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5节 56《父亲是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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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葛荆门诞生于1923年，中共党员，2017年5月8日去世，享年94岁，几乎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人生道路。作为一个花甲之年才入党的中共党员，虽然党龄34年不算很长，但是的人生轨迹，是紧随着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而前行的，在晚年还获得过优秀党员的称号。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纪念日里，我记录下了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回顾、缅怀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形象。
父亲葛荆门，湖南岳阳人，出生在长沙。他自幼家境不错衣食无忧，读的小学中学都是重点学校。但抗日战争期间长沙大火，他家的住房被全部烧光，连他最喜爱的书也全部毁于一旦，父亲随学校搬迁到沅陵乡下逃难，躲过一劫。他那时最喜欢唱的歌就是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歌。
1942年，父亲考取四川省重庆商船学校，后并入交通大学，这是学校提供食宿的学校，毕业后还能提供到船上工作。由于我祖父生意失败祖母病逝，父亲作为六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想早日毕业工作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抗战的硝烟使他毅然离开交大投笔从戎，成为那一批参军的一百多名川渝在校大学生中的一员。
1944年，父亲到重庆美国领事馆通过英语考试，担任了援助中国抗日的美军的翻译，来到云南昆明国军炮兵部队。经过严格训练，他们就从昆明开往前线。一路上，部队不断遇到日本飞机轰炸、日本军队骚扰拦截，死伤不断。部队从云南途径广西开往贵州遵义，然后向湖南进发。
1945年八月底，传来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抗战胜利了，父亲听说可以返校复学，便千方百计买到高价飞机票回上海交大，继续完成学业，还延长学习一年。 1947年，父亲毕业后进入上海船厂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上海船厂成为了船舶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企业骨干。由于冶金方面的技术人员紧缺，父亲服从企业需要，从船舶设计专业改行，订阅大量刊物书籍，发奋自学，逐步在冶金铸造方面攻克难关，从一窍不通到成为内行主管，成为冶金铸锻的技术权威。
从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期到五八年大炼钢铁期间，为了国家的建设，父亲克服各种困难，夜以继日为造船事业付出了全部心血精力。他生活简朴，工作勤奋，虽然非常瘦弱，还在大炼钢铁中劳累过度得了肺结核，但是他经常超时工作放弃休息。也基本上不请病假，连星期天也常常要到厂里加班加点。即使发高烧也只是吃一颗退热片压下去就又回到岗位上。
1958年，党号召工业企业科室干部下放农村锻炼，支援农业，大办粮食。那时母亲也在上海船厂工作，在党委办公室当秘书。他俩没有强调家庭困难孩子小，而是双双主动报名，千方百计克服家中困难，把我们三个子女（分别是8岁、6岁、4岁）全部交给了保姆，到市郊马桥人民公社当了下放干部，还把户口也都迁到西郊乡下。去的那天，厂长、党委书记亲自给他俩戴大红花，在全厂职工大会上表扬了他们，敲锣打鼓送他们下乡。一年半以后，他们俩因为表现好，事迹还登过报，又先后被调回原单位上海船厂工作，还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先后到杭州疗养。
六十年代初，国家进入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父亲在上海船厂技术科工作，早出晚归，非常忙碌，非常劳累，营养不良，十分瘦弱，可是他从不注意休息。浦西到浦东要一个半小时的路程，除了挤公交车还要摆渡，几十年如一日，父亲从来没迟到过。父亲也经常得到厂里的奖状，还派他出差到各地开会学习。
然而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作为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美军翻译官，被冤枉打成“历史反革命”，在厂里接受监督劳动，回到家里还要到居委会报到，每天下班回来拖着疲惫的身躯挖防空洞忍受各种责骂、训斥。其实他除了七个半月的翻译官抗日经历，没有任何与共产党军队打内战的经历，但是那时处于运动中，无处申诉讲理。
那时候，我们家仅有的两间住房被海运局造反派勒令交出一间。我们三个子女全都离开了上海，下放农村或郊区。一次，抢占住房的造反派趁我母亲赴外地、只有父亲单独一人在家之际，他们冲进来寻衅滋事，把父亲打成重伤。父亲被他们踩在脚下肆意践踏殴打，被闻讯赶来的邻居送到医院抢救，开了刀。由于十年动乱时期法制不健全，肇事者却逍遥法外。
我听从父亲的话第一批报名下乡以后，父亲每周都给我写信，关心我的生活和思想，提醒我要好好向农民学习、努力学会干农活，服从当地干部的领导，努力争取自己的前途，不受他历史问题的影响。当他得知我被抽调到小学当民办教师，非常高兴，还鼓励我多看书学习。
