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贫困斗争的伟大决战

来源:新华通讯社 作者:新华通讯社 时间:2017-08-14 点击:

2017年6月,瑞士日内瓦。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庄严登上发言席,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

这是全球与贫困斗争的历史上,中国人刻下的一座里程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久困于穷,冀以小康。

这是中华民族千年追求的梦想;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前赴后继的百年拼搏;

这是党带领人民用短短30多年让7亿多人脱贫,并将在未来3年让4000多万群众走出绝对贫困的伟大决战。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未来1000余日,决战进入倒计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非凡的意志和智慧,镌刻出中国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时代画卷。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只要还有一家一户乃至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就不能安之若素

山西吕梁,中国最贫瘠的土地之一。这里山大沟深,十年九旱,13个县(区、市)中还有10个尚未脱贫。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此创立。

穿越时空80载,几位当年参加对敌斗争的老战士清晰见证,从反侵略、大生产、闹土改,到如今的脱贫攻坚,党带领人民谋幸福的脚步从未停歇。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风尘仆仆来到他们中间。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决战鏖战正酣,脱贫攻坚进入重点解决深度贫困问题的阶段。

吕梁之行,习近平总书记完成了一个心愿——走遍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在这里,他发出坚强有力的动员令——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完成的任务,全党同志务必共同努力。”

在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贫困如影随形:多灾多难、饿殍遍地的记录不绝如缕。尤其是西方列强的欺辱、难以计数的赔款,让中国戴上更为沉重的苦难枷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与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相伴,摆脱贫困落后,成为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铭记于心的使命、扛在肩头的责任。

从土地革命、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不仅历史性铲除了导致中国积贫积弱的制度根源,更不断创新思想和方略,带领中华民族向着千年小康梦想奋勇进发。

不忘初心,风雨兼程。近百年的历史坐标下,中国反贫困斗争使人民生活天翻地覆。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历史的接力棒传递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手中。此时,中国反贫困斗争进入新的阶段。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国贫困人口数占总人口的10%以下时,减贫就进入“最艰难阶段”。2012年,中国这一比例为10.2%。

非常之阶段,需要非常之谋划、非常之举措。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花精力最多的是扶贫工作,去得最多的是贫困地区,牵挂最多的是贫困群众,在脱贫攻坚中,他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

4年多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摆到治国理政突出位置,提出精准扶贫方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向着最后的贫困堡垒发起总攻。

最嘹亮的号角吹响,最艰难的冲锋开始。

江西井冈山,茅坪乡神山村,村干部制作好脱贫攻坚作战图,牢牢钉在墙上。

贵州乌蒙山,迤那镇五星村,扶贫工作队完成一笔一画绘制的扶贫作战图,小心揣进怀中。

相隔千里,两份作战图上,描绘的是不同的山川与村庄,勾画的却是一个个同样醒目的红色标注:那里代表贫困。

一张巨大的决战图,已迅速在中国大地铺开——

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这是跨越中国中西部广阔版图的主战场;

“五级书记抓扶贫”,层层立下军令状、责任书,这是指挥高度统一的大会战;

19.5万名第一书记驻村,77.5万名干部帮扶,这是不拔穷根绝不撤退的突击队;

……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上的各层“链条”全面转动。

每年脱贫约1000万人,意味着每月脱贫要达到近近100万人,每分钟脱贫约20人,这是一场进入读秒时间的决战。

贫有百样,困有千种。

只有真正了解有着广阔疆域、苦难历史的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反贫困斗争的艰巨。

一些贫困村、贫困户连找到都很困难——

贵州武陵山区腹地,一口刀村,村民田桂花家。

远远望去,仿佛挂在尖刀的刀背上。

举目皆是山,遍地都是石。即使是巴掌大的石缝间,也被栽下一颗玉米苗。家门口的1.5亩水田,是田桂花所在高毛组唯一一块水田,34户村民们轮流耕种。

石头缝里求生存。村民们世代辛劳,世代贫苦。

一些贫困千年未解甚至被认为无解——

甘肃定西,千沟万壑,旱渴荒凉。

“陇中苦瘠甲天下”,100多年前,清朝陕甘总督左宗棠的那声叹息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空。40多年前,联合国专家来此考察,给出的仍是绝望的评价:“这里不具备人类生存条件”。

