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0节 法律故事 《 大 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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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的故事我从来也没跟任何人说起过，可大舅的人生故事一直在我心灵深处的某个角落里存放着，它像一件很珍贵的东西，轻易不能示人；但它终有一天要见天日，要向世人展示它的真实的本来面目。
大舅的人生故事是一个过去了很多年的故事。年代久了，就成了一段淹没了的历史。很多年过去了，也许谁也不再记得那些人和事，不记得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可我总觉得大舅的故事是不应该让岁月淹没的，他存活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人的经历在历史长河浩瀚人海中不算什么，可对于这个人以至这个人的家庭、家族，也许是永远刻骨铭心的，甚至会使他们的人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家已经改革开放思想解放30多年，我也已经快60岁了，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也不怕人戴帽子打棍子抓辫子了，把留存在记忆深处的故事写下来，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代吸取教训，也为了让先人安息。
大舅是我母亲的长兄，是母亲最崇拜的人之一。可他的命运很悲惨。悲惨得令人震惊。他的故事是我从母亲那里得知的。在他晚年病重期间，被我大姨妈接到鼓浪屿养病。我母亲特地赶去探望他，在他病重但头脑非常清醒的情况下，了解了许多有关他的真实故事。母亲回来后非常心痛地含着流泪把真相告诉了我。20多年过去了，母亲讲的故事始终萦绕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说来话长，一言难尽。这要从年轻时的大舅说起。
大舅出身在书香门第，是十一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三岁就会背唐诗，五岁时进私塾，聪颖过人，读过的书过目不忘，深得老师厚爱。大舅七岁就能做诗，一手毛笔字老练如成年人，常博得长辈的夸奖。大舅长得最像外公，一双大眼睛深深镶嵌在清瘦的脸上，炯炯有神。用英俊少年形容他一点不为过。
聪明早熟的大舅，是外公外婆的骄傲和希望，也最得他父母疼爱器重。我外婆没缠过脚，出身名门知书达理；外公虽说从小家境贫寒，但酷爱读书，自学成才，中年以后是个老中医。因为年轻时曾参加过北伐革命，中年以后弃官回乡，读书行医，给穷人治病不收钱，在乡里很有名望。外公外婆从不打骂训斥小孩，家中所有的孩子无论男女都读到大学。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他们的长子是所有孩子的表率。
大舅不到十八岁就长得一表人才，乡里乡亲、外公的老友就有好几个来提亲的。可开明的外公外婆不应承，说让长子多读点书多做点学问，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大舅学业优秀，出口就是古文诗辞；写的书法、文章，都被弟弟妹妹当作范文。甚至连他的举止言行，也被弟弟妹妹当作楷模。母亲多少年以后还念念不忘她大哥写的漂亮诗文，还有他给弟弟妹妹讲解古文时抑扬顿挫的神情。
大舅不到二十岁就从当时的名牌大学毕业了，他回到了家乡，在县中当国文教师。新中国快成立时，大舅收到远在广西的、已经参加了中共南下工作团的他的六弟即我六舅的来信。六舅告诉他大哥，爹爹妈妈近年用行医的收入置了些地，按共产党的说法属于地主成分，剥削阶级，应该早点把田地退了，交还于民，并要兄弟姐妹不要做剥削阶级的继承人。于是大舅就劝父母把绝大部分家产——包括房产、土地、金银玉器，一古脑儿都捐出来，交给当地农民协会，让父母依旧靠行医过活，自己就靠在县城中学当教师那点工资收入过日子。大舅还教育其他的弟妹，要做自食其力的新人。
