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运动的历史回顾：“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
来源:上海知青网 作者:李克军 时间:2018-01-09 点击:
4年前写的一个东西，发在自己的博客上。通常的博文只有三四十人浏览，这篇有480多人看，60多人留言。《共识网》等多家网站转载，20多人博客转发。
几年过去了，我仍坚持原来的看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前夕，一个名叫卢新华的年轻人发表了一篇描写知青悲剧的小说《伤痕》，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此后几十年来，围绕“知青运动”的文艺创作、史学研究、纪念活动一直繁盛不衰。但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说和评价却大相径庭，处于两极的基调似乎可以用“青春无悔”和“伤痕累累”来概括。应该看到，客观评价这一波及到数千万青年和家庭并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局的运动，深刻反思其中的历史教训，是关系到“文革”遗毒能否彻底肃清，改革开放大业能否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一件大事，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古今中外的历史叙说，都难免带有叙说者的主观印记，因此，很难做到与历史真实完全契合，个别历史事件甚至可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确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实用主义永远不会在历史研究中销声匿迹。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亲历者还是后人怎样叙说，都不能改变其本来面目；绝大多数被颠倒的历史，迟早要被颠倒过来。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有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受到党和政府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紧接着，1956年的《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口号。到“文革”前，全国共有129万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下乡或回乡青年被树立为先进典型。那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虽然也带有左的色彩，但总体上是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和青年就业中的一项正常工作，严格地说，还没有成为政治运动。
“文革”爆发后，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武斗遍及全国，社会一片混乱，积压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1600万城镇青年（包括很多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相继被送到农村和边疆。
历史证明，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一是让大批城镇青年长期到农村去，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二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反修防修的尝试，是领导者的主观臆想。三是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维，把本该继续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的青少年交给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教育改造，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就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场运动的运行方式是野蛮的。应该承认，知青们“响应号召”的行动确实具有“自愿”成分，但是在那狂热和恐怖的年代，人们不但没有行为选择的权利，而且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愿”和“被迫”并无多大区别。就“自愿”的动力看，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奉献青春的理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人民公社体制下，显然是浪漫的空想；“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则是无知的梦呓。更重要的是，轰轰烈烈的自愿举动背后，是无情的强制，强制手段多种多样。除特殊情况以外，那几年大中小城市里的所有中小毕业生，都要被赶到乡下。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知青们还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接受改造或自相残杀。
这场运动的结局是悲惨的：
——经济上得不偿失。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落后和农场效益低下，固然存在科技落后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更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利益机制缺失。知识青年虽然付出了辛勤汗水甚至是健康和生命，但他们的劳动成果难以抵补他们个人、国家和农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如，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甚至生命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达100%。云南农垦战线在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就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赢利四千一百万元。