在我下乡以后，父亲在身体和精神双重折磨下，几次胃肠大出血，被医院报病危，不得已住进医院开刀，切除了大部分的胃，消化功能受到严重影响。那时他十分消瘦虚弱，还得了高血压、心脏病。我在农村十分担心他，但是父亲每次写信总是劝我和哥哥好好在农村劳动锻炼，听党话跟党走。他曾对我说，运动总归是运动，群众运动总会过头，也总会过去的。他要我们一定要相信党和政府。他还说，我相信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情，光明磊落，无怨无悔。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不用担心我，要照顾好你们的母亲，她身体不好，思想单纯。
粉碎四人帮给父亲带来了新生。厂里给父亲落实政策，平反冤案，摘除了“历史反革命帽子”，让他恢复技术科的负责工作，还让我们搬到了浦东新建的职工宿舍。
父亲在八十年代初，完全忘记了他已近花甲之年，忘记了一身病痛，他常常说，要把被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这话不是光对年轻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中老年人说的。父亲重新焕发青春，充分施展了才能，在技术科科长的岗位上大显身手，积极努力工作，参与技术革新，热心带徒弟；他参与编制修订了许多企业和行业的技术条例，规章制度，管理守则，等等。晚上回家他还自学日语德语法语，让我觉得汗颜。
父亲在数百名符合申报条件的人中，百里挑一在中船公司首批考取了高级职称，还担任了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1981年以后他两次出国，到欧洲的德国、丹麦、瑞典等国考察、学习。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学习了外国的西方先进技术，为企业购买进口设备，还千方百计节约了外汇。那时有领导带队出差，集体挪用公款购买私人家电中饱私囊，造成恶劣的影响；而父亲带领的出国考察团队由于节约公费开支而在公司出名，他的所谓“抠门”行为虽然被少数同行者提意见，却得到了企业和上级公司的表扬。父亲对党和国家对国有企业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多次得到了表彰。
父亲六十岁那年，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被光荣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还被评为厂优秀党员。他在技术科长的岗位上一直干到65岁退休。家里放满了他的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包括厂里公司里和市政府的奖，科技进步奖，先进工作者奖，发明创造奖，等等，有一大摞。
退休后父亲继续被船舶公司和厂里聘用，一直工作到75岁。后来由于母亲中风需要他照料，他才离开工作。但是在家里，他并没有停止对企业的付出。直到 80多岁了，他还坚持不计报酬，到船舶公司担任技术顾问和英语翻译。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载着父亲，浦东浦西来往顶风冒雨地发挥余热。许多人说，葛老这么大岁数图什么啊，这样卖力，又没有什么报酬。他笑笑，依旧乐此不疲。其实我们知道，他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把自己的技术、经验传播给后辈。
他的许多老同事、老上级、老下级在他过生日之际，都会邀请他一起聚餐。父亲胃不好，根本吃不了什么，但是徒弟们写的诗画的画送给他，让他很高兴，他很有成就感。有人不理解他：只因当过七个半月的美军翻译却受了很多年的冤屈，为什么还要加入共产党？父亲说，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共产党纠正了错误搞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把人民引向幸福生活，是伟大的。
直到父亲退休65岁以后，他还是每月按时参加党组织生活，按月缴纳党费，而且比规定多交一倍。哪怕生病住院，他都从来没有漏掉一次，一直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帮他交党费，还要多交特殊党费，支援困难群众。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每年都收到交大校友会请帖，让他参加校庆活动。他每次都会去给学校捐款，表达他对母校的情谊。
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父亲很兴奋，每天看电视新闻，看抗战剧，在家里房间里唱抗日歌曲给我们听。交大学生档案的解密
，有关部门人员的采访，报刊杂志刊登了他们这批从军大学生的光荣而真实的历史，以及我在社科院组织的抗战老兵子女座谈会上发言，都让他获得了一些安慰。
2016年在父亲93岁生日之前，父亲拿到了抗战老兵的证书和勋章。在接受交通大学校史编辑人员的上门采访时，他说，那么多人为抗日而牺牲了，我还活着，所以我是幸运的；能不能得到认可和补偿，无所谓了。
父亲93岁那年，病重住院，始终头脑清醒，思维记忆清晰。船厂和社区的领导，我们的亲友，都曾经多次到医院探望。父亲乐观的人生态度，也得到医院医生护士护工的一致赞誉。
父亲虽然终于远去，但是他平凡的人生，彰显了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老知识分子的爱国奉献的情怀，和为人民服务的初心。2021..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