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幕】陆平、彭珮云是怎么“解放”的
来源:□原载《世纪》2014年6期 作者:钱江 时间:2015-08-04 点击:
1966年6月2日的《人民日报》转载了聂元梓等7人于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将他们直指为“黑帮”进行批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则于6月1日晚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一时轰动全国。
这张大字报是得到领袖钦点的，被视为“文革”楷模，被点名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受到残酷迫害。
◇“第一张大字报”点名的三人均遭迫害
这张大字报标题排名有些蹊跷，将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列名第一，实际上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1914—2002）的职务更高。副书记彭珮云虽然年轻，党内资历却不在宋硕之下。大字报作者项庄舞剑，剑指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因此就作了这番手脚。
在残酷的“文革”中，宋硕（1923—1969）第一个倒下了。他原名钱宗澜，1945年在北京大学化工系读书时加入中共，经历北平地下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被“第一张大字报”点名批判后，宋硕遭受关押，多次在上万人以上规模的大会上弯腰挂牌、遭受批斗，五个子女或下放农村、或流浪街头。他在监禁中患上肺癌，1969年10月30日含冤去世，年仅46岁。
宋硕去世后，陆平成了被“大字报”批判的“领衔人物”。
“文革”前三年中，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清华被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控制，私设公堂，监禁和殴打两校的干部、教授。陆平首当其冲，被长期监禁，审讯得没完没了，受到多次吊打。彭珮云是女性，被失去理智的“红卫兵”殴打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卧床不起，多日才缓解，同样被长期监禁。
1968年7月28日，领袖无法容忍北大、清华的混乱状态，命令工人宣传队在军队支持下进驻两校，结束了那里由年轻“造反派”一手遮天的情况。此后，陆平、彭珮云被解除单独监禁，关进集体大“牛棚”，和诸多“黑帮分子”一起劳动改造。
进驻北大的工人和军队“宣传队”执掌领导权，来自部队的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有荣长风、局成俊、魏秀如（女）、华广信、焦克琛、李景斌（除荣长风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军代表外，余五人均为工人）。
这个指挥部进驻北大后，一方面制止了大规模学生武斗，一方面奉行“文革”的错误指导方针，进行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大量冤案，以致命案频发。这说明这些指挥者不能胜任管理北京大学的使命。
1969年3月24日上午，81名来自“8341部队”的军宣队员由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领进驻北大，组成新的领导班子，其中包括了迟群和谢静宜。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王连龙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在此之前，从1月开始，身处“监督改造”中的陆平和彭珮云的情况有所改善，每月暂发生活费40元，未成年子女可从工资中支取15元。
北大革委会成立后一个月，陆平、彭珮云被遣送江西南昌郊区鄱阳湖畔刚刚兴建起来的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不再单独监禁，随干校学员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那里，陆平的健康被摧残了，一度病危。彭珮云比较年轻，健康也大受损害。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领衔“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经失势，也被遣送到鲤鱼洲劳动。
鄱阳湖畔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数百名北大、清华的教师因此患病。为免于这支队伍全军覆没，该干校于1971年9月撤销，陆平、彭珮云回到北京。
陆平的身体已难以支撑，只能在家养病，健康逐渐恢复。彭珮云被送入北大新设的大兴县“天堂河”干校继续劳动。此时，对他们的“监管”明显松弛了。
陆平、彭珮云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历史清楚，“造反派”找不出毛病。
◇饱受煎熬中的漫长等待
这时，北大校内秩序逐步恢复。1971年5月，北大成立党委，杨德中任书记，王连龙、刘信、田双喜、张学书为副书记。到9月，杨德中调回部队，王连龙主持北大工作，并于1972年2月成为北大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从1973年起，北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逐渐开始。先是校党委于1月批准，将“文革”开始后定为“叛徒”的副校长黄一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仍开除党籍（“文革”后黄一然被彻底平反），又宣布“解放”原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同时还宣布，将聂元梓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群众监督”。
这样一来，陆平、彭珮云一案将趋于“解放”就露出了势头。
这年3月，彭珮云的丈夫王汉斌被确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山西潞安县放逐地回到北京。由此，彭珮云被允许每两周可在周末从干校回家一天。
这时，王汉斌和彭珮云在北京已经没有家了。他们两人来到彭珮云的妹妹彭静云家中见面，看望上中学的小女儿王薇。这是夫妻两人自“文革”爆发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团聚，相见时既兴奋又伤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们欣慰的是，王薇长成大姑娘了，学习努力，品行优异。不久后，王汉斌分到北京和平里的一套两居室房子，这对夫妇才重新有了在北京的家（2011年12月30日在北京采访彭珮云的记录）。
北大的老干部、老教授一个接一个“解放”，恢复了工作和教学，陆平和彭珮云还在艰难等待。他们两人遭受如此磨难，由聂元梓担纲的大字报当然厥功至伟，关键之处在于领袖毛泽东支持了这张“大字报”。聂元梓倒台后，能不能解放陆平和彭珮云？执掌北大事务者总在犹豫。
◇曲折迂回，终于得到可以解放的准信
1974年国庆节前夕，原教育部长蒋南翔在周恩来过问下获得“解放”，于9月30日参加了人民大会堂国庆25周年招待会。蒋南翔重返政治生活，直接推动了陆平、彭珮云一案的解决。
1974年11月15日，北大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了陆平、彭珮云的材料，将他们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走错了路的问题，决定予以“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
但是，会议的主持者还多一个心眼，先一步解放被“第一张大字报”最后点名的彭珮云。北大校党委在11月16日向北京市委报送《关于解放彭珮云和恢复其党组织关系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彭珮云被“解放”了，使陆平和家人看到了希望。
陆平是当年的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社会影响更大。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倾向于解放陆平，但觉得要解放陆平，没有领袖指示不行。他即刻灵机一动，想到北大历史系有两个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女学生，假日里经常回到中南海去，她们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原本来自中南海警卫部队的王连龙马上找来她们两人吩咐，如果你们有机会见到主席，要相机请示如何解决陆平的问题。
那两个女学生果然很快就做到了。她们从中南海回来，向王连龙汇报说，见到主席了，转达了北大的请示，主席答复说：“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有了来自领袖的指示，北大负责人要解放陆平就算心里有底了。校党委于11月25日向北京市委提出解放陆平、恢复他党组织生活的报告，报告直接引用了从领袖那里传来的原话：“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既然天降纶音，其后顺理成章，九年前被“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倒的陆平历经折磨，于1975年4月获得“解放”——解除“群众专政”，恢复组织生活。
此时，仍在北大执掌大权的迟群和谢静宜威风不减，他们将彭珮云召来办公室谈话，对她说：你还年轻，要好好改造。因为你还是有错误的，更要好好改造。
谈话气氛很不融洽，迟群、谢静宜的话使彭珮云很反感，彭保持沉默。迟群、谢静宜接着宣布，分配彭珮云到北大政治部政工组，做一般事务工作，主要做文书收发。
陆平具有更长的革命资历，又是北大前任书记，北大已经不好安排他了。当年7月，陆平就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文革”终结后，彭珮云担任了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注〕。
2014年7月10日于北京
注：为陆平、彭珮云一案彻底平反是“文革”后的1979年2月2日，中共北京市委做出为原北京大学党委彻底平反的决定。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版
《陆平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