从城镇劳动力就业的角度看，上山下乡高潮之后的知青大返城，不但使美好的初衷化为泡影，而且加剧了就业安置上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有人概括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除了少数条件较好的青年点以外，多数下乡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很多青年落下了终身不愈的疾病或残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云南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的64名上海知青中，贫血者竟达43人，约占70%。黑龙江兵团因工伤事故死亡553人；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死126人亡，伤756人；广州兵团死亡210人；云南兵团死亡297人；上海市川沙县分配到一个团的知识青年，三年内非正常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杀3人……
——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受到部分“老师”的令人发指的迫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手段有25种之多，有的被活活打死，仅一师就批斗知青727人。奸污女知青的罪恶现象非常普遍。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兵团发案365起；内蒙古兵团发案247起；云南兵团发案139起；广州兵团发案193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女知青被奸污的实际数量肯定远远高于发案数量。散住在农村受社队两级干部各种迫害的可能少一些或轻微一些，但是更难查处，有的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火热理想化为灰飞，转向彷徨、迷茫甚至堕落。知识青年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踌躇满志地奔赴农村和边疆，但他们的崇高理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绝大多数人千方百计地寻求升学、参军、回城的门路，还有些人设法逃避“改造”。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两万余人；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知识青年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人数就超过万人，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知识青年的婚恋生活充满苦涩。云南兵团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非婚同居达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百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女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面对这些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苦苦挣扎的青年人，但也无法理解“青春无悔”的口号。
——兴起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走后门”，古往今来都难以避免，但真正成风，似乎始于知青安置。那年代，大学中专招生的唯一渠道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军队征兵、工厂招工的主要来源也是知识青年。为了脱离苦海，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寻求返城就业的门路，“走后门”成为难以绕开的渠道。有关部门统计，云南兵团十几万知青中，曾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子女一万人左右（约占总数6%——7%），而到1974年，这部分知青占总数不到1%，即千人左右；到了1978年知青大罢工前夕，这个比例已经接近零，即不到100人，而知青总数还有10万余人。1972年到1976年，历届推荐学员中，干部子女和后门学员约占总数的70%，有的名牌院校和重点专业高达90%左右。
——一代青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应该承认，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感受到了农民的淳朴，获得了一些社会经验，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为某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少数“精英”或幸运儿，若干年后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收获和对社会的贡献，与他们个人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实为九牛之一毛。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搞知青运动，除了知青们在炼狱般的苦难中“经受磨练”这一点以外，所有的收获都会更多更大。
对知青运动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71年，就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一个教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一些下乡知青走后门优先返城就业，而自己下乡插队的儿子生活衣食无着。毛泽东大发慈悲，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写信寄钱，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承诺“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知青办，加强了对知青点的管理，知青处境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到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女知青的情况，各地严肃查处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