相比于自然条件,另一种贫困则集中于最难改变的思想观念领域——

云南滇西边陲山区,苦聪人寨子。

上世纪50年代,解放军从原始森林中找到这个拉祜族支系时,苦聪人一下子从刀耕火种、衣不遮体的原始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千年一瞬的巨变下,苦聪人转变观念仍在路上。

直到2014年,这里没人好好读过书,绝大多数不会说汉语,全村6岁至14岁的26个儿童全部失学。

“让娃读书吧!”帮扶干部黄素媛挨家挨户动员。

“娃还要砍草喂猪哩。”村民们难为所动。

黄素媛给村民们送来一台台34英寸彩电,条件是收了电视的家长得让孩子去上学。

终于,村里开始有了第一批学生,老师从教他们洗脸、洗脚开始。孩子们一点点开始汲取知识,家长们也越来越主动送孩子上学……

从历史中走来的决战,唯有以创造历史的坚毅才能攻坚,唯有以继承历史的奉献乃至牺牲才能打赢。

柴生芳,甘肃定西临洮县原县长。2014年8月15日,在连续工作超过17个小时后,45岁的他和衣睡在办公室里,再也没有醒来。身上的被子只盖了一角,一旁的萝卜只咬了一口。

这个戴着眼镜、本可一路顺风进高校、当教授的海归博士,怀揣一颗赤子之心,最终选择用生命为“苦瘠天下”的家乡亲人奔出一条脱贫之路。

在临洮的3年里,柴生芳转如陀螺:

323个行政村他走遍281个,写下29本工作日记;

偏远贫困的苟家山村,到县城来回需颠簸数小时,他去过11次;

临洮县贫困人口,从他来时的11万人,减少为不到5万人。

柴生芳走了。苟家山村村民从几十公里外赶来,与万人一同上街,为他送上最后一程。“县长来我家11次,连一口水也没喝过……”一位村民痛哭流涕。

李和林,四川南充市大林镇李家坝村原村支书。查出胃癌晚期后,依然与死神竞速般高强度工作,家里除了一台21英寸的老式彩电,一贫如洗,英年52;

姜仕坤,贵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从放牛娃成长起来,立下“只要县里还有一个人没有脱贫,我就不能休息”的誓言,但常年高负荷工作,却最终让这个硬汉倒下,年仅46;

蒋富安,四川美姑县四峨吉村原第一书记,劳累猝死,告别26岁的青春。送别时,村民泪流满面:“你不是说好今后有了娃,也要送到村里幼儿园么?”

……

2013至2016年间,120多名共产党员牺牲在反贫困斗争的决战场上,用生命与付出铺就百姓致富路。

乌江滚滚,在武陵山中逶迤蜿蜒。峡谷间,一艘艘小船正浮于江面,逆流而上。在村支书的带领下,一口刀村的村民们带着被条、猪油、斗篷……彻底搬离这座困住他们的大山;

六盘山下,定西在这场艰苦的鏖战中,“县不漏乡,乡不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人”,走出了一条造血式扶贫新路;

吕梁山深处,一座座新村迎来易地扶贫搬迁的新主人,告别深山沟的乡亲们带着希望开始建设他们的新生活。

不屈于命运,不甘于贫困,竭尽拼劲、韧劲和闯劲,以伟大的决战标注民族精神的新高度

有一种精神叫“不屈”,推开甘肃定西扶贫开发纪念馆的大门,它扑面而来。

定西,年人均水资源量仅为全国三成。不毛的土山、漫天的黄土和山坡上踟蹰的放羊人,是人们最深的记忆。风沙吹了一年又一年,吹出人们脸上的皱纹沟壑一样深。

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2011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13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10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22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30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30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万人,贫困面从78%下降到1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90年后,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1932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16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GDP,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24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24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1.7万多个包裹,价值160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山东沂蒙山的农民也走在这条路上。他们竟把自己种的蜜桃卖到了6000公里外的中东迪拜。

