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记实（下部）
来源:知青网 作者:宋刚刚 时间:2017-09-15 点击:
下部
利辛素描
利辛是个1965年新成立的县，是从阜阳、凤台、蒙城、涡阳4个县各划出一部分，以原利辛集为中心组合而成的，到我们1969年1月插队时只有短短3年多的历史。县城很小，一条主要的大街是南北方向的人民路，排列着汽车站、水利局、煤炭公司、木材公司、物资公司、百货商店、土产商店、电影院、银行、旅馆、浴室、理发店、照相馆等单位。东西方向的街道有两条，北面那条叫五一路，是利辛县革命委员会、人武部、公安局、法院、农林局、县招待所等机关的所在地，是利辛的政治中心；南面那条叫东风路，排列着县教育局、利辛中学、体委、文化馆、卫生局、人民医院、防疫站、邮电局等单位，算是利辛县的文化中心。由于是新建的县，在城市规划方面比较有条理。整个县城呈现一个“干”字格局。如果把人民路南头的蚌阜公路也算上，就成了一个“王”字。
县城周边坐落着一些新建的工厂，主要有化肥厂、农机厂、红旗工具厂、糖厂、轮窑厂、面粉厂、酒厂、五金厂等等。这些工厂规模都不大，最大的化肥厂才200多工人，生产的唯一产品是碳酸氢铵，产品供不应求。那时没有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的概念。如果这些新建的工厂在规划上能相对集中一点，集中建设路网，集中供电供水，集中处理污水，不但能节约大量投资，而且便于管理。可惜，当时没有这样的先进理念和科学的管理模式。
我临时打杂的利辛县“五七办公室”，真正的名称叫做“利辛县革命委员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是专门管理包括上海知青在内的各地下乡知识青年的行政机构。因为毛泽东曾经在5月7日发表过关于学生学工学农的最高指示，统称“五七指示”，所以各地知青办都约定俗成地称为“五七办公室”。
那时，全国各地的地方最高权力机关清一色都叫“革命委员会”，提倡“精兵简政”。原来的县委被取消了，不少行政部门被撤掉了，很多干部被“打倒”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兵也少来政也简。县革命委员会一共就4个行政部门，而且用的是最小的单位“组”。这4个组是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保卫组、后勤组。政工组的权力最大，相当于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人事局等许多机构职能的总和。五七办公室名义上直属县革命委员会领导，实际上也是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的一个下属单位。
利辛县革命委员会大院一共就6排红砖的平房，每排有10间房子作为办公室。办公室后面是一排排的青砖平房，住着县里的干部及其家属，就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全家一般也只不过住两间或3间简陋的平房。
五七办公室位于进了县革命委员会大门的左边第一排房子，是3间打通的办公室，大约有60平方米，两边各有一个门。前后都有装着铁栏杆的玻璃窗，光线十分亮堂。办公室中间放了几个档案柜，把空间隔成一大一小两间。大间是办公的地方，放了好几张办公桌。小间满满地挤着好几个木床，是我们临时抽调的几个男知青晚上睡觉的地方。女知青则住在后面食堂旁边的一间旧房子里。
五七办公室一共有6名干部。主任叫葛成义，50来岁，他是个转业军人，在部队是营教导员，身材魁梧，满面胡茬，平时话语不多，看上去有点令人生畏，实际上性格和善，工作兢兢业业。副主任张化杰40多岁，个子不高，人比较瘦，但十分精神，精明强干。后来葛主任调走了，就由他继任五七办公室主任。会计王英，50多岁，是个高高瘦瘦的老头，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办事十分细致。办公室唯一的女干部叫杨秀英，40岁左右，四方脸，短发，为人厚道。她是安徽农业科学院下放的干部，和丈夫何世华一起下放在利辛。此外，办公室还有老许、老于二位办事员，也都是40多岁。看来，县里对知青工作比较重视，从其他部门抽调年富力强的干部组建了五七办公室这一套人马。他们对我都十分客气和关心，见了我问长问短的。
在县革命委员会大门斜对面，是县招待所的院子，里面有两排平房和一个小食堂。上海慰问团的干部就住在这里。上海慰问团利辛分团有4个人，除了到过我生产队的团长老宋和老陈之外，还有老谈和老邬，都是两人住一间屋子。他们4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壮年时期，家庭负担都不轻，但慰问知青的工作使他们远离上海，而且连一辆自行车都没有配备，下乡全靠步行，也够他们辛苦的。他们经常分头下乡，也经常到五七办公室来谈有关上海知青的工作。我能到五七办公室上班就是由他们推荐的，因此，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经常晚上到他们住的房间去串门闲聊，一来二去很快就混熟了。
五七办公室从各公社抽调了一些上海知青临时打杂，主要工作分3个部分：
一是宣传小分队，有10多个人，男知青有林炳华、史大海、许民、吕明、谢诚明、陈敬贤、丁克、马裕冬等，女知青有顾以瑾、殷玉年、杜锦、汤贝贝、胡湘玲、郑莉亚等。小分队很有点专业水平，节目有独唱、合唱、舞蹈、快板等。其中史大海和谢诚明的男高音独唱不亚于后来的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唱的时候声震屋瓦，连窗玻璃都震得发响。汤贝贝的女高音激越嘹亮，声音有点像后来的毛阿敏。他们的节目大受上海知青和利辛居民的欢迎。不久，史大海被东方歌舞团看中，很快就调到北京去了。
二是办《五七简报》，有饶惠梓、沈兵、武文3人。简报是油印的16开小报，不定期出刊，主要登载关于知青的新闻、诗歌、评论等短文。小报虽然简单，但他们工作起来十分努力，特别是女知青沈兵的一手仿宋体钢板字，真像铅字印出来的一样。
三是搞调研写材料，由王晓波和我两人担任。王晓波下放在县城西北的王市公社。他原来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66届高中生，在所有知青中是年龄最大的，中等个子，浓眉大眼，面容黝黑，有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身体很壮实。他知识丰富，不但文学历史水平高，而且数学物理也很精通。他写起文章来思路敏捷，一挥而就，比我强多啦。后来，他成了上海大学的教授、博导，其校长就是著名的物理学家钱伟长。
五七办公室还抽调上海知青搞些临时性的应急任务，如永兴公社的姜民生。他一米八五的个子，擅长画画，为利辛县上海知青的一面红旗中町公社的河北生产队创作了一本连环画《广阔天地炼红心》，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发行。他为人古道热肠，其他人如有困难，他知道了都能主动热情帮助，与大家处得十分融洽。
后来，利辛五七办公室的这一班上海知青中很出了一些人才，如林炳华先是在上海一所大学当副校长，后来当上了一家著名大公司的董事长；许民先后担任上海卢湾区教育局副局长和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顾以瑾是上海一家大医院的耳鼻喉科资深专家；殷玉年曾任上海杨浦区房管局局长、街道党委书记等职务；丁克任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系主任；武文是检察官，沈兵是小学校长；陈敬贤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锦则定居加拿大，在渥太华一家大企业担任软件工程师……
我到五七办公室上班没几天，发工资的日子就到了。我第一次领到了每月33元工资。在当时，这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因为上海知青招工到了厂里，工资才18元到20元。按那时的一般开支，一个人的生活费大约每月10多元就够了，我每月还可结余10多元呢。但是，我需要花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身上仅有一套用粮食换来的旧军装，鞋子破了，连裤头都快露腚了。我一拿到工资，赶紧到人民路百货商店买了一件背心，一双解放鞋，又扯了10多尺布，到裁缝店里做了一条长裤和两条短裤。其他的东西只好以后慢慢再添置了。
不料，我第一个月的工资连半个月不到就花得精光，差点儿连饭都吃不上，搞得我十分狼狈。原来，马店是离县城较近的几个公社之一。我熟悉的上海知青和老乡听说我到县里上班，都来找我“打秋风”，像解几湖的“和尚”来一趟，一顿饭要吃3个大馍，红烧肉吃双份还嫌不够。前刘寨原来与我一个锅里吃饭的“聋子”也来找我。我带他到饭店里吃饭，一斤粮票的烧饼他还嫌没吃饱，那可是我一天的伙食标准啊。他还提出在我这里住几天，振振有辞地说：“不管咋说，俺就是找你要饭，你也要留俺吃个两三天！”
当我说自己也没地方住而睡在办公室，表示为难时，他马上就不高兴了：“我靠！俺一顿饭不就吃两馍吗？夜里就睡在你办公室的地上，怕熊！”
我只好说慌：明天正好要下乡，你还是过一阵再来玩吧。我还买了两包“大铁桥”香烟才勉强把他打发走了。到了后来，我连8分钱一包的“丰收”牌香烟也买不起了。
头一个月就这么来了几次客，我的饭菜票就不够了，最后只得东借一点西借一点过日子，只好盼望早点发了下月的工资好还账。
我在县城来了客人不招待他们也不是办法。后来，我想出了一条“金蝉脱壳”之计：一有下乡的机会就主动要求下去。这一来，他们就找不到我了。
胡集公社上海知青见闻
我到五七办公室的第一次下乡是到胡集公社。那是1971年10月中旬的一天，我听葛主任与办公室老于、老杨他们在议论，要派人到利辛南面的程集、胡集一带去调研知青情况。我乘机提出对胡集比较熟悉，最好派我去。葛主任欣然同意了。
胡集是远近闻名的“猴乡”，当地有多年玩猴的传统。一些老乡从浙江、皖南甚至远至四川、湖北的深山里或捉或买了一些猴子，加以训练，然后在各地街头表演，向观众索取一点零钱，以作生活之用，其实与要饭也差不多。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常常被当作“盲流”遣送回来，猴子也被没收，命运十分悲惨。
胡集在县城正南，到利辛的直线距离大约30里。如果从马店绕道走公路，大约是45里左右，不过班车只能通到马店，从马店到胡集是砂礓铺的25里大路，就需要步行了，还不如从小路摆渡过西淝河方便。我插队的前刘寨正好坐落在从渡口到胡集的大路边上。
我先步行18里回到生产队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再走12里赶到胡集。时间还早，赶集的老乡不多。我决定抓紧在两天时间内多跑几个上海知青点调查。好在我上学的上海市三好中学有不少同学插队在胡集，我以前大都去过，真是熟门熟路。
胡集西南有个永红大队，三好中学下放的上海知青有10多个在那儿插队落户，所以我先到永红去调研。该大队的陈赵生产队原来有4名上海知青，男女各2人，后来两名男知青招工走了，就剩薛自芬和刘萍两位女知青。我去那天，小薛赶集去了，就刘萍一个人在生产队干活。我找到田里，在田埂边站着与她谈了一会儿，了解该大队几个知青点的情况。我听她说到另一个知青点有两个三好中学的同学下放不到一年就结婚了，又生了一个儿子，心里觉的很好奇，就决定去看看。刘萍说，可以陪我一起去。
正是农忙季节，她向生产队长告了假，陪我走了几里路，来到另外一个生产队，找到了那户结婚的上海知青。他们已经与其他上海知青分开住了，队里给了两间破烂不堪的草房，土坯后墙已经朝外歪斜了，看上去比较危险，而且两间房子地面很低，进门需朝下跨一步，下雨天肯定比较潮湿。
两间屋里的摆设十分简单，土桌、土床、土灶，像普通老乡家一样没有一件木制家具。门后乱七八糟地放了一些柴禾，还有一个放山芋干的土屯子。房子光线很暗，只见里面土坯床上睡着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
那时，上级号召知青“扎根农村干革命”，既不提倡也不反对知青结婚。当地农民大都20来岁就结婚生孩子了，所以这对19岁的上海知青结婚在农村并不算稀奇。
因为生了孩子，女知青没有到地里干活。她穿得虽然旧，但还比较整洁，见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不一会儿，她丈夫也得到消息回来了。一个中学的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见面，大家都不胜感慨。
我详细了解了他们婚后的生活，以及其他几位上海知青的状况。还好，这个生产队对上海下放知青比较关照，分的粮食基本够吃，他们上海的父母大都隔一段时间也会汇一点钱来补贴，不然日子真是没法过下去的。
小两口子十分热情，邀请我们在家里下面条吃午饭。我看时间尚早，就执意告辞离开。刘萍送了我好几里路，直送到一条大路口，才与我依依分别。
不料，她年轻的生命实际上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我们这次分别竟成为永诀！
在胡集公社，我走访了好几个上海知青点。各生产队的情况都大同小异，上海知青生活绝大多数都成问题，个别的连吃饭都难以维持。大家对前途普遍比较悲观，特别是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招工时都“政审”通不过而被刷下来，更是表现出对今后生活的绝望。对此，我当然感同身受，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有的上海知青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我到过一个生产队，3个上海男知青住在牲口棚边的两间破房子里。他们都懒得出奇，被子和衣服都不迭不洗，凌乱地堆在床上；地上也许多天不扫了，脏得一塌糊涂；吃饭的碗也不洗，锅灶上叮满了苍蝇。我一动，至少有几百个苍蝇轰地飞起来！唉，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啊”！
上海知青中也有非常讲究清洁卫生的。我去了另一生产队，有3个上海女知青在那儿插队。她们3个是亲姐妹，姓花，是回族人。我想，她们的父母好不容易养育了3个如花似玉的姐妹花，到头来却被迫下放在这遥远的穷乡僻壤，不知该有多么牵挂和伤心！
她们同样住的是两间歪斜的破草房，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我早就听说回族人是很爱清洁的，男子汉戴的圆帽永远是洁白如新，女子衣服再旧也是干净如洗，显示出高度的文明和教养。她们很讲究礼节，对我十分热情而彬彬有礼。大姐叫花芹莉，身材高挑，大眼睛，高鼻梁，笑起来露出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皮肤白里透红，长的美如天仙，又落落大方。两个妹妹也十分斯文，陪着姐姐跟我说话，话语不多，偶尔插个一两句，好像姐姐是她们的代表似的。大姐给我介绍了生产队里的情况，也委婉地反映了她们生活的窘境。原来她们上海的母亲身体不太好，经常生病，所以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实在无法汇钱支援她们姐妹3个。仅凭这一点，我就知道她们过得是何等艰苦的日子了。
我确实无法帮助她们。我知道五七办公室经费十分紧张，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很多上海知青或病或灾到办公室来求援，大都空手而归。我自己也穷得叮当响，就是因为躲避来客才要求下乡的。所以，我只好空洞地安慰了她们几句，说了一些不解决实际问题的废话。我知道，她们的心里是非常失望的。我实在害怕看见大姐那双美丽而饱含愁苦的大眼睛！
在胡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到杨桥生产队调研，那里的见闻使我终身难忘。
杨桥在胡集东面大约5里，是利辛县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也是安排上海下放知青最多的生产队。杨桥最大的特点，就是生产队全体男女老少保留了1958年“大跃进”时期创建的公共食堂！
杨桥最多时有3男9女一共12名上海下放知青。男知青是江永华、邹群、王文群；女知青有胡湘玲、雷小美、章润清、母佩芳等。后来，陈白燕因为是独女而且家庭特困，经批准退回了上海；吴立新想方设法把户口转回了浙江老家农村。剩下的几个与老乡同吃一个大食堂。
我到杨桥生产队的时候，正是晌午老乡们从地里收工回来吃饭之时。生产队长姓朱，50来岁，长得瘦瘦的，但看上去筋骨很好。他对上海知青的评价总体上是满意的，在简单介绍之后，就说大食堂里的吃饭时间到了，邀请我一起去吃。于是，我有幸在那里吃了一顿真正的“大锅饭”。
在吃饭前，他们还得执行一套烦琐的仪式。首先，是所有吃饭的人都要在打麦场边食堂前面的空地上排好队，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一起高唱“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是朱队长讲话。他批评了几个不好好干活的社员，照例训斥了一通，然后分配下午的劳动任务。讲完了，宣布：“现在吃饭！”
食堂的饭实际上早就做好了，菜也一份一份盛好了放在长条大桌上。中午的伙食十分简单，黑呼呼的山芋面大馍和大锅菜汤随便吃，主菜仅一样，每人半碗炒豆饼。本来，豆饼是喂牲口的饲料，现在放上辣椒、葱蒜加上油在大锅里炒一下就算是菜肴了。营养大概还不错，就是实在太难吃了。
我问几个上海知青，是不是每天每次吃饭前都要背语录、唱歌？是不是经常吃这样的伙食？他们都作了肯定的答复，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多年后，我听说杨桥的上海知青陆陆续续招工、招生走了，最后两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上海知青也在1978年病退回了上海。在离开之年，大食堂竟然还在奇迹般地维持运转，只是后来不知道怎么样了。
刘萍之死
1971年10月下旬，我从柳西公社下乡回到五七办公室，听到一个令我大吃一惊的信息：胡集公社一个叫刘萍的上海女知青因病去世了！
刘萍？怎么可能！就在半个月前，我还和她一起在田埂上走过，在一起谈论知青的未来。才多少时间啊，就天人两隔！
在我的印象中，刘萍是一个很健康很阳光的姑娘。她中等个子，发育良好，胸脯挺得高高的，梳着两条短辫，端庄朴实的脸上老是露着灿烂的笑容。我听她的邻居张成武说过，他和刘萍住在上海永年路的一条弄堂里。她很能干，也很勤奋，家里什么活儿都能拿得起放得下。为此，痴情老实的张成武对她极有好感。他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青梅竹马的邻居。张成武去年不幸得了白血病，刘萍还到解几湖生产队来探望过。半月前我还问起张成武的病情。她告诉我，张成武的病很重，这种病是绝症，可能活不长了。我发现她漂亮的眼睛里有一丝隐隐的哀伤。
刘萍还托我办一件事呢。记得半月前我们在胡集分手时，刘萍突然对我说：“请你帮我办一点事，好吗？”
我问：“啥事体呀？”
她竟然提出的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要求：“你有办法帮我弄一只医院里的盐水瓶吗？”她又补充解释，有了一只带橡皮塞子的盐水瓶，夏天可以当水壶，冬天可以暖手。她已经在胡集留意好长时间了，听老乡说是两毛钱可以买一个空瓶，但一直没有买到。她到胡集卫生院也去问过，那时老乡生了病很少有花钱挂盐水或葡萄糖的，就是挂水也是把瓶子像宝贝一样收起来，所以她一直未能如愿。
我当时答应了她。她显得很高兴，连声说“谢谢，谢谢！”。但我那时从来没进过医院，对白色的医院总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认为那是细菌和病毒肆虐的地方，所以还没有办成这件事情。我想以后能在利辛集市上买一个，或托人从医院弄一个，再请胡集或马店三好中学的上海知青带给她。不料，她现在已经不再需要了。
五七办公室和上海慰问团都派了一名干部专门去胡集处理此事。我的好朋友王晓波也一起去了。
两天后，他们回来了。王晓波告诉我，刘萍走得非常突然。那天早晨，她还高高兴兴地一个人去胡集赶了趟集，下午参加割豆子的劳动时，突然两手捂着胸口喊疼，没等一起干活的上海知青薛自芬反应过来，她已经软软地倒下了，再也没有睁开眼睛。等到永红大队的“赤脚医生”赶来时，她已经既没有脉搏也没有心跳了。医生说，这是典型的突发性心肌梗塞。
刘萍自己根本不知道心脏有毛病，可能是那天太累了，才引发了心肌梗塞。如果她没有下乡，在上海及时送医院抢救，病魔就不会夺去她年轻的生命。
王晓波给我讲了刘萍入殓前的情况，并给我看了她的遗容照片。她穿得十分单薄，微闭着眼睛静静地躺着，好像熟睡了一样。高高挺起的胸脯显示出一个青春少女的大好年华。
刘萍的遗体被装进了一口薄皮棺材，埋在远离村庄的一条小路边。于是，在荒凉贫瘠的异乡，又新添了上海女知青一座寂寞的孤坟。开始两年，还有一些上海知青在清明的时候给她祭扫。后来上海知青都回城了，她的坟头就无人问津而湮没了。
那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奇怪而可怕的噩梦：
刘萍披头散发，脸色惨白，穿着破旧的白色长袍，在嘤嘤地哭泣：“妈妈呀！我害怕呀！我要回家……我要回上海的呀……”
我惊醒过来，原来是南柯一梦，只觉得毛骨悚然，定了定神，才发觉自己是睡在五七办公室里。
刘萍只是许多插队殉难上海知青中普通的一名。据统计，到我离开五七办公室的1972年8月，仅3年多，插队到安徽利辛县3900多名上海知青中，就有42名因各种原因去世。他们中大多数是因病逝世的，少数是因公牺牲或自杀的，还有个别是与老乡有矛盾而被打身亡的。我们马店公社一个叫胡玲玲的上海知青，是三好中学的67届初中生。他的名字像女孩，性格也像女的一样，十分害羞腼腆，说话时大都要脸红。他因饿得受不了而在集上偷了半袋面粉，被一群老乡抓住，打得不成样子，后来不知死活。
其他地方上海下放知青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也差不多，如利辛的邻县蒙城，有插队在同一生产队的3个上海女知青下放不到一个月，就在一场火灾中被夺去了年轻美丽的生命。有一位名叫郑永辉的上海女知青已经当上了干部，在当地荒唐的派性斗争中饱受迫害，被逼自尽！
多年后，我曾邂逅一位姓赵的上海女知青，下放在云南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她告诉我，仅她们一个农场就有72名知青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在猛龙山下的“知青墓园”里，有72个冤魂在游荡。那一个个都是20岁左右鲜活的年轻生命啊。那是大上海的优秀儿女啊！
如果真的有仁慈的上帝，我想上帝一定会眷顾这些年轻的殉难者，并保佑他们的家人不再经受那么多的苦难。
让我们这些下乡知青的幸存者不要忘记他们。历史也一定会永远记住他们，祭奠他们。愿他们美丽的灵魂在天堂里安息吧！
性命交关之时
我到五七办公室才一个多月，也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算是到鬼门关走了一回。
在年轻时，我的体质还算不错。由于营养不良，我又瘦又黑，在夏天打赤膊时胸前的肋骨都一条条清晰可数，一米80的大个子裤腰仅2尺。但是，我筋骨较好，从我记事起没有生过什么大病，也没有进过医院，就是偶尔有点感冒之类的小病，挺一下也就扛过去了。
利辛这地方传染病很多，除了老乡称为“老瘴”的疟疾流行之外，还有肝炎、痢疾、霍乱、出血热等传染病严重威胁人们的健康。只要不幸传染上某种疫病，那真是性命交关啦。
1971年11月上旬，虽然已进入深秋，但天气仍然比较热。那几天，我开始时感到肚子有点不舒服，拉了几次肚子，吃饭也没有什么食欲。我没在意，也没去医院看病。后来渐渐严重了，一天要泻好多次，而且里急后重，明明急不可待要拉肚子了，却又拉不出多少，饭也不想吃了，还有些发烧。我强忍着没敢声张，怕葛主任发觉了把我退回生产队去。
正在此时，五七办公室派我和王晓波去中町公社河北生产队调研写材料，作为上海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样板报到省里去。河北生产队的上海知青确实干得不错，他们为老乡做了很多好事，还千方百计地搞科学种田，连电影记录片《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中也有他们的好几个镜头。河北生产队的詹绍思、包春、舒复、朱永芊、王欣等上海知青在全县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河北生产队离县城不远，在利辛东边8里路，只要沿着阜蒙运河走个把小时就到了。由于任务较急，我催王晓波前一天下午先赶过去了解情况。我有点不舒服，准备次日一早再赶过去。
第二天，我一起床就觉得有点不妙。由于半夜起来了好几回，觉也没睡好，头昏昏沉沉的，两条腿就像踩在棉花堆上，走起路来软绵绵的。吃早饭时，我勉强喝了半碗稀饭，就上路了。
平时走一个小时的路程，我足足走了半天，实在走不动了，就在河岸上坐一会儿，路上还拉了几次肚子。好不容易走到河北生产队，已经是过了晌午了。
下午，我和王晓波召开了河北生产队全体上海知青的座谈会，了解最近两年多来上海知青科学种田方面的具体事迹。会议地点是在两间男知青的宿舍，狭窄的草房里坐了10来个人，显得十分拥挤。
我坐在床沿上，用钢笔记录着大家的发言。由于发烧，我的头晕晕乎乎的，眼睛也有点睁不开了，但仍坚持着，坚持着，不让自己倒下来。当大家谈到“九二零”菌种怎么促进植物快速生长时，我实在支持不住了，两眼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刹那，我听见一阵惊叫和混乱。
