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庆坊(续)

来源:弄堂longdang 作者:蓝天水手 时间:2017-08-24 点击:

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
建造于1923年二层石库门的“余庆坊”,坐落在大上海排名第三的四川北路上。诚然,以“余庆”为名的弄堂,在上海不下七八条,有富民路61弄、天潼路799弄、顺昌路68弄、延安东路865弄,还有海宁路279弄东余庆坊、海宁路291弄西余庆坊以及29条叫余庆里的弄堂。然而,四川北路1906弄的“余庆坊”,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却是人文气息最浓,传奇故事最多的一条弄堂。
三十年代前后,在“余庆坊”周围的区域内,有着太多风起云涌的人物和事迹,这些激荡传奇的故事,就隐匿在身边那些熟悉的街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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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英籍犹太人沙逊家族崛起于上海,到了1935年鼎盛时期,共拥有房地产50多处。其中在市内最繁华的南京路福州路一带,就有沙逊大厦、汉弥尔登大厦及庆顺里、长鑫里等7座大厦、10多条弄堂。在淮海中路茂名路一带拥有锦江饭店、茂名公寓、国泰公寓、凡尔登花园以及乐安坊、培福里。在苏州河北岸虹口这一块,有河滨大厦、瑞泰公寓、乍浦里、德安里,在四川路长春路一带,有长春公寓、狄思威公寓、沙逊连体群楼、余庆坊、启秀坊等里弄。
十八排172幢二层石库门的“余庆坊”,占地面积22000平方米,当年由“沙逊洋行”监造,“仁记营造厂”承建于1923年。“余庆坊”好似一座小城,坐卧在四川北路底的东首,如今,环绕着余庆坊一周的“城墙”,也已成为虹口区的知名地标先。
“余庆坊”这座小城,四面围着墙,前后开着门,其弄内共有四个出口,以及一条由于临街建筑地界的分隔,从而形成宽1.5米的小弄堂。总弄西向面朝四川路,弄口几乎与多伦路东头相对。
总弄口的左手边,是一排与弄内同时建造的三层临街门面房,二楼以上的住户,要从开在弄内的后门上下。底层沿街的商店中,比较知名的,当年有“三友照相馆”、“长春理发店”及“东亚绒线店”。
总弄的右面,在四川路上还有二个门牌号,包括弄口上方的过街楼,住户也都要从弄内的后门进出。再往右,紧邻着这一整排街面房的,是隔着一条小弄堂的“溧阳大楼”。大楼原名“狄思威公寓”,建于1929年。1943年租界收归国有后,随着“狄思威路”改名“溧阳路”,公寓大楼也同步改称为“溧阳大楼”。