历史上,沂蒙山“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沂蒙深处的毛坪村,有着果业种植传统。过去这里种出来的水果只在周边销售,果农辛辛苦苦一年挣不了几个钱。

将蜜桃卖到迪拜的人叫刘宗路。

2015年,他得知迪拜的蜜桃价格很高,但路途遥远,往往还没运到迪拜就已经腐烂了。

别人听个热闹,刘宗路却上了心。随着国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刘宗路越发觉得万里之外有商机。

他跑到上海,请教国内水果保鲜权威专家,改进储存方法;咨询了海关,改进了报关流程……

刘宗路成功了。4万斤蜜桃到达迪拜,基本完好无损,几毛钱一斤的蜜桃,在迪拜卖到了十几元。

思路一变天地宽。

全面深化改革,打开了脱贫的万千路。

一根稻草抛不过墙,一根木头架不起梁。扶一把,送一程,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为反贫困斗争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

入夜,秦巴山区深处的甘肃宕昌县。微弱的煤油灯下,一个男人攥着木炭,在坑坑洼洼的泥墙上一笔笔画着:

车头、车轮、车厢……粗糙的墙面上,浮现出一列火车的轮廓。

“这就是火车?”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一辈子从未见过火车模样的农民杨尕女,问专心画画的丈夫。

“是啊。听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不知道咱这穷山沟里,啥时候能见到真的火车?”男人说。

大山深处画火车——这是20多年前一个闭塞的贫困山区农民对山外世界最深切的渴盼。

门前万重山,抬脚行路难。在其他类似的连片特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指望仿佛山间游丝般的小路,总是被连绵不绝的大山吞没。

要致富,先修路。从兰州到重庆修一条连接西北、西南的铁路大通道,秦巴山区正是关键节点。

然而,让墙上的火车变成现实,谈何容易。

这里的地质属于隧道施工领域的世界难题。以最艰巨的胡麻岭段为例,地层含水量最高达28%,堪比“水豆腐”,不时涌水、涌砂,严重时甚至如泥石流般掩埋隧道。

在铁路隧道施工中享有盛誉的德国专家,曾专门自带顶级设备和施工团队到胡麻岭应战,以失败告终,离开时留下一句话:“不可能在这种地层中打隧道。”

然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家庭里,扶贫从来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一个人的事。“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大扶贫格局完整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扶贫道路上,再难的障碍也能跨越。

于是,千里兰渝线,集结了10万筑路大军——全国最优秀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富经验的作业队伍、最先进的机械设备。面对前所未有的高风险地质状况,坚韧顽强的建设者们挤牙膏般一点点向前推进。

2017年6月19日,胡麻岭隧道终于贯通了!兰渝铁路在历经近9年的艰苦奋战后,一举扫除了全线开通的最后障碍。

这条铁路,从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规划中走来,从20多年前贫困农民墙上跃出,终于在中华民族反贫困决战中贯通,给沿线数百万贫困人口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没有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政治优势,没有党和政府对贫困地区的深切关怀,类似兰渝铁路这样高投入、高难度的‘扶贫路’如何能修得成?”全国扶贫宣传教育中心主任黄承伟感叹。

集中力量攻坚是优势,对口帮扶同样是我们的优势。作为祖国大家庭的儿女,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程,目标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宁夏永宁县,闽宁镇。

站在自家宽敞的小院里,63岁的谢兴昌可以望见镇区一排排新房,宽阔的马路直直伸向远方的贺兰山,绿白相间的路灯在壮阔的落日下闪着亮光。

“当年那个‘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风吹砂石跑’的荒滩,要是没有福建亲人的帮助,怎么能一步步变成如今的样子呢?”

