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8节 《写在上山下乡五十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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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的3月10日，是我永远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离开父母，离开上海，离开学校，奔赴遥远的农村-----江西峡江县马埠公社流源大队插队落户，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多年以前，我也写过回忆录，回忆那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如今，没想到五十年过去了，自己还耿耿于怀地特地来纪念这一天，朋友圈里的知青们也念念不忘，纷纷追忆、怀念这个属于我们的特殊日子的点点滴滴。那天怎么离开家门弄堂，怎么告别小伙伴，怎么乘大巴全市周游，怎么到火车站锣鼓喧天，怎么泪眼婆娑看着火车移动亲人挥手告别，怎么从火车换汽车拖拉机颠簸山路来到漆黑一片的山沟，怎么对点着火把松明的老乡露出奇怪的神情，都一一浮现在眼前。
曾经相同的一幕，在五十年以后，竟然在不同的人心中被重新唤起。五十年过去，知青们有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不同的经历、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命运，有些甚至相差很远。虽然大部分人生活得很不错，家庭幸福，事业有成，但是我可以说，谁也不会忘记那一天。那一天,我们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如今，当年的小伙姑娘都白发如霜，弯腰曲背，牙齿脱落了，甚至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大部分人做了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至少子女都已经长大成人独立了，然而我们仍然会把自己叫做知青，我们在与当年的插队伙伴相聚时，特别是同在一个锅里吃饭，同在一个屋檐下居住，同在一座山头干农活的插友见面，仍然会像孩子一样的大笑，大声问候，甚至大哭，共同回忆当年的甜酸苦辣。这群人有着超越兄弟姐妹的情怀。
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那段历史的人也许不会理解，有必要像祥林嫂那样反反复复啰里啰唆回首甚至告诉别人自己的往事吗？离别亲人又不是我们那个时代上山下乡的人的专利啊。-----现在的孩子不是也要外出打工、读书，甚至远渡重洋留学欧美吗？当兵保家卫国以及维和部队、援外医疗队不是也要奔赴边疆农村甚至国外吗？知青下乡有什么好值得纪念的？
然而我认为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十六岁的花季，学校被砸烂，教师被批斗，读书被禁止，在校学生受了十几年的系统文化知识课教育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必须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文革时期停课所积压下来的几乎所有连续六年的老三届、新三届毕业和尚未毕业、没有读完书的一大批人，全部作为毕业生，“一片红”到农村边疆，打破了正常的求学、就业的途径，史无前例！这似乎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年代！----回想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之大放不下一张书桌；学子选择投笔从戎为国捐躯，是伟大的牺牲和壮举；而文革，却让我们在刚读了一年初中以后，经历打打杀杀,经历逍遥蹉跎，然后全都永远离开了课堂，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城市，去遥远的农村边疆种地。我们感觉到，我们的青春被放逐了！
如果不下乡，那时我们想，如果我们顺利从初中、高中毕业，从大学毕业，大部分人都能走上工作岗位，应该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比起上一代那些在西南联大读书的知识分子，他们尚能在建国以后成为新中国的顶梁柱，我们的青春年华却荒废了。我们虽然在广阔田野土地上生产过粮食，我们虽然为屯垦戍边作出过贡献，但是这一千七百多万人的大迁徙，五十年以后来看只能说是一场浩劫后的一种无奈的权益之计。
作为68届初中生，我们只读了大半年书就进入文革时期，没有掌握多少文化就失学了，可到1969年竟也算初中毕业生。我们没有学到多少系统的文化知识，等文革结束以后已经进入中年，大部分人的文化知识都补不上去。我们这样的一代人，与世界各先进国家的差距就拉开很多了。国家的经济，科学发展，受到多少影响、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知识青年赴农村边疆以后，大部分生活艰难，缺吃少穿，温饱成问题，疾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和照料；还被要求一辈子扎根农村当农民，感到前途渺茫；在远离父母家人的偏远地区生活，承担了异常的身心压力。-------不是所有十多岁的孩子都能坦然面对、顺利接受的；甚至于我们学校有个别同学还得了心理疾病，精神疾患而自杀。这与现在的大学生村官到农村，肩负上级政府使命，担任管理干部、科技人员，改变农村面貌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更不能与海外留学、军队维和部队或者援外医疗队相比，如今的政治待遇经济待遇都完全不同了。
那年月的我们，是背负着接受再教育的政治压力去的，所以在农村基层干部面前不敢多说话，不能乱说话，甚至遇到莫名的打击、冤屈、迫害，都是无可奈何、无法抗争的。我们公社、大队就有过多起知青遭到不公正待遇的事件。