大舅在兄弟姐妹中很有威望。在大舅和六舅的影响下，我母亲和四个姐妹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后来当了人民教师；小姨考入解放军文工团；五舅参了军，后来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当全省和平解放时，成为一家之长的大舅没有被划为地主，已经搬到省城去居住的外公外婆也没被抓回去挨批斗。当地政府认为大舅没有靠剥削生活，不用没收所有财产；除土地收归国有外，其他房产、浮财，就由县里政府打了张借条。说是新政权刚成立，财力物力不足，算是向王家借的，作为县政府办公用，等以后有条件了归还。大舅推辞不收借条，可工作人员硬让他收下了。
不久大舅被调到省城一所重点中学当语文教师。他在学校工作积极，学问又深待人又和善，很快就作为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得到提拔重用。
这样年轻就得到器重，又有一位年轻美貌的革命家庭出身的妻子，在学校人缘又好，于是就有人嫉妒。一个“老革命”，党组织的领导，对大舅处处不顺眼。尤其让那位“大人”气不过的是，舅舅的岳父母即我舅妈的父母亲竟然是中共地下党的高级干部。那位大人在人前人后说，丧失立场啊，丧失立场！共产党干部的女儿怎么嫁给一个国民党大官僚大地主的儿子！
——其实他不知道，我的外公虽然当过国民党的官，解放前夕却早以解甲归田，而且由于他曾经多次掩护过共产党地下党的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当上了省政协委员，是中共团结统战的对象。
可反右时，有风言风语说，王老师的家庭是个什么家庭啊，这样的人会是什么政治立场啊。这样大舅在学校就有些抬不起头来。大舅觉得当个普通教师也不错，何必当什么年级的带头人占着位置，让人排挤打击呢？于是他就打了辞职报告。
辞职报告写好了，却没能立即交上去。一是学校工作太忙，上级要来检查，大舅疲于应付；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他还要忙着带学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支援农业生产建设；再说舅妈也坚决反对大舅辞职。身为革命干部子女又是共产党员舅妈的年轻气盛，义愤填膺说，凭什么干得好好的辞职？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要德才兼备？就不要重在表现？出身不好就要被一棍子打死？
大舅想自己思想跟不上形势，还是让贤吧。人家 “老革命”虽说文化低了点，毕竟受党教育早，觉悟高，大舅打算向上级领导提出，辞去职务。
没料到在这时候，学校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大舅从此卷入了一场灭顶之灾。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大舅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一本书，还没来得及看，放在书桌上，被舅妈收拾桌子时看见了，就准备把它放在书架上。不料从里面飞出来一张小纸片，舅妈以为是什么要紧的读书摘录，打算把它夹进去，却被上面的字眼吓了一跳。这是一条反对共产党反对新中国的反动口号。年轻的大舅妈在学生时代就入党，又出身在红色家庭，怎么能容许有人反对共产党？她立刻警觉地感到，学校里有坏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一分钟也不能耽误，必须马上向党组织汇报！
大舅妈顾不得嗷嗷待哺的孩子，顾不得烧晚饭，也顾不得等丈夫下课回家，而是飞跑到学校党支部书记家里，把写有反动标语的纸条交给了领导。领导更紧张：一个省重点中学，在反右斗争的关键时刻，怎么能出这种乱子！党支部书记连夜赶到学校召开紧急会议，排线索，查疑点。
大舅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疑点竟然会落在自己最亲爱的人——老师兼丈夫身上。
图书馆的管理员坚持说，学校图书馆的书经常借进借出，不可能夹着反动标语。老革命说，什人人会写这么反动的句子？只有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人。全校教师当中，出身最不好、最有可能与共产党有冤仇的还有谁？再说，反动标语是在他家被发现的，他又能脱得了干系？谁能保证不是王老师写的？杀人还讲究个第一现场哪，老王就有重大嫌疑。