 “漂阳大楼”坐东朝西,四幢连体,高六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它的后门同样开在“余庆坊”弄内。公寓楼的墙面为褐色面砖,檐口及屋顶排烟口呈几何形装饰,占地约1100平方米,由沙逊“华懋地产公司”建造,属现代派风格的英式公寓。2005年“溧阳大楼”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大楼底层的商店,有“国光布店”、“斯为美理发店”还有“五州体育用品商店”。整幢公寓楼的右边,就是余庆坊的北弄出口处,如今,全市统一的绿底白字门牌上写着“四川北路1906弄边门”。
“余庆坊”的弄口,原来都有漂亮的铸铁大门,大炼钢时和千百扇弄堂铁门一样,也不知现在烂在何处。听老人们讲,溃兵时期弄内有两位山东籍的保安,腰挎驳壳枪,每天轮流守护在铁门旁。
从南住北沿着四川路,坐东朝西的 “溧阳大楼”以及十个门牌号的三层街面房,就形成了护卫着余庆坊正面的“城墙”。
 “余庆坊”南墙,是一道涂沫着黑色沥青,用细竹交叉编成的人字形“枪篱笆”。墙那边,是“第四人民医院”住院部,弄内这边,是第一小弄和第二小弄的后门。当年母亲生我弟弟时,就在墙内住院部的三楼,有天我去墙边大声叫喊,记得妈妈隔着篱笆墙用手帕包着点心抛给了我。
 “余庆坊”弄内的石库门,大门朝南,十八排房子中唯独第一第二小弄,前门朝北,后门隔着条一米宽的窄弄堂,与第四医院的“枪篱笆”头碰头。
70年代备战备荒时,弄内纵横交错开挖了好几条防空地道,其中横弄堂的那一长条,是从第四医院那边通过来的,据说一直接到山阴路。
那年月,家里二楼近四米的长窗玻璃上,贴满了半寸宽呈米字型的纸条,说是防备苏修帝国主义来轰炸。外婆母曾对我说,当年逃难到重庆时也这样,每天还有防空演习。此后,弄内同“四院”中间,改成了一堵灰色的水泥砖墙。
从家里朝南的窗口,正好能看到“四院”七楼顶上的方塔,当年算上方塔顶的避雷针,曾经是四川北路萸v高天际线。“四院”的这个方塔非常“有名”,1937年日军佔领上海后,驻沪海军情报部在上面设立了情报站及电台。为此文革中牵连了不少人,其中就有开国上将张爱萍。
 “第四医院”建造于1921年,其前身是日本医生顿宫宽先生创建的“福民医院”。1949年改名为“上海第第四人民医院”。2000年改制成为了“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分院。
 “余庆坊”的东“城墙”,是一体连墙的过街楼,其中有二个出口,开在后面的长春路上。其实,开在长春路上的后门,各小弄都有一扇,只是约定成熟地只开了二个出口。长春路是条L型的小马路,直到70年代还是条“弹隔路”。长春路短的一端近百米,连接着四川北路,长的那一头,横托着整个余庆坊的东面,一直通向海伦西路,全长1000米。
 “余庆坊”北面的城墙,是一排如今被命名为“沙逊群楼”的小洋房(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整排的连体楼房,几乎同长春路短的那段一边长,建于1928年,由沙逊“华懋地产公司”投资营造。砖木结构假四层,坐南朝北,西方古典主义建筑特征。它的前门开在长春路上,后门则在了余庆坊弄内,归属余庆坊居委。2016年底,我回国探亲时去那里转了一圈,以前“余庆坊”居委会,是在总弄内的95号,现在搬到了这排公寓楼的319号来了。大门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块,高2米宽20公分的铜牌,上面写着“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余庆坊居民委员会”。
沙逊楼群
3、作为“余庆坊”北城墙的“沙逊群楼”,长春路307-381号,如今己被市政府评定为: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然而,在我读小学的那些年里,这一排群楼中的307号、319号二个门牌,与我却有着深深的交集。
在虹口那条栽满了法国梧桐,幽静安宁的溧阳路上,有着48幢坐北朝南灰砖红瓦,具有英国建筑风格的花园洋房(市内占地面积最大的“双拼联体别墅”住宅群)。这些前花园后天井的三层老洋房,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建造的。
我小学就读于“溧阳路第二小学”,它的后门开在了溧阳路上,学校就是由这48幢花园洋房中的两幢合并而成。学校大门前是一条宽近五米的弄堂,东接溧阳路,西连长春路,地址为溧阳路1208弄12号。只是如今,学校早己不存,大门前挂着块牌子,“上海新华建筑没计有限公司”。
 “溧阳路二小”解放前为私立“育华小学”,60年代学区合并时,把溧阳路1355弄内,有着四间平房的民办“宏润小学”统合成一个学校,同时区教育部门,又把长春路“沙逊群楼”307号底楼及319号二楼划归“溧阳路二小”。
长春路319号(沙逊群楼)二楼,1931年鲁迅先生就是在这间屋里,举办了木雕培训班。为推动新兴木刻运动的发展,培养木刻青年,邀请了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主讲,先生自任翻译。参加讲习会的学员有陈广、江丰、倪焕之、陈铁耕、胡仲明等13人,这其中的几位,后来成为了延安时期“鲁艺”的主要负责人。
 