等我醒过来，睁开眼睛，已经是繁星满天了。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一辆胶皮轮胎的架子车上，身上盖着一床被子。车子正在疾行，在微弱的星光下，公路两边黑黝黝的树影不断往后退去。我心里吃了一惊：怎么是夜里呢，看样子我昏过去至少有好几个钟头了！
我扭过脸，看见王晓波一个人拉着车，沿着阜蒙公路拼命往县城方向赶去。我挣扎着想抬起身来，只觉得一阵晕眩，又失去了知觉。
当我又一次睁开眼睛，天已大亮了。我发现自己在利辛县人民医院的走廊里，躺在架子车上，旁边的铁架子上挂了一个盐水瓶，药水正通过一根细细的管子输入我的体内。
“你总算醒过来啦！”满眼红丝的王晓波对我说，“你晓得吗？昨天夜里你危险得不得了！”
我望着王晓波，知道他为了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借了架子车连夜拉到利辛，又守护了一夜，心里说不出的感动。
由于医院床位十分紧张，无法安排我住院。我在走廊里挂了两天盐水，加上打针吃药，病情有所减轻。王晓波要把架子车还给河北生产队，就配了几天的药，把我拉到五七办公室养病。
我真算命大，经过这么两天简单的治疗，死神离我而去。而邻近马店的永兴公社一位叫赵立中的上海知青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是66届高中生，在差不多时间患了与我同样的中毒性痢疾，泻了一个多星期肚子，年轻人哪知这种传染病的厉害，没到医院及时治疗，就不幸去世，可惜了一条好汉。而与他同住一屋的上海知青方世武却因偶然因素逃过此难。很多年后，我与作为《劳动报》办公室主任的老方在一起喝酒，他满头银发，饱经沧桑，感慨地说：“在利辛插队几年，我已经死过好几次啦！”
不少插队利辛的上海知青，生与死只在须臾之间。插队汝集公社的女知青魏大凤到河边洗衣服，不慎滑入水中，没被人及时发现，活活淹死。而另一位叫范红的女知青，长得美如天仙，父母都是教师，双双被打成“右派”，这种“黑五类”家庭出身的知青在农村的遭遇可想而知。她也在洗衣服时滑入村边的河里，她不会游泳，在水中绝望挣扎，正好被一位姓梁的老乡看到，跳下河把她捞了起来，后来嫁给了这位光棍汉的救命恩人。
我到五七办公室上班不久，县革命委员会大院的女厕所里发生了一件上海女知青自杀事件。那位女知青长得很漂亮，身材窈窕，明眸大眼，她大概实在活不下去了，到五七办公室求助未果，就在女厕所里用剪刀乱砸自己的脖子，流了很多血，所幸未伤及颈动脉，被人发现而被送进县医院抢救而活了下来。她在五七办公室住了10多天，脖子上缠着厚厚的绷带，与我们一起在县革会食堂排队买饭，那凄怆绝望的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我的痢疾不可能很快痊愈，只好天天不脱衣服睡在办公室档案柜后面的床上，尽量使自己不弄出声响，实在忍不住时才跑一趟厕所。不两天，县革命委员会大院都知道五七办公室有一个得中毒性菌痢的上海知青。这可是烈性传染病呀，有的干部就恐慌起来。
葛主任、张副主任和上海慰问团的干部都很关心我。每天一上班就来看望，听说我几天没有吃饭，急得直叹气。王晓波、林炳华等上海知青更是倒水端饭，对我关心备至。
我觉得十分过意不去：到五七办公室上班才一个多月，还没干多少工作就病倒了。我也知道五七办公室领导承受着来自其他部门的压力。于是，我跟葛主任提出回生产队养病算了。
“你病成这个样子咋能回去呀！”葛主任愁眉不展地对我说。
我一直留在办公室里养病，时间长了肯定不行，传染上其他上海知青或大院里的干部可就不得了啦！但是送回生产队，出了生命危险怎么办？一般知青生了大病只有乡下朝县城送的，哪有县里往生产队送的？再说，整个县革命委员会只有一辆吉普车供主要领导使用，连五七办公室的主任都不沾边。没有车，我怎么回去呢？当领导的也真是左右为难。
办公室会计老王很厚道，他悄悄地对我说：“你就是回生产队，也一定要再坚持两天呵。还是领了工资再走吧！”
过了两天，五七办公室发了工资，我的病也轻了一些。于是，我向葛主任提出回生产队去。葛主任叹了一口气，算是同意了。他关照我一定要好好养息身体，以后办公室如果需要人，还会通知我回来的。我认为，那不过是客套话而已。
那时候，提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提倡“轻伤不下火线”。我觉得，这样回去并不是光彩的事情。所以我没敢与大家告别，乘办公室只有沈兵一个人低着头在刻钢板，其他人都不在时，我摇摇晃晃地溜出五七办公室，恋恋不舍地走出县革命委员会的大院。
利辛大街上还是那么热闹，大约1公里长的人民路，平时10多分钟就可以走完，这次我却走得十分艰难，好不容易走到县城南面的汽车站，就化了大半个时辰。那时大街上根本没有三轮车，更没有什么出租车。我只好搭上一辆蚌埠开往阜阳的过路长途汽车，在马店下了车，然后走10里路回前刘寨。挨到生产队，人已经快虚脱了。我打开门，一头倒在土坯床上就昏睡过去。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兰
我的细菌性痢疾原本就没有痊愈，加上一路辛苦，回到生产队以后身体就不行了。
我开始还勉强能起床，拎了个瓦罐到井边打水，用山芋粉烧点稀饭喝。回生产队前，王晓波给我到县医院配了一个礼拜的药，但吃了这些药以后没有多大效果，自己给自己扎了几次针也不见轻。后来药吃完了，针也不扎了，我连路也走不稳了，有一次打水时眼直发黑，差点儿栽到井里去。一开始泻肚子我还跑到地里方便，后来我实在走不动了，干脆把打水的瓦罐当成了马桶。这种瓦罐很便宜，在集上卖3毛钱一个，罐口两边有“鼻子”，拴上绳子可以打水，也可以当夜壶，但当过尿罐以后就不能再打水了。我原本想得好好的，准备病好后到集上买一个白铁皮的水桶，省得瓦罐不小心在井沿碰碎。谁知我的病情越来越重，打水没有了工具，只好在需要水的时候就到旁边的牛棚里找饲养员要一点喝。
我因生病被县上退回来的消息很快在村里传开了。有几个老乡来看我，给我送点蔬菜、面条什么的，使我十分感动。“聋子”也来看我，嘴里嘟囔着：“我靠！你原来身体好好的，咋到县里上班就生病了呢？这下完了，退回生产队修地球，还病得七死八活的，咋弄？”
我病得下不来床，有两三天没吃饭了，连开水也喝不上，整天烧得迷迷糊糊的，时睡时醒。突然，我有点惧怕起来，生怕再病几天，病情进一步加重那就完蛋啦。我仿佛看见死神在那里狞笑，仿佛看见母亲悲伤欲绝的面容。有一回，我甚至想到，白白活了这么20多年，连一个女人都没碰过，要是“翘辫子”了，这一辈子实在太亏啦……
我的草房连一扇窗户也没有，大白天关上门屋里是黑乎乎的。突然虚掩的门“呀”的一声被打开了，在明亮的光影中只见一个年轻女子走进屋来，那声音清脆得像仙女一样：“俺听讲你病啦？俺看你的烟囱，都两天没冒烟啦！”
我睁开昏花的眼睛，认出她是小兰。我想爬起来，挣扎了一下又倒了下去。她连忙上前扶我，说：“你要啥东西？俺给你拿……”
“我要喝水，要热的……”我喃喃地说了一句，又昏了过去。
我在昏迷中觉得有温热的甜水灌进嘴里，又流到肚子里，怪舒服的，慢慢睁开眼睛，原来又是小兰。她弯着腰站在床边，一手扶着我的头颈，一手用杯子小心地给我喂水。
我急不可待地喝了不少温开水，原本衰竭的身体好像又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就微眯着眼打量起眼前的这个大姑娘来。
小兰是队长的侄女，住在队长家旁边的两间破草屋里。她今年夏天刚从马店中学初中毕业，是村里唯一的中学生。我去县里上班后，队长就派小兰接替了记工员的职务。农村孩子上学晚，她虽然初中才毕业，但已经是个18岁的大姑娘了。农村闺女嫁人早，一般十七八岁就有婆家了。她只有一个母亲相依为命。听说1960年那年大饥荒，前刘寨饿死了不少人。她全家都得了严重的浮肿病，父亲和兄弟先后死去。老乡说还是女人能熬，她和母亲最后好不容易活了下来。这么多年孤儿寡母活得很不容易。要不是队长暗中照顾，别说上学，恐怕连饭都吃不上。就在我去五七办公室前不久，村里还发生过一件有关她娘俩的新闻逸事。
那时候安徽农村普遍很穷。一到夏天，男人都到村庄外面的打麦场上睡觉，而且都赤身露体，既是为了图凉快，也是为了节约内衣。女人也都一丝不挂地睡在村庄里面，而且为了图凉快一般都不关房门，甚至少数结了婚的妇女就在房门外面的空地上铺一张芦席，就赤裸裸地睡在屋外。所以，除了小孩，成年男人是绝不允许晚上走进庄里的。由于村庄四面有一圈宽10多米的小河，只有南面留有一个缺口供人进出，凡是进入村庄的人都能被打麦场上的男人看到，因此队里的女人一般安全不会有问题。但是，那天一个外庄的坏人从村庄后面的河里游了过来，摸进小兰娘俩的屋里。小兰娘先惊醒了，为了保护女儿，拼命与坏人搏斗。那坏人不但不逃跑，反而乘机对小兰娘恣意轻薄了一番。由于没穿衣服，小兰娘也不敢大声喊叫，直到小兰穿上衣服，跑出去叫人才把坏人吓跑。
小兰娘虽然快40岁了，但还很有点姿色，庄里有两个同辈的光棍很是垂涎她，不知何故未成其事，大概是她为了抚养女儿小兰而不肯再嫁吧。出事以后，光棍们故意在地里干活时挑逗她：“小兰娘耶，你那时为啥不敢喊呢？俺听见了，好帮你抓坏人咧！”每当此时，小兰娘都红着脸啐道：“去去去！滚一边去！谁要你帮咧！”
看来，小兰家确实十分需要一个男人，但当地习俗上门女婿是被人看不起的，许多人宁愿一辈子打光棍也不愿意当人家的上门女婿。此外，女儿嫁人也不可能把母亲带到夫家，那是没有先例的。小兰是个十分孝顺的姑娘，所以找一个理想的上门女婿恐怕是唯一的出路，但她又不想嫁一个文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这个单身上海知青大概成为她们的理想目标啦！
小兰长得挺漂亮，中等个子，脸色白里透红，大眼睛，长着一口整齐的牙齿，平时梳着两条齐肩的短辫，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嘴边有一颗醒目的绿豆大的黑痣。她身体发育良好，虽然穿了一件较大的洗得发白的绿色碎花褂子，还是遮不住高高隆起的胸脯。这样的姑娘，真是能引许多小伙子梦寐以求的美女呀！
小兰发现我在偷偷看她，脸羞得通红。我十分尴尬，心里一边骂自己没出息，一边打起精神由衷地说：“你能来看我，实在是谢谢你啦！”
“还谢呢！俺知道你根本看不起俺……”她低声说。
她说的是实话，以前她每个星期日和寒暑假都要回家，参加生产队里干活，有几次她主动跟我说话，可我只是一般性的应付几句，与她话语不多。她母亲对我也不错，有时送点青菜、辣椒什么的，有一次给我送来一长串辣椒干和好多大蒜，让我放上盐捣碎了蘸山芋面粑粑吃。这东西能放长久又下饭，解决了我不少吃菜方面的困难。
“唉……唉……”我长叹无语。我怎么能把不离开农村就不谈恋爱不结婚不生孩子的“革命三不主义”说给她听呢。
她显得有点不高兴，怏怏地走了。我以为她不会再来了，谁知道她每天都要来看我一二回，还给我带来稀饭、面条等吃的东西。有一次，她看我病很重，就坐在我床上，大胆地把我抱起来放在她的腿上，一点一点地喂我吃饭。我偎依在她的怀里，感受着一个真情少女的关爱，感到阵阵前所未有的激动。要不是我病得半死不活的，大概要采取什么越礼行动啦！
有一次，我担心地对她说：“你这样天天朝我这儿跑，被人家看见了咋办？”我知道老乡们的思想大都十分封建，一个大姑娘朝一个单身男人屋里跑，与俩人上床没有多少区别。她天天到我这里来，村里人不可能不知道。
“俺不怕，让他们去瞎咧咧！”她并不在乎，“俺是个闺女都不怕，你一个大男人怕啥家伙？”
我听她如此一说，倒也真的不在乎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由于小兰的悉心照料，加上我每天两次扎针，主要扎两腿的“足三里”和肚脐下的“关元”“气海”穴，我的痢疾慢慢好起来，饭量也渐渐大了起来。
一天晌午，小兰又给我端来一碗青菜面条。我说：“你不用再给我送吃的了。我的病都已经好啦！哎，这些天实在是谢谢你……”
“谢谢俺？”她眨着水灵灵的大眼睛调皮地问，“你说吧，咋谢俺？”
我想了一下，从刚发不久的工资中抽出一张10元大钞递给她：“这点钱，你去买件花褂子，再到马店集上好好吃一顿，算我请客啦！”
“谁要你的钱？”她想了想，收起钱说，“俺到集上给你买点东西补补身子吧。”
小兰赶了一回马店集，买回了老母鸡、鸡蛋、甲鱼等好吃的给我补身体。我们两个杀鸡杀鳖，熬了一锅“霸王别姬”汤，竟然一顿吃了个干干净净。那年头，肚子里缺油水呀。
她见我的被子破得不成样子，又提出给我添置一条新被子，帮我上集买了一条被里和8斤棉花，手脚麻利地给我把被子缝好。原来发黄的旧棉絮就作为床垫。安徽的新棉花可比上海带来的旧被子暖和多啦。经过生死考验，一场大难终于挺过去了。
老子曰“祸兮福所倚”，此乃真言也。大病过后，我和小兰的关系比过去亲密多了，经常在一起聊聊天。队长和老乡们好像不怎么反对，我也没有听到什么流言蜚语。如果两天不见她，我也有点想她。这就是初恋的感觉么？
生了一场大病以后，我开始深切地体会到找一个老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由于我的家庭问题，看样子只能永远在农村扎根一辈子了，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女人确实不行。但是，找一个上海女知青还是像小兰这样的当地姑娘，却使我拿不定主意，真是人生失去大方向了。
好在那不是恋爱的季节。我大病初愈，就投入到繁忙的秋收中去，把山芋从地里挖起来，再用手摇的切片机或切片板把大大小小的山芋切成一片一片的，撒在大田里晒干后收藏起来。要是遇到下雨，半夜都要被队长的大嗓门吆唤起来，冲到黑暗的大田里抢收白乎乎的山芋干。如果抢收不上来，山芋干淋了雨发了霉，半年的辛苦就白干了。
至于五七办公室，看样子我是回不去了。在利辛县城那一个多月的经历，好像是一场依稀的梦。
农活再忙，在找到老婆之前一天三顿饭还必须自己烧着吃。一天收工回来，天已经擦黑了。我坐在灶前的土坯上，把柴禾往灶膛里塞，火光一闪一闪的。突然，小兰出现在我的门前，她依着门框不说话。
“你怎么不进来呢？”我奇怪地问。
她好像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又显得十分犹豫。突然，她红着脸轻轻地在我耳边叮咛了一句：“俺今儿晚黑里到你这儿来，你等着俺啊？”说完，没等我回答，她像蝴蝶一样飞走了。
我只觉得热血往脑门上涌，心里七上八下的，连吃饭也不知什么滋味了。天黑了，我怕有什么老乡来串门，早早就把油灯吹熄了，歪躺在床上胡思乱想起来。我预感到有关系一生的大事要马上决定。火烧眉毛的现实问题是：夜里小兰来了，我将说什么话，或将采取什么行动？
从心底里，我是不大愿意找一个安徽农村姑娘当老婆的，一想到今后我的子孙将在如此贫穷落后的地方生活几辈子，一想到我将会带着一个安徽乡下姑娘回上海而受到亲戚邻居的议论嘲笑，我的心都会哆嗦！但找一个上海人结婚，就意味着将把她的户口迁到前刘寨来，在这个歧视“外人”的生产队过几十年，又何以生活？又谈何容易？唉，还是一个人在这种鬼地方混一辈子算了！我决定：小兰来了，搂搂抱抱的问题倒不大，但无论如何不能答应她改姓刘，而且无论如何一定要坚持守住最后一道“防线”！
夜深了，还不见小兰进门。我翻身起床，走到门外。繁星满天，村庄里黑糊糊的，寂静无声。小兰家住在庄子的最里面，我还从来没有去过，因为怕人家说我是她家的上门女婿。我等呀等呀，最后等得不耐烦了，就回屋倒头就睡。一夜无事。
第二天下地干活时，我发现小兰一整天故意躲着我，跟我红着脸打了个招呼就与其他几个闺女说笑去了，以后两天也是这样。我想，大概她是受到母亲的反对或警告了吧。
公社的通知又下来了：叫我重新回到县五七办公室去上班。我在村口见了小兰，跟她说起这事，也算是与她告别。我发现，她的神色十分黯然，水灵灵的大眼睛里噙了一层泪花。
多少年以后，我在电视里第一次听到《小芳》的歌声，不禁热泪盈眶。小兰啊，这些年你过得还好吗？
夜抄大字报
我回到县五七办公室，才知道原来是上海慰问团的老陈在葛主任面前夸奖我并建议让我回五七办公室。葛主任对我办事认真也有比较深刻的印象，所以就通知我回利辛上班。老陈叫陈彭年，家住上海杨浦区凤城新村。不知怎么搞的，他一直对我特好。这一回又多亏了他呀！
会计老王悄悄把上个月的33元工资补发给我，使我大感意外。我回生产队达一个多月，根本没在五七办公室上班，怎么还发工资呢？我觉得收下这笔钱不太合适，就去找葛主任，希望把工资退回去。谁知葛主任说：“听说你有3年没回上海啦？今年春节俺放你10天假，你回家看望一下父母吧。这点钱，回一趟上海差不多吧？”一席话，把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我虽然离开利辛才一个多月，但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利辛县最大的新闻，是按照上级的要求恢复了中共利辛县委员会，而且成为地方权力的核心。县委的下属机构县委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也同时恢复了。新任命的县委第一书记叫孙邦昌，原来是本县柳西大队的党总支书记。他40多岁年纪，中等身材，长得白白净净的。他的文化水平不高，仅有相当于小学四年级的实际水平，由于带领全大队贫下中农艰苦奋斗学大寨很有成绩，成为安徽全省农业学大寨的两面红旗之一。另一面红旗是肖县的郭庄大队，大队书记郭宏杰更有名，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上竟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柳西比郭庄稍逊一筹，后来孙邦昌还提拔为阜阳专区党委第一书记，还兼利辛县委第一书记，可谓权势熏天。由于孙书记是大老粗出身，所以在大会作报告时经常念错别字，字也写得别别扭扭的，还老是把“常委”写成“长委”，一时在县城引为笑谈。
孙书记文化水平不高，但路线斗争觉悟相当高。他知道自己口才欠佳，就很有自知之明，平素较少说话，但一说话就斩钉截铁，字字千钧。例如，他经常说的套话是：“你这鸟东西路线有问题！”“不管咋说，还是要抓阶级斗争！”“你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干啥事都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云云。在用人方面，孙书记也是旗帜鲜明，大刀阔斧地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大换班大调整，并能做到“举贤不避亲”，大胆地破格起用自己的亲戚和亲信，像县委组织部长于友兰就是他的小姨子，另外有好几个亲戚担任了关键的部长和局长。当然清一色的亲戚亲信也是不行的，有些级别较高的职务也要选拔其他干部担任，像五七办公室老杨的丈夫何世华有幸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部长，还是县委常委。不过，老何原来在省城合肥就是一位县处级干部，相当于县委书记或县长的级别，到利辛来还是降级使用了。
领导班子不是铁板一块，孙书记权力再大也难以一手遮天。县委刚成立不久，“反孙派”就应运而起，其头头就是宣传部长何世华。你可别小看县委宣传部没有多大实权，但直属单位还真不少，如文化馆、文工团、广播站、电影院、新华书店等，还有教育局、卫生局、利辛中学、县人民医院、防疫站、体育运动委员会等重要单位也归其管辖。而且，这些单位知识分子较多，大都能说会写，并有自己的一套“小九九”，搞得孙书记一派十分头疼。
那时候，主要的斗争武器是大字报和大标语。全县的大字报主要集中在县委大院和地处闹市的利辛中学，那里的围墙很长，不但能贴数以百计的大字报，还特别有利于写大标语。你要想打倒哪一个，就一次贴出几十张大字报和几条大标语造舆论造声势，被点名的人就基本上被搞臭了。
县委大院有一个女干部，30多岁，长得很漂亮，白皙的瓜子脸，大眼睛，微笑时露一口整齐的牙齿，身材也很窈窕，是县里有名的大美人。不知咋搞的，她得罪了什么人，被人贴了几张匿名的大字报，竭尽“破鞋”“婊子”等污蔑攻击之能事，更缺德的是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尿罐”，意思是许多男人都可以使用，弄得那美人和家属颜面扫地。女干部寻了几次死，都被救了回来。大字报，这东西实在是厉害呀！
由于新县委成立了，与县革命委员会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大院里的办公室顿时紧张了起来。五七办公室被指令迁出了县委大院，搬到文工团对面的一个青砖围墙的院子里。院里有两排房子，比原来的3间办公室宽敞多了。原来我们男知青睡在办公室里，现在有一排房子专门安排知青住宿。不但像我们这样临时抽调上来的知青可以住，从离县城有好几十里路到五七办公室反映情况的知青也能安排住宿。住宿条件好多了，只是吃饭不太方便，需要步行200多米到县委大院或县招待所食堂吃饭，真是有一利必有一弊呀。
利辛两派的斗争越来越激烈，连我这个在五七办公室当临时工的上海知青也被卷了进去。
一天下班时，办公室老杨见周边无人，悄悄地对我说：“你今天晚上到我家来一趟好吗？老何要找你说个事。”我答应了。办公室几位干部都对我不错，他们有什么事我是很乐意效劳的。
天黑以后，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县委大院后面的何部长家。利辛两派斗得很厉害，有时在街上说话被人看见，也可能被盯梢的人汇报上去，那就没有好果子吃啦。
何部长到底是省里来的干部，40多岁，脸膛较黑，举止挺有风度。他开始夸奖了我一番，说我的文章写得好，字也写得漂亮，还有为人老成稳重什么的，最后言归正传，希望我参加写县委第一书记孙邦昌的大字报。
我的头马上就晕了。这些年，由于我家庭出身不好，吸取了父亲口无遮拦的教训，平时说话十分谨慎，生怕说错一句话惹祸上身。现在居然让我写大字报攻击县委第一书记，这却如何是好？
何部长讲了一些孙邦昌书记的劣迹，说到气愤时真是痛心疾首。其实，我的是非观念还是有的，觉得孙书记这样做确实不对，但何部长他们拉邦结派的好像也不大对。于是，我跟何部长解释，由于我对县里情况不了解，大字报我就不起草了。我的毛笔字写得快，可以帮助抄写大字报。
何部长听了，居然很满意。他吩咐妻子老杨马上带我到炮制大字报的地方去，并且说明一定要注意保密。我也正希望不露痕迹呢，假如孙书记那一派知道我参加了与他对立那一派的活动，那我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啦！
在路灯昏黄的街道上转了两个弯，我和老杨来到东风路体委斜对面一个没有挂牌子的大院里。这是个不惹人注意的地方。我多次从这里走过，却从来没有朝里面望过一眼。
“这是什么地方？”我悄悄地问老杨。
“这是新华书店的仓库。院子里就住了几家职工家属。”老杨答道，“你放心，在里面写大字报不会有外人知道的。”
老杨在一扇紧闭的大门上轻轻敲了几下。门开了，原来里面灯火通亮，但高高的窗户都用黑色的布幔挡得严严的，连一丝光线都透不出来，好像寂静的仓库里空无一人似的。
仓库里到处摞了一堆一堆打成捆的新书。有的书被码成四方四正的桌子样，屋子里还有一个半新的乒乓球台。里面已经有10来个人在紧张地伏在桌子和书堆上写大字报。书堆上、水泥地上，到处摊满了一大张一大张墨迹未干的大字报。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墨汁和纸张的混合味。
有人上来友善地跟我打招呼，其中有两个人我是认识的，一个是宣传部的科长刘剑波，一个是文化馆的美术老师张浩志，还有几个也都似曾相识，但叫不上名字。
老杨递给我几张大字报的底稿。我一看，原来题目是“揭发孙邦昌的十大罪状”。我粗粗翻了一下，大约有4000多字，这恐怕是我一宿的任务呢！
这是我头一次参加写大字报的“战斗”！我拿过一个新塑料脸盆，往里面倒了两大瓶墨汁，拿起一支大号毛笔抄了起来。为了使大字报的标题更加醒目，仅10个字的题目我就单独用了一整张大白纸，并故意把“孙邦昌”3个字写得歪歪扭扭的，还用红色墨水在名字上面打了一个粗大的叉叉！
我一口气抄了10多张大字报，才觉得胳膊有点酸，肚子也饿得咕咕叫。那时我没有手表，不知道已是几点钟，估计已经是过了半夜12点了。
忽然，两个中年妇女送来了夜宵，给每人盛了一大碗。那是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圆。我坐在书堆上，捧起碗咬了一口汤圆，里面是肉馅儿，味道真是不错。到利辛插队已经3年了，我还是第一次吃汤圆呢！
我写完这张大字报，还要等另外几个人写完大字报。这点时间，我又奉命写了好几副大标语，每个字都有一张白纸那么大：
“打倒孙邦昌！砸烂孙邦昌的狗头！”
“炮轰孙邦昌！火烧孙邦昌！油炸孙邦昌！”
“孙邦昌是利辛人民的头号敌人！”
“孙邦昌必须滚下台！”
……
等大字报全部写完，天也快亮了。我们趁街上无人之机，拎起一大桶糨糊和几把扫帚，把大字报和大标语贴到县委大门两边和利辛中学的围墙上去。等到事情忙完，我悃得眼睛都快睁不开啦！
上午，大字报前热闹非凡，围满了看大字报的干部和居民，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有的义愤填膺，有的幸灾乐祸，有的摇头叹息，有的咬牙切齿。大家你去我来，议论纷纷。这批大字报确实轰动了全县！
后来我听说，这回大字报对孙邦昌及其帮派打击最大。孙邦昌气得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其亲信也因许多丑事被公之于众而惶惶不可终日。不过，这只不过是一时的重击而已，一旦回过神来，他们必然以十倍的疯狂进行反扑。两派的斗争掀起了又一轮新的高潮！
我借口身体不舒服，一直睡到快中午了才被好友王晓波喊醒吃饭。王晓波看我的眼神有些怪怪的，诡秘地说：“宋刚刚，你这家伙给我老实交代！昨天夜里你一夜没有回来睡觉，到啥地方去啦？是不是和什么女人搞七廿三呀！”
难忘的深夜密谈
我到五七办公室虽然时间不长，但陆陆续续结识了不少新的朋友。
那时，在利辛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县城里，根本没听说过什么电视，连收音机也是稀罕之物，只有大街上的大喇叭里一天到晚放着“革命样板戏”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的时髦歌曲。五七办公室虽然订有报纸，但只有一张《人民日报》，一张《新安徽报》，上面都是又假又空的文章，根本就没有什么看头。利辛最热闹的人民路上虽然有一家电影院，但设施落后，木椅破旧，除了放映《地道战》、《地雷战》，就是《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看了好几遍也不想再看了。所以，平时我们下班以后的业余生活非常枯燥，上海人之间串门、吹牛成了打发晚上时间的主要内容。
