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徐玲先”死亡真相 谈知青历史研究的唯物唯真唯实态度

来源:兵团战友 作者:施大光 时间:2017-12-31 点击:

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的“12.21”最高指示发表以来,已经49年了。现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成为了历史。如何真实地记录共和国的这段历史,是我们每个知青人,每个知青研究学家,每个历史学家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旨在通过还原1978年云南橄榄坝农场上海知青瞿林仙被抬尸游行的真相,探讨知青历史研究应有的态度。
瞿林仙被抬尸游行真相
当年赴云南省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1978年底掀起了一场“我要回家”的大返城运动。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成功,终结了中国这场据称被动员1700多万知识青年离乡背井、时间长达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
发端于西双版纳、发端于云南的这场知青大返城抗争的真相,有不少版本。其中上海知青瞿林仙即“徐玲先”在1978年被抬尸游行事件,众说纷纭。
以“云南知青大返城”“我们要回家”等关键词,从互联网上搜索的结果,对瞿林仙(“徐玲先”)的被抬尸游行,不少是这样描述的——
——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七分场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为这场大风暴的导火索。
——徐玲先分娩时难产,而此时农场的赤脚医生却喝得大醉,结果母子不幸双亡。
——知青们不得不采取了另一种极端做法。他们抬着徐玲先的尸体,踏上了前往西双版纳州府景洪的大路。
更有煽情细节描写:“……他们抬着一个女知青(瞿林仙)的尸体,还有一个早已僵硬的小小的婴孩。……”
 ……
事隔39年,此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当年被抬尸游行的亡故上海知青瞿林仙的丈夫翁仕贤,终于在今年(2017年)以从未公布过的真实老照片诠释当年那真实的历史,还原当年一个真实的“徐玲先”及其被抬尸游行事件,以正视听。

瞿林仙,原上海市南汇县新场镇人,70届初中毕业生,于1971年上山下乡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即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成为一名上海知青。



 
到了边疆连队之后,瞿林仙乐观面对艰苦的生活与高强度的劳动。这是她生前在上山下乡期间的留影。
在枯燥的业余生活里,瞿林仙自觉抓紧学习。
经过4年的艰苦锻炼,瞿林仙的表现得到了普遍好评。她于1975年被光荣地推荐为“工农兵学员”,成为云南省曲靖农业水利学校的一名中专生。经过两年的学习,1976年顺利毕业。


毕业后,在当时社会那奇缺有文化的“知识青年”的大环境下,瞿林仙放弃了分配到曲靖县革委水利科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自己的老单位橄榄坝农场工作。
随着年纪的增长,瞿林仙的爱情之花逐渐绽放并成熟。中专毕业返回农场后,她与相恋多年、憨厚踏实的同乡知青翁仕贤在1977年喜结连理。
婚后一年,怀胎十月。瞿林仙和翁仕贤的爱情结晶即将来到人间。但谁也想不到,孩子来到人世的这一天,竟然是作为新母亲的瞿林仙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天!
1978年11月12日的凌晨,瞿林仙的临产感觉越来越重。于是她的爱人翁仕贤等人跑来跑去地请分场的医生到连队的家里来接生、陪护临产前痛苦不堪、疼痛不止的瞿林仙……但分场卫生所的所长陈医生,却忙于参加酒宴未及时赶来接生。
下午3点多,瞿林仙和翁仕贤的儿子终于呱呱落地。儿子的降生给瞿林仙和翁仕贤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但其胎盘迟迟没有脱落而滞留在体内。这使得瞿林仙剧痛难忍,出血不止。——这是对产妇非常凶险的胎胞滞留,极有可能引发产妇大出血而危及生命!
在那缺医少药的上山下乡基层连队里,瞿林仙又遇到了那个不学无术、没有医术的半路出家医生。瞿林仙的生命逐渐走到了尽头:从下午3点多儿子出生到晚上的几个小时里,瞿林仙就是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经受颠簸——从连队到分场、再从分场过澜沧江到总场的转院路上,却没有及时施救把滞留体内的胎胞取出,结果导致大出血而死亡!

