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高三那年废除高考
来源:新三届文苑 作者:尹俊骅 时间:2018-01-22 点击:
作者简介：
尹俊骅，1947年1月出生，祖籍四川，长在杭州。中学就读于杭州大学附中（现在杭州学军中学），是1966年老三届高三毕业生，随即参加文革。当过中学代课老师多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政府工作。1993年辞职下海，搞公路投资事业。
本文作者（后排左6）与大学同学。
原题：
今夜无法入睡
1966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季。杭大附中高三年级的同学们在紧张地复习迎考，考大学的自愿表都已经填写完毕，再过些天就应该进入考场了。提前录取的同学，甚至已经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我们高三(甲)班的蒋鲁辉被空军学院录取，侯兰儒被军事外国语学院录取……
我还清楚记得，蒋鲁辉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欣喜狂呼，从大操场一端张开双手像鸟一样飞过来。然而，谁都没想到一场狂飙正在袭来，文化大革命已经黑云压城，校园的宁静马上就会打破，我们的命运也从此大变样。
杭州大学附属中学，一所与杭州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学。校党支书记朱联是个老革命又是杭大书记陈烙痕的夫人；教师多是杭大毕业的高才生、甚至直接来自大学教师；我们的同学更有大量杭大教工子女；连我们的校园也是借用杭大生物系的，与大学生共用一个有四百米标准跑道的大操场。我的中学时代九年光阴在这里度过。
为什么会是九年？1960—1966年，初中到高中毕业；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教师的音容笑貌，还有那些当年雄心壮志冲云天如今已满脸沧桑的同学们，对这所学校我怎么能不魂思梦绕、充满感情！
本文作者近影。
癫狂从1966年开始。我们是“老三届”最高一届，走过来的路程按照时间顺序是：废高考—破四旧—血统论—红卫兵—大串联—战斗队—几派斗—工作组—革委会—上山下乡。主旋律是疯狂崇拜加疯狂破坏！结果是破坏者被破坏主导者“以革命的名义”全部扫地出门，赶往农村。停学、破坏、下乡构成“老三届”的文革三部曲。
初夏，带着几丝暖意，6月11日晚上我们照例紧张在复习备考。忽然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惊人消息：“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要求立即废除封资修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就是正式公布——废除高考！
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赶去学校。那个时候学校为了照顾我们两个高三毕业班，特别让我们远离其它班级，在杭大生物系大操场边上大礼堂两边的耳房读书。我到达教室时，发现已经灯火通明，好多同学不约而同也都赶过来了。
是啊，不高考了，还读什么书？复什么习？大家都晕头转向，但是那分明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能不绝对正确吗？逐渐我们高三（甲）班大半同学都来了，大家围坐在教室议论，谁都不知道废除高考的真正原因，更不知道废除高考后，我们这些毕业生应该干什么。
那时“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的口号还没出笼，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无论如何也要表达我们一腔热血紧跟毛主席。这时班团支部书记叶望提议“我们去向北京发一份拥护电文吧”，立即群起响应。
时间不觉已是深夜，通宵邮电局在湖滨，距离我们学校足足要走大半个小时的路程。此时尽管夜深人静，但为向毛主席表决心，山高水远在所不辞，大家哄然出发，我一看，三十几个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家睡觉的。
到达电信局，拟定电文，总是“听党的话，坚决拥护”之类吧。发完电报，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说不清楚是高兴还是空虚。忽然何健健同学提议“我们去爬保俶山吧，看东方日出。”
是啊，红日就是毛泽东，我们要向他老人家致敬。一群年轻人在黑黝黝的夜晚登上了宝石山顶保俶塔下，虔诚守望。东方渐白，曙光初露，本来期望会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我们对着红日欢呼雀跃。不巧这天是个阴天，没有预期的日出，只有黯淡的云层。