上海知青有不少招工在各个单位，除了我原先就认识的印刷厂阮品煜外，还有面粉厂的王筱山、化肥厂的严文儒、轮窑厂的何启恒和胡立人、红旗工具厂的彭大勇、文工团的朱红军和刘迎和、五七小学的唐瑞军、水利局的姜亚维、“打办室”的陈世嘉、土产公司的马蒙慈等人。还有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利辛的张文泉和复旦大学外语系毕业的张君法。他们两人都是“老五届”大学生，比我大几岁，但都与我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朋友虽多，也不能天天串门子，抽调到五七办公室的上海知青大部分晚上就在办公室里聊天。我们把所有的日光灯都打开，把办公室照得通明，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办公桌上，吸烟的吸烟，不会吸烟的喝水，天上地下，无所不谈。那年头，谈论政治是相当危险的，一句话不对就有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所以“莫谈国是”也是大家自觉认可的座右铭。
那一天，夜深了。许民、姜民生、丁克等都出去了还没回来，办公室里只有林炳华、王晓波、吕明和我4个人闲聊。林炳华下放在望町公社，长得高高瘦瘦的，脸色白净，两只大眼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他平时喜欢穿一身军装，为人豪爽实在，很有水平，看问题比较准，所以在我们上海知青当中威信很高。我们4个人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共同语言比较多，彼此之间也比较信任，相信谁也不会干出告密出卖朋友的事情。
林炳华神神秘秘地小声对我们说：“你们听说了吗？林彪出大问题了！”
他的声音虽小，在我心中却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因为那时最大的罪名就是“现行反革命”，甚至比杀人、放火、强奸犯还要严重。中央专门有一个“公安六条”，都是专门讲严厉打击现行反革命的内容，其中第一条最重要，即“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恶毒攻击林副主席”的，在坚决打击之首。现在林炳华竟敢攻击林副主席，这还得了？
我想起父亲仅仅在与同事闲谈中把毛主席称为“老毛”而遭到批斗，被戴上“严重政治错误”的帽子，害得我两次招工“政审”通不过。我又想起一个叫梁定的中学同班同学，离别时对我说“平时一定要少说话，嘴巴上要放个哨”的关照，心中十分惊惶，但拔腿溜走也显得不合适，更何况我也是一个有好奇性的人，很想知道北京的林副主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王晓波与林炳华一样，出身工人阶级，所以这方面顾虑较少。他问林炳华：“林彪出了啥事体呀？”
“听说林彪反对毛主席，还要杀害毛主席！”林炳华直截了当地回答。
我又是一阵震惊：还有这种事情？这可比天方夜谭还要离奇！几天前，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几百个干部还在会上一本正经地按程序齐声高呼：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我前不久到胡集公社杨桥生产队调查，贫下中农还排着队，在高唱林彪著名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咧。
吕明也是一脸惊讶：“这不大可能吧？林彪不是毛主席几十年最亲密的战友吗？”
“你们不要小看林彪这个人呀！”林炳华说，“林彪的心机深，魄力大，军权又主要掌握在他手里，听说这次真是危险得不得了呀！”
“林彪要杀害毛主席，具体情况你知道吗？”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问林炳华。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听说林彪暗杀了毛主席好几次啦！”林答道。
“后来结果怎么样？”王晓波急不可待地问。
“翘辫子了！林彪死啦！”林炳华一句话又像一声惊雷，让我们几个惊谔不已。
我们都相信林炳华不可能瞎讲，他一定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了一点风声，告诉我们几个好友。在当时，这种事情属于高度绝密，讲出来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可见我们间的友谊之深。我们几个你一句我一句地评价着林彪。大家怎么也想不通，一个几十年对伟大领袖忠心耿耿的人，在全世界面前“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怎么会一朝翻过脸来，还要狠下毒手！莫非他等不及接班而迫不及待要夺权了？……
就在大家小声议论时，林炳华却一声不吭了，好像若有所思。半晌，他才谓然叹道：“唉，看样子新一轮路线斗争又要开始了。这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呀？”
这一夜，我始终睁着眼睡不着觉，一直在想着林彪的事情。利辛大街上，还有好几个地方悬挂着毛主席和亲密战友林彪的画像呢。
过了一段日子，县里才传达了林彪事件的前因后果，我们才知道了一个大概。据说，林彪叛逃苏联，对毛主席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呢。
林炳华不但有敏锐的政治目光，为人也非常豪爽仗义。数月后，我要去展沟中学当代课教师。临行前，他突然撸下左腕上的手表，说要送给我，使我大吃一惊。那年头，手表绝对是贵重商品，买一块手表需要好几个月的工资，还极难买到，怎么说送人就送人了？我当然不肯收。他说：“你当教师，特别需要掌握时间。还是你用比我用好呀！”为一个插队朋友居然如此慷慨，真是义薄云天，使人难以忘怀。我说什么也不敢接受这份情谊，他只好算了，遗憾地叹了一口气。
林炳华后来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0年后晋升为上海农学院党委副书记和副校长，以后调任上海高校后勤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管理上海30多所高校的后勤保障工作，是中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创始人，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60周岁的林炳华作为上海教育系统的3个代表之一担任了奥运会火炬手，成为上海一大新闻。
落寞吕明话伤痕
在五七办公室，插队望町公社的吕明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吕明和我一样，都是1949年出生的68届高中毕业生，也是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的积极分子。他，一米七七的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黑里透红，戴一副浅黄色的深度近视眼镜，仍然遮掩不住一双闪烁着睿智光芒的大眼睛。在五七办公室，只有吕明和林炳华两人是从望町公社抽调上来的上海知青。望町是一个大集，在利辛县的最东面，与蒙城县接壤。这里紧靠蚌埠到阜阳的公路干线，是利辛离上海最近的地方。上海知青插队在望町，在交通方面可谓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我到五七办公室不久，吕明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那老是忧郁落寞的脸色，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他平时话不多，显得有点闷闷不乐，但工作起来十分卖力，对大家也很客气。我和他交谈了两次，发现我们的性格很相象，谈吐也很投缘，渐渐地我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利辛县城很小，没有什么名胜古迹，连一个公园也没有。居民平时下班后或节假日只有到阜蒙河边上走走。阜蒙河是一条人工运河，东起蒙城，西到阜阳，沟通颖河和涡河两大水系。阜蒙河宽有30多米，河水十分清澈。岸边种了不少柳树和泡桐，成为利辛休闲散步的理想之地。
经常是吃过晚饭，我和吕明就沿着河岸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就在这断断续续的聊天中，我得知了吕明的身世和痛苦，知道他的心始终在滴血！
吕明的父亲在“文革”前是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母亲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演员。他家住在上海长乐路的一幢带花园的别墅里。这样的家庭，在上海绝对是普通老百姓羡慕的上流家庭。吕明有一个姐姐，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北京工作。从小时候起，父母把儿子当作掌上明珠，在教育方面投入了几乎全部的心血。吕明也不负长辈的期望，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特别在文学方面显示出聪颖的天赋，曾在少年报上发表过几篇儿童文学作品。可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情地摧毁了这个十分幸福美满的家庭。
在“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首当其冲，一直是“重灾区”。运动一开始，他父亲就被造反派揪出来批斗，先是作为有历史问题的“牛鬼蛇神”，后来又成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吃尽了苦头。他父亲是坚强的，不管是被关押还是巡回批斗，无论是恶意污蔑还是百般凌辱，他都能默默地忍受，还安慰深爱的妻子，相信总有一天会还自己一个清白。但是，来自儿子的攻击却彻底击垮了这个坚强成熟的汉子。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吕明刚满17岁，上高中一年级。这个年纪，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从贴在家门口的大字报中得知了父亲的“反动劣迹”，便宣布与父亲脱离父子关系，表示了义无返顾的“革命立场”。他一再警告父亲必须老实交代问题，并在家里写父亲的大字报，把父亲的名字和照片都打上叉叉，甚至在父母卧室的墙壁上也用墨汁写上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8个大字。
他父亲每天在单位里接受造反派批斗，回到家里又被儿子折腾得不轻，其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有一天，父亲哀求儿子，希望与儿子好好谈一次，但被吕明断然拒绝了。于是，父亲彻底绝望了，当天夜里就跳楼自杀了。吕明还没有停止对父亲的“革命行动”，他把父亲所有的照片都付之一炬！他母亲保留着丈夫的最后一张一寸照片，被儿子知道后，乘母亲晚上熟睡之际，从母亲贴身口袋里搜出照片，撕得粉碎。伤心欲绝的母亲为此大病了一场！
我也曾经历过这个疯狂的年代。那年头，夫妻反目，父子绝交，大义灭亲，都是受到社会赞扬的时髦“革命行动”。什么亲情，什么爱情，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荡然无存！
吕明缓缓地向我吐露着心声，坦白自己曾经的无知和幼稚。他狠劲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懊悔得不可言表。在冷峻的月光下，我分明看见他脸上挂着晶莹的泪珠。
我也把自己父亲的遭遇说了一遍，并坦白在父亲作为“牛鬼蛇神”被批斗期间自己也曾有一段时间不理睬他，使父亲伤心透顶。我还把因父亲的“严重政治错误”而两次招工“政审”通不过的事情告诉了他，真是“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我老爸实际上是死在我的手里！我夜里醒来，一闭眼就是老爸那绝望的眼睛！唉，我真混蛋呀！”吕明沉痛地说着，突然像野兽一样大声嚎叫起来。
也许，这么发泄一下，他要好过一点？我仿佛看见吕明那永远无法愈合的创口，那一直汨汨流着鲜血的心底创伤！
一个星期天，机关例行不上班，我和王晓波正坐在办公室里闲聊。突然，吕明兴冲冲地从外面跑进来，说在街上遇到一辆望町公社农机站的拖拉机。他已经与司机说好了，要回生产队用山芋干换粮票，邀请我们一起去望町玩玩。我们正闲得发慌，就高兴地跟着他坐拖拉机来到望町。
望町集上熙熙攘攘。吕明插队的生产队离望町集不远。当天晚上，吕明用卖山芋干的钱，在集上买了一副猪肝、20只鸡蛋和一瓶山芋干酒招待我们。他把一只旧脸盆洗干净，把20只鸡蛋在盆里全部打碎，放了大约半斤油，抄了一大堆，又把猪肝切成块，放在油里炸熟，最后把鸡蛋掺和在一起，放上辣椒、大葱和细盐，做了大半脸盆香喷喷的“猪肝抄鸡蛋”。
我们3个在暗淡的油灯下一边喝酒，一边吃菜，一边吹牛。王晓波酒量不行，还没喝上两杯就满脸通红，再也不敢喝了。于是，我和吕明你一杯我一杯对酌起来，喝到深夜，两人都有点醉了。吕明忽然勾起心事，满面泪水，泣不成声。这一次，他没有大声嚎叫，但那无声的抽泣更令人触目惊心！
吕明后来考上了上海科技大学，回到了故乡上海。我曾与王晓波到他长乐路的家里玩，见到了他的妈妈。她已经退休在家，与儿子在一起生活。虽然已是60多岁的老人，但风度翩翩，岁月的风霜并没有摧毁她那美丽的容颜。吕明上了大学，是母亲最大的安慰。毕业后，他被分配在上海手表厂工作，几年后当了一名工程师，又被提拔到市仪表局工作。他的妻子陈丽娟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内科医生，有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一家人小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80年代中叶，中国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期，下海经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吕明不甘寂寞，毅然跳进商海。他开始与在北京工作的姐姐合作，倒腾国债券，利用京沪两地的差价从中牟利，掘得了第一桶金。1991年初，他一头扑进股市，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从事职业抄股的先锋，并屡有斩获。1992年，我与王晓波去他在斜土路的新居拜访时，他的金融资产已经达到20多万，使每月只有100多元工资的我们相形见绌。他高兴地给我们讲股票的知识，什么政策面、基本面、技术面，什么K线图，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并祝他发更大更多的财，争取早日成为“百万富翁”。
再后来，他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把所有家产投入期货市场，开始时还赢了一把，后来又亏得倾家荡产，连借亲戚朋友的几十万也被强行平仓，成了债台高筑的“负翁”。更糟糕的是，他原本结实的身体也迅速垮了下来，特别是肝病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尽管妻子是内科医生，也难以妙手回春。最后，竟遽尔英年早逝！
一个上海知青的遭遇
五七办公室是专门管理下放知识青年的政府机构。利辛县既有2800多名上海下乡知青，还有上千名来自合肥、蚌埠、阜阳等地的下乡知青，所以面对的是大量有关知青的事务。利辛是个人口大县，当时有50多万人，分成20个公社，离县城最远的有巩店、旧城、纪王场、李集、展沟等公社，而且大都不通汽车。下放在那里的上海知青到县城要步行整整一天。路途如此艰难，还是三天两头有上海知青到办公室反映各种问题，有生活无着的，有病重求助的，有被老乡打伤的，五七办公室主任和几位干部经常忙得焦头烂额。
一天上午，我走进五七办公室，知青宣传队下乡演出去了，其他干部也不在，不知执行什么任务去了。办公室只有女干部老杨一个人，正在与一名上海女知青谈话，见我进来忽然不说话了。我望了那女知青一眼，只见她穿着一件绿色碎花的薄棉袄，头低到胸前，让人看不到面容，只觉得脸形胖乎乎的，脸色红红的，不时有大滴泪珠从眼里掉在地上。她遇到什么困难了？我心里觉得很蹊跷，因有事转身就走了。
当天晚上，听与我同住一屋的姜民生说起，他前天回生产队用山芋干换粮票，在路上救助了一个上海女知青。原来就是我上午在办公室看到的那位姑娘。
姜民生是上海五爱中学的67届初中毕业生，插队在利辛最西面的永兴公社。他身高一米八五，但比较消瘦，多才多艺，很有大家风度。这一天，他回公社换粮票，到生产队用扁担挑了山芋干到永兴粮站去，在回来的路上，他看到一个上海知青模样的姑娘坐在田埂上哭泣，便上前询问。这一问，就问出一个天大的恶性案件！
原来那姑娘姓陈，还不到20岁，是个老实单纯的上海知青。她看春节快到了，就孤身一人回上海探望父母。那时，上海知青下放的生产队绝大多数都不通汽车，需要走几里甚至10多里路才能赶到离生产队最近的汽车站，等待过路的班车。在路上，她觉得孝敬父母的土产带得太少，准备用路费以外剩余的几元钱再买几斤麻油带回上海。她见了几个从挖河工地上回村的老乡，就随意问了一下他们那儿麻油的价格。不料，那几个心怀叵测的老乡见姑娘单身一人，顿时心生歹念，哄骗她说俺生产队有油坊，香油又好又便宜，对上海知青还可以优惠一点。
单纯的小陈信以为真，便跟着他们走了一大段路，来到一个陌生的村庄。他们把小陈关进一个草房里，不顾小陈大声哭喊，几个老乡硬把她的衣服剥光，按住双手和双腿，进行了轮奸。更可恶的是，轮奸时寒冬腊月房门大开，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老乡像看西洋镜似的在旁边观看，竟然无一人上前制止。后来，人群中还走出一个60多岁的老汉，一边脱裤一边笑着说：“让俺也干一回！看看俺这老二可管啦？”
在随后几天里，那几个老乡把小陈一丝不挂地关在一间房子的被窝里。吃饭时给点山芋面粑粑，晚上就把她当作发泄兽欲的工具，肆意轮奸数天。后来他们放松警惕了，才让小陈把衣服穿上。一天半夜，小陈乘老乡熟睡之机，偷偷地从村里逃出来，不辩方向地跑了大半夜，天亮后又坚持跑了小半天，最后实在跑不动了，才坐在路边哭泣。幸亏遇见了我的朋友姜民生。
姜民生是个十分仗义的小伙子，平时谁有困难他都能热心帮忙。他听了小陈的哭诉以后，觉得案情重大，便指点她立即到县五七办公室和公安局报案，一定要把那些不法之徒严惩法办。他生怕老乡追来，拿着扁担护送小陈走到一个叫潭铺的汽车招呼站，看她搭上了车才放心地离开。
这伙歹徒也是在劫难逃。当时，全国各地都发生了许多干部奸污下乡女知青的案件。为此，中央专门下达了一个“26号文件”，要求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云南、黑龙江等地先后枪毙了一批强奸女知青的罪犯。
利辛县五七办公室高度重视这起案件，会同公安部门迅速进行了调查，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逮捕了全部罪犯。判决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为首的两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余的判处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
我参加了在县体育场的公判大会。广场上人山人海，七八个破坏上山下乡的罪犯绳捆索绑，低着头在台上站成一排，有的脸色死灰，有的浑身发抖。宣判过后，为首的两人背后插着死刑标，全部罪犯一律脖子上挂着名字上打了红叉的犯由牌，被押上两辆解放牌卡车，在利辛大街上游街示众。
利辛没有刑场。在游街以后，押解死刑犯的那辆汽车开到人民路南面的汽车站，忽然沿着蚌阜公路向马店方向驶去。我和许多看热闹的青年人一起，跟在汽车后面拼命追赶。跑没多远，就看见汽车开回来了，而两个罪犯却不见了。又跑了几里路，在公路边一个干涸的壕沟里，围着许多看热闹的人。我挤进人群一看，两个罪犯脑后中枪，像死猪一样躺在沟底，已经一动不动了。听跑得快的人说，刚才他们还像刚杀过的鸡一样蹬腿哩。
死刑犯的家属还没有赶到。几个穷极了的老乡争先走上前去，把尸体上的棉袄、裤子、鞋子扒下来。唉，真是穷到家啦！
不久，小陈作为特殊照顾对象，被推荐到一所卫生学校读书，毕业后当了一名护士。听说，她后来调回了上海，不知所终。
到柳西体验生活
我重回五七办公室上班没干多少日子，就被抽调到利辛县革命委员会创作组，到柳西大队去蹲点体验生活。每月33元工资照旧由五七办公室发放。因为我仍然是农村户口，所以每月还得回生产队一次，用队里分的山芋干扛到马店粮站兑换30斤粮票。
那年头，搞文艺革命的重要性远远大于搞经济建设。在那时的中国，包括世界名著在内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成了“黑书”，都被焚烧或封存了。偌大的新华书店书架上卖的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和毛泽东的“红宝书”。原来的电影、戏剧也差不多统统成了封资修的“大毒草”，8亿人民可以看的只有《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海港》等8个“革命样板戏”。因此，创作更多的“革命样板戏”，就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一项十分艰巨和光荣的任务。利辛虽然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贫困县，但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作出一项极其重要的决定，在全县范围内抽调善于写作的笔杆子，组成精简高效的创作组，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拿出一个或几个地区性的“革命样板戏”，参加安徽省统一组织的“文艺汇演”。
全县能写作的人才可多啦！利辛在接收3900多名上海知识青年的同时，还接收了一大批安徽师范大学的下放老师，以及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的许多专家。可惜，那时大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臭老九”。不过，搞“革命样板戏”创作这样的艰巨任务，一般贫下中农大老粗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完成的，只好在大学老师和上海知青中选拔，也算是“化腐朽为神奇”吧。经过反复遴选和研究，最后决定的创作组成员是包括我在内的4个人。其他3个人是：
创作组组长孟庆惠，40多岁，安徽颖上县人，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他是利辛大名鼎鼎的笔杆子加美男子，中等身材，长得浓眉大眼，鼻直口方，脸色红润，微笑时露出整齐的牙齿。他的翩翩风度更是无人可及，举手投足都显示着一种知识分子的儒雅之气。他家住在县文化馆大院内，妻子薛雪玉是利辛中学的化学教师，有一子二女3个孩子，都长得一表人才。他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才华横溢，所以被县里任命为创作组长。
组员万绳楠，安徽婺源（后划归江西）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个子较矮，虽然与孟老师年龄差不多，但满头白发，看上去比孟老师大20岁还不止。提起万绳楠，在整个安徽省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也是著名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得意门生，文笔犀利，下笔如神，在“文化大革命”前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数十篇有影响的历史论文和历史类评论。就凭这一条，他就注定在劫难逃。“文革”狂飙乍起，吴晗与邓拓、廖沫沙被作为“三家村”黑帮而打倒。万绳楠受到“三家村”牵连，在安徽全省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第一个揪出来批判，每天报纸上都是连篇累牍批判万绳楠的文章，更可怕的是每天报纸上黑色的通栏标题：“万炮齐轰万绳楠！”“坚决把万绳楠批臭批倒！”“万绳楠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把万绳楠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万绳楠还被造反派抓起来，关进安徽师大的一间地下室里，三天两头被强行戴上高帽子，在大学校园和社会上巡回批斗，经常被打得鼻青眼肿。他结婚比较晚，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小青和女儿小莉都在上小学，一家人全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维持生活。在关押期间，他自认必死无疑，就是侥幸不被枪毙，至少也判个无期徒刑。那时，妻子儿女全家生活怎么办？为此，他在地下室里仅仅关押了一个月就愁白了头发！还好，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运动的重点改为打倒“走资派”，于是他作为“牛鬼蛇神”被放出来监督劳动，后来全家又被下放到利辛县李集公社。这次组建创作组，县领导不知怎么就想起了这位全省有名的大才子。