 
瞿林仙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这个她仅仅24年的世界、离开了她刚刚呱呱落地的儿子和她心爱的丈夫!
瞿林仙的离世,恰是版纳知青掀起大返城风潮的初期。知青们纷纷走上街头,表达自己迫切要求回家的呼声。长期来压抑在知青心头的种种不满情绪迅速暴发。瞿林仙的不幸去世,给了这场大返城风潮一个极大的推波助澜作用。人们迅速传送着瞿林仙不幸离世的信息。各知青单位纷纷表达了声援的呼声。



人们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橄榄坝农场场部,进行游行。沿途知青单位陆续加入游行队伍,表示支持和响应。他们向场部提出了彻底改善知青的待遇,放行病退、家照、商调回城等等要求。在当时那样的社会背景下,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后,人们又酝酿把瞿林仙的尸体抬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游行,但结果被有关组织与领导成功阻止。
面对突如其来的爱人离世,翁仕贤虽然处于此事件的核心之中,但他当时的精神接近崩溃,几次昏厥过去。同时,他又被有关方面加以重点“保护”而无法参与知青们的行动策划。
看着刚刚来到世界的自己和亡妻的爱情结晶,处于精神崩溃境地的翁仕贤手足无措。边疆的生活条件极端艰苦,怎么抚养这个失去了母亲的儿子,翁仕贤根本没有精力思考这个问题。无奈,在有关方面的诱惑之下,翁仕贤同意把婴儿尽快护送到上海老家抚养:毕竟孩子是他和瞿林仙的唯一留念。
为此,翁仕贤持着这份农场特事特办、急速开出的《职工退职证明书》离开了这块令他心碎的土地!
这是一份特殊的历史资料:“……根据中央国务院调查组赴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分组领导同志电话通知精神,决定(?)解决西双版纳州知识青年问题,同意退回原籍。……”
 
出生于“资本”家庭的翁仕贤,在这个非常年代的非常时期里,以这种特殊的非常方式,抱着亡妻瞿林仙刚刚生下的儿子,在好友的护送下,千辛万苦地回到了上海。
在知青们的持续抗争和有关方面尽快处理此事的心态下,瞿林仙的追悼会在橄榄坝农场七分场举行。
追悼会之后,瞿林仙的遗体被安葬在橄榄坝七分场墓地。


 

上图是当时料理瞿林仙后事的橄榄坝七分场领导和瞿林仙的生前友好,在安葬好瞿林仙遗体后的合影。
对于瞿林仙的死亡责任追究,有关方面委托当地权威的西双版纳州医院作出了医疗鉴定。
至此,瞿林仙不幸亡故事件的处理基本结束。
但瞿林仙的不幸离世,引发了知青们对自己和上山下乡同伴们过去回顾的愤懑,对现状的极度不满,对将来、尤其是未来老年以及自己身后子女们生活的无比忧虑。——知青们要求返城的情绪越加高涨。大返城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云南知青持续的争斗下,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抗争终于取得胜利:允许知青返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落下帷幕。

 