 “溧阳路二小”接手“沙逊群楼”的房产之后,把307号一楼全层,改建成四张乒乓桌的体育活动室,309号二楼整层,辟为前后连通的文艺活动室。
也就是在这319号二楼,我从三年级直到七年级小学毕业,共三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在这儿背剧本、走台位、练提线、配录音。参加了学校的木偶剧组,从独幕剧“黑熊与蜜蜂”,到四幕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排练。
 “猴哥”这一打,打出了名声。在70年代还是一片颂扬的歌舞中,这种有京鼓、焰火及铿锵杀伐音乐的木偶剧,得到了很高的关注,特别是我们这种小学级别的剧组,在当时的环境里,算得上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演形式。
记得演出最远跑到苏州,这对于我们这些低龄学生来讲,绝对是件大事。那时几乎每个周末,都有比较重要的演出,去过江湾机场(航空兵第二十六师师部礼堂)、提篮桥监狱、市政府礼堂,但更多的是在本学区各学校,有时一星期要演好几场,各种的厂矿院校。星期天的上午,更是雷打不动地,在虹口区少年宫,为前来参观的外宾演出。
时光交错,回望319号,想起在那里背台词时的情景,就如同与鲁迅共处一堂,先生在上面讲课,而我们正是那群坐在下面听课的学生。
307号(沙逊群楼)底楼的体育活动室,是学校为了体育课碰到下雨天,也能让同学们有个活动的空间。因此,只要是下雨天,体育课就一定在307号打乒乓。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这一打就是五年半……2016年我再去307号怀旧,底楼以及搭建着蓝色雨棚的前院,已变成了一家杂乱的古玩店。朝北的阳台房还有花园内,到处堆放着破败的老家具、匾额、镜框等杂物,说是古玩店,我想称之为旧货店,应该更为贴切吧。 只是可惜了这块地方。80年前,这里曾住过一位抗日女英雄,时称中国的圣女贞德、民国花木兰的杨惠敏。
杨惠敏,出生于1915年,江苏镇江人。12岁来上海姑姑家,居住于长春路307号二楼。二楼姚家在底楼,也就是我小学时的乒乓室,开办了一家英语补习学校。杨惠敏在这里,帮助姑妈打扫教室,清洁环境,同时跟着姑姑补习国文算术,旁听英语,这一住就是五、六年。只是,杨惠敏万万没有想到,与之一墙之隔弄内52号的胡蝶,若干年后,俩人则有着一次命运的交集。
1935年杨惠敏的父亲,在英商火油公司仓库做厨师。因此,杨惠敏转到了租界内泥城桥(西藏路桥)旁的“润州中学”入读初中。
4、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8月13日,日军集中了第3师团、第11师团、第6航空中队以及第一、第三舰队30余艘军舰,海军陆战队1.5万余人,从吴凇口向宝山地区的中国驻军发起了进攻。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抗击,日本参谋本部于9月7日当晚,下达了“第916号命令”:第9师团、第13师团、第101师团,野战重砲第5旅团、重藤支队(台湾守备队5个步兵大队、1个山砲中队)及第5飞行团,于9月12日后进入战场,增援淞沪。
另外,日本海軍以“加贺、龙骧、凤翔”等航母于长江口外余山岛一带,策应日本空军机群进行作战。
10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再次发出“第119号命令”:第6师团、第18师团、第114师团、国崎支队、独立山砲第2联队、野战重砲第6旅团共8万余人,从金山卫登陆,会同上海派遗军攻略上海,准备对中国军队实行大包围。
继9月1日吴淞失陷,9月7日宝山城失守后,10月25日,日军突破大场填防线,国军全线撼动,形势十分危急。驻守于闸北的国军第八十八师,只得放弃北站、宝山路一线阵地,师长孙元良将军率部撤退至苏州河南岸,同时命令第五二四团一营,留守“四行仓库”阻击日军。
 
10月27日,守卫大场防线的国军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400余人,由中校团付参谋谢晋元任代理付团长、营长杨瑞符率领一、二、三连及机枪连,设伏于苏州河北岸之“四行仓库”进行阻击,掩护大军西撤。     
     “四行仓库”座落在闸北区的光复路上,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是当年“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的储备仓库,地点位于苏州河北岸西藏路桥西北角,六层钢筋水泥结构,楼高墙厚,易守难攻,是当年闸北最高大的建筑物。
1985年9月,“四行仓库”被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批准为抗日纪念地。2015年8月13日,上海“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作为市内唯一的战争遗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正式落成开馆。



满目疮痍的四行仓库

经过淞沪抗战的洗礼,“四行仓库”伤痕累累,弹孔密布于西墙。纪念馆保留呈现了,日军炮击形成的8个主要炮孔和430多个枪眼弹点。设计人员通过查找老照片和工部局历史档案,用探伤仪来定位炮弹洞口位置,逐层剥除墙体之外的粉层,通过多种方式,修复了当年的原貌。
1937年10月27日,“四行仓库”西面和北面的道路,以及两侧楼房已被日军占领,东面和隔着一条苏州河的南面则是英美租界,因此“四行仓库”有著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
以谢晋元为首的第五二四团一营。在前后四天的时间里,浴血奋战,共击退日军十多次进攻,毙敌200多人伤敌无数,国军仅阵亡9人,伤20余人。10月30日晚,谢晋元接到撤退命令,率部沿西藏路桥跨过苏州河撒入租界……
往公共租界撤退的“四行”孤军
杨惠敏当年是“江苏省童子军战地服务团”,上海第一团的女童军。在战斗最激烈的10月28日午夜,她冒着生命危险游过苏州河,把裹在身上的一面国旗,献给了守卫“四行仓库”的国军战士,同时带回了以“五二四团番号”虚增的守军名单,史称“八百壮士”。
这也是苏州河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泅渡,其大无畏的壮举震撼全国,这种勇敢的行为,通过路透社、BBC的电波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了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中光辉灿烂的一页篇章。