有人说，不可能吧，王老师从来没有流露出对党不满哪，相反他总是教育我们要听党话跟党走啊！他还捐献了很多家产呢。
有人说，这才是反革命分子的隐蔽狡猾之处呀。你看他为什么对什么人都那么和善，那叫笑里藏刀啊。他那么满腹经纶，应该看不起人，才符合逻辑呀。别看他唯唯诺诺，这只是表面现象，内心啊，说不定阴险着哪。
有人说，也不可能那么傻那么蠢，自己写了反动标语放在桌上让老婆来告发呀。
也有人说，这才是我们党的光荣伟大之处哇。小刘同志出身好，受党教育早，思想进步，大义灭亲，觉悟高啊。
有人说，这笔迹歪歪扭扭，字体蹩脚幼稚，一点也不象王老师那种漂亮的字体呀。可有人认为难保不是用左手写的。
第二天，省公安局的警车直接开到学校，带走了大舅。舅妈冲了出来，她惊呆了，要上前阻拦警察：怎么报案的倒成了嫌疑犯？自己的丈夫怎么莫名其妙被怀疑？你们有什么根据乱抓人？
大舅转身坦然地对年轻的妻子说，别紧张，问问情况总是需要的，再说，事情出在我们家，难免人家没有一点怀疑；要相信党，相信政府。你不用为我担心，我马上会回来的。你要多保重，带好孩子。
学校许多师生都涌出来，带着惊讶怀疑的目光，不相信自己爱戴的校长会与反动标语有关联。
省公安局成立了专案组，把这件书写反动标语案作为市里大案来抓，领导下了令，限期破案。
大舅被带进单独的隔离室受到严厉审问。整整两天，问不出个结果。大舅对图书馆里借来的书里藏有反动标语一事，始终是一问三不知。办案人员很生气，也很不耐烦。怎么有这么顽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问三不知，采取顽抗态度。这样要审到什么时候？上级限期三天破案的计划怎么完得成？当天晚上，公安人员就动了手。他们认为，对付反革命，就不能温良恭俭让，不给点厉害看看，他们是不会服帖的。
大舅忍着皮肉之痛说，真的不知道，确实不是我写的，你们看，我写的字很好认，这怎么会是我写的呢？
办案人员说，你不用狡辩，我们不需要鉴定笔迹，难道你不会故意写得歪歪扭扭？整个学校，有哪个家庭像你们家庭这样，是屈指可数的国民党大官僚大地主家庭？还有谁会对共产党有怎这么刻骨的仇恨？
已经到午夜时分了，办案人员把大舅的头发抓住，往墙上乱撞，痛得大舅惨叫起来，几乎昏了过去。他们用冷水冲了，见大舅醒来，便说，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何必这么顽固呢。只要你在这份认罪书上签个字，明天就放你回家。
大舅说，我没罪，认什么罪？
办案人员说，事情发生在你们学校，反动标语从你家搜出，你怎么脱得了干系？
大舅说，反动标语确实不是我写的，这是铁的事实。至于是谁，希望你们进一步查实。
可没有人听他的，他们也许觉得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对付反革命必须狠。如果他不承认，他们到哪里再去找真正的阶级敌人呢？时间紧迫，上级要求限期破案的任务怎么完成？于是他们强行逼他在已经写好的口供上签了字。
他们还说，你别怕，只要你承认了，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会对你宽大处理的。
大舅虽然浑身疼痛，对自己签字交代的口供心存疑虑，但他甚至还怀着一点天真的想法：也许这样承认了，也确实可以从宽处理回家了？
没想到第二天他重新被关在另一个地方。这已经是从临时的拘留室转到了正式关押囚犯的地方。因为在1959年，这种大案要案处理起来就是大跃进的速度，很快。
公安局不久就通知学校和家属，把大舅作为现行反革命判了9年徒刑。一纸通知，学校也同时开除了大舅的公职。很快，我在文工团的小姨、在北京教书的八姨、我的母亲都由于这一原因，被立即取消了入团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对象的资格，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入党的机会。我那当地委宣传部长的六舅以及其他的兄弟姐妹也同样受到牵连，不是降级就是降职。
在狠抓阶级斗争的年代，一个家庭出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所有的人政治生命的结束，社会地位的彻底改变。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他所影响的，受牵连的，不只是他自己和他的家庭子女，还要株连很多人。这些大舅当然想不到，但他只是觉得自己冤枉委屈，觉得事情不可能会变成这样的结果，于是他每天不停地写申诉信，每天重复地告诉关押他的人，他是冤枉的，他是无辜的，他是无罪的，他是错判的，要求听他申诉听他喊冤听他辩解。然而事情就是这样，铁案如山，再也没有任何人听他的，也没有什么二审，没有什么律师辩护，没有什么允许家属提出复议。一句话，铁板敲钉，让你死了心。