1976年5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但仍坚持继续实行上山下乡政策。
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
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云南数万知青组织请愿、游行和罢工、绝食，要求回城安置。
1979年2月，中央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严格意义的运动应该是10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大量资料表明，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它不但给几千万知青带来重大伤害，而且给城乡百姓带来共同灾难。
二、官方评价知青运动和组织纪念活动，应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
党和国家公开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理所当然被同时否定。
1991年出版的《中共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写道：“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1年出版）中评价说，“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两个代表高层态度的历史专著对知青运动是基本否定的。但是，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却刻意回避或掩饰这段历史中的累累伤痕，极力渲染所谓“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知青精神”。
1990年11月，由全国青联和农业部农垦局主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虽然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披露了一些知青伤残乃至牺牲的惨景，但主基调却是宣扬“卓越精神的闪烁”。“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口号，被当做战天斗地精神；“天天读”被说成“学习”；“大批判”被解读为“思考”。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的大型图片回顾展，把“青春无悔”作为主题。
最近三四年，知青纪念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从网上搜索到的就有九个地方建起了知青广场或纪念馆、博物馆，另有八个地方建起了纪念碑或纪念墙。仅黑龙江省境内，就建起了四处场馆，两处碑墙。从媒体的介绍看，这些纪念场所和相关纪念活动的主基调都是“青春无悔”。
2009年8月，黑龙江省黑河市知青博物馆隆重开馆，全国的知青精英纷至沓来。这个被称为“开全国先河”的博物馆，是经省发改委立项、省文化厅批准，历时三年建立起来的。占地面积10.5公顷，展览面积6400平方米，总投资3000多万元。
地方党报分别在开馆当时和2011年组织了两次宣传活动，醒目的新闻提要写道：“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全国1740万城市青年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用火热的青春书写了一部知青精神和北大荒精神的壮丽史诗。”
展馆六大部分的主题分别是：“共赴北大荒”、“闪光的青春”、“浴火凤凰”、“难忘的记忆”、“改革开放中坚”、“两地情”。
省文化厅关于的批复表明，建馆的目的是“利用博物馆这个阵地，让历史回放，宣传知青感人事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后人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没有一句反思历史的内容。
具有知青经历的一位省领导为展馆题写如下《前言》：历史不能忘记知识青年对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贡献；不能忘记知识青年美好的追求在重重考验的撞击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不能忘记数十万来自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涌入，迅速改造了一个地区的封闭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资源、人生价值，跨越式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活和人口素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开馆仪式的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40多年前，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带着激情、带着梦想，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农村传播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为开发北大荒、建设边疆奉献了青春、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绚丽的华章。在广大知青身上，强烈地体现了一种无私奉献、坚忍不拔、勇于创业、追赶时代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是广大知青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作为在现行体制内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员，我能够理解各级主政者们的苦衷：历史疮疤揭得太深，党的形象容易受到损毁，由此可能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危害到执政党地位及各阶层民众的利益。但我觉得，如果刻意文饰历史过错，不但难以形成改革共识，还会逐渐丧失执政党公信力，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所以，即使在一定时间内继续采取淡化伤痛的策略，也要维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的初步结论，不能突破对文革及其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基本否定”的底线。