1938年(民国廿七年)杨慧敏在美国波士顿广播电台宣传抗日,并接受採訪
 
1938年杨惠敏来到了重庆,受到国民党多位要员的接见,宋美龄也亲自召见了杨惠敏,勉励她好好读书。1938年8月,作为中国宣传抗战的“形象大使”,杨惠敏被指派赴美国纽约,参加了第二届“世界青年和平大会”,受到了纽约华侨英雄般的欢迎,极大地宣传了中国的抗战。此后杨惠敏共接受英、法、德、意、荷等十余国的邀请,两年间巡回发表演说达300余次。
回国后,杨惠敏被安排到“中央大学”旁听,接着被教育部保送至“中央技艺专科学校”就读。更有一位美国侨领,被杨惠敏的英勇事迹所感动,特地为她办好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入学手续及奖学金,美国政府也对其发出了邀请。因此,杨惠敏获得了赴美留学的机会,在战时资金异常紧张的情况下,财政部长孔祥熙亲自签发了3000美元巨额支票的政府资助,以资行程。由此可见,当年杨惠敏受重视的程度,可见一斑。
1941年12月,杨惠敏启程前往香港转道美国。出发前她又去拜见了宋美龄,向夫人辞行,宋夫人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还嘱咐她“凡事三思而行”。就在杨惠敏准备从香港转往美国之时,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紧接着12月25日香港沦陷,致使留学计划落空。她只能夹杂在难民之中,撤回大陆。
杨惠敏经广东惠州北上曲江,在曲江县得到了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的收容。等她亮明身份,曲江难民接待站军统局主任陈志皋,询问杨惠敏能否接受秘密任务,接运滞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回内地。此时的杨惠敏一心想再创辉煌,末加考虑就答应了下来。
在随后的日子里,杨惠敏往返于香港与内地之间,营救在港受困人员,先后被迎接回安全区的要员达40余人,其中就有“中华民国驻教庭公使”吴经熊及家属、“国府主席”林森家属。仅上半年,杨惠敏顺利完成了三批爱国人士的援救工作,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对其进行了嘉奖。
1942年8月,著名影星胡蝶夫妇在杨慧敏的帮助下,成功逃离了香港。也因此,曾在同一时期居住于上海虹口“余庆坊”,弄里弄外一墙之隔的俩人,从这一刻开始,命运的交集使她俩都经历了人生的极度痛苦。
胡蝶在离开香港时,将历年积存的财物、首饰、纪念品共三十箱,委托杨惠敏押运回内地。未料所有物品在广东东江水域遭土匪全部劫走。胡蝶闻讯后伤心欲绝,回到重庆大病一场,后又找闺蜜的丈夫,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哭诉,杨虎委托戴笠侦破。戴笠对胡蝶觊觎已久,当即答应帮助破案,派人将负责此事的杨惠敏,羁押到重庆息烽监狱,后移至渣滓洞,严厉审讯。
在审讯中,杨慧敏绝口否认与匪串通一事。由于杨惠敏当时是国民党着重培养的国家级抗战英雄,且受到过蒋夫人的召见,所以戴笠也不敢用刑,但仍将其无限期羁押,直至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新任军统局长毛人凤迫于舆论压力,才将杨惠敏移送南京,写下对此事永久保密声明之后,才签字释放了杨惠敏。
经此蒙难,杨惠敏深受打击,按照现在的讲法,持续的忧郁症严重地影响了她的身心,终其一生都末能治愈。“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被胡蝶小姐诬控走进监狱看守所的那一天起,我就失去了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荣誉、前程、和希望”。
1949年杨惠敏去了台湾,从此隐名埋姓,在台北的多所学校任职教师,后与台湾大学教授朱重明结婚,育有二子。1979年著有《八百壮士与我》一书。1992年3月9日病逝于台北,享年78岁。
晚年杨慧敏和林青霞
5、我出生在虹口,生于斯,长于斯,除了90年代后,城市高速发展而不断变化的街景,对于虹口四川北路底的街道里弄,基本上串弄过堂地都走过。只是,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很多的街坊、老屋被拆除,居民的住房条件得到了改善,但原有的历史痕迹却再也不能重现,有时候不经意间回想起来,还真有一丝莫名的牵挂。留下这些故事里的人与物,弄堂与老屋,能让人有个怀念的地方。也许,再过若干年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想起这一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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