上图是瞿林仙逝世20周年(儿子将20周岁)时,翁仕贤带儿子从上海前往橄榄坝七分场祭奠瞿林仙的留影。
瞿林仙事件过去已近40年。当年的知青已经老矣。翁仕贤已近古稀。儿子小翁也将不惑。他们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瞿林仙和翁仕贤的孙女今年在读小学五年级,学习优秀,懂事乖巧……
这是翁仕贤与儿子、孙女在2017年3月20日夜间,拍摄于自己家里的照片。
可喜的是,就在“云南知青状况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天(2017年12月22日),瞿林仙和翁仕贤喜得第二个孙女!瞿林仙在天之灵保佑,他们家人丁兴旺!
看着这幸福美满的祖孙三代,瞿林仙在天之灵,也将得到安息!
略论知青历史研究的态度
以上关于瞿林仙被抬尸游行的真相,至少对现在网络上的传言,澄清几点:
一、瞿林仙的亡故并不是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导火索。
二、瞿林仙并没有被抬尸游行到西双版纳首府景洪。
三、瞿林仙的亡故,并没有导致“母子双亡”。她与翁仕贤的儿子已经长大。而且他们有了幸福的第三代。
四、瞿林仙的亡故是产后胎盘不下导致大出血,而不是难产造成。
由瞿林仙被抬尸游行的误传,不得不使人担心还有更多的历史真相被歪曲。作为知青历史研究人,应以真实的历史事实为依据。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各个时代的历史事实可能保留得不尽完善。在搜寻及研究我们的知青历史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尊重历史事实,尽量还原历史的真相。
研究知青历史,应有客观唯物的研究态度。真实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但说法可能有许多。这许多的说法里,很多掺杂了主观唯心的想象。比如,瞿林仙明明是被抬到与景洪相反方向的橄榄坝农场,却被想象为抬尸游行到了西双版纳首府景洪。比如,只有瞿林仙一人亡故,却被说成“母子双亡”。有的甚至把其丈夫说成“当场发疯”。比如,瞿林仙是产后胎盘不下导致的亡故,却被说成是难产的结果。网上更有把瞿林仙的遗体,在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的潮湿天气里,且没有其他冷藏设施条件下,放置了近一个星期的说法。
研究知青历史,应有唯真唯实的研究态度。有的文艺作品,为了渲染当时当地的气氛,作了虚构与时空变换,这是允许并可理解的(因为是文艺作品)。但这些文艺虚构,被引用作为真实地名、真实姓名的历史纪录,就是不应该的了。甚至有观点认为,可以把文艺作品代替历史事实,那更是对历史的不尊重,甚至会篡改历史了。
研究知青历史,必然要追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过去的历史。进档案馆、去图书馆,翻阅各有关资料,是一个“正规”途径。但由于那个年代宣传报道的局部性、限制性、片面性,官方媒体对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被认为是“社会阴暗面”而不予报道。比如瞿林仙被抬尸游行事件,比如震惊中外的云南知青大返城事件,从当时的“正规媒体”里,不可能有报道。但没有报道,并不等于不存在,并不等于是“虚假”的。

 

唯真唯实的态度,需要脚踏实地的求真务实的态度。很多的历史事实,往往存在于低层人群之中。过去由官方统一说法的“垄断”现象,现在被知情的普通知青群众所打破。由于现代交流与通讯的发达,许多普通知青纷纷聚会写回忆,还有以口述纪录方式,把当年的历史还原出来。瞿林仙亡故的真相,其实早在好多年前就已经发表于网络。比如瞿林仙亡故时所在连队的队长、上海知青谭锦棠,写作的《她因爱情长眠在边陲》;比如《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信》的附录里,就有瞿林仙亡故真相的披露。但这些低下层的声音,被湮没在“唯官”“唯名”“唯上”的嘈杂声中。
唯真唯实的态度,切忌急功近利,切忌浮躁,切忌以讹传讹。一些错误,其实是很容易被纠正的,但往往被“错错得准”地广泛传播。比如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权威的媒体与人物,经常错误引用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地名,把孟定错为“勐定”、勐捧错为“勐棒”,以至于把国家确定的地名篡改了。
唯真唯实的态度,切忌以偏概全。当年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成功,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各种优势,才使得这场中国历史罕见的民间诉求得到了官方的合情合理解决。而云南知青大返城的成功,不仅仅是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的努力(虽然是主要的),还有其他地区(比如临沧孟定)的非上海知青比如四川知青,以及北京、昆明等地知青不约而同的积极参与。对于整个事件的历史,即使是作为当时事件的参与人,往往也因当时的各种条件限制,只是自己经历角度的历史,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作为知青历史研究人,应该综合各种因素,得出相对全面的结论。
从瞿林仙被抬尸游行误传几十年的现象,看知青历史研究的现状,不得不使人担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他方面的历史,同样存在着主观想象、以讹传讹的可能。笔者大胆抛砖引玉,以求有更加符合历史真相的知青史实传承于后世。
(本文为作者在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召开的“云南知青状况研讨会”上的发言)
 

201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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