一夜未眠，饥肠辘辘，又走夜路又爬山，看同学个个脸色铁青，平时美丽动人的女同学此时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有一种悲壮之感。
从此时开始，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废了，学校课停了，领导成为批斗对象了，揪斗教师开始了，整个学校从此一连三年充满大字报、批斗会、打砸抢、夺权与反夺权、恶性派斗……上山下乡。
高考，那时称作“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考上大学的前途一片光辉灿烂，考不上的多半就是待业或者下乡啦。我们班里就有几个同学的哥哥姐姐，考不上大学到桐庐插队落户。
本文作者（中）与大学同学在人民大学校门前。
宣传的力量强大无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上大学的做好穿皮鞋的准备，不上大学的做好穿草鞋的准备，学习典型人物，如邢燕子、董加耕“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让你恨不得马上飞到边疆江南去。
可是，我看多数同学，还没有傻到连农村和城市都分不清的地步。农村的贫苦落后状况，我们下乡劳动也不是没有见过，因此再怎么也得往“穿皮鞋”搏一搏吧。就在临门一脚时，高考的大门戛然关上了，高考梦没了。
废除高考，打开了文化革命“潘多拉盒子”，释放出全国一亿多学生紧跟毛主席“停课闹革命”巨大能量。那些被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学生们，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破坏力。接下来“破四旧”、“血统论”、揪斗走资派…….疾风暴雨般地展开。
这一夜，我是个另类，我原来就没有填写高考志愿表，也不打算参加高考。记得班主任陈士良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不参加高考？我说我是考不上的。后来王蛟书记也找我谈过，我还是坚持不参加高考。原因很简单，我是右派子女，“黑五类”。
2007年清明，尹俊骅兄妹在辽宁凌源，祭奠瘐死于“右派”劳改农场的父亲。
1966年，渐灌渐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阶级路线”天天挂在嘴上，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都会上政治大课“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或请人来忆苦思甜，加深阶级仇恨。文革中甚嚣尘上的“血统论”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也成为后来杭大附中同学之间恶斗的重要因素。
那时候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像我这样的“狗崽子”在阶级路线下是上不了大学的，比我高一届的哥哥就是前车之鉴，他还傻乎乎地拼命学习，以为成绩好就能考上大学。
到高三其实我已经不怎么学习了，看课外书还“偷听敌台”。有一次听到“美国之音”播放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演说，当听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时，不禁泪流满面。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生活在“不是以我的出身，而是以我的品格和学习的优劣来评价我”的国度！但当时只是一个梦。
这一夜我更无法入睡，我本来就没有高考梦，现在大家都没有了，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时隔五十年了，当年那种受歧视、不公平感受，刻骨铭心，不是亲历者是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我的人生经历也随高考跌宕起伏。1970年代初“文革”还在继续，小学中学陆续开始复课，可是发现教师奇缺，斗死斗残一批，赶走一批，不干了一批。大学不办了师范毕业生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我这样读完高中的人，就成为教师最合适的替代者。于是，我到中学当“代课老师”。
七年时间，我先后代课过三所中学，始终都是个“临时工”，工资32.5元，实际工资30.5元，2元是所谓的“粮食补贴”。临时工的概念也就是城市最底层、最“末路的”、随时都可以辞退的人。
直到1977年，邓小平上台后才恢复高考。记得那时候我正在“浙大附中”（十五中）代课，听到后兴奋不已，但刚开始时政策依然不很明确，我依然不能参加，去了“招生办”也无济于事。1977年底，不能参加高考的我，却去为高考阅卷批卷。