三、老知青们应该担当起揭示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的责任
30多年来，老知青中的学者、文学家们，撰写了一批回顾反思知青运动的专著和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还有越来越多的老知青打开记忆的闸门，通过各种渠道叙说那段苦涩的历史。其中，数量不菲的老知青打出了“青春无悔”的旗帜。
不能否认，老知青们的境遇和对那段历史的感受千差万别。有些人在乡下生活时间较短；有些人在农村入党、提干、升学，进步的路途比较顺畅；有些人没有受到严重的直接的伤害；还有些人虽然历尽磨难，但仍毫无怨言，或者不愿意回忆痛苦的过去。所以，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或者“难以言表”，都应该受到尊重，都不应该对他们无端怀疑或指责。但是有三点似乎同样不能否认：第一，高喊“青春无悔”口号的老知青中，事业有成的精英占多数，而在近2000万知青（不包括回乡青年）中只是凤毛麟角。他们当然有资格代表知识青年发表各自感受，但未必能准确反映多数知青的心声。第二，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各种各样的高调宣示有真有假，知青们的“青春无悔”，当然也不例外。究竟有多少人在说假话或说空话大话，我们不好揣测。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现在“青春无悔”口号喊得最响的，当年未必是返城最晚的。无怪乎有的老知青质疑，“既然无悔，为什么不留在农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第三，不间断的心理暗示和政治灌输，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心智。有些当年被错划的右派，经过多年被批判被改造的思想“洗礼”以后，竟然改变了委屈的心态，在内心承认自己的言论攻击了党和社会主义，因此改正后对党感恩戴德。赵本山表演的小品《卖拐》，虽然有些荒诞，但是，生动地反映了心理暗示的神奇功效。一些老知青，不能舍弃“永不言败”的英雄主义情怀，在强大的主旋律宣传攻势下，一定程度地丧失了记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随声附和地为那段历史大唱赞歌。有人说“青春无悔”是一些人的自我安慰，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实，“青春无悔”的心态，并不是知青独有的。当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演讲家曲啸老师，大学没毕业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中被关押20多年，但他不但对党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对社会各界进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教育，演讲了2500多场。据说，他在美国进行演讲时候说完“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这句话后，一个多年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台湾知名教授激动地说，“曲教授的演讲是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令人愤怒。党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遭受这次意外的打击后，曲啸老师不久就病倒了。继焦裕禄之后的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周化民，退休后在自己的书房中挂着一个“三次平反谢党恩”的条幅。《焦裕禄之歌》的作者任彦芳评论说，遭到无辜伤害没有怨言，对迟到的平反还要感谢，这一代人就这样，真没办法。
邓贤先生在《中国知青梦》中，针对四川知青举办的成都知青回顾展，说了这么一段话：“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青春无悔’。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1917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农场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她们会‘无悔’吗？”
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亲历那场运动的老知青，应该把历史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讲出来，让人们更好地总结教训，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远离野蛮和愚昧，让我们的后代免受二遍苦、免遭二茬罪。
四、文艺作品应该在反映真实、警示后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艺作品，应该具有娱乐和教化等多种功能。因为知青历史本身是苦涩和沉重的，所以，知青文学不能过分追求浪漫，也不能为了体现时代精神而偏离历史真实。本人对文艺类的书籍看得很少，也很少欣赏影视作品，但曾一口气读完了邓贤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也曾从头到尾观看了电视连续剧《孽债》，深受震撼。除了对耳熟能详的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以外，还听说，梁晓声先生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东北知青的生活，堪称厚重之作。但也有人说，梁先生的小说和电视剧《北风那个吹》或为知青成功者立传，或侧重描写知青的爱情生活，对知青的苦难揭示得不够深刻。本人不懂文艺，也没仔细看过这些作品，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最近听说，根据梁晓声先生的力作《知青》摄制的电视剧即将播出，媒体报道说这是一部青春励志成长剧，《知青》制片人侯鸿亮表示，“《知青》在尊重并深刻理解那段历史的前提下，着力呈现这些对现实社会有着启迪意义的种种良好的价值因素——面对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如何正确地取舍；面对艰苦的磨练，如何积极地承担；面对爱情的降临，如何真诚地迎接；面对生命的安危，如何无畏地选择。在对一代人的青春岁月进行缅怀的同时，也能给当今的年轻人带来深刻的启迪。”果真如此，这岂不又是一部以教育青年一代为宗旨，缺乏对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剖析和反思的作品吗？