组员杨晓敏，是插队在利辛县旧城公社的上海知青。她与我一样，都是68届高中生，不过她是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的高材生。她的父母都是抗战时参加共产党的老革命，在战争年代经历过枪林弹雨和出生入死的考验。她父亲叫王维，是革命队伍中少见的学者型干部，作为新四军记者的他竟然在苏北一次与日本鬼子关键作战中积极参加攻打敌人固守县城的“敢死队”，差点儿“光荣”了。他在解放后被任命为《安徽日报》的第一任总编辑，后来调到上海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而总编辑就是张春桥。杨晓敏虽然出身优越，但没有一点有些高干子女盛气凌人的坏毛病，而是主动报名到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乐于在最艰苦的环境下锻炼自己。她身材高挑，五官端正，衣着朴素，梳着两条短辫，皮肤晒得黑黑的，真像一个当时流行的“铁姑娘”。她的文学天赋很高，知识广博，世界名著、唐诗宋词谈论起来口如悬河，令我自愧不如。她才华横溢，还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我叼添创作组末座，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在报纸上发表过两篇文章，还在《五七简报》上登过几篇关于知青的短讯以及《抗洪歌》、《黄湖的春天》等诗歌，就把我抽调来滥竽充数吧。实际上，我勉强算一个高中尚未毕业的学生，插队3年多已经把原来所学的知识大都还给了老师。现今居然能与两位大学老师朝夕相处，聆听指教，以使后来学术长进，事业有成，大概相当于享受研究生待遇啦！
按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搞创作必须首先要深入基层，一面向工农兵学习，一面体验生活并在实践中产生灵感。在利辛，创作组去体验生活最合适的地方只有柳西大队。那里不仅是安徽省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更重要的是县委第一书记孙邦昌的老家和发迹之地。
命运真会捉弄人啊。不久前，我还身不由己地与五七办公室的老杨秘密参与反对孙邦昌的活动，在新华书店仓库里写了姓孙的大字报，这会儿倒要准备为孙邦昌歌功颂德啦。想起此事，我就忍俊不禁：哈，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也！
柳西大队位于利辛西北60多里的西淝河东岸，再往西走几里就属于太和县地界了。在大队东面有一条不宽的小河叫柳沟，所以沟东叫柳东大队，沟西叫柳西大队。由于柳西大队在两条河流之间，所以灌溉条件较好，土地也相对比较肥沃。柳西大队交通条件也很优越，一条柏油公路从大队北边穿过，公路可直通利辛、太和、涡阳3个县的县城，更远可以通到阜阳、蚌埠、合肥、徐州等大中城市。
柳西大队虽然名闻遐迩，但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那时，大队还没有建招待所，只有一个很小的食堂。我们去了以后，只能住在一个临时腾出来的仓库里，里面拦出一小间给女知青杨晓敏住，我们3个男的住在外间仓库里。那时，正是寒冬腊月，气温达到零下10度左右，我们却连土坯垒的床都没有，只好在冰冷的泥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麦秸，再铺上一条棉被作为垫子。说句不中听的话，我们睡觉的地方与狗窝也差不多。晚上睡觉时，我们把所有的衣服都压在被子上，还抵御不了寒冷。过了两三天，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柳西大队才给我们在屋子中央砌了一个烧煤的炉子，空荡荡的仓库里才算有了一点热气。
体验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访贫问苦，特别是了解柳西大队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状。访问的头一家当然是县委第一书记兼柳西大队党总支书记的孙邦昌啦。听说孙书记回来了，我们4个便赶紧去他家里采访。
孙邦昌的家住在离大队部不远的一个村庄里。虽然身居要职，但他家仍然住在3间显得十分破旧的土坯草房里，与庄里的乡亲们住的条件没有多大差别。进了门，屋子中间乱七八糟地放了一大堆生产队刚分的胡萝卜。就凭这一点，我心中不禁升起对他的敬意。
孙邦昌贵为县委第一书记，但与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一样，不拿国家工资，而是仍然坚持在生产队参加部分劳动，靠拿工分和县里的少量补贴过日子，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传统。他穿的衣服也较破旧，也没有什么大干部的架子。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赫赫有名的孙邦昌，给我留下了较好的印象。想起不久前我还在写他的大字报，揭发他的“十大罪状”，心里感觉一丝隐隐的不安。
孙邦昌对我们到他家里采访显得十分高兴，招呼我们落座后，亲自拿出几个粗陶大碗，从热水瓶里倒茶给我们喝。他与孟老师原来就认识，寒暄了几句。孟老师逐个介绍了创作组的成员，介绍到我时特别强调曾在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文章，有的文章在上海产生较好的影响时，我发觉孙书记多看了我两眼。
传说孙邦昌文化水平低，不善言辞，其实不然。他给我们介绍自己的身世和柳西大队的发展情况时，简直是口如悬河，滔滔不绝，一口气就讲了半天。从解放前逃荒要饭，到土改时斗地主分田地；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到60年代初反击“单干风”坚持集体化道路；从“四清”运动谈到“文化大革命”，特别是艰苦奋斗学大寨、开创柳西新天地，等等。我飞快地记录，一直到把钢笔里的墨水写完。
我们又陆续走访了柳西大队的其他几个干部，还不到一个礼拜，柳西大队的情况就掌握得差不多了。老天也好像算计好了似的，纷纷扬扬地下起大雪来，而且一连下了许多天。外面的道路泥泞不堪，我们只好终日躲在屋里烤烤火，聊聊天，打发日子。
杨晓敏喜欢看书，经常捧着厚厚的世界名著在自己住的小屋里看。我和孟老师、万老师二老一少就围着火炉闲谈，时间一长就成了忘年交。就是在这聊天中，我学到了不少文学和历史知识，也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
孟老师经常把托尔斯泰、普希金、莎士比亚、雨果等挂在嘴边，也常常说起《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的人物、情节和艺术成就。万老师对中国古代史了如指掌，特别是对魏晋南北朝这段历史十分精通，谈论起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讲到得意处便眉飞色舞，有点得意忘形。在整个中国所有大学一律不招生，亿万人民都在天天学习和背诵“老三篇”之时，只有在这样的穷乡僻壤，才能公开谈论这些“大毒草”。我开始觉得有点惊惶，后来就慢慢习惯了，再后来就被他们的谈论吸引了，并参加到他们的讨论中去。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三国演义》，父母给我的零用钱我都慢慢攒起来，买了一套60本《三国演义》连环画，自以为对三国历史比较熟悉。谁知万老师告诉我，那不是真正的历史，令我吃惊不小。他告诉我，哪些人物和事件大体是真的，哪些是作者罗贯中虚构的，甚至是移花接木或张冠李戴的。比如，曹操兼并诸侯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啦，诸葛亮打仗并不高明啦，关羽实际上是个狂妄自大的败军之将啦，周瑜不但会打仗而且还是一流的音乐家啦，鲁肃是个伟大的战略家而不是窝囊废啦，魏延的脑后根本就没有反骨啦……使我大开了眼界，进入到科学的历史领域。这对于我以后选择把历史教学和研究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同样是谈《三国演义》，孟老师则更多从情节构思、人物刻划、悬念伏笔等文学的角度进行评论，对我以后进行文学创作真是大有裨益。
天气晴好时，我们经常在西淝河边散步，度过了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有一次，万绳楠对当局迫害知识分子的理论和行径深恶痛绝，大加鞭挞，并戏称自己是“无罪流放者”。在那个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无情地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年代，他并不是不知道厉害，却还是要那样说，并坚持自己的观点，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
吹牛归吹牛，正经工作还是要干的。孟老师召集我们开了好几次会议，讨论怎么样完成上级交给我们创作一个或几个地区性“革命样板戏”的光荣任务。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畅所欲言，最后决定先写一个豫剧《柳河新歌》，主要是以柳西大队为原型的，主线是围绕在农业学大寨过程中抓阶级斗争。其中，一号英雄人物当然是以孙邦昌为原型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了。
在安徽，皖南流行黄梅戏，皖北流行豫剧或梆子戏。孟老师是创作组组长，操心自然更多一些。他拿出豫剧《朝阳沟》剧本作为我们写作的参考资料。我看了两遍，心里便有点数了。原来豫剧的唱词不是7个字就是10个字，如果是7个字的排列就是二二三，如果是10个字的排列就是三三四，再加上唱词尽量要压韵。我们照此办理，只要“比着葫芦画瓢”就行啦。
我和女知青杨晓敏的关系挺不错，除了不谈恋爱，天上地下、古今中外什么都谈。虽然我们都是“老三届”高中生，都已经是20好几的大龄青年了，但都抱着不脱离农村绝不谈恋爱的主义，保持着“同一条战壕”的革命友谊。有时候，我们两个上海知青沿着西淝河边散步边聊天。她毕竟是干部家庭出身，消息比我灵通的多，看问题也比我深刻的多。有时候，她会有意无意地向我透露一些中央高层的内幕。记得她一次谈起“文革旗手”江青时，言谈之中颇有不恭之意，实在令我心中大大吃惊。
有一天，杨晓敏指着我又破又脏的棉袄说：“你看看，你这件棉袄脏得一塌糊涂，像什么样子啦！我帮你洗洗吧？”
我只有这一件旧棉袄，已经有3年没洗了，脏得发黑发亮，袖口和衣角破了好几处，露出肮脏的棉花，跟一个叫花子差不多。我不好意思地说：“还是过了冬天再洗吧。这么冷的天，洗了我穿什么？再说，我也没有肥皂呀！”
那时没有什么洗衣粉可卖，在上海买一块肥皂还要计划供应的“肥皂票”。利辛当然没有什么“肥皂票”供应，只是百货商店有时有香胰子卖。在柳西大队，我连一块洗衣服的肥皂也没有。
可是，杨晓敏好像不大愿意跟一个肮脏的人打交道，坚持要帮我洗棉衣，说了好几次。后来，我与她约定：哪天大晴天出了太阳，一大早她帮我把棉衣洗干净，到晚上晾干了，再帮我把棉衣套好补好。这样，第二天我就可以穿干净的棉衣啦。
说来可笑，杨晓敏帮我洗棉衣那天，我在被窝里躺了整整一天，连吃饭也是孟老师帮我打来，让我缩在被窝里吃的。我看她借来一把剪刀，细细地把缝线挑断，把袖子、领子全卸下来，把棉花和面子里子小心地分开，然后冒着严寒在井边洗了老长的时间。等到她洗好晾好，不但脸蛋冻得通红，两只手也冻得跟胡萝卜差不多，使我非常的过意不去。
到了傍晚，衣服干得差不多了。杨晓敏不知从那里找来一块旧布，帮我把衣服上的破洞补好，又把晒过的棉花套进去。她坐在草铺上，一边缝一边教我：“你看，这4层布，你先要把3层缝在一起，然后再缝最后一层。下回棉袄脏了，你要自己学着洗、学着套呀！”
我喏喏连声，对她表示了衷心的感谢。第二天，孟老师看了我洗得干干净净的棉袄，不由得夸赞道：“小伙子穿上洗干净的棉袄，显得潇洒多啦！”
可怜的插队弟弟
我到柳西大队体验生活才半个多月，手边的粮票用完了，必须回马店公社和前刘寨生产队一次，用山芋干换一个月30斤的安徽地方粮票。
因为我的户口和油粮关系都在生产队，必须先到公社办公室开介绍信，回生产队拿山芋干，再到粮站换粮票。只要没招工正式吃上“商品粮”，我就要一个月跑一次。另外，我虽然是创作组的成员，但创作组不是独立的经济核算单位。孟老师和万老师属吃“商品粮”的下放干部，工资由原单位照发。我和杨晓敏每月的临时性工资仍然由五七办公室发放，也得一个月跑利辛领一次。这样下来，我每个月至少有好几天在路上疲于奔命。
那时候，淮北农村交通十分落后。柳西到利辛县城没有班车，必须走到8里路以外的张村铺，才有班车到县城，一天只有一班车，而且挤得要命。如果挤不上车，那就只有步行或等明天再走，但明天的班车能不能挤上去也要看运气了。利辛到马店虽然长途汽车多一点，但大多是蚌埠开往阜阳、颖上、临泉、界首等地的过路车，利辛没有旅客下车一般不停。所以，从柳西到我插队的生产队，经常是起早摸黑走一整天都赶不到，还不如抄小路走50多里到马店，在公社开好介绍信后连夜赶回生产队，第二天再去粮站换粮票，然后走18里到县城住一夜，再花一天时间赶回柳西大队。
我是第一次走从柳西向南到马店的小路。路很不好走，有时走着走着前面就没有路了。好在淮北平原河流很少，大部分小河到了冬天不是干涸了，就是结了厚厚的冰，可以不费事地走过去。那天是刮北风，我只要顺着风一直朝南走就行了。
中午，我走到王市。这是一个较大的集镇，街上熙熙攘攘有不少赶集的老乡。我的好朋友王晓波就插队在王市公社。我在集上找了一家小饭店简单吃了午饭，又顺着朝南的大路一直往前走。不一会儿，来到一条叫老母猪江的小河。我曾听王晓波介绍，老母猪江是西淝河的支流，原来比较宽，还是军事要地，春秋战国时在这里还打过几次大仗，留下若干传说和遗迹。但这会儿的老母猪江只有丈把宽，像一条壕沟，沟里结了冰，只需几步就跨过去了。
在公社干部下班前，我赶到马店公社办公室开了介绍信，又赶在天黑前回到生产队。一开门，发现地上有一封信，原来是父亲寄来的，已经有好多天了。父亲在信中说，希望我今年春节回一次上海，但因家里粮票紧张，又要我抽时间到我弟弟那儿去一次，动员他在当地过一个年，云云。我忽然想起，是应该到弟弟插队的天长县大通公社牌楼生产队去一次，了解一下他那边的情况，以释父母之念。事不宜迟，我顾不上请假，打算明天到马店换好粮票直接去天长县看望弟弟。
第二天一早，我借了两个长口袋，请“聋子”帮忙和我一起把90斤山芋干扛到马店粮站，换了30斤粮票和3元多钱，在饭店吃了一顿，然后在马店汽车站搭上一辆去蚌埠的班车，又换乘火车到了滁县，已经是傍晚了。由于没开住旅馆的介绍信，我只好在冰冷的火车站木椅上蜷缩了一夜，翌日一早买了一张到天长的汽车票，到天长县城后又转车到弟弟插队的大通公社，已经是下午了。我问了好几个人，好不容易找到弟弟插队的生产队，天已经快黑了。区区几百公里，我奔波了整整两天！
我已经3年多没看见弟弟了。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人瘦了许多，满面苦相，身上也穿得破破烂烂的。他们生产队原来有4个上海男知青，两个招工走了，一个回了上海，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凌乱不堪的两间破草房里。
我打量着两间破草房，里面一间有两张简易的木床，这一点比淮北农村的土坯床强多了。床上用竹竿支起的蚊帐都已经发黑了。床边有一口大缸，我掀开木盖，见里面只有小半缸稻谷，上面有一个装有10来斤米的脏口袋。弟弟解释说，到夏天早稻收割前，一共就这点粮食了，不回上海根本就不够吃的。村里不少老乡都出去要饭了，要到过年前才回来。
弟弟见我来了显得很高兴，张罗着给我做晚饭。他拎起木桶去打水，我就跟在他的后面走，一路上见了几个老乡，打招呼时十分冷淡，有的见了我们兄弟俩甚至理都不理，可见弟弟与老乡相处得不怎么样。
弟弟在一个水塘边打了一桶水。我一看，水比较浑浊，就问弟弟为什么不用井水。弟弟苦笑着说：“这鬼地方哪有什么井呀？老乡烧饭都是用这里的水！”
唉，一个连井也打不起的村庄，其贫穷就可想而知了。
在一个墨水瓶做的昏暗油灯下，我们简单吃了一顿晚饭。桌子上什么菜都没有，弟弟在碗里装上一把萝卜干权当菜肴。几只硕大的老鼠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
我在路上奔波了两天，悃得睁不开眼睛。吃过饭就倒在床上，和弟弟挤在一张小床上“通腿”睡觉。被子又脏又破，还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我担心地发现，弟弟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嘴里的话特别多，把招工时“政审”通不过的事反复说了好几遍，还喃喃地嘟囔：“老头子害我！老头子害我呀！”“在这种鬼不下蛋的地方插队落户，我这一辈子完蛋啦！”
弟弟很希望我多住几天，可我事先没有请假，第二天必须赶回利辛去。次日一大早，我给了弟弟１０元钱和１０斤安徽粮票，这是我当时能拿出的最大限度的多余资金和粮票。我要求他在安徽农村过一个春节，就是要回上海也应在过完年以后。弟弟勉强答应了。临走时，我又把不久前新做的长裤脱下来，与弟弟的破裤子互换。弟弟非常感动地说：“唉，到底是亲兄弟呀！”
在晨曦中，弟弟送我到公社所在地大通。每天一班的汽车来了，等待已久的老乡们蜂拥而上。车上已经挤得满满的了，下面还有不少人在拼命地往上挤，我根本就无法挤上去。我着急起来：走不掉了，怎么办？
弟弟提议我去西面１０多里外一个叫平安的小站。那里是苏北盱眙、金湖、淮阴等好几个县通到南京的必经之路，过路班车比较多。于是，我们又走了10多里路，好不容易搭上一辆去南京的汽车。分别时，弟弟那凄楚而茫然的眼神，使我心痛欲碎！
回到柳西大队创作组没几天，我收到父亲充满绝望的来信。原来，我那不争气的弟弟还是在春节前返回了上海！
第一次回上海过年
1972年的春节特别晚，是2月15日。这是我到安徽农村插队以来第一次回上海过年。
在春节前几天，组长孟老师忽然宣布说，经过请示领导批准，创作组春节放假10天，大家回去与家人在一起过个好年！是啊，两位老师家里都有老婆孩子，平时冒着严寒在柳西大队蹲点，连家庭也根本照顾不上。特别是万老师，老婆和两个孩子远在利辛、阜阳、颖上3县交界的李集公社，与柳西相距100多里，连公路也不通，要回去一次谈何容易呀。春节10天假期，估计他在路上来回就得辛苦奔波三四天。
我回到利辛五七办公室，领了一个月的工资，就采办起土产来。我首先托一个朋友到县食品公司帮我买了30斤猪爪。这东西在安徽很便宜，一斤才2毛钱，但在上海却特别金贵，属于特殊供应的“营养品”，只有脚受伤或脚有重病急需补养的病人才能凭医生开的证明买一个，其他的人根本是无缘品尝的。此外，我又在市场上买了10斤花生和10斤大黄豆。这在上海也绝对是稀罕之物。
我扛着沉重的行李，走了一个多钟头，来到利辛西北的西潘楼火车站。自从濉阜铁路通车以后，在利辛境内自南向北设了永兴、西潘楼、江集3个火车站，离县城最近的就是西潘楼，但离利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我挺纳闷：新修的铁路明明可以经过利辛县城，为什么使一个县城与铁路相距5公里之遥呢？这对利辛的发展带来多大的不利呀，大概是为了片面强调节省投资吧。
我好不容易挤上一列阜阳开往徐州的火车，在一个叫青龙山的小站转车，才能乘上淮北市开往上海的火车。那一趟列车更挤，时间更长。上海知青回一次上海，多么不容易呀！
车厢里人满为患，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俯下身子，把头探出窗外，看着火车隆隆地行进在荒凉的利辛大地上，激动得差点儿掉下泪来。我是头一次坐火车行驶在亲手修建的这条铁路线上。这条濉阜铁路，曾流过我多少汗水啊！
父母对我这个多年未归的游子表示了很大的热情。他们显得更苍老了，但脸上难得地露出了欣喜的笑容。父亲找了一把斧子，小心地把猪爪一个个劈开，洒上一些盐，然后用细细的麻绳拴起来，吊在晒衣服的铁架上，引来了弄堂里多少人家的羡慕。母亲把几斤花生抄熟了，楼上搂下顿时洋溢着花生的香味。在上海，过年时一户人家才计划供应1斤花生！父母把我带来的东西当做宝贝，过两天就小心翼翼地从悬挂的猪爪串上解下两个，放上半碗黄豆，煮上一砂锅，成为那年头上海难得的嘉肴。过年时，家里来亲戚了，临走时两个咸猪爪就是最好的馈赠礼品。
父亲恨恨地训斥弟弟：“你们兄弟两个同一年到安徽插队落户。一个从来不要家里寄钱，还带回那么多东西！一个像讨债鬼一样每月向家里要钱，还两手空空逃回上海。你要面孔吗？你自己想想！”
“你老头子是个害人精！要不是你犯严重政治错误，我根本就不会去安徽插队。就是插队了我也老早就当工人赚钞票啦！”弟弟振振有辞地大声吼叫着驳斥。
我弟弟早在半个月以前就跑回上海“要饭”，与父亲3天一小吵，5天一大吵。父母早已对他深恶痛绝了，但又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劝弟弟春节期间不要与父母吵，全家在一起过个太平年。谁知他不屑地说：“我就要吵得他不得安生！老头子害得我苦煞啦！”对这样的人，神仙也没有办法啦！谁之过？
家里地方小，又吵得烦死人，我只好天天在外面混日子。好在章尊贵和贺爱伦也回上海了，我们便经常在一起玩，加上以身体不好为由赖在上海坚决不去插队的同班同学杨珠娣。她与章尊贵关系不错，有点卿卿我我的样子，我自然就与贺爱伦在一起说话。这样，我们4个人无形之中就好像是两对恋人。
章尊贵与贺爱伦插队在江西全南县南迳公社热水大队，那里有一个有名的温泉。那地方属于南岭山脉的深处，物产虽然丰富，交通却十分闭塞。那里的农活要比利辛艰苦得多。女人要下水田插秧、割稻，还要挑着100多斤的稻子在狭窄的田埂上走。男人更苦，要到十几里远的大山里伐树，还要一个人扛着木头走很长的山路。章尊贵说：“在赣南山区，能走走平地就是一种幸福啦！”
我们4个苦命的68届同班同学，在1972年春节期间度过了一段难得的快乐时光。这快乐也是贫穷的。我们都囊中羞涩，连上一次公园买几分钱的门票都要精打细算，偶尔吃一次饭也都是最便宜的“阳春面”，大多数时间就只好在马路上闲逛。那时，马路上连一个可坐的凳子都找不到，冬天坐在地上太冷又不雅观，只好不停地走呀走呀。就是在黄浦江边上，也没有可坐的地方。江岸的防波墙边接连不断地站满了一对接一对的热恋情人，成为那时上海外滩的一大景观。
贺爱伦邀我去她家玩，我便空着两手去拜年。她家住在顺昌路135弄一所颇有文化底蕴的洋房里，听说解放前从一楼到3楼全是她家的房产，因她父亲的历史问题，全家被赶到3楼的一隅之地。她有一个已经结婚的哥哥，俩口子都在厂里当工人，朝南的大间就是他们的卧室。她和母亲住在朝北的小间里，旁边还有一个不大的厨房。她母亲看上去有60来岁，年轻时一定很漂亮，老了还显得十分精神。一头花白的短发梳得整整齐齐，微笑起来很动人。她是宁波人，对客人很礼貌，亲自下厨煮了两碗“黑洋酥”汤圆请我吃。
她家有一个旧唱机。贺爱伦放了几张唱片给我听，但把声音调得很低，以防邻居听到。那年头，流行毛主席语录歌、革命歌曲和“革命样板戏”，其他的都一概在打倒之列。如果听靡靡之音被别人告发，恐怕就是不小的罪名。在这里，我第一次听到了《春江花月夜》，那优美的旋律听得我如痴如醉。我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
我还应邀到杨晓敏家里作了一回客。她家住在五原路上的一所高档公寓里，客厅非常宽敞，大约有40平方米。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老革命。他父亲时任《解放日报》副总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中难以避免地遭到了多次冲击，但他身体健壮，谈吐高雅，忧国之情溢于言表。他亲自陪我聊了好大一会儿天，有些观点使我受益匪浅。例如，他遗憾地谈到，淮北平原现在除了村庄里面有少量一点树以外，其他地方的树都被砍光了。其实淮北农村一马平川，土层深厚，非常适宜植树造林。如果发动群众多种点树，不但可以解决水土流失问题，还可以美化环境，解决农民的烧柴问题……
几十年来，老革命的声音犹在我的耳边萦回，真乃至理名言啊！
我在上海住了10天。由于家里粮票紧张，我不能再住下去了，不然父母就要喝西北风啦！我到西藏中路的火车票预售处排了老长的队，好不容易买到了一张上海到蚌埠的车票。就像当年我去安徽农村插队一样，章尊贵和贺爱伦送我到北站，依依不舍地分别。
这一天，是1972年2月21日。从广播里得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中国总理周恩来到机场迎接。中美两国的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剧本政治风波
我从上海探亲回到利辛，仍然继续在柳西大队蹲点体验生活。
创作组长孟庆惠老师不愧是个赫赫有名的大才子，就在我春节回上海期间，他已经利用春节假期把豫剧《柳河新歌》的初稿写出来了。根据在柳西大队采访的素材，孟老师下笔如神，塑造了一个孙邦昌式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作为剧中的“一号英雄人物”，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自然灾害面前，带领广大贫下中农取得了战天斗地斗敌人的伟大胜利。
在《柳河新歌》初稿的基础上，我们开了几次会，逐字逐句对剧中的情节、人物、唱词等作了多处修改，然后由我誊抄一遍，交由县委常委会讨论。
那年头，文艺革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语的。小小一个剧本，竟然要由县委常委会专门开会讨论，而参加讨论剧本乃至最后决定剧本命运的这些人，不是像孙邦昌这样的“大老粗”，就是不学无术的造反派。他们表面上重视，实际上是外行，真是滑稽！