他写的一封又一封的申诉信，他根本不知道，从来没有发出去过，全部被监狱扣下了。这都是在多年以后他出狱后才得知的。
而大舅被判刑的消息传来，外公的肺病加重，很快离世，外婆高血压中风不省人事，大舅妈受刺激精神失常，离家出走，抛却了三个孤苦幼小的孩子，我的表哥表姐成了无人管的孤儿。
我母亲和她所有的兄弟姐妹，由于分散在全国各地，也没有人有条件去监狱探亲探望大哥，甚至没有与服刑的大哥通信。他们虽然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真实的，从内心深处不愿意接受大哥是现行反革命这一事实，可他们都完全地绝对地相信政府相信党，甚至于不敢想象这件事是被冤枉的。大舅的三个孩子，由于痛恨父亲害得母亲如此凄惨的下场，也没有一个人去探望父亲。
我的大舅从此处于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地步。他在监狱里从事着最艰苦在繁重的体力劳动，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争取减刑，早日被释放。但是在开头几年，他没有一个夜晚能够安睡，几乎天天半夜以泪洗面，每天早上，没有一次枕巾是干的。他流不完的眼泪无人知道，他满腹的冤屈只有往肚子里咽。为了早日走出高墙，他天天拼命干活，几乎年年、月月被评为犯罪改造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多次受到表扬。
大舅终于熬到了九年刑满，监狱通知他可以被释放回到社会了。然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管教干部对他说，现在外面很乱，你们出去了对社会是不安定的因素，也没有人会安排你工作。根据上级指示，让你留场就业，这是对你负责，也是减少对社会的压力。
大舅的心沉到了海底。原以为苦难到头能见天日合家团圆了，可以寻找日夜思念杳无音信的妻子儿女，谁知道这样一来等于是无期徒刑，要在劳改农场长久地留下去了。他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欲哭无泪。他询问管教干部，我每年发出去的申诉信怎么没有回音，谁料管教干部说，不要再幻想了，你的案子是铁案，有你自己承认犯罪的签字，有市公安局检察院的结论，永远翻不了的，不要再白日做梦了！彻底改造低头认罪夹着尾巴做人，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大舅又开始了漫长的服劳役做苦工，在劳改农场荒凉的土地上，挥汗流血拼命工作。虽然一次又一次几乎绝望，但为了还自己一个清白，他硬撑着勉励自己要活下去，等待那恢复自由的一天。他的精神始终没有崩溃。
所有的亲人远离他而去，年复一年，没有人探望，没有人去信，他的寂寞悲哀痛苦是巨大的。十年动乱，是非颠倒，大舅的冤屈更加无翻身的日子。
支撑他活下去的，还有一个未满十八岁的学生。那个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只是为了悼念敬爱的周总理，也受到迫害，被打成反革命投入牢房。大舅认为自己已经不算太冤枉了。他从青年学生口中知道，连周总理这样一生鞠躬尽瘁的革命家都免除不了遭受陷害，自己一个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受诬陷迫害也没有什么奇怪了。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斗争总免不了伤害，自己只是一个倒霉的牺牲品罢了。
大舅是教语文的，但他酷爱历史。了解了中国历史，有多少忠良受陷害，多少小人得志，多少善良的人含恨死而有冤。自己虽然不是什么人物，但平时不注意防备，出言不当也许是有的，得罪人也是可能的，被整被压只能说是命运开的玩笑。
整整二十年过去。四人帮倒台以后，国家开始拨乱反正。七十年代末，劳改农场终于通知大舅，你已经年迈体衰，丧失了劳动能力，劳改农场经营困难，也养不活你们这帮老劳改，自己回城看病去吧，从今天起，你可以自由了。