应该说，《知青》制片人引导青年积极向上的所有意图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哪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希望新的一代艰苦奋斗、励志奋进？但是，决不能把苦难写成幸福，把失误写成辉煌，把教训写成经验，把苦涩写成甜蜜，把幻想写成理想。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可以想象、可以虚构、可以浪漫，但必须努力走进真实的生活，给人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启迪。
我们期待着。
几年过去了，我仍坚持原来的看法。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我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前夕，一个名叫卢新华的年轻人发表了一篇描写知青悲剧的小说《伤痕》，引起意想不到的轰动。此后几十年来，围绕“知青运动”的文艺创作、史学研究、纪念活动一直繁盛不衰。但是，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叙说和评价却大相径庭，处于两极的基调似乎可以用“青春无悔”和“伤痕累累”来概括。应该看到，客观评价这一波及到数千万青年和家庭并影响到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全局的运动，深刻反思其中的历史教训，是关系到“文革”遗毒能否彻底肃清，改革开放大业能否沿着正确轨道运行的一件大事，绝不能有半点含糊。
一、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古今中外的历史叙说，都难免带有叙说者的主观印记，因此，很难做到与历史真实完全契合，个别历史事件甚至可能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确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实用主义永远不会在历史研究中销声匿迹。但是，历史还告诉我们，已经发生的历史过程，是客观存在的，无论亲历者还是后人怎样叙说，都不能改变其本来面目；绝大多数被颠倒的历史，迟早要被颠倒过来。从这个意义说，历史绝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我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当时，有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队，远赴黑龙江省去垦荒，受到党和政府高度赞扬。毛泽东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紧接着，1956年的《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上山下乡”这个口号。到“文革”前，全国共有129万知青青年上山下乡。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下乡或回乡青年被树立为先进典型。那一时期的上山下乡，虽然也带有左的色彩，但总体上是经济建设（主要是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和青年就业中的一项正常工作，严格地说，还没有成为政治运动。
“文革”爆发后，学校停课，工厂停产，武斗遍及全国，社会一片混乱，积压三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不能就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主席于1968年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知青上山下乡由此演变成一场持续十年的政治运动，1600万城镇青年（包括很多十五六岁的未成年人）相继被送到农村和边疆。
历史证明，这场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错误的。一是让大批城镇青年长期到农村去，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二是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反修防修的尝试，是领导者的主观臆想。三是按照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思维，把本该继续接受先进文化教育的青少年交给相对落后的农民接受教育改造，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也可以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就是荒谬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这场运动的运行方式是野蛮的。应该承认，知青们“响应号召”的行动确实具有“自愿”成分，但是在那狂热和恐怖的年代，人们不但没有行为选择的权利，而且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自愿”和“被迫”并无多大区别。就“自愿”的动力看，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奉献青春的理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环境和人民公社体制下，显然是浪漫的空想；“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的豪言壮语，则是无知的梦呓。更重要的是，轰轰烈烈的自愿举动背后，是无情的强制，强制手段多种多样。除特殊情况以外，那几年大中小城市里的所有中小毕业生，都要被赶到乡下。在繁重的劳动之余，知青们还要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接受改造或自相残杀。
这场运动的结局是悲惨的：
——经济上得不偿失。改革开放以前农村的落后和农场效益低下，固然存在科技落后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更不存在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利益机制缺失。知识青年虽然付出了辛勤汗水甚至是健康和生命，但他们的劳动成果难以抵补他们个人、国家和农民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如，西双版纳知青付出十年辛劳，以血汗甚至生命在边疆开辟出大片橡胶林，要打破“北纬20度以北不能种橡胶”的“神话”，结果80年代以来，他们种下的橡胶树已死亡90%，有些农场的死亡率达100%。云南农垦战线在丢掉知青包袱之后仅仅一年，就从上年亏损一千八百万元一跃变为当年赢利四千一百万元。从城镇劳动力就业的角度看，上山下乡高潮之后的知青大返城，不但使美好的初衷化为泡影，而且加剧了就业安置上的困难。国家和企事业单位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有人概括了四个不满意，即：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国家不满意。
