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总理与三位淮安统战朋友的故事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徐忠 时间:2018-03-04 点击:
周恩来与传承创新淮剧的著名演员筱文艳的乡音情缘
“异乡听乡音，倍感亲又亲。”出生于淮安的著名淮剧演员筱文艳与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相遇，一开口，乡音显得格外亲。
“哈哈，我们还是同乡呢！”
事情得从1951年5月5日，周恩来总理签署发布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说起。为了贯彻这一重要文件，推动全国的戏曲改革，周恩来总理批准在1952年国庆前后举行全国戏曲观摩演出。这年夏天，周扬到上海提出要看淮剧节目。筱文艳接到通知，赶排了淮剧传统剧目《千里送京娘》。这出小戏，载歌载舞，富有苏北的泥土气息。周扬、夏衍、洪深等看过后，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回京就发来邀请信，请淮剧派代表团参加这次盛大的会演。
会演期间，大会组织了一台节目到中南海怀仁堂演出，其中有筱文艳主演的《千里送京娘》和《种大麦》。毛主席、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都来看了。演出后，周总理来到后台祝贺演出成功。筱文艳赶忙迎上前去。周总理紧紧握住她的手，高兴地说：“你的戏演得很好，祝贺你！”并亲切地问道：“你是哪里人呀？”
“我是淮安人。”筱文艳无比激动，连忙回答。
“哈哈，我们还是同乡呢！你是住在城里，还是住在乡下？”周总理笑容满面地问。
“我住在乡下。”筱文艳随口应答。
“哪一乡？”
“东乡车桥（即淮城东南方的车桥镇）。”
“我是淮安城里。可是已经四十多年没有回去了，不知乡亲父老生活得怎么样？请你代我向他们问好。”
周总理神态祥和，语气亲切，筱文艳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总理这么平易近人，和一个地方戏演员攀起同乡来，言语谈吐里满满的乡音乡情。
回到招待所，筱文艳躺在床上，回想着总理的音容笑貌，回忆着自己过去的遭遇，久久不能成寐。
1951年10月1日前夕，筱文艳接到政务院的一张请柬，邀她去怀仁堂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国宴。她把这大红的请柬紧贴在胸口，不禁暗问自己：“筱文艳啊筱文艳，你这个在旧社会被看成‘戏花子’的人，竟能参加国宴！你作了些什么贡献呢？”
11月14日，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典礼上，周总理发表了长篇讲话。周总理以生动形象的语言阐述了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政治地位都很高了，但是今天有许多事情与我们的政治地位不相称。戏曲艺术也是这样，这就需要提高我们的艺术水平。”“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长期侮辱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应当首先尊重自己，同时互相尊重。”筱文艳细细品着周总理说到她心坎里的每一句话。
“你怎么样啊？”
1953年5月20日，上海市人民淮剧团经上级批准正式成立。这对于经过旧社会煎熬、竭尽全力支撑着自办剧团的筱文艳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在成立大会上，筱文艳脸憋得通红，热泪盈眶，好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成立国营剧团，我们往后就是国家的人了，让我们跟着党好好干吧！”从此筱文艳一心扑在艺术上。1953年，筱文艳排了新版《白蛇传》。1954年，筱文艳和杨占魁主演新版《蓝桥会》，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在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筱文艳思想上很受触动。尤其是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她觉自己得要走革命的路，就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使她的世界观发生更大变化的是赴朝鲜的慰问演出。朝鲜战场的血与火使她受到极大震撼。中朝人民为真理和正义而战的业绩和气概使筱文艳的心灵又一次得到熔炼。一天夜晚，她心中产生了一个圣洁的念头，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捻亮煤油灯，一笔笔地写着：“我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
1956年初，筱文艳演出了反映农村新生活的现代剧《走上新路》。不久，筱文艳作为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代表到北京开会，又一次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总理还是那样亲切，一见面就问道：“你怎么样啊？”筱文艳一听就知道总理关心她政治上的是进步，轻轻而严肃地告诉总理：“我入党了！”一直关心着筱文艳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进步和淮剧事业的周总理连声说：“好，好！”1957年周恩来总理到上海视察，特地观看了筱文艳演的新版《水斗》、《断桥》两个折戏，并且亲笔为淮剧团经常演出的场所原金城戏院题写了“黄浦剧场”四个大字。这种巨大的力量鼓舞下，筱文艳被在在艺术上不断地进行新的探索和开拓，1957年，主演了又一部现代剧《党的女儿》（后被改为京剧电影《海港》）。
