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30：《宋庆龄往事》国母引领的旗袍风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何大章 时间:2017-11-16 点击:
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大章著
连载30：《宋庆龄往事》国母引领的旗袍风
连载30：《宋庆龄往事》国母引领的旗袍风
宋氏三姐妹是一个传奇，多少年来她们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然而，这一母所生的姐妹三人，无论性格、气质、为人处事还是人生追求，都有着很大不同。由于在政治道路选择上的差异，她们从亲密无间到渐行渐远。1949年以后，三姐妹之间联系的次数已经屈指可数。
当然，宋氏三姐妹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例如她们都有在美国留学的背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着装上，她们三人都秉持着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偏爱旗袍。抗战期间，当三姐妹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往往是每人一袭旗袍，表面上显得颇为默契。她们对旗袍的喜爱也都一直延续到晚年。
青少年时代的宋庆龄，穿过欧式的裙服，也经常穿中式的服装。除了小时候穿过清式的长袍以外，后来还经常穿“袄”，也就是右大襟的中式上衣，下身配裙子。直到孙中山去世，她几乎没穿过现在标准意义上的旗袍。
1925年孙中山去世，宋庆龄逐渐改穿旗袍。大家都知道宋庆龄思想很开放，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在礼仪上总是谨守传统。孙中山去世以后，她用的名片和信纸都要带黑边。她以这种传统方式表示哀悼。在改穿旗袍的同时，她把长发也平整地梳向脑后，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发髻，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此后，这种发式成为宋庆龄梳得最多的头型。这既是她对母亲的承诺，也表达了她对孙中山的怀念。
为了体现对民族传统的珍视和喜爱，此后几十年内，宋庆龄的服饰一直以旗袍为主。
宋庆龄的旗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素雅，以深色调为主。浅色旗袍她也有过，但是不多。她的旗袍款式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有所不同。现在的旗袍两侧开衩很高，而当时宋庆龄穿的旗袍开衩都很低，最高的也仅及于膝盖。这与她的身份有关。
抗战时期，宋庆龄曾经送给美国友人波利·巴布科克一件中式旗袍。波利正是穿着这件旗袍，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工业受到重创。为了恢复工业、支持抗战，同时也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他们在各地设立工业合作社，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海伦·斯诺的好友波利·巴布科克就是这些友人中的一位。
在离开中国去为“工合”募捐的时候，宋庆龄送给波利一件旗袍。宋庆龄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按照宋庆龄的嘱咐，波利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穿着旗袍。
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邀请孔祥熙担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扩大“工合”的影响。但孔祥熙的声誉不好，募集来的钱很少，特别是国际上没有人捐款。国民党当局也给“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难。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临破产的危急关头，波利通过不懈的努力，从菲律宾募集了很大一笔钱，挽救了“工合”运动。后来，宋庆龄成立了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大家都认为孙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因此也迅速增加。
波利对中国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这件旗袍送回中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旗袍源自满族。清朝时，满族妇女的礼服是把旗袍和花盆底子鞋、“两板头”搭配起来穿的。花盆底子鞋是在鞋底中间加一个一寸多高的木托，相当于现在的高跟鞋；“两板头”就是戴在头上的一个扁方形的装饰。穿上这身礼服，坐立行走就必须挺胸抬头，端庄稳重。上世纪20年代末，旗袍在上海经历了时装式的改造。人们把旗袍改造成更加适合现代妇女的一种日常化的服装。旗袍开始演变成一种时尚。然而，人们不难看出，宋庆龄穿的旗袍与当时上海流行的旗袍有很大的不同。宋庆龄穿着的旗袍，体现出的是沉着稳重、落落大方的气质。
旗袍实际上是很科学的，它可以用最少的布料，达到覆盖面最大的效果。它非常成功地，而且又很含蓄地展现了人的曲线。改造后的旗袍，摆脱了满族旗袍原有的拘谨和刻板，增加了灵动和妩媚。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旗袍代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精华，这恰恰放映了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在海外，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很多华侨、华人妇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在郑重的庆典上穿着旗袍。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标志性符号。