——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除了少数条件较好的青年点以外，多数下乡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很多青年落下了终身不愈的疾病或残疾，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云南勐捧农场八分场五队的64名上海知青中，贫血者竟达43人，约占70%。黑龙江兵团因工伤事故死亡553人；内蒙古兵团发生事故928起，死126人亡，伤756人；广州兵团死亡210人；云南兵团死亡297人；上海市川沙县分配到一个团的知识青年，三年内非正常死亡29人，其中被打死6人，自杀3人……
——接受再教育的知识青年受到部分“老师”的令人发指的迫害。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捆绑吊打知识青年的手段有25种之多，有的被活活打死，仅一师就批斗知青727人。奸污女知青的罪恶现象非常普遍。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兵团发案365起；内蒙古兵团发案247起；云南兵团发案139起；广州兵团发案193起。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女知青被奸污的实际数量肯定远远高于发案数量。散住在农村受社队两级干部各种迫害的可能少一些或轻微一些，但是更难查处，有的可能永远石沉大海。
——相当一部分知识青年的火热理想化为灰飞，转向彷徨、迷茫甚至堕落。知识青年打着红旗，唱着革命歌曲，在震天动地的锣鼓声中踌躇满志地奔赴农村和边疆，但他们的崇高理想很快被残酷的现实击碎。绝大多数人千方百计地寻求升学、参军、回城的门路，还有些人设法逃避“改造”。黑龙江兵团长期在外两万余人；独立二团1969年接收北京军队子女240名，1970年走掉204名，其中104名任何手续都不要。广州兵团外逃港澳28人，未遂284人。知识青年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的案例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仅云南兵团第三师，直接或间接参与过走私活动的知青人数就超过万人，约占总人数三分之一，有的营、团超过半数以上。知识青年的婚恋生活充满苦涩。云南兵团某农场有知青9000余人，到1978年10月，登记结婚只有415人，非婚同居达7000多人，非婚生子200百多个，1979年2月至5月，离婚300余人，弃子女无数。勐腊农场知青离婚1000多对，弃（送）子女达数百个。面对这些令人心酸的事实，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责怪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苦苦挣扎的青年人，但也无法理解“青春无悔”的口号。
——兴起了“走后门”的不正之风。“走后门”，古往今来都难以避免，但真正成风，似乎始于知青安置。那年代，大学中专招生的唯一渠道是从工农兵中推荐，军队征兵、工厂招工的主要来源也是知识青年。为了脱离苦海，知青和他们的家长使出浑身解数寻求返城就业的门路，“走后门”成为难以绕开的渠道。有关部门统计，云南兵团十几万知青中，曾有县团级以上干部子女一万人左右（约占总数6%——7%），而到1974年，这部分知青占总数不到1%，即千人左右；到了1978年知青大罢工前夕，这个比例已经接近零，即不到100人，而知青总数还有10万余人。1972年到1976年，历届推荐学员中，干部子女和后门学员约占总数的70%，有的名牌院校和重点专业高达90%左右。
——一代青年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
应该承认，很多知识青年在农村和边疆，感受到了农民的淳朴，获得了一些社会经验，经受了艰苦生活的磨练，为某些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少数“精英”或幸运儿，若干年后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是，从总体上看，他们的收获和对社会的贡献，与他们个人和国家在这场运动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相比，实为九牛之一毛。更重要的是，如果不搞知青运动，除了知青们在炼狱般的苦难中“经受磨练”这一点以外，所有的收获都会更多更大。
对知青运动的质疑，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71年，就有人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1972年12月，福建省莆田县一个教师给毛泽东主席写信，反映一些下乡知青走后门优先返城就业，而自己下乡插队的儿子生活衣食无着。毛泽东大发慈悲，不但没有怪罪，反而写信寄钱，承认“全国此类事甚多”，承诺“容当统筹解决”。此后，各级政府都成立了知青办，加强了对知青点的管理，知青处境有所改善。
1973年6月到8月，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讨论解决知青问题。会议期间，一份新华社《情况反映》揭露了云南、黑龙江和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数百名现役军官强奸女知青的情况，各地严肃查处了一批迫害知青的案件。
1976年5月，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承认，一些地方迫害下乡青年，特别是奸污女青年的案件又有增加；部分地区对下乡青年的生活安置和培养教育工作仍然做得很差。
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宣布“文革”正式结束，但仍坚持继续实行上山下乡政策。
1978年3月，邓小平在一次内部谈话时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吸纳更多劳动力的问题。现在搞上山下乡，这种办法不是长期办法。
1978年10月到1979年1月，云南数万知青组织请愿、游行和罢工、绝食，要求回城安置。
1979年2月，中央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
1981年底，国务院知青办并入国家劳动总局，各省、市、自治区也仿照办理。至此，历时20余年的（严格意义的运动应该是10年）上山下乡运动宣告结束。
大量资料表明，1968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任何进步意义可言。它不但给几千万知青带来重大伤害，而且给城乡百姓带来共同灾难。
二、官方评价知青运动和组织纪念活动，应守住“基本否定”的底线