谢兴昌的感慨来源于21年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习近平为组长的“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正式成立,“闽宁扶贫协作”大幕开启。

从那时起,一批又一批援宁干部真心奉献,数以万计的闽商在宁夏创新创业,几万宁夏贫困群众在福建稳定就业,创造出对口协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成功范例。

20年后,还是在宁夏这片土地。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推动东西扶贫协作继续迈向新的征程。

谢景军,武警河南省总队医院的一名军医。一年的援助青海时间里,他承担的手术就有200多台。2014年6月,谢景军满载荣誉回到河南。

一进家门,同为医生的妻子见面后的第一句话,让他自豪与感动涌上心头:“老谢,今年的援青任务下来了,我报名了。现在我把家交给你,我也要到青海为那些需要救助的患者尽一份力。”谢景军将妻子拥入怀中。

丈夫归来,妻子接力。多少支援贫困地区的各界人士,如同这对质朴的夫妻一样,舍小家为大家,为贫困群众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有的甚至献出生命。

从江南鱼米之乡的浙江湖州,到大漠戈壁荒原的新疆柯坪,援疆干部黄群超一门心思为当地谋脱贫。反复研究后,他决定把湖州生长发育快、繁殖周期短的湖羊引进柯坪,当做农民增收突破口。

2014年底,在黄群超精心“护送”下,1600只湖羊种羊从太湖南岸启程,踏上了数千公里的“西迁之旅”。

一路上,他和同事们不敢休息,每隔4个小时就要停车看羊,补充饲料和水。历经3天4夜,辗转7省份,1600只湖羊毫发无损到达目的地。

如今,这些湖羊已产出数千只羊羔,成了当地人脱贫的希望。

2015年8月,黄群超突发心脏病栽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

遗体火化那天,妻子汪素琴和儿子黄卓尔在当地种下一棵杏树。儿子含泪一边培土,一边说:“爸爸,这棵树就是你的眼睛,你可以一直守在这里,看着这山、这水,这里的百姓。”

“来的时候是一粒种子,离别的时候要满园硕果。”刚来援疆时,黄群超曾在日记本里留下这样的期待。

他的一半骨灰,永远留在了柯坪。

大扶贫格局的优势,还体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策的快速精准实施。

投钱——在财政转移支付基础上,为中西部地区专设了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017年资金规模超过860亿元;

派人——全国向各地贫困地区派驻了近80万名帮扶干部,与困难群众同甘苦、共奋进,攥着劲瞄准脱贫目标;

搬迁——自2016年至2020年,一次足以改写历史的大迁徙在中国大地进行,约1000万贫困人口将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告别世代生活的贫瘠土地,走向新的生活。

“我们都搬下山来了,今后的娃娃可能都不知道我们从哪里搬来的,应该记录一下村子的历史。”甘肃省文县丰元山村的木匠张代全不顾身体残疾,当起了当代的“司马迁”——写“村史”。

“丰元山村有四大姓,大多从清代嘉庆年间搬迁而来。穷了一辈又一辈,直到扶贫搬迁才看到新的生机……”

张代全笔下的村史,述说着丰元山村的变迁,折射的却是反贫困斗争伟大决战的真实画卷。

……

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

2000多年前,中国先人发出“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希冀,开启了对温饱和幸福的期盼;

90年前,秋收起义的一支部队翻越莽莽罗霄山后,抵达井冈山的茨坪,“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反贫困斗争的最初实践;

60多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反贫困提供坚实的政治制度保障;

30多年前,改革开放大幕开启,大规模人口脱贫迈入新进程;

5年前,面对中外记者,习近平发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宣言,吹响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锋号;

再过3年,中华民族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全体中国人将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的崭新时代。

千年梦想,浓缩于未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

世纪担当,扛在我们这代共产党人的肩头。

百年初心不改,百年前赴后继。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咬定目标、勠力攻坚,我们一定能决战决胜,创造反贫困斗争的人间奇迹。(记者陈二厚、王宇、何雨欣、林晖、姜伟超、郭强、范世辉、杨洪涛、庞明广、潘林青、邹欣媛)(完)

编辑: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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