几个月后，好消息不期而至。1978年春，我正带学生在乔司农村劳动，老婆打电话来说邓大人批示，当年高考要“注意招收66、67届毕业生”，真是欣喜若狂。
回来就开始复习迎考，只剩三个月时间了。好在我的基础扎实，一举就考了高分。当年10月，我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感慨万分！
迟到的高考，迟到的录取通知书，整整十二年！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右派”平反了，否则我还是没法考进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这是后话。
尹俊骅，1947年1月出生，祖籍四川，长在杭州。中学就读于杭州大学附中（现在杭州学军中学），是1966年老三届高三毕业生，随即参加文革。当过中学代课老师多年，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进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分配到浙江省政府工作。1993年辞职下海，搞公路投资事业。
本文作者（后排左6）与大学同学。
今夜无法入睡
1966年6月，一个炎热的夏季。杭大附中高三年级的同学们在紧张地复习迎考，考大学的自愿表都已经填写完毕，再过些天就应该进入考场了。提前录取的同学，甚至已经拿到了入学通知书。我们高三(甲)班的蒋鲁辉被空军学院录取，侯兰儒被军事外国语学院录取……
我还清楚记得，蒋鲁辉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欣喜狂呼，从大操场一端张开双手像鸟一样飞过来。然而，谁都没想到一场狂飙正在袭来，文化大革命已经黑云压城，校园的宁静马上就会打破，我们的命运也从此大变样。
杭州大学附属中学，一所与杭州大学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中学。校党支书记朱联是个老革命又是杭大书记陈烙痕的夫人；教师多是杭大毕业的高才生、甚至直接来自大学教师；我们的同学更有大量杭大教工子女；连我们的校园也是借用杭大生物系的，与大学生共用一个有四百米标准跑道的大操场。我的中学时代九年光阴在这里度过。
为什么会是九年？1960—1966年，初中到高中毕业；1966—1969年，文化大革命。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每一个教师的音容笑貌，还有那些当年雄心壮志冲云天如今已满脸沧桑的同学们，对这所学校我怎么能不魂思梦绕、充满感情！
本文作者近影。
癫狂从1966年开始。我们是“老三届”最高一届，走过来的路程按照时间顺序是：废高考—破四旧—血统论—红卫兵—大串联—战斗队—几派斗—工作组—革委会—上山下乡。主旋律是疯狂崇拜加疯狂破坏！结果是破坏者被破坏主导者“以革命的名义”全部扫地出门，赶往农村。停学、破坏、下乡构成“老三届”的文革三部曲。
初夏，带着几丝暖意，6月11日晚上我们照例紧张在复习备考。忽然从收音机里面传出惊人消息：“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三(五)班革命学生给毛主席的一封信”要求立即废除封资修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播出就是正式公布——废除高考！
我的第一反应，是立即赶去学校。那个时候学校为了照顾我们两个高三毕业班，特别让我们远离其它班级，在杭大生物系大操场边上大礼堂两边的耳房读书。我到达教室时，发现已经灯火通明，好多同学不约而同也都赶过来了。
是啊，不高考了，还读什么书？复什么习？大家都晕头转向，但是那分明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能不绝对正确吗？逐渐我们高三（甲）班大半同学都来了，大家围坐在教室议论，谁都不知道废除高考的真正原因，更不知道废除高考后，我们这些毕业生应该干什么。
那时“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的口号还没出笼，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无论如何也要表达我们一腔热血紧跟毛主席。这时班团支部书记叶望提议“我们去向北京发一份拥护电文吧”，立即群起响应。
时间不觉已是深夜，通宵邮电局在湖滨，距离我们学校足足要走大半个小时的路程。此时尽管夜深人静，但为向毛主席表决心，山高水远在所不辞，大家哄然出发，我一看，三十几个同学几乎没有一个人回家睡觉的。
到达电信局，拟定电文，总是“听党的话，坚决拥护”之类吧。发完电报，已经是凌晨3点多了，说不清楚是高兴还是空虚。忽然何健健同学提议“我们去爬保俶山吧，看东方日出。”
是啊，红日就是毛泽东，我们要向他老人家致敬。一群年轻人在黑黝黝的夜晚登上了宝石山顶保俶塔下，虔诚守望。东方渐白，曙光初露，本来期望会一轮红日，喷薄欲出，我们对着红日欢呼雀跃。不巧这天是个阴天，没有预期的日出，只有黯淡的云层。
