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3节 3、知青故事《日记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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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平要乔迁新居了，忙着整理东西的女儿指着书桌里一堆发黄的本子说，爸爸，你的这些旧本子就不要了吧。郑平捧起用绳子捆扎在一起的这一摞四十年前的日记本，陷入了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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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郑平在上海知青中一点也不起眼，因为生长期刚好遇上三年自然灾害，家中又有六个兄弟，全靠父母的那家小烟纸店度日，所以郑平营养不良， 又黑又瘦。 一件蓝色纱卡中山装已经灰白，还是最好的衣服。一副白色宽边厚底眼镜还是父亲带过的，让郑平看起来带活象个老学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郑平的父母开一家烟纸店，叫“夫妻老婆店”。在那个年代，属于小资产阶级，虽然一年忙到头挣不了几个辛苦钱，但也算成分不好，在批判改造之列。作为“小资子女”， 刚上初中的郑平在文革中也被班级很多同学鄙视。有一次，平时严谨的他不知怎么冒冒失失说了句：“燕山夜话其实不能算毒草，我看过的”，不料被班里红卫兵抓了典型，开了批斗会，狠狠批斗了一番。自此以后，性格本来就比较内向的郑平，更不爱说话了。
几年以后，郑平到农村插队落户。
那段经历对郑平来说 ，下辈子都忘不了。
郑平插队的石溪村才二三十户人家，缩在一个山疙瘩里，到大队部开会还要走十里山路 。虽然山清水秀，却是个穷地方。队里连台拖拉机都买不起。因为出去交通很不方便，一年到头，郑平和村里的知青们呆在山里很少外出，几乎像是隐居在世外桃源。
尽管交通闭塞，地处偏僻，可那年头的政治火药味在穷山沟里照样无法幸免。不爱说话的郑平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没想到写日记还惹出了大祸。
刚下乡那会儿，全大队一百多个知青常集中开会，办学习班。但郑平在大队知青中一直不声不响，因此很多知青都不认识他，叫不出他的名字。人堆里有他不嫌多，没他也不显少。
谁知道他会一下子成了众人皆知的“名人”。
不过这“名人”可不是好名气，而是“臭”名远扬，把他整得够惨。
* * *
说来话长。
那时队里每每开会，郑平都是一声不啃，平时下地干活，休息的时候大伙闲聊天，郑平也不大发表意见，于是大伙给他送了外号叫“闷罐子”。
寡言并不意味着愚昧迟钝，郑平其实很喜欢思考，因为他有四个靠助学金发愤苦读进了高中的哥哥们，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他在哥哥们面前总感到自己才疏学浅，于是也养成了嗜书如命的习惯，遇事也有了自己独立的见解。只是除了特别知己的，他很少向人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的喜怒哀乐，大部分都写在了日记里。
队里有个能说会道、人称“理论家”的上海知青，经常外出开会，不花力气轻松混工分，靠脑袋靠“钻劲”， 还很得当地领导赏识 。 也有个身体比较健壮结实、比较吃得起苦的男知青，靠拼体力、靠自身努力在“广阔天地”大显身手，赢得老表的认可，也获得了推荐上调的机会；然而，大部分知青都长年过着异常艰苦贫困的生活，感到前途渺茫，前景暗淡，刚下乡时的轰轰烈烈和满腔激情都消散了。郑平在日记中，不可避免地流露出迷惘和困惑。
郑平写呀写呀。他感到在广阔天地难以大有作为：下乡六、七年一直与锄把为伍，天天出工收工干着繁重枯燥的农活，工分比干同样活的老表要低得多，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每月还要靠家里寄些油盐钱；一年干到头，也吃不上荤腥。别说买件衣服买双鞋子，连回沪的路费都没着落，更没钱买土产带回家孝敬父母了。他也没有强健的体魄，无法博得老表的夸赞。 营养不良，劳动强度又大，身体越来月弱。生了病，发了烧，也不敢休息，怕人说他逃避吃苦。 除了干活，他大部分空余时间都喜欢一个人看书写日记。
郑平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很老了。
郑平知道这个“烟纸店小业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不会给他带来什么意外的机遇，因而从不对自己的前途抱有幻想。既不积极争取上调，也没有什么野心要与别人竞争，什么进工厂、上大学， 都不会轮到自己。