从三十多岁到七十多岁，宋庆龄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常常是旗袍不离身，无论是接待外宾、国事活动或出访，身着旗袍的她给人的感觉总是从容端庄、高雅脱俗的。她把旗袍穿成了中国的国服。现在北京故居保存的宋庆龄穿过的旗袍仍有几十件之多。
宋庆龄的生活是俭朴的。一次，王光美同志曾特别告诉我：“宋庆龄在解放以后很少做新衣服。衣服瘦了，她就在两侧加条继续穿用。告辞回来后，在宋庆龄留下的旗袍中，我确实找到了一些加条的旗袍。”
晚年，宋庆龄的体形有了明显的改变，国内的政治气象也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她不再适宜穿着旗袍。于是她就改穿上衣、裤子分开的便装。但她对旗袍的挚爱，一生都没有改变。
当然，宋氏三姐妹也有一些相通之处，例如她们都有在美国留学的背景。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着装上，她们三人都秉持着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就是偏爱旗袍。抗战期间，当三姐妹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往往是每人一袭旗袍，表面上显得颇为默契。她们对旗袍的喜爱也都一直延续到晚年。
青少年时代的宋庆龄，穿过欧式的裙服，也经常穿中式的服装。除了小时候穿过清式的长袍以外，后来还经常穿“袄”，也就是右大襟的中式上衣，下身配裙子。直到孙中山去世，她几乎没穿过现在标准意义上的旗袍。
1925年孙中山去世，宋庆龄逐渐改穿旗袍。大家都知道宋庆龄思想很开放，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她在礼仪上总是谨守传统。孙中山去世以后，她用的名片和信纸都要带黑边。她以这种传统方式表示哀悼。在改穿旗袍的同时，她把长发也平整地梳向脑后，形成了一个圆圆的发髻，这也是中国的传统。此后，这种发式成为宋庆龄梳得最多的头型。这既是她对母亲的承诺，也表达了她对孙中山的怀念。
为了体现对民族传统的珍视和喜爱，此后几十年内，宋庆龄的服饰一直以旗袍为主。
宋庆龄的旗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素雅，以深色调为主。浅色旗袍她也有过，但是不多。她的旗袍款式与现在社会上流行的有所不同。现在的旗袍两侧开衩很高，而当时宋庆龄穿的旗袍开衩都很低，最高的也仅及于膝盖。这与她的身份有关。
抗战时期，宋庆龄曾经送给美国友人波利·巴布科克一件中式旗袍。波利正是穿着这件旗袍，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
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主要城市都遭到了日军的轰炸，工业受到重创。为了恢复工业、支持抗战，同时也为了解决工人失业问题，路易·艾黎和埃德加·斯诺夫妇发起了工业合作运动。他们在各地设立工业合作社，把失业工人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运动得到了许多外国友人的支持，海伦·斯诺的好友波利·巴布科克就是这些友人中的一位。
在离开中国去为“工合”募捐的时候，宋庆龄送给波利一件旗袍。宋庆龄告诉她：“在为中国人募捐的时候，希望你穿着中国的衣服。”按照宋庆龄的嘱咐，波利每次从事募捐活动时都穿着旗袍。
工业合作运动委员会成立时，邀请孔祥熙担任主席，希望借助他的地位，扩大“工合”的影响。但孔祥熙的声誉不好，募集来的钱很少，特别是国际上没有人捐款。国民党当局也给“工合”制造了很多困难。正在“工合”陷入低谷、面临破产的危急关头，波利通过不懈的努力，从菲律宾募集了很大一笔钱，挽救了“工合”运动。后来，宋庆龄成立了工业合作运动国际委员会，自己担任主席。大家都认为孙夫人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捐款因此也迅速增加。
波利对中国的感情很深。1997年，她感觉自己身体已经很不好，便委托一位朋友把这件旗袍送回中国，捐给了宋庆龄基金会。
旗袍源自满族。清朝时，满族妇女的礼服是把旗袍和花盆底子鞋、“两板头”搭配起来穿的。花盆底子鞋是在鞋底中间加一个一寸多高的木托，相当于现在的高跟鞋；“两板头”就是戴在头上的一个扁方形的装饰。穿上这身礼服，坐立行走就必须挺胸抬头，端庄稳重。上世纪20年代末，旗袍在上海经历了时装式的改造。人们把旗袍改造成更加适合现代妇女的一种日常化的服装。旗袍开始演变成一种时尚。然而，人们不难看出，宋庆龄穿的旗袍与当时上海流行的旗袍有很大的不同。宋庆龄穿着的旗袍，体现出的是沉着稳重、落落大方的气质。
旗袍实际上是很科学的，它可以用最少的布料，达到覆盖面最大的效果。它非常成功地，而且又很含蓄地展现了人的曲线。改造后的旗袍，摆脱了满族旗袍原有的拘谨和刻板，增加了灵动和妩媚。现在大家普遍认为旗袍代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精华，这恰恰放映了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点。在海外，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很多华侨、华人妇女在日常的生活中，在郑重的庆典上穿着旗袍。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标志性符号。
从三十多岁到七十多岁，宋庆龄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常常是旗袍不离身，无论是接待外宾、国事活动或出访，身着旗袍的她给人的感觉总是从容端庄、高雅脱俗的。她把旗袍穿成了中国的国服。现在北京故居保存的宋庆龄穿过的旗袍仍有几十件之多。
宋庆龄的生活是俭朴的。一次，王光美同志曾特别告诉我：“宋庆龄在解放以后很少做新衣服。衣服瘦了，她就在两侧加条继续穿用。告辞回来后，在宋庆龄留下的旗袍中，我确实找到了一些加条的旗袍。”
晚年，宋庆龄的体形有了明显的改变，国内的政治气象也发生了不少的改变，她不再适宜穿着旗袍。于是她就改穿上衣、裤子分开的便装。但她对旗袍的挚爱，一生都没有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