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县委领导不但对豫剧《柳河新歌》大加赞扬，而且对以孟老师为核心的创作组大大夸奖了一番，使孟老师笑逐颜开。由于只有孟老师一个人到利辛县城参加了县委常委会议，我们3个都在柳西休息。孟老师回来后传达了常委对剧本的好评，我们都十分高兴。
最高兴的恐怕还是我。抽调到创作组这么些日子来，我除了到几个大队干部家里采访以外，好像没干多少工作。剧本是孟老师起草的，我们几个差不多天天在吃干饭，在一起吹吹牛，竟然还得到县委领导如此夸奖，也真是不可思议。
《柳河新歌》很快由县文工团彩排，继而在利辛影剧院公开演出。后来，此剧又先后参加了阜阳专区和安徽省的文艺汇演，也得到了好评。孟老师高兴地说，我们创作组旗开得胜，搞了一个“开门红”。
第一炮打响了，还要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孟老师下达了新的战斗任务，每人根据自己的特长，自己确定主题，自己独立创作，有点像后来的“承包制”。大学老师到底水平高啊！
谁知就是这么一个工作任务，却使我第一次尝到了政治的厉害！
我那时23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还不到半个月，我独立完成的豫剧《造林风云》初稿就拿出来了，包括孟老师在内的其他人有的连提纲还没拿出来呢。孟老师见我提前拿出初稿，十分高兴，夸奖我思路敏捷，主题突出，写得不错。
《造林风云》是关于一个大队植树造林与破坏造林的斗争故事。剧中的“一号英雄人物”是一个上海知青背景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叫靳红。她带领贫下中农大搞植树造林，在美化环境的同时解决了农民的烧柴困难问题。但是，阶级斗争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一个叫季扒皮的老地主不甘心灭亡，千方百计地搞破坏，利用黑夜“拔苗助长”，把种好的树往上拔，造成树苗大量死亡。“戏不够，风雨凑”，最后女英雄与老坏蛋在风雨中展开搏斗，靳红书记亲自把季扒皮抓住，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创作组集体讨论修改的基础上，剧本被拿到县委常委会上讨论。我和孟、万两位老师都参加了。这一次，孙书记没有出席，据说到省里开会去了。主持会议的是一个造反起家的头头。他姓刘，原来是小学教师，后来造反有功，被提拔为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长，在利辛绝对是一个实权在握的人物。
剧本通读以后，大家都觉得不错，提不出什么大的意见。我心里暗暗高兴，眼看剧本就要顺利通过啦。不料，最后发言的刘组长却一句话把剧本给“枪毙”了。
“俺看么，这个剧本是棵大毒草！”他一语定性，震惊会场。然后，他慢条斯理地分析：“你们看看吧，剧中主要英雄人物叫什么？叫靳红！靳红的谐音是净红，就是‘除尽红色’的意思！对不对？为什么叫靳红而不叫张红、文红或其他名字呢？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我建议查一下……”
我吓得魂飞魄散，心脏砰砰乱跳。听他讲完了，我才小心翼翼地解释：“我起这个名字，主要是考虑天津有个小靳庄文艺革命搞得比较好……”
“你不要狡辩啦！”刘组长粗暴地打断我的话头，“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吧？你一定要说清思想深处真实的动机！”
“小宋是个上海知青，在《解放日报》发表过两篇文章，产生了较好影响。他平时表现还是不错的么！”万老师自身难保，还试图为我辩护，“靳红这个名字是有点问题，不过可以改一个名字嘛！”
会议不欢而散。孟老师在会上虽然没有为我开脱，但会后陪我到政工组办公室找到那个姓刘的组长，把我大加夸奖了一番，再请示把靳红的名字改成张红呢还是文红？刘组长火气好像也消退了不少，又训了我几句。此事遂不了了之。
我虽然侥幸躲过了一场剧本政治风波，但剧本到底没有送到文工团排演。接下来，孟老师和创作组却无法躲过下面另一场更可怕的剧本政治风波。
孟老师独自创作的豫剧叫《参观线路》，大致剧情是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让全国各地来参观的人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并没有事先精心策划的“参观线路”。而上级公社主要领导干部却弄虚作假，专门设定了一条参观线路糊弄参观者。围绕着“参观线路”问题，大队内部领导班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实际上是要不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剧本主题鲜明，高潮迭起，悬念有趣，体现了孟老师深邃的思想和高超的文学修养，应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我们在集体讨论中提出了不少意见，孟老师也多次作了修改，最后拿到孙邦昌书记亲自主持的县委常委会议上讨论。
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会上，孟老师刚读完剧本，孙邦昌书记就很不高兴，从主题上就把孟老师批评了一通，并上纲上线地指责孟老师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借豫剧《参观线路》攻击利辛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柳西大队！特别是含沙射影地攻击柳西大队弄虚作假，污蔑柳西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是可忍孰不可忍？
县委第一书记表了态，其他常委紧跟而上，把孟老师连同剧本批得一钱不值。政工组刘组长还提出，孟老师家住文化馆，那里是“反孙派”的大本营，《参观线路》肯定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
孟老师在会上成了众矢之的，满面通红，低着头接受批判，连一句申辩的话也不敢讲。
会后，孟老师又怕又气，长吁短叹。他的妻子薛老师急得直掉眼泪，见了我就唠叨：“宋刚刚呀，孟老师这下子有大麻烦了！我们家怎么办呀？”
我嘴上安慰他们俩口子不要紧的，实际上也为他们担心。唉，政治斗争，真是残酷无情哪！还好，孟老师夫妇都是大学老师，是省里管的干部，县里一时也不能把其怎么样。
万老师到底经历的政治风波比较多。我和孟老师写的剧本都修改几遍了，他写的剧本连影子还没有呢，真是“干的不如不干的”！
他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小宋呀，你和孟老师都太积极啦！十年磨一剑，我们根本不用急着搞什么剧本创作，光体验生活就应该至少两三年。你们哪能提笔就写呀！”
经过这一场剧本政治风波，孟老师虽然没有被撤消创作组组长的职务，可也看破红尘，经常称病缩在家里，不再积极跑柳西大队去蹲点体验生活了。
鸟无头不飞。我们几个也乐得逍遥自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混日子算了，反正工资是一个子儿都不会少拿的。
在我们创作组成员中，最后还是杨晓敏的成绩最大。她在柳西大队蹲点期间写的小说《霞姐》被收入短篇小说集《丹枫似火》，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那年头，新华书店书架空空，除了一些政治性读物，几乎无书可卖，能够发表一篇小说是很不容易的。
过了两个月，孟庆惠老师调回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带着老婆孩子离开了利辛。不久，万绳楠老师也接到了调令，回安徽师大历史系教书去了。连县委宣传部长何世华和五七办公室杨秀英夫妇也调回合肥去了。创作组无形之中解散了。
我有点恐慌起来：创作组解散了，我咋办呢？
参加路线教育
1972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时节。我接到县委办公室通知，叫我去县路线教育办公室报到上班。
路线教育办公室的办公地点在县委大院内，在进了大门右面第一排平房的最东头3间办公室。办公室挂名的主任是县委书记亲自挂帅，实际负责人是新上任的县委宣传部部长任锋。
路线教育办公室虽然是一个临时性机构，但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县委机构。其主要任务是领导全县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因为中央下达了文件，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基本路线教育，通过基本路线教育让亿万人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筑起反修防修的钢铁长城。为了贯彻中央的部署，县委从机关抽调了一批干部成立了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全县各公社也成立了相应的办公室。不久，基本路线教育就在全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我不是党员，连入党申请书也压根儿没想过要写，被临时抽调到党的领导机关也真是一个历史的误会。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我的“政审”永远不可能被通过，彻底断绝了招工、招生、入党、参军的希望。路线教育办公室清一色是党员干部，只有我和胡集公社插队的上海知青田乃越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干部编制。也许是对临时工要求不那么严格吧，我居然混进了县委机关，但心中不免有点忐忑：要是那一天工作上发生差错，追究起我的家庭老底，说我是“混进党的领导机关的阶级异己分子”，这辈子那就完啦！
路线教育办公室负责人任锋40多岁，长得矮矮胖胖的，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像个弥勒佛。他是柳西公社人，听说与县委第一书记孙邦昌有点亲戚关系，但他从不仗势欺人，对手下很和蔼可亲。他十分爱才，有一回听别人说我写文章是个“快枪手”，就亲自点名，把我要到路线教育办公室上班。我第一次见到他，是报到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谈了没两句话，他就笑眯眯地鼓励我：“小伙子，好好干！在路线教育办公室锻炼锻炼，你以后是很有前途的！”
路线教育办公室另一位上海知青田乃越是69届初中生，是1970年从闸北区下放到胡集公社的，在前两批上海下放知青中是年龄最小的，但他文笔快捷，领导要求的重要材料他能在一夜之间一挥而就，确实很有写作天赋。他的家庭出身好，所以不久后就被批准入了党，为以后的仕途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80年代中叶，他回到了上海，先是在闸北区委宣传部工作，后来调到市委办公厅当了一名处长，还曾当过江泽民的秘书。此是后话。
70年代初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就是大抓阶级斗争，其核心内容就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所谓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就是阶级斗争教育，就是宣传和动员广大干部群众起来抓阶级斗争。
由于我不是党员，所以许多会议不让我参加，一些涉及机密的材料我也无法看到。我在路线教育办公室只不过是打杂而已。我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是写写一般性的材料，有时也下到公社跑跑，根据领导的要求了解有关情况。我那时年轻，还是喜欢到底下跑跑，一是可以自由一点；二是可以改善一下伙食。县委大食堂的饭菜，我实在不敢恭维。
我到路线教育办公室上班没多久，又遇到了一次毁灭性的沉重打击，使我好长一段时间难以从绝望的深渊中解脱出来。
我在县委大院上班，自然各方面的信息比较灵通。大学恢复招生的消息，恐怕我是最早知道的上海知青之一。我还知道上大学不用参加什么考试了，只要工农兵革命群众推荐就行，实际上只要公社推荐而已。公社干部掌握着插队上海知青的命运。我虽然家庭出身有严重政治问题，以前两次招工时“政审”都没通过，但这次大学招生机不可失，我决定还是硬着头皮再努力争取一次。
我来到插队所在地马店公社，找到公社书记邹德智的家里。1970年过年时我来过邹书记家，是熟门熟路。我这次来，与两年前大不一样了，已经具有了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到马店公社了解有关路线教育的进度，在一定意义上对公社有指导作用；一方面，我又是户口落在马店公社的上海下放知青，属于马店公社管辖。也许是第一种身份在起作用，邹书记对我十分客气，亲自为我倒水冲茶。
“俺听讲啦，你宋刚刚前一段时间在孙书记老家的柳西大队蹲点，现在又被抽调到县委路线教育办公室，为俺马店公社挣了光！干得不错，你确实干得不错！”邹书记黑黑胖胖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谈话一开始就把我夸奖了一通。
“我还要感谢您邹书记哪！”我也与他客套起来，“两年前，要不是您书记批给我和胡鹤云30斤好面，我们真是连年也没法过啦！”
“应该的，应该的。关心你们上海下放知青是俺份内的事。你到俺马店真受了不少苦啊！”他大概听说了我一些在生产队里吃苦的事情。话锋一转，他好心地关照我：“利辛人事关系很复杂呀！你在县里，一定要紧跟孙书记，千万不要和反孙派搞在一起呀！”
“谢谢，谢谢！我一定按照您的指示办！”我忙不迭地表示。
寒暄了几句，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想去上大学的请求。邹书记马上明白了我的来意。他大手一挥，爽快地一口答应：“这个没问题，俺马店公社一定把你推荐上去！你放心好了，这事包在俺身上！”
我实在没想到公社这一关这么好过。下一步，我的活动重点就转到县里。我专门找了路线教育办公室负责人任锋和五七办公室主任张化杰，他们也都答应帮忙。老实说，这些县里的大人物都如此关照，我真是从心里感激他们。
这一次，我把大学招生老师的工作也做到家了。招生时，县里来了好多大学老师，都住在县委招待所里，与上海慰问团的干部住在同一排平房里。我与上海慰问团陈彭年很熟，就请他带我到招生组去通融一下。老陈义不容辞地答应了，亲自陪我找到一位复旦大学的招生老师，推荐并说明我的情况。那位老师开始也对我很感兴趣，但听了我父亲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情况后，口气有点暧昧起来：“我们学校是愿意收你的，但招生时政审很严格，你家庭这种情况可能有麻烦……”这一说，使我的心凉了半截！
果不其然，这次招生我又没通过“政审”这一关，被无情地刷了下来。我痛苦如狂，真是欲哭无泪！我向任部长请了病假，气得在床上躺了两天。
闹情绪归闹情绪，工作还是要干的。我郁郁不乐地接受了路线教育办公室新的工作任务，与邮电局抽调到路线教育办公室的干部大老李一起，到利辛西北的柳西、巩店、汝集、孙集等几个公社去了解路线教育开展情况。
这几个公社被称为利辛的“西北利亚”，路途较远，交通又不便。大老李已50来岁了，脸色黑里透红，不修边幅，老是胡子拉茬的，但为人非常厚道，身体也很结实。我们没有自行车，只好每天步行走几十里。天渐渐炎热了，我们戴着草帽，背了一个水壶，累了就找一个路边的村庄休息一下，确实很辛苦。
我们到了公社所在地，主要就是听取公社干部汇报情况，有时也深入典型的大队一级了解情况。下放利辛的上海知青遍布全县各个公社，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我还是不忘到知青点走一走，有什么情况好向五七办公室汇报。我虽然在路线教育办公室上班，但拿工资仍然在五七办公室，顺便为五七办公室和上海下放知青做点事情也是应当的。
巩店公社是利辛最偏远的公社之一，离县城有70多里路。那里下放了200余名上海知青，抽调在五七办公室的顾以瑾就是巩店的上海知青。她们生产队有5个女知青，与中町公社河北生产队一样，是全县上海知青中的先进典型。
我来到她们生产队，受到她们热情欢迎和招待。她们住在两间旧草房里，相处十分融洽，对生活也很乐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们虽然生活和劳动条件都十分艰苦，但还坚持学习。床边的土桌子上靠墙的一面摆放了一排书籍，有《毛泽东选集》，也有小说和科学种田等方面的图书。晚上，她们生产队在打麦场上放电影。我也挤在人丛中观看，直到放映结束才摸黑回到公社。
在基本路线教育进行过程中，有些地方也出了不少问题。
因为运动的重点是抓阶级斗争，而阶级敌人是不会自甘灭亡或举手投降的，所以各公社都遵照伟大领袖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最高指示，办起了路线教育学习班。学习班美其名曰学习，实际上是各类“牛鬼蛇神”的集中营，从贪污盗窃嫌疑分子到投机倒把分子，从现行反革命嫌疑到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统统关进学习班集中学习。为了让学习者老实交代问题，包括严刑拷打在内的各种辅助手段也都用上了，什么坐飞机、坐坦克、老虎凳、押杠子等名目繁多。许多人受不了肉体痛苦，就胡编乱造，乱招乱咬，搞出许多“莫须有”的案件来。
张村供销社有一个姓张的主任，长得身材魁梧，红面浓眉，装上胡须真有点像《三国演义》中的蜀汉大将关羽。他可能平时有一点多吃多占的行为，被别人举报而进了学习班。由于不老实交代问题，被打断了一条腿。我们见到他时，他费力地拄着两根临时用柳木做的拐杖，大喊冤枉，声泪俱下，十分可怜。其实，那时许多单位财务制度不全，帐目十分混乱，天晓得他是不是有什么贪污行为。我们又怎么能搞得请楚呢？
更可怕的是，有些当权者往往把基本路线教育当作打击不同意见干部的好机会。“反孙派”的头头何世华调回合肥去了，但许多跟他一起反对孙邦昌的干部却无法跟着调走。于是，这些人就倒了大霉了。虽然那时的干部制度是“铁饭碗加铁交椅”，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但要整治起一个人来实在是太容易了。许多干部本事不大，但吹牛拍马、落井下石的本领却十分高明。县委宣传部有一个胖乎乎的叫刘剑波的科长，是个“老五届”大学毕业生，才华横溢，为人正直，对县里一些不正之风很看不惯，就跟着顶头上司宣传部何部长反对孙邦昌。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老婆姓杨，也是大学毕业的干部，是利辛著名的大美人。她身材窈窕，皮肤白皙，面目娇好，在县文化馆工作。县里有的干部对她垂涎三尺。他们有一儿一女，小日子过得甜甜美美。不料祸从天降，趁基本路线教育之机，他被上级指令去交通最不方便的孙集公社蹲点搞路线教育，轻易不得回家与老婆孩子团聚。他到了孙集，人家都知道他是“反孙派”的“黑干将”，对他极为冷淡。他说话也根本没人听，在偏远之乡度日如年。屋漏偏逢连夜雨。他偶尔得了感冒，本来不是什么大毛病，但到公社卫生院打了两针以后，由于消毒不严，针眼发炎疼痛，继而严重感染，右边屁股上碗大的一块肉烂得发黑，连走路都相当困难。我们去看他时，正躺在床上哼哼呻吟。
大老李与老刘比较熟悉，在问候了两句以后，想轻松一下气氛，开玩笑地对老刘说；“你家小杨那么漂亮，你在这儿能放心哪？”一句话触及了他内心深处的痛点，偌大的汉子竟然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搞得我们好不尴尬。
那年头，最怕的就是政治陷害，互相揭发，莫名其妙地被人从背后捅上一刀。我看见老刘那痛苦绝望的眼神，突然感到了深深的恐惧。就在半年前的一天深夜，我被何部长的老婆动员去抄孙邦昌的大字报，在新华书店的仓库里见到也在那里写大字报的老刘。假如他揭发我，那我就在劫难逃啦！看样子，他好像也怕我揭发那天晚上的事情，真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呀！
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真是残酷无情呵。我暗暗下了决心，有机会一定要离开路线教育办公室这个是非之地，以免重蹈老刘与我父亲陷进政治旋涡的可怕覆辙！
我们在下面搞调研，表面上比较风光，有点“钦差大臣”的味道，其实还是蛮辛苦的，而且也有难以预测的风险。
我们离开孙集公社后，到了这次调研的最后一站柳西。柳西公社所在地不在柳西大队，而在离柳西以东8里路的张村铺。本来应该叫张村公社的，因为柳西大队名气大，又是孙邦昌的老家，所以这一片方圆10多里叫做柳西公社。
在利辛全县，有两个最大的集镇。一个是县城西北50多里的张村铺，一个是县城东南30多里的阚町集，是所谓“金张村，银阚町”也。张村是阜阳通往涡阳、宿县的必经之地，有两条长长的大街，形成一个“丁”字型格局。大街两面商店鳞次栉比，赶集时人头趱动，热闹非凡，比我插队的马店可大多啦。
天公不作美。我们刚到张村还来不及开展工作，天上就下起了瓢泼大雨，一连下了好几天，还发起了大水。淮北平原没有山，只见到处都是一片汪洋，沟满壕平，如果一不小心掉进河里，那就很危险了。那时，张村到利辛只有一条土公路，听说也被洪水冲毁了。我们想撤退回县城也走不了啦！
我和大老李住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又闷又热，连一个电扇也没有，只好不停地煽芭蕉扇。晚上，蚊子又大又多，叫蚊子传染上疟疾可不是玩的，我们只好买了蚊香来熏。虽然我们吃饭不用愁，公社有食堂管饭，但干部们都下乡参加抗洪去了，公社大院就剩下我们两个搞路线教育的，也好像有点不合时宜。过了几天，雨还没有停，我们身边带的钱和粮票也快用完了。于是，我们在集上买了两把油布雨伞，乘长途班车绕道阜阳，路上折腾了两天，好不容易才回到利辛。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就在离张村铺不远的七里夏大队，有一个叫张丽华的上海女知青在洪水中饱受苦难，命悬一线。不会游泳的她先是不小心滑进了路边一个被大水淹没的壕沟，差一点儿淹死；后来她又不幸染上恶性疟疾，连续几天发高烧到40度以上，病得连站也站不起来，又差点儿送命。
张丽华是上海粹文中学68届初中生，那年正好20岁芳龄。她原来是苏州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因出生后正遇上“三反五反”运动，父亲被关押批斗，母亲带着几个年幼的孩子还要被迫给许多工友做饭。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的亲生母亲只好忍痛把刚满周岁的她送给了上海闸北公园附近一家没有孩子的远房亲戚。好在那一家是工人，养父母对她挺不错。因为她的家庭出身没问题，后来招工到张村卫生院当了一名化验员。5年后，她竟与我有缘份，成了我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妻子。
小叶园闹剧
1972年夏天，利辛县忽然爆出一个绝大的新闻：《人民日报》登载了利辛县李集公社小叶园生产队的贫下中农科学养猪不用粮食、发明醣化饲料的消息。不用粮食就能养好猪养肥猪，这在全国能节约多少粮食啊！
小叶园原来名不见经传。该村庄在我插队的前刘寨西南仅七八里路程。小叶园下放了几个上海知青，其中有一个叫徐志明，上海的家就住在我家对面那条叫“斐村”的弄堂里面。以前，我曾到他们生产队玩过两次，根本没听说过科学养猪的事。怎么时间不长突然就出现奇迹了呢？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在“文化大革命”中，参观取经成为一种风靡全国的时髦行为。山西出了一个大寨，战天斗地成就卓著，引得全国各地干部群众纷纷往大寨跑；天津出了一个小靳庄，文艺革命别出心裁，于是乎参观取经的人蜂涌而至。安徽利辛出了个养猪不用粮的小叶园，自然会有许多人上门学习取经。
小叶园的名气越来越大了。据说除了西藏、宁夏以外，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有大批的参观团成群结队来到小小的利辛。到小叶园参观的人络绎不绝，连县城大街上也一下子热闹了许多。县委招待所和东风旅社天天都人满为患啦。我决定亲自到小叶园跑一趟，看一个究竟。
利辛到小叶园不通公路，我经常在大街上看到有外地的大客车停在街上问路。其实，就连大多数家住利辛的老百姓也不知道到小叶园的路怎么走。我要去小叶园，想搭个车给外地参观的人指路，肯定会受到欢迎的。
星期天不上班，我一早就来到人民路的十字街口。不大一会儿，果然开来了一辆河南牌照的大客车，上面坐满了人。司机在我面前停了下来，问我到小叶园的路怎么走。我正中下怀，马上说我也到那里去，可以亲自为他们带路。司机和带队干部喜出望外，连声说了许多感谢的话。
从利辛到小叶园路途不远，还不到20公里，先是顺着蚌阜公路往西开到马店，再往南开就是乡间土路了。好在去参观的人太多，土路上留下了深深的车辙，只要顺着车印往前开就行了。汽车开了半个多钟头，就到了名闻遐迩的小叶园。
小叶园村庄不大，只有几十户人家，但地理条件还不错。村子后面有一条宽五六米的小河，还连着一个100多亩的大水塘。时值盛夏，水面上长满了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等水生植物，绿油油的叶子中还开着黄色或淡紫色的小花。两个老乡撑着一条小船，不停地打捞着水生植物。打捞上来的水葫芦在岸边堆得跟小山一样。据说，这就是猪吃的主要饲料。