在漫长的七年插队生涯中，他一有空，便不停地写着，默默地写着，谁也不在意他写些什么。
郑平把写日记和读书一样当做最好的打发时间的方式，他可以在日记里宣泄自己的感情，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日记本是他最忠实的朋友。
二
郑平觉得自己的青春岁月，几乎没有什么激动人心值得回味的甜蜜和浪漫，更多的只是苦涩和辛酸。
队里有个人见人爱的女知青小静，秀丽端庄，楚楚动人，已经有两个男知青阿张、阿王把她盯得很紧，经常在她面前流露出倾慕的语言，还明里暗里较劲，争取女知青小静对他们的好感。而小静只是千方百计找亲戚托朋友寻路子想离开金鸡岭这片穷山沟，似乎没心思理会男同胞们的丘比特箭。
不过小静对郑平好象也没什么特别的鄙视。反而由于郑平那种孤僻沉闷不理人的性格，让小静对他另眼相看，心生一丝怜悯，偶尔在暗中帮他一把，比如洗个衣服钉个被子什么的。
偏偏郑平也不识时务鬼使神差地暗暗喜欢上了小静，在日记里用美好的语言描绘她，为她写了许多优美的诗句。可惜他天生不擅长和女性打交道，连说句话也会因羞怯而不得要领。所以即使朝夕相处，小静也根本不知道郑平已爱上她，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像这样一个默默无声不起眼的男知青，竟然也敢有这种念头。
郑平当然明白她不可能喜欢自己，但他并不在乎这些，他是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那些优美的诗歌散文也只是写给自己看的。他只是欣赏她。 “扎根安家”吧，既不甘心，也没可能。前途未卜， 一个出身不好、经济条件又差、长得又不出众的男知青，除了孤盏青灯还能幻想会有什么人青睐你？
孤独的陷入暗恋的郑平只得把一切思念、一切向往、一切心愿都写在了日记里，悄悄地藏在枕头底下。郑平从小就爱看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年轻的心也曾梦想过纯洁美好的浪漫诗情，渴望得到佳人的垂青。只是艰苦的生活环境、倒霉的家庭出身和平凡的外貌，没有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使他不得不压抑着，克制着，把这种美好的向往留在纸上，藏在心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消退，淡化。
他的这段心思，一直无人知晓。
日久天长，郑平居然写下了十来本日记。其实除了对小静的美好描绘，思念，对爱情的幻想，日记里更多的倒是读书心得体会。
他把哥哥们送给他的许多外国哲学理论著作、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马列原著、英文原版小说、以及哥哥们读中学大学时的课本都带下乡读了个遍，把感想写在日记里，从中寻找自己的乐趣。
由于看的书多，写的也多，郑平的文笔日渐流畅；也许由于平时话不多，因而所有的思维灵感都能倾注于笔端，一天写千把个字花不了多大功夫。郑平在日记中谈到了自己的苦闷，迷惘；对人生的看法，对前途的困惑，对世事的不解，对上山下乡这场运动意义的思索，以及对自己所在的贫困山乡落后原因的分析，对社队干部为了紧跟上头而不得不应付的、形式主义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抨击，等等。
油灯下，他大部分时候都是在看书和思考。他走路想，吃饭想，干活想，但他很少与人聊天，谈自己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自己大部分的想法都是离经叛道的，别人听了不是当你神经病便会说你思想反动，满脑子歪门斜道。他很痛苦，但无从诉说，于是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尽管郑平有时也和四个远在天涯海角的哥哥通通信，但他们总是对郑平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表示忧虑，劝他不要想得太多。他们除了为他担心也帮不了他什么，因为他们的境遇也好不了多少，也无法更多地慰籍他。
三
秋收大忙过后，郑平病了一场，身体很虚。还没得到喘息休整，家中来信说母亲病重住医院。郑平是个大孝子，他心急如火，归心似箭，连忙请了假赶回上海。行前，他想自己这一去也许要几个月，便把要紧的东西都锁进了箱子里，把钥匙交给同室的男知青阿王，托他照看箱子衣物。