大舅从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教师，变成了白发苍苍、屈背弯腰、微微颤颤、气息奄奄的花甲老人。他带着自己简单破旧的行李，回到长沙城。斗换星移，沧海桑田，不知道家在何方，亲人在哪里。
他辗转找到了单位，先后找到了三个孩子，可是几乎没有人认识他了，他也认不出对方。得知日夜思念的妻子精神失常病重死去已经十多年，他泪如泉涌，失声痛哭，连连垂胸顿足，怪自己害惨了她，害惨了整个家庭。全家人哭成一团。
大舅一病不起，被送到医院治疗。在养病期间，他对最小的女儿、我的小表姐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冤情，小表姐的公公婆婆是共产党高级干部，听了这起奇案感到百思不解。他们动员表姐把事实真相调查清楚。
于是表姐开始了调查。她也相信父亲是被冤枉的，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不屈不挠的上诉。
她先是了解到监狱方面根本从来没有把父亲的申诉信往上送，连一封也没有发出去过，全部扣压了；所有的信件都被销毁了；接着她又通过托熟人找关系打听，有关这起所谓铁案的案卷资料都在长沙中级人民法院保留封存着，有几尺高，很厚一叠。
她给中级高级人民法院写了很多信，一次又一次地去走访，接待人员都回答她，即使错了，也不可能把二十年前的旧案拿出来重新审查，因为时效已过。
在漫长的走访申诉中，小表姐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心，她希望在父亲有生之年还父亲一个清白。可是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在我大姨妈的一再要求下，大舅被我大姨妈接到厦门鼓浪屿养病。我的母亲闻信赶去，三兄妹在离别二十多年后重逢，悲不能抑，抱头痛苦。他们兄弟姐妹共有十一个，而这老大老二老三由于从小一起长大一起读书，比其他的弟妹们更加亲，更加相互了解，只有这两个妹妹从来没有相信过大哥会是反革命。她们听了大哥几十年的经历，知道平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连好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她们不断安慰大哥，不要再想别的，身体要紧。可是大哥说，我死不瞑目啊。
没有几天，大舅在两个妹妹关切的目光中挣扎着说自己感觉好点了，其实已经回光返照，半夜由于离医院太远来不及抢救，终于含冤离世。
我的母亲回沪后大病一场，她支撑着起来写了许多诗歌默默哀悼大舅。她给我们讲了许多大舅小时候的故事。在她眼里和心目中，她的大哥是世界上最好最善良最优秀的人。
两年多以后，我的母亲在望眼欲穿几乎绝望中，终于收到了长沙市公安局来的公函，母亲拆信时手在颤抖，她打开公函一看，不禁泪水长流，痛哭失声。公函通知所有家属，该案件通过重新核实，确为冤案，予以平反。
短短的几个冷冰冰的字，虽然是母亲盼望了半辈子的，可是没有人道歉，没有给予赔偿，没有人认错，也没有人对死者表示哀悼。逝者已逝，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了。
可是我目前不知道，这一切还是我的表姐经过几年的艰辛努力才得来的。她的不懈努力走访，促成了有关部门把当年的案卷打开，专门请笔迹鉴定部门的专家鉴定，才发现那张反革命标语是一个学生的稚嫩的笔迹，与我大舅毫无关系。当时根本没有经过笔迹鉴定，只是根据审讯笔录记录，没有任何确凿证据和旁证材料。因为审讯时大舅已被打昏，在那样的情况下揿下手印，是一种最原始最经不起推敲的，却由于那个疯狂的不讲人性的年代，把无辜者推向了绝路。
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共产党新的领导班子与民同呼吸共命运，深入体察民情，才有了大舅沉冤的昭雪。虽然表姐他们没有得到任何补偿，但只是子女不用再背黑锅，大舅在天之灵也终于可以安息了。
让世人记住这个真实的故事，记取它给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生命和鲜血的教训吧。
大舅的生命虽然是短暂的，你的人生故事是有深刻的价值的。如果我们的党和人民能够从你的人生经历中记取一点教训，那你就不是白白牺牲的！
我的大舅真名王秀平，你活在爱你的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