村庄里外，参观的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淮北老乡养猪一般都是散养在外的，大猪小猪像鸡狗一样满地乱跑，但小叶园确实与众不同，在村外用土坯搭建了好几排长长的猪圈，实行集中圈养。这倒是比较科学的饲养方法。大部分猪都在槽里争相拱食，好像饲料特别对它们的胃口似的。
令人啧啧称奇的是，村里有两头特别大的黑猪，有一米多高，头大如斗，在人群里慢吞吞地走来走去，供人欣赏。据说这猪有800多斤了。猪的4只脚似乎快支持不了全身的重量，走几步就要停一下直喘气，不时还哼上两三声。
村头的打麦场上，有10多块高大的展示牌，详细介绍小叶园是如何利用水生植物、麦秸、玉米秸、山芋藤叶等司空见惯的普通原料，开展醣化饲料实验或盐化饲料发明，连“920生长素”也用上了，图文并茂，很是吸引人。
打麦场上还有两台引人注目的粉碎机，在柴油机的带动下正在隆隆地粉碎干饲料。旁边有10多口硕大的水缸，里面装满了已经粉碎的饲料，还有人在往里面放盐和生长素什么的。参观的人怀疑里面搀有豆饼或粮食，抓起一大把，又是闻又是看，也没研究出什么名堂来。
小叶园生产队长是一个40多岁的汉子，穿一件圆领汗衫，兴致勃勃，满面春风，显得精明强悍。他正在人群中现身说法，回答人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以前来过两次，有点认识队长，便也上去搭讪起来。他对我倒不怎么见外，乐呵呵地说：“这下子小叶园在全国出了名啦！俺庄的乡亲们不但可以通过卖吃卖喝大大赚上一笔，就是参观的这么多人带来的大小便作肥料，也保管明年有个好收成啦！”我听了，真是目瞪口呆，一下子说不出话来。
到小叶园参观的人实在太多了。村前的空地上停满了大客车、吉普车、面包车、卡车，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停车场。打麦场边上也成了集市，有卖大馍的、卖凉粉的、卖花生的、卖西瓜的、卖香烟的，不一而足。我看卖啥生意都很不错。看来，小叶园一出名，也给乡亲们带来了不少实惠。
前来参观的人大部分当天就走了，也有不少社队决心把小叶园的经验学到家。他们在村子周边搭起帐篷，安营扎寨，无偿地为小叶园的老乡喂起猪来。这倒是个好办法，在干中学，在学中干。就是到了下雨天，拖泥带水、缺吃少柴的，参观的人就惨不忍睹了。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有了这种认真精神，小叶园经验还愁推广不了吗？
忽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到小叶园来参观取经的，为什么都是外地的人千里迢迢地赶来凑热闹，而很少见到利辛本地的干部农民呢？难道他们不愿意学习这么好的科学养猪方法吗？小叶园离我插队的前刘寨不远，用不了一个钟头就能走到。我有好长时间没回生产队了，决定趁此机会回去看看，顺便了解一下他们学习小叶园经验的情况。我买了几包“大铁桥”香烟，鼓鼓囊囊地装在裤袋里，沿着向北的大路往前刘寨走去。
回到前刘寨，已经快晌午了。老乡们正稀稀拉拉地从田里收工回家。我在路上碰到队长刘同夫和副队长刘同仁，就一边递烟一边与他们交谈起来。回到村里，我看与以前没有什么两样，就问队长为什么不像小叶园那样多养一些猪呢？
“我靠！你也相信小叶园那些鸟人胡鸡巴扯？”队长不屑地说，“养猪要是不用粮食，不喂点豆饼，太阳都要从西边出来啦！俺看小叶园那些鸟货咋个收场？”
“聋子”刘同仁在旁附和，点拨我：“人哄猪，猪哄人。你上海蛮子难道连这点把戏也没看出来？”
我算是有点明白了，小叶园神话可能只不过是一场闹剧！可这闹剧也太离谱了，竟敢吹牛吹到《人民日报》上去啦，还引得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取经。这要浪费多少金钱和人力呀！
我想了一下，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向队长提出问题：“那为啥不能向小叶园学一学呢？多养一些猪，猪多肥多粮多。参观的人一多，带来的肥料不也多了吗？”
“我靠！你想得倒是怪美！”队长嘿嘿笑着说，“养猪的风头都叫小叶园出尽了，还能轮得到俺这前刘寨？你看好喽，小叶园的鸟洋相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啦！”
我回到自己住的屋子，好久没回来了，地上、床上、锅灶上积满了灰尘。我本想打扫一下，正好“聋子”前来叫我去他那儿吃饭。我便把门一锁，在“聋子”家简单吃了一碗面条，就连夜返回利辛去了。
还是队长有眼光呀。没过多久，小叶园闹剧就收场了。原来，河南有一个县的取经团第一次来小叶园参观，回去以后比着葫芦画瓢，就是养不好猪。于是，第二次又赶来学习，下决心在小叶园安营扎寨，发誓一定要把小叶园的真经学到手。他们住了10来天，经过24小时日夜跟踪，终于在小叶园学到了真经：原来小叶园的老乡在半夜秘密地给猪加餐，偷偷地喂豆饼精饲料！
真经一被戳穿，自然一文不值。河南人大闹小叶园，但强龙压不住地头蛇，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们又兴师动众到县里告状。县里也明白其中原委，又是安抚又是请客，事情遂不了了之。
消息慢慢传开了。到小叶园参观的人越来越少，最后自然就销声匿迹了。
削尖脑袋进师训班
1972年7月，我到路线教育办公室工作了大约3个月左右，忽然得到一个最终改变我命运的小道消息：利辛师训班要招生啦！
师训班，就是师资培训班。我到县教育局打听了一下，原来那时利辛还没有办师范学校，全县极缺教师，就是县城的利辛中学、五七小学（后改为实验小学）都很缺教师，有的班级连课都开不起来，更不用说下面公社和大队一级的学校了。因此，县里经过阜阳专区批准，正在筹备建立师范学校，同时准备办一个为期一年的师训班应急。师训班计划招收两个班90名学员，主要是从下放的上海知青和回乡知青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中录取。但是，文件明确规定，这批师训班的性质是“社来社去”，即毕业后不算国家正式教师编制，不吃商品粮，户口还在原来的生产队，相当于是代课教师。在一年学习期间，每人每月补助伙食费12元。在招生程序上，与正式招工、招生一样，要由各公社推荐，除了必要的考试之外，还要经过“政审”这一关。
我了解到确实消息以后，心里盘算起来：
首先，教师这个职业是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在上小学时我就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阳光底下最崇高的职业”。如果说，招工到工厂当工人是与机器打交道的话，当教师就是与学生打交道，把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传授给学生。在利辛这样贫穷的农村，不管是干部还是老乡，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人们也普遍对教师保持着一种尊敬。
其次，我当教师可以远离可怕的政治旋涡。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绝对不能招工、参军、上大学，至于入党、提干就想都不要想啦。我到县城当临时工才一年，不管在五七办公室，在县创作组，还是在路线教育办公室，都看到了复杂危险的人事关系，看到了像痛苦绝望的刘剑波、被打断腿的张主任这样的干部，感到在政治斗争中的极度恐怖。哪一天，万一我工作上出了什么差错，或在路线方面跟错了什么人，这一辈子就完蛋啦。那一次剧本风波，就吓得我够戗。不如未雨绸缪，早点去当个相对安稳一点的教师算了。
我去征求几个朋友的意见，他们大多赞成我去当个教师。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胖子张文泉连声说：“教师好，当教师好呀！你看我，上课今年讲这一套，明年还是讲这一套，就像老和尚念经差不多！下课铃一打，就是你自由支配的时间啦！”
好朋友中也有不同意见。王晓波对我说：“你想上师训班，一定要慎重再慎重呀！我看你如果在利辛当了一名教师，以后招工就没有你的份了。你可能呆在利辛一辈子也走不掉啦！”
王晓波的家庭出身是工人阶级，当然前程远大。我哪能跟他比呢？他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我这种家庭出身，注定了“政审”这一关难过，教师也不是想当就能当上的。好在我在县里上班，“路道”还是有一些的。我主意打定以后，就开始为争取上师训班活动起来。
不料，我活动的第一道关口就难以逾越。因上师训班首先要公社推荐，我只好回到马店，先是找公社分管上海知青的干部李化文，说明了来意。他一听就说：“你父亲竟敢攻击毛主席？你政审咋能通过呀？现在找我帮忙推荐上师训班的知青已经有好几个了。这事有点不好办呀！”
我的心凉了半截，还没说话，老李又劝我：“听讲你在县里干得不错嘛，每月33块钱的工资拿着多滋润，上什么师训班哪？上了师训班，每月才拿12块钱的伙食费，还要社来社去，不算正式教师编制。你这是何苦呢？”
我与他交情不错，就把想当教师的心里话告诉他。老李听了，无可奈何地说：“这事我根本当不了家！你还是去找邹德智书记吧。”
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到公社书记邹德智。他听了我的来意，黑着脸好长时间不吱声，后叹道：“唉，这事不好办呀！上次公社推荐你上大学，没通过政审这一关被刷了下来，这次恐怕也过不了政审关哪。咋办？这样吧，你先在县里干着。万一县里不要你了，你回马店，俺再想办法给你安排在公社干个临时的什么差事吧。俺马店确实也需要你这样的笔杆子呀！”
话说到这个份上，看样子没戏啦，我只好死心了。邹书记问了我一些县里路线教育开展的情况。我又乘机说：“听说这次上师训班政审没那么严格，而且是社来社去，一年后我肯定要回马店教书。你邹书记需要我写什么材料，我保证随叫随到！”
我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句话打动了他。他想了一下，勉强地说：“那公社再推荐你一次吧。不过，俺跟你说清楚，这次师训班政审如果再通不过，你以后再也不要找俺了啊？”
公社这一关好不容易通过了。我马不停蹄，又赶回利辛活动。第二关当然就是教育局啦。这一关最为关键。我连后路也没有了，成败在此一举！
我不久前刚认识县教育局一个叫高政祥的老师。他与张胖子是同届不同系的校友，是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老五届”大学生。我与他就是在张胖子红旗工具厂的家里认识的。张胖子的老婆叫王守珍，是个上海知青，在工具厂当会计。那天晚上，我路经红旗工具厂门口，鬼使神差地进去串了一下门子，没想到老高正在那儿与张胖子聊天吹牛。这样我们就有了一面之交。
高政祥中等身材，脸色白净，戴一副浅色近视眼镜，老是笑咪咪的，待人很和善。他毕业后先是在一个军垦农场劳动，后分配到利辛当中学物理教师，旋又调到教育局当办事员。他和我根本就不熟，但我那时病急乱投医，发扬“有一条缝就要钻一个洞”的革命精神，为了自己前途顾不了那么多了。我打算先直接找老高说说，实在不行，再找张胖子帮帮忙。
老高的家就住在教育局大院。我晚上冒昧找到他家里时，一家3口正坐在一张桌子边吃晚饭。我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他很豪爽，一口答应帮忙，还告诉我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教育科的潘继堂科长。老潘的家也住在教育局，就在后面那排平房里。他与潘科长平时交情不错，可以帮我推荐一下。
我跟着老高来到潘科长家里。他也刚吃过晚饭，坐在一张旧藤椅上，嘴上叼着一根香烟，正在腾云吐雾。他大约40出头，脸色发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满面胡茬，穿着也很随便。老高与他很熟，寒暄了几句，就把我的情况介绍了一下。我发现潘科长镜片后面的眼光十分敏锐，对我注视了一会，慢吞吞地说：“你宋刚刚的名字，我早就听说啦。你还是很有写作水平的嘛，欢迎你参加到利辛教师队伍里来。我们县里就缺少高水平的语文教师呀！”
我一听有门儿，就直奔主题，把我的家庭情况向他汇报一下，希望潘科长在“政审”的时候千万手下留情。
“你们许多上海知青的家庭出身，怎么都有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他似乎对我的家庭政治问题并不惊奇，沉思了一下说道，“不过，你不要担心。这次是社来社去，毕业后基本上都要回原来的公社去教书，也不存在解决商品粮的问题。政审肯定不会太严格，只要自己历史上没有污点，家庭问题是无法选择的嘛。但有一条，为了保证师资质量，这次招生在业务上把关很严，就是一定要招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30周岁以下，还要经过统一的文化考试，要考语文、数学两门。时间不多了，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潘科长一席话，驱散了我心头的满天乌云。我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
“你不用谢我的。目前利辛教育战线确实很缺人才啊，希望有更多的新生力量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来。”潘科长感叹地说。看样子，他是一个十分正派的干部。临走时，他还鼓励我：“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优秀的语文教师！一定要在教师岗位上好好干啊！”
在接下来的个把月里，事情进展得意想不到的顺利。填表、盖章、体检、政审、文化考试等诸多关口，我都一路绿灯。到了8月中旬，我从教育局直接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从此以后，我就从社会最底层挣脱出来，再也用不着“面朝黄土背朝天”修理地球啦。
1972年9月1日，利辛唯一的一届师训班正式开学了。后来，经过上级批准，这一届师训班正式宣布是利辛师范的首届毕业生，并补发了中专毕业证书。
由于那时利辛师范学校正在建设之中，师训班借用利辛中学的两间教室上课。90名学员中，有9名上海下放知青。5名女知青是杜锦、武文、雷小美、孙秀梅、邱冰清，4名男知青是周幼生、钱荣连、朱云章和我，全部是上海知青中的“老三届”高中生。
师训班90名学员分成两个班级。我在一班，班主任是教数学的邓学谦老师。他50多岁，个子矮矮的，人比较消瘦，但精神很好，对学员也十分客气。二班班主任是利辛中学教化学的张宏启老师，也有50来岁，身材魁梧，为人豪爽又十分热情，同学们都很乐意与他交谈。
利辛中学房子十分紧张。师训班的20多名女学员安排在两间腾出来的仓库当宿舍，连一只床也没有，只是在地上铺了一层麦秸，上面放上铺盖。人一多，与猪圈也差不多。我们男学员更惨，没有专门的宿舍，只好住在教室里。教室后面堆满了大家的被子、席子、衣服、鞋子以及脸盆水瓶之类的杂物。教室里白天上课，一天三顿在课桌上吃饭，晚上还要上两个小时的晚自习。临睡觉前，大家才七手八脚地把课桌和椅子拼在一起，有的睡桌子上，有的睡椅子上，一大半学员睡在不铺麦秸的砖地上。一到下雨天，教室里又是泥又是水，我晚上就睡在这“水泥”地上。我很担忧：长此以往，非得关节炎不可！条件这样差的学校，在上海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师训班的伙食也十分艰苦，每月仅发12元饭菜票，平均每天的伙食费才4毛钱，一顿一个杂面馍馍，菜的数量少还没有什么油水，经常是还没到下课时间，肚子里就唱起了“空城计”。至于零用钱，也一分没有，只好自行解决。从9月份开始，五七办公室停发了我的工资，还好我平时节余了10多元钱，权作零用之资。但因招待了两次客人，到月底钱就花得差不多了。
我心里又有点恐慌起来：身无分文的经济危机又要来临了！这咋办呢？
展沟中学代课记
1972年9月28日，我到师训班学习还不到一个月。那天上午，我正在教室里上课，忽然班主任邓学谦老师在窗外对我招手，把我叫出教室。他通知我，教育局指定我马上去展沟中学代课，是教初中语文。你赶快收拾一下行李，今天就出发！
原来离县城最远的展沟中学开学快一个月了，有几个班至今没有老师上课，校长只好向教育局连连告急。据说局长很着急：前方战事正紧，手里却无兵可派，这却如何是好？还是教育科长老潘灵机一动，提出从师训班直接派两名学员临时去应应急，并点名宋刚刚去教语文，叫二班一位女生关玉霞去教化学。
我接到通知，心里十分高兴。下课铃声响了以后，我大约只用了5分钟就把行李整理完毕。我的行李太简单了，连一个脸盆和热水瓶都没有，胡乱把几件换洗衣服夹在被子里，用一根麻绳捆上，再手忙脚乱地把饭碗、茶杯、课本、纸笔等零碎东西塞进旧旅行包。到下一堂课的上课铃响起之时，我已经在全班同学们羡慕的眼光中起程了。
关玉霞与我是同一届的高中生，因农村孩子上学晚，年龄比我大一岁。她中等偏高的个子，大概由于营养不良的缘故，脸色和头发都有点发黄，淡眉细目的，梳着两条齐肩的短辫，笑起来很甜的样子。她的行李比我多一些，除了铺盖卷和旅行包外，还加了满满一个大网兜，里面放了脸盆、热水瓶、胶鞋等许多东西。幸亏我带的东西少，肩上背着铺盖，一手提旅行包，一手还可以帮她拿那个大网兜。
利辛县城到展沟公社不通班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搭车先到马店，再想办法搭乘拖拉机或运货的卡车，经过胡集、板集到展沟，大约有100里路出头；另一条是坐车到阚町集下车，摆渡过西淝河，再步行25里左右走到展沟。这一条路明显要近一些，我们商量后决定走近路。
我们大包小包地走到人民路南头的汽车站，正巧遇上一辆开往合肥方向的长途班车。车上人很挤，我们向司机说了一大堆好话，总算连人带行李勉强挤上了车。
中午，我们到了有名的阚町集下车，在一家饭店里吃了两大碗面条，走到离集不远的西淝河边上。这里的河面比位于上游的柳西那边宽阔多了，水流也比较急。我们坐上大木船渡过河去。
对面的渡口很热闹，有不少等候过河的老乡，有卖炒粉、花生、西瓜之类的小贩，竟然还有两辆三轮车上来兜揽生意。这里的三轮车很古怪，与上海正好相反。上海的三轮车是旅客坐在后面，车夫在前面蹬车，不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三轮车就在上海马路上绝迹了。绝迹的原因不是技术进步被出租车取代，而是着眼于消灭不公平现象：凭什么一个人舒服地坐在后面而一个工人为你出苦力？至于三轮车工人没有工作而发生生计困难，造反派就不管了。这里的三轮车是旅客坐在前面，车夫在后面蹬车。旅客有什么事情与车夫说话，必须扭过头去。如果车夫居心不良，要半路打劫，这种车型就对车夫太有利啦！
为了省两元钱，我们仅雇了一辆三轮车。小关坐在车上，身边、脚下、膝上，放满了两个人的行李。我跟着三轮车一路步行。农村的土路高低不平，三轮车蹬不快，与我走路的速度差不多。有些难走的路段，还要我出力帮助推一把。
车夫开始以为我们是俩口子，后来才知道是误会了，连声说对不起。我与关玉霞虽然是师训班同学，一则是开学时间不长，二则是不在一个班级，原来并不认识。说起来还是这天上午接到通知后，两人才第一次说上话。她很健谈，我们一个在车上一个在车下，互相攀谈起来。时间不长，竟像老朋友一样。她还半开玩笑半顶真地非要我喊她“关姐”。我给她缠得没办法，只好加了一个“小”字，喊了她一声“小关姐”。
小关家在利辛西北的汝集公社，父亲是个中学校长，母亲务农，怪不得农村女孩一般上到小学就不错了，像前刘寨的小兰那样上完初中简直是凤毛麟角，而小关居然坚持上到高中毕业，不由得令我刮目相看。看样子，他父亲与教育局长挺熟，才关照她干了这份好差事。更令我吃惊的是，她居然是一个刚结婚才3个月的新娘！她丈夫姓李，在蚌埠肉联厂当工人。那年头，一个农村姑娘能嫁给一个在城里工作的人是很幸运的，但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生活也实在够受，特别是对新婚夫妻来说，显得分外残酷。小关说，他丈夫结婚只有3天假期，连被窝还没捂热，人就走了，到现在一不能见面二没法打电话，仅仅写过几封信，以至于她连自己的丈夫长的是什么样子也记不清啦！
在夕阳西下时，我们才赶到展沟中学。校长叫王澄清，50多岁年纪，但脸上皱纹很多，显得很老相。他对我们两个来展沟中学代课深表欢迎，热情招待我们在他家里吃了一顿有酒有鱼的丰盛晚餐，又带我们来到早已腾出的两间单人宿舍，每人一间。房子不大，但收拾得十分整洁。每间宿舍有一张木床，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连脸盆架都是新添置的。比起师训班的艰苦生活，这里就是天堂啦。
王校长在生活上关心我们的同时，也下达了艰巨的工作任务。他分给我的任务是教初二年级3个班的语文，每周18节课，吩咐我抓紧备课，国庆节一过就要上课。对于我这个从未上过讲台的人来说，只有3天时间的准备，任务也真够艰巨的。他还说，代课老师的工资按县里规定的最高标准发放，包括寒暑假在内每月28.5元，从10月份开始领工资。哈，我的严重经济危机警报总算可以解除了。
展沟中学在展沟集正西2里路的公路边上。学校大门朝南，正对着通往利辛的土公路，学校后面是一条七八米宽的小河。河边是一大片草地，可以当作操场。那时当地没有什么工业，河水清粼粼的，水中有不少小鱼在游动。我的宿舍后窗就对着小河。我想，以后有空的话，坐在草地上钓钓鱼，生活也是满浪漫的。
但是，头等大事是备好课上好课，决不能掉以轻心。安顿下来以后，我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备课工作中去。特别是第一堂课，一定不能出什么差错。我花了两天时间，把刚领到的语文教材看了一遍又一遍，对书上的重点、难点都作了精心准备，不但写了讲稿，还跑到僻静的地方自己对自己讲了两遍。这才定下心来，摩拳擦掌准备上讲台。
10月1日国庆节那天，乡下没有什么过节气氛。我决定放松一下，到展沟集上转了两圈。展沟集规模与马店差不多，有一长一短、一宽一窄两条街。东西向的大街边有一条河，路的另一边排列了许多房子，有砖瓦房，也有不少土坯草房，许多商店和机关就坐落在路边，如供销社、百货店、饭店、邮电局、信用社、粮站、棉花收购站、铁木业社、展沟小学等。那天正逢赶集的日子，街上熙熙攘攘，非常热闹，农副产品比利辛便宜多了。可惜学校有一个小食堂，专门为几个单身教师做饭，不用我自己起伙，再便宜的东西对我没有多大意义。
节后的头一堂课，就是初二的语文课。我毕竟是第一次讲课，内心十分紧张，早晨起床后又把课文内容念叨了一边。我没有手表，干脆提前到了教室，找班长聊了一会儿。上课的钟声响了，我故作轻松，大步走上讲台，侃侃地讲了起来。下课后，我小心翼翼地问班长：“我讲得咋样？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宋老师，你讲得真不赖呀！”班长的话使我悬着的心落了地，“哎呀，到底是上海来的老师讲课好呀！”
第一堂课成功了，下面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照张胖子的话说，真是与和尚念经差不多，刚在一班讲了一遍，接着到二班、三班再讲两遍，越讲越熟。没过几天，我已经驾轻就熟了。我深切地体会到：教师这个职业实在是很不错的。
展沟是个偏僻之乡，学校里只订了一份《安徽日报》，而且一般都要晚两三天才到，上面又没有多少精彩内容可看。于是，我只好今天东、明天西、后天再朝南地四处闲逛，以打发无聊的课余时间。
有一个星期天，学校照例不上课。我忽然想起到当年参加挖河的新淝河看看。凭着两年前模糊的印象，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在展沟集东南方的新淝河。当年人山人海的工地，这会儿没看到什么人影。一条笔直的大河荡漾着清澈见底的碧波。秋日的阳光照耀在静静的新淝河上，照耀着我这个为了挖新淝河饱经苦难的上海知青身上。我坐在高高的已经长满野草的河岸上，心中百感交集，久久不忍离去。看着大河两岸长势良好的高粱、玉米、山芋、黄豆等庄稼，我曾经流过的汗水也算值啦。
在离展沟中学西南大约200米的地方，有一个树木扶疏的大村庄。吃过晚饭，我便到村里散散步。老乡们知道我是展沟中学新来的代课老师，对我都很尊敬很友好，纷纷招呼我进屋坐一会儿，有的还热情招呼我去吃饭。村里有几条凶猛的大狗，对着我汪汪直吠，声音很是吓人，但经主人一吆喝，便一声不敢吭了。在农村，中学教师的地位确实不低呀，老乡们根本不会把你当“臭老九”。
一个老乡告诉我，村里下放了5个上海知青，都是女的，有的挺能干，有的比较娇气，还有点闹别扭。是呀，夫妻之间还会吵架，亲兄弟也有反目的时候，好几个上海女知青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个锅里吃饭，有几个不闹点矛盾的？上海女知青到这种远离县城的穷乡僻壤插队落户，正是造孽呀！我决定前去拜访一次。
在老乡的指点下，我找到了上海女知青住的房子。那是两间常见的泥土墙旧草房，5个知青招工走了一个，还有4个姑娘。她们对我的冒昧造访表示欢迎，初次见面就随便交谈起来。跟我谈得比较多的，一个叫于维华，个子不高，大眼睛，性格活泼大方，笑起来有两个好看的酒窝。她的父亲是上海市政府的一个处级干部，女孩开朗的性格显然与优越的家庭很有关系。还有一个名字有点怪怪的，叫蒋行篪，含义是一边行走一边吹着一种古老的乐器，挺有深意。她戴着一副浅色边框的近视眼睛，显得十分斯文，说起话来也很有条理，颇有点贵族小姐的味道。还有两个姑娘不大说话，不知是老实本分呢，还是心有芥蒂？由于时间不早，不宜多留，我坐了一会便礼貌地告辞了。后来，于维华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展沟中学找我聊天，好象成了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不久，她与我的好友、上海知青陈世嘉谈起了恋爱，并终成眷属。
在展沟，陈世嘉是我唯一在利辛县城就认识的好朋友。陈世嘉是上海黎明中学67届初中生，他家住在淮海中路一条幽静的弄堂里。父亲是著名的毛纺织专家，在上海的纺织系统很有名气。他与两个妹妹陈敏嘉、陈丽嘉一起插队在王市公社。1970年，他招工到县商业局“打办”，后来不知何故发配到偏远的展沟公社“打办”上班。他很有艺术细胞，画画得好，雕塑也很漂亮，是个难得的人才。