党和国家公开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认定“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作为文革组成部分的知青运动，理所当然被同时否定。
1991年出版的《中共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写道：“大批知识青年在青春年华失去在学校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长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困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2011年出版）中评价说，“上千万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经受了锻炼，接触了生产实践，增长了才干，为开发、振兴祖国的不发达地区作出了贡献。后来，他们中间也出现了一批国家建设人才。但是，在青春年华失去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人才生成的断层，给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带来长远的危害。在此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安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所支出的经费达300多亿元，千百万知识青年的家长和部分地区的农民也因此加重了负担。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得不到妥善安排，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这两个代表高层态度的历史专著对知青运动是基本否定的。但是，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特别是地方党委政府组织的纪念活动，却刻意回避或掩饰这段历史中的累累伤痕，极力渲染所谓“青春无悔”、“激情燃烧”的“知青精神”。
1990年11月，由全国青联和农业部农垦局主办的《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回顾展》，虽然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并披露了一些知青伤残乃至牺牲的惨景，但主基调却是宣扬“卓越精神的闪烁”。“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的口号，被当做战天斗地精神；“天天读”被说成“学习”；“大批判”被解读为“思考”。
1991年，原云南生产建设兵团部分四川知青在成都举办的大型图片回顾展，把“青春无悔”作为主题。
最近三四年，知青纪念活动再次活跃起来。从网上搜索到的就有九个地方建起了知青广场或纪念馆、博物馆，另有八个地方建起了纪念碑或纪念墙。仅黑龙江省境内，就建起了四处场馆，两处碑墙。从媒体的介绍看，这些纪念场所和相关纪念活动的主基调都是“青春无悔”。
2009年8月，黑龙江省黑河市知青博物馆隆重开馆，全国的知青精英纷至沓来。这个被称为“开全国先河”的博物馆，是经省发改委立项、省文化厅批准，历时三年建立起来的。占地面积10.5公顷，展览面积6400平方米，总投资3000多万元。
地方党报分别在开馆当时和2011年组织了两次宣传活动，醒目的新闻提要写道：“那是一个波澜壮阔的年代，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全国1740万城市青年参与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他们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用火热的青春书写了一部知青精神和北大荒精神的壮丽史诗。”
展馆六大部分的主题分别是：“共赴北大荒”、“闪光的青春”、“浴火凤凰”、“难忘的记忆”、“改革开放中坚”、“两地情”。
省文化厅关于的批复表明，建馆的目的是“利用博物馆这个阵地，让历史回放，宣传知青感人事迹，弘扬民族精神，鼓舞后人发扬革命光荣传统。”没有一句反思历史的内容。
具有知青经历的一位省领导为展馆题写如下《前言》：历史不能忘记知识青年对开发建设北大荒的贡献；不能忘记知识青年美好的追求在重重考验的撞击下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不能忘记数十万来自各大城市的知识青年涌入，迅速改造了一个地区的封闭环境，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资源、人生价值，跨越式改变了这一地区的文化生活和人口素质。”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在开馆仪式的讲话中热情洋溢地说，“40多年前，广大知识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带着激情、带着梦想，从繁华的都市来到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农村传播了先进文化和城市文明，为开发北大荒、建设边疆奉献了青春、热血和汗水，谱写了一曲绚丽的华章。在广大知青身上，强烈地体现了一种无私奉献、坚忍不拔、勇于创业、追赶时代的知青精神。这种精神是广大知青拥有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全社会的精神财富。”
作为在现行体制内工作多年的退休人员，我能够理解各级主政者们的苦衷：历史疮疤揭得太深，党的形象容易受到损毁，由此可能给政治稳定带来不利影响，甚至危害到执政党地位及各阶层民众的利益。但我觉得，如果刻意文饰历史过错，不但难以形成改革共识，还会逐渐丧失执政党公信力，带来更为可怕的后果。所以，即使在一定时间内继续采取淡化伤痛的策略，也要维持十一届六中全会前后的初步结论，不能突破对文革及其各个主要组成部分“基本否定”的底线。
三、老知青们应该担当起揭示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的责任
30多年来，老知青中的学者、文学家们，撰写了一批回顾反思知青运动的专著和动人心魄的文学作品。还有越来越多的老知青打开记忆的闸门，通过各种渠道叙说那段苦涩的历史。其中，数量不菲的老知青打出了“青春无悔”的旗帜。