一夜未眠，饥肠辘辘，又走夜路又爬山，看同学个个脸色铁青，平时美丽动人的女同学此时楚楚可怜的样子…...不禁有一种悲壮之感。
从此时开始，我们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考废了，学校课停了，领导成为批斗对象了，揪斗教师开始了，整个学校从此一连三年充满大字报、批斗会、打砸抢、夺权与反夺权、恶性派斗……上山下乡。
高考，那时称作“穿皮鞋与穿草鞋的分水岭”。考上大学的前途一片光辉灿烂，考不上的多半就是待业或者下乡啦。我们班里就有几个同学的哥哥姐姐，考不上大学到桐庐插队落户。
宣传的力量强大无比，“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上大学的做好穿皮鞋的准备，不上大学的做好穿草鞋的准备，学习典型人物，如邢燕子、董加耕“身居茅屋，眼观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一曲“边疆处处赛江南”，让你恨不得马上飞到边疆江南去。
可是，我看多数同学，还没有傻到连农村和城市都分不清的地步。农村的贫苦落后状况，我们下乡劳动也不是没有见过，因此再怎么也得往“穿皮鞋”搏一搏吧。就在临门一脚时，高考的大门戛然关上了，高考梦没了。
废除高考，打开了文化革命“潘多拉盒子”，释放出全国一亿多学生紧跟毛主席“停课闹革命”巨大能量。那些被阶级斗争、阶级仇恨武装起来的学生们，一开始就产生了巨大破坏力。接下来“破四旧”、“血统论”、揪斗走资派…….疾风暴雨般地展开。
这一夜，我是个另类，我原来就没有填写高考志愿表，也不打算参加高考。记得班主任陈士良老师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不参加高考？我说我是考不上的。后来王蛟书记也找我谈过，我还是坚持不参加高考。原因很简单，我是右派子女，“黑五类”。
2007年清明，尹俊骅兄妹在辽宁凌源，祭奠瘐死于“右派”劳改农场的父亲。
1966年，渐灌渐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思想早已深入人心，“阶级路线”天天挂在嘴上，几乎每个周六下午都会上政治大课“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或请人来忆苦思甜，加深阶级仇恨。文革中甚嚣尘上的“血统论”绝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这也成为后来杭大附中同学之间恶斗的重要因素。
那时候我有自知之明，知道像我这样的“狗崽子”在阶级路线下是上不了大学的，比我高一届的哥哥就是前车之鉴，他还傻乎乎地拼命学习，以为成绩好就能考上大学。
到高三其实我已经不怎么学习了，看课外书还“偷听敌台”。有一次听到“美国之音”播放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演说，当听到“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时，不禁泪流满面。那时，我多么希望有一天，我生活在“不是以我的出身，而是以我的品格和学习的优劣来评价我”的国度！但当时只是一个梦。
这一夜我更无法入睡，我本来就没有高考梦，现在大家都没有了，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快感。时隔五十年了，当年那种受歧视、不公平感受，刻骨铭心，不是亲历者是永远无法体会到的。
我的人生经历也随高考跌宕起伏。1970年代初“文革”还在继续，小学中学陆续开始复课，可是发现教师奇缺，斗死斗残一批，赶走一批，不干了一批。大学不办了师范毕业生严重不足，这种情况下，我这样读完高中的人，就成为教师最合适的替代者。于是，我到中学当“代课老师”。
七年时间，我先后代课过三所中学，始终都是个“临时工”，工资32.5元，实际工资30.5元，2元是所谓的“粮食补贴”。临时工的概念也就是城市最底层、最“末路的”、随时都可以辞退的人。
直到1977年，邓小平上台后才恢复高考。记得那时候我正在“浙大附中”（十五中）代课，听到后兴奋不已，但刚开始时政策依然不很明确，我依然不能参加，去了“招生办”也无济于事。1977年底，不能参加高考的我，却去为高考阅卷批卷。
几个月后，好消息不期而至。1978年春，我正带学生在乔司农村劳动，老婆打电话来说邓大人批示，当年高考要“注意招收66、67届毕业生”，真是欣喜若狂。
回来就开始复习迎考，只剩三个月时间了。好在我的基础扎实，一举就考了高分。当年10月，我拿到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感慨万分！
迟到的高考，迟到的录取通知书，整整十二年！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右派”平反了，否则我还是没法考进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这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