那时，县里有两个“打办”，一个是直属县委的“一打三反办公室”，除了打击投机倒把分子之外，还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贪污盗窃分子和铺张浪费分子，级别较高；另一个是直属县商业局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其职能比较单一，就是专门打击贩卖粮食、油料等国家统购物资的投机倒把分子。当时打击投机倒把的形势很微妙，一方面政府禁止粮食等统购物资在集市上自由买卖，一方面广大农民不顾禁令，在市场上出售粮食的行为比比皆是，管不胜管，真是法不责众。陈世嘉的工作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次，陈世嘉说要请我吃饭。我们两个上街去买菜，一边闲聊一边走。谁知街上卖粮食的老乡见了，像鬼子进村一样，纷纷提着筐、背着口袋急忙逃跑。有的老乡没注意，来不及躲开，则吓得脸色发白，被陈世嘉训斥了一通。其实，陈世嘉对农民还是很同情的，只是职责所系，不得不装装样子而已。
老乡卖菜卖鱼不在打击投机倒把之列，所以集上大部分老乡还是波澜不惊的。按规定，集上所有卖鱼的都必须集中在东面一片空地上，叫做鱼行。老乡卖鱼不用带秤，由鱼行老板统一过秤，完成交易后向买卖双方收几分钱的费用。鱼行老板还有定价权，什么鱼每斤多少钱，都由鱼行老板一口说定，绝不许讨价还价的。
鱼行老板归陈世嘉管辖，见我们来了，点头哈腰十分客气。我指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问：“这鱼多少钱一斤？”
鱼行老板说：“两毛一斤！”卖鱼的老乡听了，有点舍不得，但又不敢说不卖，只好3斤鱼6角钱成交。
陈世嘉的厨艺不错，烧了一大盘糖醋鲤鱼请我吃，弄得屋里香味四溢。我吃着鱼，感叹陈世嘉的工资含金量毕竟与我不同。今天要是我一个人去买这条鱼，至少要4毛钱一斤。他买鱼整整便宜了一半！
“其实，我也很可怜那些老乡。他们捉鱼也不容易，这么大一条鱼，才卖6毛钱呀！”陈世嘉叹道，“但我就是想多给老乡几个钱也不行。鱼行老板的面子还是要给的么！”
陈世嘉和于维华在80年代初到美国定居，后来创办了一家艺术装修公司。他们在纽约的太平洋大街买下了一幢四层大楼，还与朋友合伙在纽约郊区买了一个相当于300多亩地的小农场。不过，后来不知怎么搞的，曾经恩爱的他们却又离婚了。
在展沟中学，全校20多名教师不分教研组，基本上是各教各的书，互相之间探讨主要是通过观摩教学。王校长和教导主任胡渥如经常到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当然是他们听课的重点对象。
有一次，王校长忽然决定全校不上课的老师都来听我的语文课。那天我讲的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我引经据典，讲得头头是道，还在黑板上画了一幅示意图：左边一座高山，半山上有一个飞檐楼阁，山下河水滚滚，远方的群山逶迤，夕阳西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短短20个字，我讲了整整一堂课，得到校领导和老师们的大加夸奖。
在“政治挂帅”的年代，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政治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每个星期三下午，王校长让学生在教室自习，全体教师则在唯一的办公室里集中学习，一般是念文件、读报纸、谈体会。其余时间就在一起随便聊天，增加相互之间的感情。
我与同事们保持了很好的关系。除了小关是我师训班同学，往来比较多以外，学校里还有一个女教师王芳，是一个教英语的代课老师。我经过她上课的教室时，几次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原来她教的英语发音很不正确，用的是乡土方言念课文，连26个字母大都带厚重的拐声，学生也大声随着她念课文，不伦不类，令我忍俊不禁。我好心地教了她几次发音，她也很谦虚地跟我学英语，但毕竟基础太差，老是改不过来，只好随她去了。
教导主任胡老师是我的邻居。他40多岁，面容消瘦，眼睛显得很大，胡子拉茬的。他老婆没有工作，又接连生了6个孩子，弄得生活十分困难。我向他提起英语教学的质量，他是合肥师范学院毕业的，当然知道其中的问题，但也没什么办法。他无可奈何地对我叹道：“唉，在农村根本就找不到合格的英语教师，只好这么凑合，有啥办法呢？”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之间我到展沟中学代课已经半年多了，师训班也快毕业了。关玉霞的家在利辛西北的汝集，离展沟至少有140里，交通不便，根本就没想留在展沟中学教书。所以，王校长多次动员我留下来任教。我虽然很想到插队所在地马店中学教书，因为那边马店公社人事关系要更熟一点，交通也比较方便，但对留在展沟中学教书也没有什么意见。为此，王校长专门到教育局跑了好几趟。
然而，令我和王校长都没想到的是，师训班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利辛县城的五七小学任教。命运之舟载着我驶向另一个陌生的港湾。
五七小学逸事
五七小学是那时利辛县城唯一的小学，离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大门不到100米，大概规划时是为了方便大院的干部孩子上学吧。
就是这样一所全县最好的小学，教师也缺得不得了。师训班90名学员基本上都“社来社去”，都回到了原来的公社，只有9名上海知青，由于成绩优秀，大都被安排在县城任教。钱荣连分配在利辛中学教数学；杜锦分配到展沟中学教化学，后来去了加拿大；邱冰清个子比较矮小，分在县里唯一的幼儿园；包括我在内的其余6个人都分在五七小学。一个小学一下子分配来了6名上海年轻教师，师资力量顿时雄厚了许多。
五七小学占地20多亩，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院。大门朝东，院子里有东西向的3排教室，形成一个“川”字。大门两边和最里面的一排平房是教师宿舍，一般两人住一间。我与周幼生同住一间宿舍。
五七小学的校长姓徐，50来岁年纪，脸色黝黑，身体壮实，显得比较憨厚。教导主任姓张，40多岁，个子较矮，又有点驼背，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十分精明。学校分配给我的工作是教五年级两个班的语文，并担任五（1）班的班主任。
听说五（1）班是个“乱班”，一年里面换了两个班主任都解决不了问题。现在学校把这副重担压在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身上，也真够玄乎的。果不其然，我接受工作任务还不到半个月，就差点儿出了大事故。
1973年下半年的教育战线很出了一些稀奇事儿。开始时，辽宁出了一个考试交白卷的“英雄”张铁生，后来北京又冒出了一个“反潮流”的小学生黄帅。在“教育革命”的口号下，什么批判“师道尊严”，什么破除“管、卡、压”，搞得教师们斯文扫地。小学生都集体加入了“红小兵”，手拿红缨枪，成天喊着“杀杀杀”，动不动还写老师的大字报。在这样的背景下，教师们自然缩手缩脚，不敢多管学生，班级秩序不乱才怪呢。
那一天，我正在讲台上教语文，下面突然乱了起来。我一看，原来是一个叫颜景波的男生在打一个叫樊利环的女生。我很生气，把颜景波狠狠训了几句，看他不吭声了，教室也恢复了平静，就继续讲课。不料，我刚讲了没一会儿，下面又大打了起来。樊利环被打得大声哭叫，两个小辫子也被抓散了，披头散发，脸上还有血迹。
我大怒，走上前去对颜景波喝道：“你竟上课打人？出去！你给我滚出去！”
颜景波根本不怕我，也不走，拧着脖子，用不服气的眼光看着我。我更生气了，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好不容易把他拉出教室。他在教室门外破口大骂起来。这一下，不但自己班级的语文课上不成了，还影响了全校正常上课，成何体统呀？
我怒不可遏，干脆把他的书包从课桌里拎出来，从教室窗口甩出去，命令他：“你回家去！好好写一份检查！不然你明天别来上学了！”
书包里的课本、作业、铅笔、橡皮等散落一地。他一边骂一边拾，哭着回家去了。
这一下，祸可闯大了。教导主任张老师担心地警告我；“颜景波是学校有名的小霸王，以前几个班主任都怕他惹事，不敢管他。他父亲是法院的，也厉害得不得了！他不会跟你善罢甘休的，这咋办？”
我嘴上得理不饶人：“我不怕！怕什么？我姓宋的，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与学校不相干！”
下午上课时，颜景波没有出现在班里。班长张彪带来了消息：“宋老师，颜景波的爸爸勒令你今天晚黑以前一定要上他们家赔礼道歉！你如果不去，明天一早就在学校大门口贴你的大字报！”
我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严重。我到五七小学上班才10多天，就被学生家长在校门口贴大字报，闹得满城皆知。大字报上绝不会有什么好话，人家又不了解什么具体情况，最后必然是我名声扫地。我这面子往哪儿搁？我以后还怎么在利辛教书？
我心神不定地上完课，拔腿就朝教育局跑。我知道这种事情学校领导是不能指望的，只能靠教育局来主持公道了。
我先找到高政祥，把情况给他介绍了一番。他一听就觉得事态严重，马上领着我到了教育科潘科长的办公室。他说，潘科长的女儿叫潘亚梅，好像就是在五年级1班这个“乱班”里呢。
潘继堂科长听了我的一番介绍，沉着脸半晌没说话。我的心里忐忑不安起来。
“唉，我女儿潘雅梅就是在这个班里，中午她已经跟我说了此事，所以情况我知道一些。这年头，有些小学生也真不像话！”他想了一下，斟字酌句地说，“不过，你也有点问题，缺乏经验，有些急躁，你无论如何不能对学生动手哇！”
“我没有打他么！”我辩解道，“我如果不拉他出去，这课根本就没法上啦！”
老高为我打掩护：“拉一下，不能算动手打学生。问题的性质是不能含糊的！”
“解铃还需系铃人。你看这样行不行？”潘科长给我指出一条路，“今天晚上，你还是到他们家里去一次，好好跟家长谈一谈……”
“叫我去赔礼道歉，当三孙子？我才不去呢！”我想不通。
“你是班主任，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很正常么。”老高指点我，“你不一定去负荆请罪嘛，还是去跑一趟吧。”
看样子不去一趟是不行了，我勉强答应了下来。天黑以后，我找到法院的颜景波家里。他们一家人都在，看样子是在专门等着我呢。
“你总算到俺家来赔礼道歉啦？”颜景波的父亲冷冷地开了口。他个子很高，与我差不多，身体十分壮实，目光如剑，满面胡茬。我事先打听了一下，他是华东政法学院毕业的，是法院里唯一的正宗大学生，人称“颜大学”。
“你大概听儿子说了经过吧。我从老师的角度把情况再跟你们家长全面介绍一下。”我有意避开赔礼道歉问题，开门见山地把这一次颜景波上课打架的情况介绍了一下，又进一步表明自己的态度：“如果明天你家长贴我的大字报，我也一定会反贴你的大字报，干脆把问题全部摊开，让全县干部群众评评理！如果确实是我宋老师不对，我再考虑赔礼道歉问题好吧？我其他本事没有，就会耍耍笔杆子。我相信，公道自在人心！”
颜景波的妈妈坐在旁边一直没说话。她突然开口问我：“你不是在县委大院上班的吗？怎么跑到五七小学当孩子王去了？”
她这一问，我才发现她也很面熟，好像也是在县委大院上班的。利辛县实在太小了，干部之间大部分都互相认识。
“我在县五七办公室和路线教育办公室都干过。”我只好把我的经历简单跟他们介绍一番，又围绕利辛一些情况交换了各自的看法。
老颜是个十分豪爽的人，脸色很快缓和起来，回过头来训斥儿子：“你在学校打人家女同学，反而回家说老师打你？害得老子不明真相，差点儿贴宋老师的大字报！我打死你个龟儿子！”他越说越气，抬手就给了儿子两巴掌。颜景波还是挺倔犟的，挨了打居然不哭。
“算了算了。这事我也有责任！”我急忙阻止他打孩子，“颜景波在班里威信还是蛮高的。只要好好学习，将来肯定有出息的！”
“宋老师，俺把这小子就交给你教育啦。要打要骂都由你，没有关系！”老颜怒气未消，逼着儿子向我认错，还提出要请我吃顿饭。一场危机总算解除了。
第二天，颜景波早早来到班级，卖力地打扫教室。我见了十分高兴，与他一起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上课时，这一天课堂纪律出奇的好。不到一个月，原来的“乱班”一点也不乱了。教导主任张老师夸奖我：“嘿，还是你宋老师有办法！”
在县城，人民路是唯一的一条南北向大街。南来北往的汽车都从大街上驶过。路口没有红绿灯，更没有交通警察，很容易出交通事故。
那一天，学校才放学。我走到大街上，忽然看见前面黑烟冲天，还夹杂着人们的尖声喊叫。出了什么事情了？我走上前去一看，原来是出了车祸。两辆卡车在大街上相撞，其中一辆车的油箱被撞坏了。汽油流了一地。事故现场挤满了看热闹的人，包括一些刚放学的小学生。
听人说，人群中有一个无知的老乡，拿出一盒吸烟用的火柴，一边划火一面说：“俺倒看看这汽油可会点着？”话没说完，轰的一声燃起大火！人们惊叫着四散奔跑。有两名小学生被挤倒在地，活活被烧焦！还有一些学生和老乡被烧成重伤，包括点火的那个愚昧老乡！
大火很快熄灭了，滚滚浓烟也渐渐散去。我看见两名小学生仰面倒在地上，蜷缩着烧得焦黑的身体和四肢，嘴巴张得老大，好像正在大声哭叫或呼喊着什么。他们浑身的衣服和书包也烧得差不多了，但书包中的课本和作业本却奇迹般地没有完全烧毁，上面还有他们的姓名和班级。我一看，他们都是二年级的学生，都还不到10岁。
处理事故的公安人员很快赶来了，把两张芦席盖在死难的小学生身上。我暗自庆幸，还好没有我班里的学生。
第二天，我在上课前把此事作为活教材，要求同学们一定要从中吸取教训。这都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啊！
学校生活是平静的，作息时间也很有规律，但偶尔也会掀起一阵波澜。与我同住一屋的周幼生就闹了好一阵子桃色绯闻。“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使我也不堪其扰。
周幼生是上海七宝中学66届高中生，下放在利辛县柳西公社三里湾大队，与我关系挺不错。其父母都是工人，他不知怎么没参加招工却上了师训班。他是插队上海知青中年纪最大的，在农村时就与当地一个大队干部的女儿小刘谈起了恋爱。进城以后，他与小刘闹翻了，宣布断绝了关系。这下小刘就不干了，天天跑到五七小学要找原来的情郎哥“算账”。
小刘20来岁年纪，眼睛小小的，长得不怎么好看，但性格却十分泼辣。每次来，都是又哭又喊，又是打窗户又是踢门，闹得校园鸡犬不宁。学校领导也拿她没有办法。
周幼生对这段恋爱后悔得肠子都发青了，对小刘又恨又怕，只好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策略，一见小刘进学校大门就想办法躲开。但一个人不可能老是盯着校门看，总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有好几次他被小刘堵在屋里。还好，屋子后面是一条一尺多宽的夹弄，跳出后窗跑几步，就是唐瑞君、朱云章等老师住的房子，再从他们的后窗翻进屋里躲起来。别说小刘，就是神仙也难找寻啦。
当地不少农村姑娘头脑十分封建，总认为谈了对象就不能轻易吹灯。一般女的甩了男的，问题倒不大；而如果是男的甩了女的，特别是接过吻或搂搂抱抱过的，或发生过性关系的，她不跟你拼命才怪呢。我见了这一出戏，暗自庆幸：还好我在生产队与小兰保持着一般关系，如谈了对象后来又分手，她也来这么闹一下，这下就更热闹啦。
小刘还真有魄力。她有一个姨妈在县城工作，就住在姨妈家里，三天两头来五七小学“围追堵截”，搞得周幼生胆战心惊，欲哭无泪。一天深夜，她忽然又来敲门。周幼生和我已经熄灯睡下了，吓得他从被窝里一跃而起，打开后窗，跳进夹弄。我怕小刘一脚把门踢破，手忙脚乱地把周幼生的被子迭好，急忙穿上衣服，才去把门打开。我不满地说：“你小刘干什么呀？周幼生不在这儿住。我明天还要上课呢！”
她知道我与周幼生关系不错，用敌视的眼光看着我，坚决地说：“我今天见不到他姓周的就不走了！你睡你的，我跟他没完！”
“这恐怕不行吧？这是男教师宿舍，你一个大姑娘怎么能不走呢？”我见她根本就不睬我，就继续做她的思想工作，“你闹了好几天，目的已经达到啦。学校领导在大会上把周幼生狠狠批评了好几回，你已经把他搞得臭不可闻啦！周幼生本来还想跟你谈对象的，你这一闹，彻底伤了他的心！他说，砍了他的脑袋也不想见你啦！说不定，他都跑回上海去啦！”
这倒不是空穴来风。周幼生曾对我说过，想回上海“避避风头”。他连课都不上了，请我和其他几个上海知青临时帮忙代课。
“他真的回上海去了？”小刘有点不相信，“这混蛋！一点良心都没有！”
“这种没有良心的男人，你找他干啥呀？”我又做起思想工作来，“还好你们还没结婚。要是结了婚，又生了孩子，他再把你甩掉，你才惨呢。我看你们两个还是算了吧……”
不知是我的劝说发生了作用，还是她知道闹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她伤心地走了。大概是第二天回到三里湾老家去了吧，以后也没有再来闹过。周幼生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悲怆之恋
谁知一波刚平，一波又起。这一次是本人变成了桃色绯闻的主角。
那一天下午，我上完课刚走出教室，忽见上海知青唐瑞君老师迎上来，一边指着校门一边笑嘻嘻地对我说：“宋老师，你的女朋友来啦！”
女朋友？我心中一楞！还没回过神来，一个青年女子婷婷袅袅地向我走过来，在秋日的阳光下显得分外俏丽。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插队江西的同班同学贺爱伦！
“咦，你怎么来啦？”我惊奇地问，“怎么来前也不给我写信说一声？”
那时候，通讯设施十分落后，亲友同学交往一般都是通过写信联系，除非有急事才打电报，至于长途电话我一次都没打过。贺爱伦到利辛来竟然连信也不写一封，这点我有些不满。
“我在上海是临时想起到你这儿来看看的。”她不安地解释道，“我在江西插队苦得不得了，我想看看有没有可能转到你们安徽来？”
唉，我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把她带到我与周幼生同住的屋子里。周幼生正在批改作业，见我带了一个活美人回来，十分惊奇。我把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都是同年下乡的“插友”，自然一见如故。寒暄了几句，他神秘地对我眨眨眼睛，推说有事，笑着出去了。
我一边与贺爱伦说话，一边心里紧张地盘算着：一是吃饭，二是住宿，这两个都是大难题。咋办？
五七小学本来是没有食堂的。我们几个上海知青来了以后，学校为了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特地找了一个姓赵的老头为我们做饭。由于平时只有几个人吃饭，所以也没有什么饭票菜票之说，到月底统一结账。由于老赵不吃国家商品粮，不占学校编制，为我们做饭学校也不发工资，所以等于是我们几个上海知青供给他伙食。我们一般每月伙食费总要将近20元。而我们代课的工资是每月22元，除了吃饭，每月仅剩两三元钱零用，基本上人人都是“月光族”。如果来了客人，一般是带到外面饭店吃饭，不在学校吃饭在月底结算时也不另扣除。如果贺爱伦要在利辛住几天，我上哪儿去借钱呢？借了钱以后又怎么还呢？
住宿问题更大。那时全国所有旅馆住宿都必须持单位的介绍信，如果没有介绍信就是有钱也没法住进去。农民和插队知青没有工作单位，就不可能有什么介绍信，住旅馆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如果把自己住的屋子让她住几天，我和周幼生又住到哪里去呢？唯一的办法，只好与同是师训班的女同学雷小美和孙秀梅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在她们那儿凑合两天。
上山擒虎易，开口求人难。我这个平时不大愿意开口求人的汉子百般无奈，让贺爱伦坐一会儿，只好厚着脸皮求她们帮帮忙。
“你的女朋友来啦？”她们早已知道了我的来意，调侃我说，“什么时候请我们吃喜糖呀？”
我刚解释说来人不是女朋友，而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时，她们听了直摇头。雷小美说：“不是你的女朋友，我们凭什么接待她？你只有老老实实承认她是你的女朋友，我们才可以考虑让她在我们这儿住两天！”孙秀梅附和道：“是呀！你必须老实交代，否则我们就爱莫能助啦！”
我不得已，只好老实交代贺爱伦这次来利辛的目的和想法，以及我的为难之处。她们听后，都沉默了。同是知青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她们两个也是有同情心的人，表示可以两个人睡一个床挤一挤，腾出一个床来给贺爱伦住。最大的住宿问题算是解决了，我暗地里松了一口气。
晚饭马上就要开饭了。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身边只有2元多钱，到饭店吃两顿问题不大。于是，我向贺爱伦提议到饭店吃一顿饭去，为她来利辛接风。
那时饭店里的物价比较便宜。一条大约3两重的红烧鲫鱼才3毛钱，一盘豆腐肉糜才2毛钱。我点了4个菜加一个番茄鸡蛋汤，一共才块把钱。贺爱伦惊叹利辛物质的丰富和便宜。在上海，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一点鸡蛋的呀。在吃饭时，她告诉我，在离开上海时，母亲把多年积蓄的100元塞进她的口袋，以备不时之需。看样子，我这几天不用发愁打饥荒啦。
在昏暗的路灯下，我们漫步在人民路上。晚风习习吹来，使人心醉神迷。虽然大街两旁商店不多，显得有些冷落，但贺爱伦却感到分外满意。
“利辛真好呀！这里没有翻不完的大山，没有毒蛇，没有野兽，比江西强多了。我要是能调到这里就好啦！”
她感叹着告诉我，在她插队的地方，能走走平地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了。江西农活很重，有好几次挑水稻，她的肩膀磨破了，实在挑不动，只好坐在路边哭。她插队的生产队在南岭大山深处，离广东仅10多里路，交通非常闭塞，从上海到那里要绕道广东韶关，再坐一整天汽车，路上要三天两夜。在上海，虽然母亲对她关怀备至，但同住一起的哥嫂对她不太友好，老是催她回江西农村。她住在上海度日如年，寄人篱下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对回到江西农村，她实在有一种畏惧感。
我默默地听着，心里充满了同情和怜悯，也实在不忍心马上打消她对利辛的幻想。我知道，她的家庭出身是“历史反革命”，招工时绝无可能通过“政审”这一关，更何况插队江西怎么可能在安徽招工呢？就是她想把户口从江西农村迁到安徽农村，也绝不是那么容易的。利辛哪个生产队愿意无偿接收一个反革命家庭背景的上海知青呢？
贺爱伦还陶醉在对利辛虚幻的向往中。她对我的爱意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自己也是个临时性的代课教师，不知道哪天就“社来社去”通知我回农村去了。自顾尚且不暇，哪能与她谈什么恋爱呢？唉，我们都已经是20好几的大龄男女了，与一位多情的美人走在一起，谁能不砰然心动？
按当时的户籍政策，城市户口迁往农村十分容易，而农村户口迁往城市只有通过计划内招工、上大学等途径，即使是夫妻关系想把户口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也是难于上青天。而且，政策明文规定子女的户籍随母亲走，只要母亲户口在农村，就是父亲户口在城里也是没用的。户口还决定了“粮油关系”，即只有城市户口才能得到粮票、油票、煤票等计划供应，农村户口连一斤粮票也没有的，只能老老实实在农村种地，靠工分吃饭。因此，农村姑娘多想嫁给城市小伙子，而城市姑娘鲜有嫁到农村，就成为一种必然。城市男青年如果娶了一个农村女青年，就意味着他们的孩子也将是农村户口，必将影响子女今后的生活、上学与就业……由于政治和经济的各种因素，我们竟然根本不敢开启心扉谈情说爱！我觉得十分悲哀，决定等到明天，再跟她深入谈一谈。
第二天是星期日，学校不上课。我提议到我插队的前刘寨去看看。她高兴地答应了。
我带着她走18里小路回前刘寨，一边走一边给她介绍利辛农村的贫穷与自己目前的困境。刚出发时，她走在路上还东张西望，充满新鲜和好奇，兴高采烈地问这问那，满脸都是笑容，显得分外漂亮动人。听了我的介绍以后，她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
路过一个大村庄时，我故意领她到一家农户去要点水喝。走进土坯草房，她被利辛农民家的贫穷惊呆了。昏暗的屋子里，土桌土凳，土床土灶，几乎所有的家具都是用泥土做的。喝了水走出农家，她说，没想到安徽农村比江西还穷得多、苦得多。至少，江西有大米吃，有木板房子住，有木头做的家具，森林里还有蘑菇、木耳、榛子等土特产，烧柴也根本不用发愁……
乘上木船过西淝河时，我忽然想起，带这么一个大美人回生产队，队长和老乡们会怎么说？小兰会怎么想？我一转念，还是决定把她带到“和尚”插队的解几湖生产队。
“和尚”正在地里干活。我让贺爱伦在村口等一下，我跑去把“和尚”找了回来。他听说我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来，显得很为难：中午拿什么招待客人呢？我连忙说，没事的，你该吃什么就吃什么好啦。“和尚”一听，马上就心领神会了。
中午的伙食是典型的淮北农村式标准：山芋稀饭，山芋面粑粑，加一个辣椒炒萝卜丝。贺爱伦根本吃不惯，勉强一小点一小点地吃着。我在旁边说明，这里农村一年到头都是吃的这个，还吃不饱，这里根本就没有大米可吃，“山芋稀饭山芋馍，离了山芋不能活”，连烧的都成问题。饭还没吃完，她就已经决定：利辛这地方根本就不能来！
在回利辛的路上，贺爱伦的情绪跌落到了最低点。她告诉我，决定明天就回上海了。在西淝河边坐在岸边休息时，她忽然倒在我的怀里，伤感地说：“这次我回江西，可能几年都不回上海了，在江西随便找个人嫁掉算了！”