不能否认，老知青们的境遇和对那段历史的感受千差万别。有些人在乡下生活时间较短；有些人在农村入党、提干、升学，进步的路途比较顺畅；有些人没有受到严重的直接的伤害；还有些人虽然历尽磨难，但仍毫无怨言，或者不愿意回忆痛苦的过去。所以，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伤痕累累”，或者“难以言表”，都应该受到尊重，都不应该对他们无端怀疑或指责。但是有三点似乎同样不能否认：第一，高喊“青春无悔”口号的老知青中，事业有成的精英占多数，而在近2000万知青（不包括回乡青年）中只是凤毛麟角。他们当然有资格代表知识青年发表各自感受，但未必能准确反映多数知青的心声。第二，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各种各样的高调宣示有真有假，知青们的“青春无悔”，当然也不例外。究竟有多少人在说假话或说空话大话，我们不好揣测。但有一个基本事实是，现在“青春无悔”口号喊得最响的，当年未必是返城最晚的。无怪乎有的老知青质疑，“既然无悔，为什么不留在农村，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乡下？”第三，不间断的心理暗示和政治灌输，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心智。有些当年被错划的右派，经过多年被批判被改造的思想“洗礼”以后，竟然改变了委屈的心态，在内心承认自己的言论攻击了党和社会主义，因此改正后对党感恩戴德。赵本山表演的小品《卖拐》，虽然有些荒诞，但是，生动地反映了心理暗示的神奇功效。一些老知青，不能舍弃“永不言败”的英雄主义情怀，在强大的主旋律宣传攻势下，一定程度地丧失了记忆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随声附和地为那段历史大唱赞歌。有人说“青春无悔”是一些人的自我安慰，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其实，“青春无悔”的心态，并不是知青独有的。当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演讲家曲啸老师，大学没毕业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中被关押20多年，但他不但对党没有任何怨言，反而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对社会各界进行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革命理想教育，演讲了2500多场。据说，他在美国进行演讲时候说完“党就是妈妈，妈妈打错了孩子，孩子是不会也不应该记仇的”这句话后，一个多年反对国民党拥护共产党的台湾知名教授激动地说，“曲教授的演讲是句句血，声声泪！一个青年学者平白无故就坐牢22年，令人愤怒。党如此长期地打自己的孩子，那还是亲娘吗？比后娘都残忍，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被虐待的孩子忠诚于她？”遭受这次意外的打击后，曲啸老师不久就病倒了。继焦裕禄之后的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周化民，退休后在自己的书房中挂着一个“三次平反谢党恩”的条幅。《焦裕禄之歌》的作者任彦芳评论说，遭到无辜伤害没有怨言，对迟到的平反还要感谢，这一代人就这样，真没办法。
邓贤先生在《中国知青梦》中，针对四川知青举办的成都知青回顾展，说了这么一段话：“回顾展有了一个相当令人鼓舞的命名：——‘青春无悔’。总标题之下，还有一段注释性题记，摘自《普希金诗选》：‘一切的痛苦都将过去，而过去了的，就会变成美好的回忆。’我不禁对这位俄罗斯诗人的话产生了某种本能的怀疑：如果一切过去了的痛苦都不成为痛苦，那么犹太人对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人民对于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对于原子弹，他们会将那场噩梦变成美好的回忆么？！诗人固然离不开浪漫主义的滋养，但是浪漫主义并不等于历史。1917年春，首批成都知青赴云南支边不久，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十名平均年龄只有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刚刚到达边疆农场的女知青，在一个静谧的夜晚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吞噬。大火过后，人们只在废墟里找到一堆紧紧拥抱在一起的蜷曲的残骸。当时这件事震动了成都。倘若那十位已经被人们遗忘并永久沉睡在黑暗之中的少女地下有知，她们会对我说些什么呢？如果她们有权利重新选择生活，她们会选择‘知青’吗？她们会‘无悔’吗？”
人们常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亲历那场运动的老知青，应该把历史真相和自己的真实感受讲出来，让人们更好地总结教训，让我们的民族和国家远离野蛮和愚昧，让我们的后代免受二遍苦、免遭二茬罪。
四、文艺作品应该在反映真实、警示后人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文艺作品，应该具有娱乐和教化等多种功能。因为知青历史本身是苦涩和沉重的，所以，知青文学不能过分追求浪漫，也不能为了体现时代精神而偏离历史真实。本人对文艺类的书籍看得很少，也很少欣赏影视作品，但曾一口气读完了邓贤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也曾从头到尾观看了电视连续剧《孽债》，深受震撼。除了对耳熟能详的歌曲《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以外，还听说，梁晓声先生的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雨》和长篇小说《雪城》及据此改编的两部同名电视剧反映了东北知青的生活，堪称厚重之作。但也有人说，梁先生的小说和电视剧《北风那个吹》或为知青成功者立传，或侧重描写知青的爱情生活，对知青的苦难揭示得不够深刻。本人不懂文艺，也没仔细看过这些作品，不敢妄加评论。但是最近听说，根据梁晓声先生的力作《知青》摄制的电视剧即将播出，媒体报道说这是一部青春励志成长剧，《知青》制片人侯鸿亮表示，“《知青》在尊重并深刻理解那段历史的前提下，着力呈现这些对现实社会有着启迪意义的种种良好的价值因素——面对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如何正确地取舍；面对艰苦的磨练，如何积极地承担；面对爱情的降临，如何真诚地迎接；面对生命的安危，如何无畏地选择。在对一代人的青春岁月进行缅怀的同时，也能给当今的年轻人带来深刻的启迪。”果真如此，这岂不又是一部以教育青年一代为宗旨，缺乏对对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剖析和反思的作品吗？
应该说，《知青》制片人引导青年积极向上的所有意图都是善良的美好的，哪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不希望新的一代艰苦奋斗、励志奋进？但是，决不能把苦难写成幸福，把失误写成辉煌，把教训写成经验，把苦涩写成甜蜜，把幻想写成理想。文艺创作不是科学研究，可以想象、可以虚构、可以浪漫，但必须努力走进真实的生活，给人以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启迪。
我们期待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