去，应关吏尹喜所请，撰写《道德经》一书。该书第八十章，将“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环境定性为“小国寡民”，其生存状态令人向往：“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聃所处的春秋末期，正是那些人口众多的“千乘之国”不安于现状，时时想着发动侵略战争、侵吞他国土地财物的动荡之际。一旦国家小、人口少，“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大规模的战争也就打不起来了，人们就可以吃得香甜、穿得美丽、住得安适、过得惬意。这样一幅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画面，正是老子“相忘于江湖”生存理念所衍化的理想图景。
然而，老子这个为天下人谋幸福的生存智慧，并没有被当时热衷于争霸图强的大国诸侯所接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完之后大鱼之间殊死相残的局面愈演愈烈。同时，在老子的大智慧面前，读书人也患了消化不良症，不同程度地曲解了“绝仁弃义”的主张和“小国寡民”的理念。还有人甚至将老子倡导“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小国寡民”生存理念，斥之为开历史倒车的“最后悲鸣”。
“万物与我为一”
增强深度感知世界能力
第二个故事，记载于《庄子》秋水篇：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与庄子同游的惠子，是曾在魏国执政多年的惠施，因为秦国张仪的离间，刚刚走下政坛。《庄子》言：“惠施多方，其书五车。”现代人往往用“学富五车”来形容一个人的学问大，其源盖出自于惠施。惠施曾将自己的10个命题，告示所有喜欢名辩的学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纷纷拿出自己的代表性辩题，“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将激荡300年的先秦名辩思潮推向巅峰状态。
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与惠施的这一场“濠梁之辩”无疑是一次更经典、更精彩的论辩，2000多年来始终为人津津乐道，甚至经常有学者充当他们的评判人。
从逻辑角度考量，惠施的推论是合理的。这位以譬喻著称的逻辑学家，遵奉的是“异类不比，说在量”的类比原则。不同的类，衡量标准不一样，不能作由此及彼的推论。由游于濠梁之上的人的快乐心情，不能推论水中出游从容的鱼也是快乐的。在论辩过程中，惠施又从“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推论“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也是合乎推理规则的。相反，庄子在论辩过程中，犯了一个自语相违的逻辑错误：他的第一个反驳语“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肯定了惠施不知道庄子知鱼之乐；第二个反驳语却又肯定惠施知庄子知鱼之乐，从而对“安知鱼之乐”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两种解释。
从哲学的角度来考量，庄子的“知鱼之乐”，是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处世态度的必然结果。在庄子看来，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是道的具体而微，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此，人与鱼儿之间是相通的，没有截然分割的区别。人能感知鱼，鱼也能感知人。鱼是否快乐，人当然能感知。
为了证明人类和万物之间的相通性，《庄子》 的齐物论篇还记载了一个庄周梦为蝴蝶的故事。究竟庄周梦为蝴蝶，还是蝴蝶梦为庄周？虽然二者可以相通互化，但庄周和蝴蝶毕竟有所区别。这种既看到人和万物之间的相通性，又看到人和万物之间存在差异性的哲学思维，使得庄子的处世态度能够顺应自然而又超然物外；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同时，又不傲睨万物。
有了“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就能从道的层面看世界，将“物无贵贱”的理念自觉转化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实践中去，一切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成为可能。平等，从道的层面获得了保证；不仅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成为易事，人与物之间的沟通也有了基础。生活，变得轻松、舒畅；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不再是难以攀登的高度。
就像庄子能感知鱼儿的快乐与否，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处世态度，必然能增强我们深度感知世界的能力、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
游刃有余
既遵循规律又注重效率
第三个故事，记载于《庄子》养生主篇中：有一位姓丁的厨师替文惠君宰牛，宰牛时的手、肩、足、膝呈现的姿势，优美如古代的舞姿；进刀分解牛体发出的声响，美妙如古乐的韵律。文惠君禁不住喝彩：“好极了，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地！”丁厨师放下屠刀回答：“我爱好的是道，已经超越了技术。我刚开始宰牛时，所见无非是一只牛；三年之后，就不是见到整只牛了。如今，我只需心领神会而不用眼睛观看，停止了感官的作用而听从于心神的引导； 按牛体的自然结构，批开筋肉的间隙，进入骨节之间，顺着固有的路线进刀，经络盘结之处畅行无阻，更不要说大骨之间了。”
丁厨师继续说道：“好的厨师一年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切割筋肉。家里的普通厨师一个月换一把刀，他们是用刀去砍骨肉。我这把刀已经用了十多年，分解的牛有数千头，而刀刃之锋利，仍如同在磨刀石上新磨的一样。因为牛的骨节之间是有间隙的，而刀刃之薄已到了几乎没有厚度的状态，以没有厚度的刀刃进入有间隙的骨节，当然是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了。所以，这把刀用了多年，仍然像新磨的一样锋利。虽然如此，每当遇到筋骨盘结之处，我知道不容易行刀，便小心翼翼，眼神专注，手脚缓慢，动刀甚微，便骨肉相离，如泥一般溃散于地。我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然后把刀子擦净收藏起来。”
文惠君听后感叹：“善哉！听丁厨师之言，得养生之道了！”
庄子在这个故事之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顺应自然规律，“可以保身，可以全性，可以养亲，可以尽年”；接着讲“庖丁解牛”的故事，阐述养生之道的最高境界：顺应自然。这个寓言讲述的不是顺应自然的理念，而是顺应自然的一种具体方法：以无厚入有间，恢恢然游刃有余。
游刃有余的最大功用，就是刀刃与牛骨不发生“摩擦”。在日常生活中，则是尽量避免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的各种“摩擦”。《红楼梦》中的林黛玉“最是个多心的人”，既抱怨自然界中风霜雨雪对自己身体的摧残，又抱怨外婆家长辈的不照应，与宝玉、宝钗等兄弟姐妹之间也“摩擦”不断，以致本来就娇弱的身体愈发衰弱，年仅十几岁就终结生命。想必曹雪芹是赞成庄子的处事方式，才将林黛玉作反面教材，告诫世人凡事都要从游刃有余上下功夫，方能保身全性、养亲尽年。
游刃有余的养生方式，后来沿用到对世事的处理，成为一种体现能力的最佳处事方式。而在儒家文化中，有一种区别于庄子的处事方式，一度成为世人追慕的典范。这种处事方式，名为鞠躬尽瘁，源自诸葛亮的《后出师表》：“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这是一种不辞劳苦、贡献一切的处事方式，就工作态度而言值得肯定，就办事效果而言难免怀疑。但是，“死而后已”，勇气可嘉，却有不负责任之嫌；后一句话，更表现出缺乏信心的问题。后来的实践也证明：鞠躬尽瘁成为诸葛亮屡败屡战的充分理由，以致拥有“天府之国”自然资源的蜀国，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中第一个被淘汰出局。
与鞠躬尽瘁相比较，游刃有余的优点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注重工作效率的处事方式，因而对其结果充满信心。在今天的社会，鞠躬尽瘁的处事态度应当赞赏，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也要提倡。
总之，从“相忘于江湖”的生存理念、“万物与我为一”的处世态度到游刃有余的处事方式，有一条主线一以贯之，那就是“顺应自然”，即遵循自然法则。老子强调，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是人类生活的最高法则。与之相比，儒家相濡以沫的生存理念、“三纲五常”的处世态度、鞠躬尽瘁的处事方式，脱离了自然法则，具有“伪”即人为的特点。这正是我们重新关注老庄智慧、认真思考该如何生活的重要理由。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根据“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的演讲速记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