所谓“出身不好”的那部分知青没有入团、入党、上调工厂或者推荐上学的机会，哪怕表现再好；虽然多数知青自强不息，艰苦锻炼劳作，却强健了筋骨荒废了学业，后来也考不上大学；而有一部分人却因此变得玩世不恭，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直到回城后仍不能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有的甚至下岗待业，失业；
我们公社发生过以下事件：
曾有三个男知青被污蔑偷了队里碾米房的钱被诬陷被吊打，以至有一个身体致残；
有一个女知青因给男知青写情书被批斗；
一个女知青因请人算命被勒令在知青学习班作检查；
一个女知青因上调读大学的名额被掉包换掉，想不通而喝农药自尽；
一个当地下乡的男知青因出身不好受欺负不甘屈辱而上吊自杀；
几个男知青因琐事争执起纠纷而打架斗殴，被关押，有的被判刑；
一个男知青因为被当地女青年看中而谈恋爱，被女方父母亲属吊打：
三个女知青在山上采茶籽迷路，而被邻村干部派人殴打受折磨，受凌辱，其中一个不得已嫁人，过早地离开了知青集体户；
一个女知青收到外地男友来信后，被人传言风言风语，感到前途无望，绝望割腕自尽；
这仅仅是我们公社的部分情况。全县四千多知青，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一想到那些受冤屈、受打压、以致亡故的知青伙伴，我的心情很沉重。
虽然这些不是大多数，但是影响不小；尽管知青们大部分在强体力劳动中得到了磨练、锻炼，经受了考验，增长了才干，懂得了农民，理解了农村，但是我们除了极了少数上调读书进厂脱离了农门的人以外，大多数人基本上这十年只能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劳动，插秧种稻，砍树扛毛竹，修水库洪堤，完全没有机会发挥文化知识的作用。几乎没有从中产生出科学家、知识分子、技术人才。
虽然有许多知青担任了农村中小学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有的担任了村队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但是更多的人整整十年甚至养不活自己；而知青的父母而为此承担了更多的经济负担和精神负担。这在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信中得到了反映，也是许多知青的普遍状况。在毛主席批示以后，农村对知识青年的政策有所改进，知青的生活困难部分得到改善解决，推荐进厂、上学也有所增加。
当然，我们说过，有知青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确是事实。这一批人在克服困难、顽强生存、生活自理方面，确实优于下一代独生子女。而在后知青时代，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能上大学深造或进机关事业单位的。有不少人就面临下岗的危机，再度创业的艰辛。
我从农村病退回城后，考取了业余大学并通过招聘担任了职工联校的教师，为集体事业管理局下属的工厂员工，提高文化知识水平，普及初中文化。但是能够来听课的都是厂长经理，因为上课是工作时间，对生产有一定影响，需要企业领导批准；而僧多粥少，就只能满足管理人员的补文凭需求了。我曾经工作过的区集体事业管理局下属工厂，到九十年代大多面临市场经济压力而工厂发不出工资而被淘汰，四万多个员工不得不大批下岗再就业，公司的领导为重新安排就业寻找出路费尽心力，这里绝大部分是回城知青。
在我所在的大型央企船厂，为安置返城知青而成立的下属的附件厂，八十年代初承担了工厂中的各种脏累差重活，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而到了九十年代由于优化组合和引进农民工承包企业，四百多名职工约三分之二的人下岗，基本上都是知青。我亲身参与了该企业写厂史，亲眼目睹了好几个回城知青出身的职工的过劳、因病而英年早逝。还有的职工才四十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却因为企业转型缺乏技术技能而下岗。而到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他们的养老金又是特别低的，到了独生子女参加工作后，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为子女买房。在国家政府无力解决就业问题的时候，这些未成年的城市青年下乡以后，承担了超过普通人所应该承受的生活重压，有许多插队落户知青一年干到头连火车票也买不起，别说结婚成家了；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他们的日子甚至会比世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更加艰辛。
从这点来看，文革中大规模一刀切的上山下乡运动不是什么培养革命接班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而是无奈的举措，不值得坚持！
我认为， 在五十年过去以后，应该正视中国知青一代曾经无私的、真诚的、艰难的付出，应该让后人了解他们可歌可泣的、波澜壮阔的历史一页：他们无愧于生养他们的祖国和父母，无愧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曾经是共和国最富有理想的、最可爱的人。
作为曾经下乡的这一代人中的一员，我反对唱“无怨无悔”的高调，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做错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当然，我也不会抱怨，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只有与命运搏击，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应该说，是无愧的青春。
知青子女这一代和下一代，不可能再有这样的运动式大批务农，即使国家需要年轻人建设新农村，需要有知识的年轻一代下乡，也绝不会再以这样造成悲剧的、强迫命令式的方式。我相信。
我们这一代已经老了，说的应该都是大实话，不要说套话假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