“要到俱乐部、工厂里演。”
筱文艳入党后，牢记着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职责，塑造了一个个闪耀着革命理想光芒的具有高度人民性、民主性的人物形象。1959年，上海举行戏剧会演，筱文艳主演了重新整理、改编的传统剧目《女审》。这出戏以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手法，顺应“好有好报、恶有恶报”的多年民愿民心，对延续多年的不平故事，进行了质的改造，让含辛茹苦、满腹冤屈的民女秦香莲，变成了气宇轩昂、报效国家、屡建奇功的都督，让她义正辞严地亲自审叛陈世美，最后亲自举起申张正义的宝剑，杀了贪图荣华富贵、忘恩负义的陈士美。1960年，这出戏由上海海燕制片厂拍成电影，公映后，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女审》是淮剧对传统剧目进行推陈出新而取得的可喜成果，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为戏曲界人士交口赞誉。有一次，周恩来总理看这出戏时，幽默地问坐在身旁的陈毅同志：“你看，我们家乡的淮剧怎么样？”陈老总一挥手，赞道：“好！要得！”演出结束后，周总理和陈老总到后台祝贺。总理握着筱文艳的手，高兴地说：“改得好！你的秦香莲既保留了她原有的性格，又脱开了封建意识的束缚，有突破，但显得合理，看了使人扬眉吐气。”这番话，对筱文艳主演的《女审》作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又一次给了她极大的鼓舞。
1961年，周总理到上海来，在儿童艺术剧场看演出。演出前周总理回过头来，看见筱文艳，便招招手让她到前面去，总理关切地问起淮剧在上海的上座情况，在听了筱文艳的回答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没有剧场，都是在工厂区演出。现在有了剧场，也不要脱离工厂区，要到俱乐部、工厂里演。”听了总理这番话，筱文艳想了很多、很久。她反复体会着这番话的含义，觉得对自己对淮剧来说，确实太重要了。总理关心自己和同志们，关心淮剧及其发展，更是因为他关心着喜爱和拥有淮剧的广大人民。于是筱文艳就经常带着好戏深入到工厂和农村去演出。有一次，她还利用排戏的空档，走上街头慰问正在连夜拆除电车轨道的工人师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来家乡淮安、淮阴演出，住在村子里，和当地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一起吃胡萝卜、山芋叶子，从不叫苦。筱文艳送给故乡的精湛的淮剧表演艺术，含有周恩来总理对于爱好淮剧艺术的家乡人民的热忱关怀。
周恩来与香港金城银行董事长周作民的老乡情缘
上个世纪，著名爱国人士周作民（1884-1955）的名声很大。他原名维新，淮安淮城镇人，中国“北四行”（金城、大陆、中南、盐业）金融财团巨擘、金城银行董事长。1951年6月，他在周恩来总理的感召下，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安排，由香港直飞北京。一下飞机，即由乔冠华和金城银行总经理徐国懋陪同，驰车中南海，接受周总理接见。
周总理紧紧握住周作民的手说：“记得上次见面在重庆，一转眼六年了，现在与那时情况大不同了。我曾说过，同乡、同姓颇难得。论年龄和成就你都是我的老前辈了，只是你、我都少小离家，老大未回，真想念古淮城啊！”周作民忙说：“总理才智胜作民百倍，‘老前辈’更是愧不敢当，国家太平了，淮安也会慢慢好起来的。”这次会见，总理盛赞金城银行对发展民族工业的历史贡献，欢迎周作民在老辈银行家中第一个回到祖国大陆，并恳切地说：“新中国百废待兴，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是很长的，像周先生这样的理财专家是有用武之地的。”
回到下榻的金城银行北京分行招待所，周作民心潮澎湃。他没想到，一到北京，立即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和礼遇，回想自己大半生为金城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在政治的风风雨雨中搏击，有多少辛酸和苦涩。周总理一句“现在与那时不同了”，使他回大陆前的疑虑彷徨一扫而尽，不由回想起1946年在重庆与周恩来的那次会见。
金城银行是周作民于1917年利用军阀资本创办起来的私营金融企业。1927年北洋军阀垮台，周作民不得不拉上国民党里的张群、吴鼎昌做靠山；抗战期间，天津、北京、上海、武汉相继沦陷，为了保存“金城”在这些大城市的产业，他又违心地当上了汪伪政权的“经济委员会”委员。抗战后期，他利用设在自己家中的“商业电台”为重庆方面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抗战胜利，有人抓他“辫子”敲诈他，使他在上海有家不能归。他利用与张群“私谊”，请张群出面斡旋安排一次“总裁召见”。周作民专程去重庆谒见蒋介石，平息了风波。在政治夹缝中辛苦经营数十年的周作民，看到了国民党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也看到了共产党艰苦卓绝地为民众谋解放的巨大贡献。在渝期间，周作民接触了不少进步人士，在周恩来南开一位同学的家中“二周”有缘相会。这次会见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两人都未带随员，只是说“叙叙乡情”。周作民有个胞弟周作屏住在老家淮城，其生活费用一直由他供给。当时淮安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一次解放”，因币制不同又汇兑不通，便想请周恩来转些钱去，说着掏出银元来。周恩来一口应承，打趣道：“共产党再穷还养得起令弟一家，我通知当地人民政府照办就是了！”这件事令周作民十分感动，铭记在心。