我听了，感到分外难过，心痛欲碎。我轻轻地搂着她，握着她温软的手，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翌日，我向学校请了假，并请唐瑞君老师帮我代课，一直把贺爱伦送到蚌埠。我们沿着淮河边的小路，一直走到大水闸附近。我们坐在草地上，像情侣一样互相依偎着。我们意识到，这一别，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相见，也不知道这辈子还会不会再见面。分别时，她给了我一个深深的吻，作为永久的纪念。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通信，几十年了也没有见过面。我听好友章尊贵说，她回江西后不久嫁给了一个教师，生育了一个儿子。1979年在知青大返城时，她母亲已经去世，哥嫂不同意她和儿子的户口迁回上海，所以一直留在江西，在当地一个菜场摆地摊……
唉，都是插队造的孽呀！
为商品粮奔波
1974年春节前，五七小学刚放寒假没几天。伴随着一股西伯利亚强冷空气袭来，另一股冷入骨髓的坏消息使我们几个师训班的上海知青心寒不已。据说，按照原来师训班招生时的规定，所有上师训班的学员必须全部“社来社去”，临时性的粮油关系重新转回原来的生产队，县里从下个月开始将中断我们的商品粮供应！
这就是说，我们按照师范学生标准每人每月临时供应的30斤粮票将不再发放了。我们再重新回生产队拿工分，与农民一样凭工分分配粮食。这样一来，县城的学校我们肯定呆不下去了，要全部回到插队所在的公社或大队当一名农村代课教师；目前每月22元的工资肯定也要大幅度缩减，按当地的统一规定，农村小学代课教师的待遇是每月6元钱。这一来，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我们9个上海知青顿时人心躁动起来：辛辛苦苦上师训班，勤勤恳恳工作，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都是“老三届”高中生，年龄最小的也有25周岁了，由于吃商品粮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我们没有一个人敢找对象的。特别是5位上海女知青，按当地的习俗，这个年龄老早就结婚生了几个孩子啦！
五七小学的徐校长和张主任知道消息后也相当紧张：如果下学期6个上海教师全走了，这学校就要准备关门啦！他们一趟一趟地跑教育局，争取把我们留下来，但根本不起一点作用。
我们原来都是准备放寒假后回上海过年的，有的连汽车票也已经买好了，带给父母的土特产也准备好了。碰上这么个天大的事情，回上海的事看样子就要黄啦。
我们天天聚集在一起，数说自己的激愤之情，仔细探寻未来的出路。从逐级上访到贴大字报，从在县委大门静坐到绝食抗议，所有可能走的路我们都讨论了。我们悲哀地感觉到，几个上海知青的前途在利辛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
经过两天讨论，我们形成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代表9个上海知青向上面反映情况，要求特别照顾解决商品粮问题；另一种意见是代表师训班90名同学提出呼吁，争取全部解决商品粮问题。讨论了好久，最后决定还是代表师训班全体学员提出要求为妥。道理很简单，假如仅仅解决9名上海知青的商品粮，同一个班级两种待遇，大多数人肯定不服气，就是我们上去了也可能被拉下来，还不如一开始就为大家共同的利益奋斗。虽然人一多解决商品粮的难度会增加，但人多心齐力量大，有利于同学内部的团结，也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周幼生在9名上海知青中年龄最大，办法也最多。他提出，鉴于利辛师范今年即将正式招生，师训班要求作为第一届利辛师范的毕业生，顺理成章地享受中专毕业生待遇。按国家规定，中专毕业生应当享受干部待遇的。
我们4男5女个个摩拳擦掌，决心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惜把利辛闹得天翻地覆。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是时髦的“革命行动”。在革命策略方面，我们准备第一步先找各级领导，大造声势，实在不行，再进一步采取其他革命行动。为了生存，为了前途，我们都准备豁出去了！
我们首先来到教育局潘继堂科长家里，坐了满满一屋子。慢性子的老潘这次十分爽快：“现在利辛很缺教师。你们工作都很不错。我认为应该给你们解决商品粮问题，我一定会在会议上反映你们的愿望的！”他表完态，建议我们去找局长。
教育局长姓邵，是个大胖子。他原来在柳西公社当党委书记，周幼生下放在该公社，与他比较熟。他不动声色地听完我们几个的发言，慢吞吞地说：“你们反映的问题，俺早就预料到了。教育局也想全部解决你们师训班这批教师的商品粮问题，可商品粮指标和干部编制这些问题，局里根本无权解决。你们还是找上级反映吧！”
分管教育局的上级是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这个部门握有实权，不但管教育、文化、体育等部门，更重要的是掌握着干部编制、干部调动等大权。在去县委、县革会大院的路上，我担心地警告大家：“政工组这个姓刘的组长不好弄呀！大家说话时一定要留心，千万不要给他抓住什么小辫子！”
我们来到县革会政工组办公室，刘组长中午好像喝了点酒，有点醉意。他刚听了没几句，就发作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成群结队跟打狼似的？师训班在招生时就明文规定是‘社来社去’，是不是？现在你们回到公社去教书，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他嘴里训斥着我们，一双狼眼在我们的脸上扫来扫去。他看到我的时候，好像似曾相识，但他阅人过多，一时又想不起来的样子。在5位女知青中，雷小美长的最漂亮，就成了这无耻家伙的重点关注对象，色迷迷的眼光老是停在雷小美的脸上。周幼生看在眼里，肺都要气炸了！
姓刘的见我们一时说不出话来，以为我们给他镇住了，不禁有点自我得意。于是，他进一步对我们做起思想工作来：“俺知道，你们上海人到利辛来，肯定吃过不少苦，对吧？但是，要革命，就不能怕苦怕死，不然还革什么命？你们到农村当教师，很光荣么！生活比起贫下中农来，还是要好一些的么？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地斗私批修，狠批自己思想深处怕吃苦怕吃亏的修正主义思想……”
我们给姓刘的教育了一通，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还没出大院，周幼生恨得咬牙切齿地说：“这王八蛋！看他那副色鬼样，我真恨不得冲上去掐断他的脖子！”
周幼生性如烈火，嫉恶如仇。他身强力壮，会做木工活，一双拿过锯子刨子的手掐断姓刘的脖子当然不是问题。多年后，他娶了一个叫何月华的无锡姑娘，遂调到无锡第四棉纺厂教育科工作。那是一个上万人的大厂，是原来荣毅仁家族的主干企业。不料教育科长老是暗中算计他，为此他吃了不少亏。终于有一次，他忍无可忍，在办公室里动起手来，差点儿把那个科长的脖子掐断！
我们受了点挫折，并不气馁，决心再找县里其他领导。周幼生提议，去找分管教育的县委副书记赵月明，得到大家一致赞同。因为县委第一书记孙邦昌是大老粗，一听教育上的事情就头疼，而赵副书记刚从蒙城调来，是个女将，听说工作起来既有魄力又细致，是个好干部。
我到县委大院打听了一下，赵副书记到阜阳专区开会去了，要到明天晚上回利辛。我们认为与其到办公室谈，干扰太多，不如明天晚上直接到她家里去谈。
第二天，气温骤然下降了好几度，天气奇冷，空中还纷纷扬扬飘起了雪花。天黑以后，我们找到县委大院后面的家属宿舍。赵副书记开会还没回来。她家眷仍在蒙城，是单枪匹马来利辛上任的，一个人住一间单人宿舍，所以房门紧锁着。
我们决心等下去，一直等到赵副书记回来。雪越下越大，我们不停地拍打着身上的雪花，冻得直哆嗦。县委家属院本来就不大，我们9个上海知青雪夜上访的事情传遍了大院。有的干部走过来，好心地叫我们明天再来。但我们意志坚定，一定要坚持等下去。他们只好摇着头叹着气回去了。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声势越大越好，知道的人越多越好！
我们都没有手表，大概是夜里11点多，赵副书记终于回来了。原来她乘坐的吉普车在雪地里抛了锚，司机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勉强开了回来。
“哎呀，看你们这些孩子，咋不怕冷呀？”赵副书记果然不错，看上去有60岁左右的样子，花白的短发，像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见我们在门口冒着雪等她，显得十分心疼，连忙把我们让进她的屋子里。她家里陈设十分简单，一张木床，一个旧办公桌，还有几把椅子。我们一进去，屋子里就显得很拥挤。
赵副书记仔细地听完了我们的陈述，沉吟着说：“师训班的事情我已经听到不少反映了，特别是你们几个上海知青，是应该解决吃商品粮这个后顾之忧。不过，吃商品粮的计划指标每年仅下达一次，具体数字要到年中才能下来。县领导会研究你们目前的困难的……”
最后，赵副书记要我们安心目前的教学工作，春节快到了，你们该回上海看望父母的还照样回去，不要担心下个月的粮票问题，云云。一席话，把我们几个心里讲得热乎乎的。唉，同样是领导干部，咋就一个天一个地呢。
看来，我们吃商品粮的事情有点希望了。我们9个人站在漫天大雪中，兴奋地议论着，决定先回上海过年，在开学前3天提前回利辛，看看2月份的粮票发还是不发？万一中断供应粮票，我们再集体罢课，一起闹到阜阳去，如不解决再闹到省里去！
我原来也是准备回上海去的，但结果没有去成。教育局通知我，过年后要临时抽调我到永兴、江集两个公社去写关于教育革命的材料。我只好留了下来，托周幼生把已经买好的两只老母鸡带给我上海的父母。我留在利辛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随时关注解决我们粮票问题的最新消息。
我没有想到的是，由于我没回上海，竟然有机会到阜阳专区找到地区教育局孙局长反映师训班的情况，对解决我们吃商品粮出了关键的一把力。
那一年春节的雪下得特别大。过了春节，我先是一个人踏雪到永兴公社去住了两天，了解那里教育革命的情况。回利辛后又与教育局高政祥一起到了江集中学，同行的还有一个长得十分俊俏的姑娘。她叫孙小莲，去年高中刚毕业，是阜阳专区教育局长孙清化的闺女，是刚到利辛农村来插队的。别看她年轻，但文学素养不可小觑，唐代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许多诗歌，她都可以背诵如流。比如，她能一口气背出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竟然只字不差，把我听得目瞪口呆。她活泼单纯，没有一点老干部子女的架子，一口一个喊我“宋哥”，叫得我心里乐滋滋的。
江集是利辛北面的大集，在濉阜铁路边上，交通方便，生活条件较好。江集中学的纪校长对我们隆重接待，如迎贵宾。我们去的当天晚上，他不知从哪儿专门请了一位特级厨师，为我们接风的菜肴丰盛极了，色味俱佳，还准备了一箱“古井贡酒”。他还把公社的主要领导干部统统请来了，连我们3个一共有12个人。老高悄悄地关照我说，这里面至少有5个“酒坛子”，你一定不要多喝酒，免得出洋相。
酒过三巡，我和小莲被大家劝饮了3杯，就连忙推说不会喝酒，不肯再喝了。我肚子里缺乏油水，只管拣好吃的菜往嘴里塞。老高酒量不小，竟与他们轮流吆五喝六地猜起拳来，还赢多输少。教育革命的具体情况，他在酒桌上就摸了个差不多。
我一看，大家都在兴致勃勃地猜拳行令，大呼小叫，无暇顾及我们，就乘机把师训班的事情低声给小莲作了介绍，请她方便的话在父亲面前做做工作。她听了，对我十分同情，一口答应了下来。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孙局长自然把女儿当作掌上明珠，宝贝女儿的话应该是有影响力的。
我们在江集住了几天，材料写得差不多了，准备回利辛交差。小莲邀请我和老高到她家玩玩，正中我的下怀。于是，次日一早，我们坐上火车，才一个小时就到了阜阳。唉，我第一次与“和尚”两人从马店步行到阜阳，竟走了整整一天。
小莲的家住在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里面。那天正好是星期日，她父母都不上班。孙清化局长是个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头发花白，精神矍铄，挺有风度。他见宝贝女儿回家十分高兴，对老高和我也非常客气。
在闲谈中，我乘机把利辛师训班上海知青的困难向他作了反映。他显然胸有成竹，对我直言不讳地说，阜阳地区11个县教师力量都很薄弱，非常欢迎像上海“老三届”高中生这样的新生力量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有几个县为了应急，经过专区批准办了师训班，原来说是“社来社去”，现在看来很难执行下去。像你们几个上海知青，与一般的农村代课教师不一样，事实上不可能一面教书一面参加生产队繁重的劳动。为了防止这批教师流失，解决商品粮和编制问题应当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仔细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对这位经验丰富、实事求是的老革命充满了敬意。如此看来，我们这批师训班学员解决商品粮和教师编制问题应该大有希望了！
告别前刘寨
师训班毕业的这批代课教师真正解决商品粮和教师编制问题，是在半年后的1974年夏天。
天气渐渐炎热，学校快放暑假了。我们从县教育局得知了一条喜讯：经阜阳专区批准，师训班作为利辛师范首届毕业生，享受中专毕业生待遇。工资7月份开始从22元增加到34.5元。原来我们为期一年的实习期结束了，我们已全部转为正式公办教师。
古人云：祸不单行，福无双至。此言不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五七小学放暑假那天，我意外地接到县教育局的一纸调令：到城北中学去报到，担任高中语文教师。
原来，县里为了适应利辛人口发展的需要，在县城人民路的北端新办了一所高级中学，先是叫城北中学，后改为利辛二中，如今是省级示范性高级中学。教育局从全县遴选了一批水平较高的教师充实该校教学队伍。五七小学调去了两名教师，除了我以外，66届高中的周幼生调去教化学。由于“文化大革命”狂飙乍起，我们实际上没有读完高中课程，现竟然让我们去教高中课程，可见当时高中教师缺乏到了什么程度。
在搬家那天，我班上的许多小学生都来为我送行。他们帮我拿着被子、衣服、书籍、脸盆等行李，一直把我送到一公里外的城北中学。我当了他们一年的班主任，把全部心血都放在学生身上，跟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分别时，有好几个孩子都哭了，连颜景波这个倔强的男孩也是眼泪汪汪的，只是强忍着才没让眼泪掉下来。一个叫张美丽的女生恋恋不舍地拉着我的手，大滴大滴的热泪就啪啪地掉在我的手背上，使我感动不已。为了这些可爱的学生，我甘愿当一辈子教师啦。
从小学教师一下子跳到高中教师，已经够我晕乎的了。不料在几天之后，我又当了一回“大学讲师”！
刚放暑假没几天，有两位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后改为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老师来利辛“开门办学”。这是教育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那时教育革命的内容五花八门，许多地方都雨后春笋般地办起了不伦不类的“劳动大学”、“五七大学”，小学水平的人上大学也屡见不鲜。国家的正规大学也不用考试入学，在假期里提倡大学老师深入基层“开门办学”，主要目的是体验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负责到利辛县“开门办学”的老师姓石，在调到安徽师大阜阳分校前，他是蒙城师范的语文教师。他看上去有60来岁了，满头银发，瘦高个子，为人谦和热情。他不知从哪里得知我参加过县创作组，写过剧本，发表过文章，就屈尊找到我城北中学刚分的住房，和我商量在利辛办一期“农村创作员学习班”，目的是培训乡土作家和通讯员。他发给我一个红色的聘书。聘书是安徽师范大学统一印制的，上面的字全是烫金的，只有我的姓名、“中文”、“讲师”7个字和日期是用钢笔填写的。
我当“大学讲师”唯一的工作就是在创作员学习班上讲了一次课，大约一个半小时。讲课的题目是“关于剧本创作的几个问题”，一共讲了3个问题：一是“剧本创作必须深入基层体验生活”；二是“如何塑造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三是“介绍几种成功的创作模式”。讲完后，居然赢得学员们一片掌声和石老师的高度赞扬。
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年后，我居然真的在安徽师范大学留校当了一名大学老师！
忙完了一阵，我想应该到前刘寨生产队去一次了，与队长和老乡们告个别。在生产队，还有我的一间土坯草房和若干家什呢。我起先是想借一辆自行车骑过去，在队长和老乡们面前风光一下，但一想到假如自行车半路上坏了或是被盗了，我根本就赔不起，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唉，还是开动自己的“11路”比较保险呀。
由于天气炎热，我起了一个大早，沿着去年我与贺爱伦走过的小路疾步南下，心中不仅感慨万千。假如贺爱伦晚几个月来，我们两人的结局恐怕就不一样啦！
过了西淝河，来到双沟集。我拿出刚发不久的第一个月新工资，买了两条烟，两斤油果子，准备请乡亲们品尝。我又买了一个大公鸡，一瓶高粱酒，打算中午与“聋子”共进午餐。他虽然小里小气的，但我曾在他那儿住过两个月，功不可没。我想起3年前过年抢鱼的事，干脆又买了一条金色的淝河大鲤鱼。
回到前刘寨，还不到收工的时候，老乡们还在田里干活呢。我打开已经生锈的铁锁，走进阔别已久的草房。屋里虽然积满了灰尘，但东西却一样不少。那时大讲阶级斗争，农村的治安形势还是不错的，偷偷摸摸的事情不多。倒是有些上海知青，实在吃不上饭了，偶尔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
我刚把屋子打扫了一番，乡亲们听说我回来了，陆陆续续地走进屋子。他们有的坐在床沿上，有的坐在案板上，有的没地方坐，只好蹲在地上。我一看，大都是平时对我很好的老乡。就是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我送点蔬菜，送碗面条，使我度过了几年人生最艰苦的时光！
“聋子”刘同仁也来了。我把大公鸡、大鲤鱼和高粱酒递给他，说明中午在他那儿吃饭。他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了，眼睛笑得只剩下一条缝。乡亲们吸着我带来的“大铁桥”，吃着香甜的油果子，说着当年的往事，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像是在开座谈会。
老乡们临走时，我把屋里的东西统统送给了他们，什么扁担、铁锹、爪钩、水桶、铁锅、勺子、菜刀、茶缸、碗筷、案板、煤油灯，连土坯床上的高粱帘子也送给他们当柴禾了。他们高高兴兴地拿着“战利品”回家了。
屋子空了，只剩下一只旧皮箱，那还是我父亲10多年前当采购员时买的。被子和衣服我早已拿到利辛去了，箱子里只剩下一些零碎东西，还有几本书，包括那本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这是我专门留着准备送给小兰的。不知何故，她竟然没有出现。
我扛着皮箱，第一次走进小兰的家。她娘正在低矮的厨屋里烟熏火燎地做饭。小兰在门口用菜叶喂两只芦花母鸡。由于天热，她只穿了一件薄薄的小褂，脸上红扑扑的。
这是两间歪歪欲倒的土墙草房，屋顶上的麦草已经发黑了。大约是为了图凉快，进门就是一张木制的大床，做工十分粗糙，床腿都是天然弯曲的，高粱杆床面上铺了一条发黄的芦席，比我的土坯床还是强多了。
我坐在床沿上，打量着这个贫穷的家。她家连一只放衣服的木头箱子都没有，在里屋的中间拉了一条粗麻绳，上面搭着冬天穿的棉袄、棉裤、棉被什么的，落了不少灰尘。就凭这一点，说明其家穷困之极。一般的老乡家里，放衣服的大木箱还是有一个的。
我把皮箱送给小兰，说了许多感谢的话。谁知她不怎么理我，低着头不说话。正在尴尬时，她母亲做好饭走进屋来，陪着我说话。她虽然40来岁年纪了，但明亮的大眼睛还残留着当年青春的风采，笑起来露出一口整齐好看的牙齿，显得和蔼可亲。我想，她年轻时，一定像小兰那样漂亮。唉，我实在没有勇气在农村再过那种极端贫穷的日子！
“聋子”来喊我吃饭了。还没进屋，我就闻到一阵糖醋鲤鱼诱人的香味。那是我教“聋子”烧的拿手好菜。大公鸡变成了一大盆辣椒红烧鸡块。“聋子”从自留地摘了点新鲜蔬菜，有清抄葫芦片、红烧茄子、抄豆角，有荤有素，有菜有酒。我把正在吃饭的队长刘同夫也拉了过来，3个人喝起酒来。他们两人都打着赤膊，还不停地淌汗。我穿的汗衫也早已汗湿透了。
“你这几年到俺前刘寨吃了苦啦！”队长感叹不已，又有点不无愧疚地说，“哎，俺这鸡巴队长还真有点对不住你老宋呀！”
“哪里哪里？队里穷，没办法呀！”我也真情地说，“要不是你队长那回拦阻我，我就跟着建筑队走了，哪有今天呀！我还不知在哪里要饭呢？”
我不停地劝他们两个多喝酒，自己却不敢开怀畅饮。因为我吃过饭，还准备到南面的东赵庄看望久别的杨珊珊。自从上了师训班，已经好长时间没见她了。不知她最近还好吗？
在下午出工的时候，我告别了队长和众乡亲，也告别了曾经受苦受难的前刘寨。冒着火热的太阳，我朝杨珊珊插队的生产队走去。
走到前刘寨与东赵庄接壤的土沟边上，我有点踌躇起来：这样去找杨珊珊告别，到底是不是合适？
我在土沟边上坐下来。沟边长着许多青青的茅草。当年，我为了解决烧柴的困难，就是在这里扒了好多日子的草根！我望着前方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心里更加犹豫不决：我两手空空，竟然没想到带给杨珊珊什么礼物，难道再去她那儿混一顿晚饭吃吗？我怕看见杨珊珊那凄苦的眼神，我怕听见她那悲伤的歌声，我更怕她知道我跳出苦海消息后绝望的联想！
我不敢再去与杨珊珊告别了，转身走上了通向解几湖的小路。“和尚”正在地里干活，看见我老远就大呼小叫，丢了锄头快步迎了上来，见了我当胸就是一拳。多时未见，同日插队的患难兄弟自是一番亲热！
晚饭是在双沟集上新开的一家饭馆里吃的，我请“和尚”大吃了一顿。夜幕降临了，“和尚”把我送到西淝河边上。我们都有点喝醉了，坐在河边的大堤上，看着渡船一趟一趟地驶来，就是舍不得分别。清凉的夜风也没有把我们吹得清醒一点。
我们谈了很长时间的女人话题。原来他对贲泽英断了念想之后，又爱上了一个民兵营长的女儿。那姑娘长得很漂亮，对他也是一往情深，可他们的恋爱遭到姑娘父母的坚决反对。他们只好偷偷地来往，在高粱地里有过几次甜蜜的野合。我被他说得年轻的心里直痒痒，浑身青春的热血如火沸腾。
“和尚”对我郑重地提出建议：你现在已经正式吃商品粮了，应该找一个像样的女人当老婆了。我趁着酒意，连声说好，并承诺下次一定把老婆带来给“和尚”看看。
可是，我未来的老婆在哪儿呢？
后记
“老三届”知青这一代人总体上是很不幸的。中学还没读完，就去上山下乡去了农村，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把中学里所学的一点知识也差不多还给了老师。时代变了，知青们两手空空地回到城市，大多数人没有专业，没有技术，没有文凭，没有特长，后来不可避免地成为下岗失业的主力军，至今多数知青还苦苦挣扎在社会的底层。
许多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知青，由于“政审”过不了关，不能招工，不能上大学，不能入党，不能参军，几乎堵绝了一切人生可能的出路！他们在承受生活困苦的同时，更难以忍受的是政治上的歧视。其实，就算他们的父母有问题，难道就该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更何况许多人背上的是“莫须有”的罪名！知青“贱民”中有的绝望了，过早地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精神崩溃了，变成了精神病人，其中就有我曾经英俊聪慧的弟弟。在这些“黑五类”以及父母有“政治错误”的知青中，许多女知青的遭遇更为悲惨！
当年的知青，如今都已经是60岁左右的老人了，已进入人生的晚年。许多知青贫病交加，而那些病根却多数是在插队时落下的。插队岁月，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
我虽然几经周折当上了一名教师，但生活同样是艰辛的。我教了好几年书，却连一块手表也买不起。那年头，就是有钱也没处买手表这种“贵重商品”。我结婚时，连一件最简陋的家具也没有。一直到孩子上学了，才添置了第一套家具，总算是有了一个家的样子。
我在利辛县城北中学当了两年高中语文教师，后调县文化局创作组当了一名“专业作家”。我与同是上海知青的妻子张丽华认识是好友周幼生介绍的。那是1976年初夏，我与她见面才两次，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帮她用竹片、油毡和铁丝搭了一个地震棚。就是在这火热的“滚地笼”里，我们谈起了恋爱。一年后，我们去领了不须贴照片的结婚证，就算是喜结良缘了。
仅仅过了几个月，十年动乱后的第一次高考开始了。我参加了“高考1977”，考分居全县三甲，但又没通过“政审”而被刷了下来。还好，我半年后又参加了“高考1978”，才最终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上大学时，已经是30岁，而我的女儿出生才3个月。
以后，牛郎织女的日子更是艰难的。妻子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在上班时把孩子反锁在屋里。女儿从小就不怎么哭，因为她知道哭也没用。我在大学校园里，一面要应付紧张的学习，一面拼命挣钱养家糊口。我卖报纸，编杂志，当代课教师，历尽艰辛，难以尽付笔端。
愿我们的后代不要再承受“老三届”知青经历过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