投桃报李。1949年初，周作民滞留香港，主动与共产党人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潘汉年等均有联系和接触，愿意力所能及地为解放大业做点事。当时在港的一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要到华北解放区去出席代行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权力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新政协）第一次会议，周作民主动表示愿意资助，促其成行。他指派原上海金城银行国外部经理杨培昌与潘汉年密商，作了周密布置。金城银行花了50万港币，租了一艘“华中”号轮船，悬挂外国商船旗号，将这批民主人士安全送到天津。周作民说：“四、五十万元港币，一点小意思，权作奉献给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见面礼吧！”
周作民晚年与他的助手、好友徐国懋谈了他与周恩来会见的情况，说是他平生“最难忘的事”。
周恩来与编印《楚州丛书》的著名学者冒广生的文史情缘
冒广生（1872—1957），是近代著名学者、古籍校勘专家，一生于目录学、词曲学颇多建树。清末为邮传部郎中，抗战前任广东通志馆编篡、中山大学教授。据说如皋冒氏与山阳周恩来祖辈是世交。周恩来的六伯父周嵩尧（1887年）与冒广生是好友。嵩尧先生光绪二十三年（1887年）中举。冒广生比周嵩尧迟一科，也是举人。两人同在邮传部共事。周恩来十分尊敬六伯父，当然也非常尊敬冒广生先生，以“前辈”、“世伯”称之。1920年，周嵩尧任江苏督军李纯的秘书长，推荐冒广生任淮安关监督。据说周冒两家曾想结为儿女亲家，后因冒女不幸夭折而作罢。
冒广生在淮为官、客居淮城期间，对淮安灿烂的隋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设置的古楚州文化十分钦慕 。在旧友、晚 清进士田鲁 （现代作家、诗人、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鹰祖父）处，得悉段朝端（1843—1925）先生藏有地方文献多种。当时段朝端姓年事已高，又患足病，不能行走，无法外出。有一天，冒、田两人同访段宅。段朝端“谈及淮人著作，如数家珍”，向冒先生介绍了一生苦苦搜求的地方文献，但又无力刊刻的情况。冒先生惊叹他的学识以及所藏资料之富，更惊叹这些资料的史学价值，三人拟定搞一部丛书，决心使这些“家藏”得以问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后来，冒广生从镇江、如皋等地找来刻字工进行刊刻。丛书冠以淮安唐宋时的古称，这就是人们后来见到的《楚州丛书》。此书刊刻之时，周恩来早已离开家乡投身于学习和革命活动中去了，几十年戎马倥偬，当然无从了解《丛书》刊刻详情。解放后，周恩来接周嵩尧先生去北京小住，并聘之为全国文史馆馆员。此间，周恩来才知道冒氏刊刻《楚州丛书》之事。周恩来对故乡一直有浓厚的桑梓情缘，特地要秘书找到一套《楚州丛书》抽空浏览。
1957春，冒广生由沪至京，周总理立即到他下榻处探望，一是问候前辈，二是叙叙“世交之情”。这时，冒楚州已经受聘为上海市文管会顾问，图书馆、博物馆顾问。冒楚州与陈毅既是诗友，又是忘年交。周总理请冒广生先生就当时整风提提看法。《人民日报》1957年6月6日发表了记者傅冬《八五老人一席话》的专访。冒广生根据自己在清廷、北洋军阀、日伪和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经历，对比了解放后人民享受的民主权利，说：“共产党要党外人士提意见，是要我们党内外发生感情的联系，从团结而批评。我已经八十五岁了，早没有心思搞政治了，我现在既不想作官，也不想弄钱，所以大伙可要相信我，我说共产党好，我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公道话。”他的这些肺腑之言，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冒广生又由周恩来总理陪同到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叙谈诗文，并共进晚餐。周恩来总理对冒先生说：“您在淮安时，刻过《楚州丛书》，保存了地方文献，真该感谢您。”冒先生说：“这算不得什么……也算是对地方的报答吧！”周总理肯定冒先生在整理研究地方文献方面所作的无私奉献之后不久，1959年在全国政协六十岁以上老委员座谈会上发表了谈话，倡导进行文史资料的研究整理工作，完成了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抢救性搜集整理国家文史资料的系统工程。
（史料据《筱文艳舞台生活》《江苏文史资料》第109辑 作者系江苏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