阿王出身在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名教授之家，父亲虽在文革中曾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但七十年代初就已经走出牛棚，获得了“解放”，不过被“晾”在一旁赋闲，没有再上讲台。阿王从小颇得父亲教益，敬重父亲，但文革以后，阿王思想激进，与父亲划清界限，在父亲病重需要他照料时，硬下心肠不按学校分配进工厂，而是下了乡。下乡后阿王与父亲就几乎再也不来往了。他时时刻刻希望能被改造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他也希望被推荐上父亲所在的那所大学，但不是凭借父亲过去的名声，而是作为工农兵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实力被选送进去。那年头早以废除了高考，唯一的机会是推荐上大学。由于阿王表现好，吃苦耐劳，队里对他印象不错，今年有希望被推荐上，因而他跃跃欲试，每晚自己在油灯下复习功课。
阿王可以说是郑平的极少的朋友中的一个，因为阿王也爱看书。而且由于阿王带来了许多抄家后发还的藏书，郑平经常向他借。阿王对郑平借书的要求总是尽量满足，不像他对别人，有时还舍不得借给人家，所以队里人都认为他俩最要好。
郑平走后好多天了，来信给阿王说每天要去医院照料母亲，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回队。
阿王怕郑平的衣被放在箱子里时间久了要发霉，趁天好便打开箱子把郑平的东西拿出来晒晒。
阿王一眼就看到郑平放在箱子里的十几本日记。好奇心趋使他想打开看看。他知道不能随便偷看别人的日记，可郑平是自己的好朋友，好朋友的日记看看总不要紧吧。再说，郑平既然把钥匙交给了自己，那就是意味着信任自己，看看也无妨的；只要自己严守秘密不给别人看也不传出去就是了。
于是阿王趁别的知青不在的时候悄悄把日记拿出来看了。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阿王简直想不到郑平的思想居然这么“复杂”，用当年一句时髦的话来说是“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阿王精神紧张，寝食不安，感到害怕。他想不到朝夕相处的同伴思想竟然这么落后，反动，颓废，消沉，对抗；竟然会赞同西方的哲学思想的某些观点，竟敢怀疑上山下乡的正确性和伟大意义，还妄想否定文革，说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甚至说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具有一定的民主性进步性；而且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学说都持怀疑态度。阿王吃惊地发现，郑平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6月，也就是初一年级那年，就已经在日记中流露出对批判“三家村”的不同意见，对“燕山夜话”的赞赏倾向，对停课搞运动的否定态度，和对被打倒的老师们的无限同情。
阿王真的看不懂了。他比郑平大三岁，自以为读的书也不少，思想也并不单纯幼稚，但他想不到郑平读书的历史更早更年轻，涉猎更深；他虽然出身也不好，但一直是紧跟社会潮流紧跟党的，为了要求进步可以舍弃父爱，抛却家庭；他觉得郑平至少也应该和自己差不多，可没想到他对现实居然如此抵触，逆反，如此复杂，如此腐朽，远远超过阿王的父亲。
阿王第一次发现郑平也和自己一样，迷恋着女知青小静，这使他大感意外。阿王的内心引起了剧烈的震荡。此时此刻，他首先感到的，并不是什么醋意或妒忌，因为他知道小静根本不打算和任何人发生恋情，她多半是谁也没看上，她迟早会离开；他担心的倒是郑平，写了那么多献给小静的优美深情的诗句，到时候被拒绝的话，肯定会陷得太深，难以自拔，感情受挫。
阿王思想斗争了几天几夜，头也胀了。他为好朋友陷入这样危险的境地而捏着一把汗。郑平这样下去不是要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了吗？应该及时让党组织知道，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应该让广大的知青通过这件事吸取教训，提高觉悟，端正思想，消除影响，肃清流毒，跟上形势，投身火热的阶级斗争中，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彻底改造世界观；阿王焦急地想，决不能眼看同伴掉队，颓废，沉沦，决不能任其发展下去！决不能让好朋友变成资产阶级接班人！
阿王自我反省，是自己借给他看的那些书害了郑平。阿王想，我是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的呀！谁知道郑平会对父亲的那些书没有免疫力地、如获至宝地欣赏呢？
阿王想，只要我带头检讨，对郑平的批判就可以减轻些，当然不批评教育是不行的，因为郑平已经陷得很深了。
阿王也有顾虑，如果自己向组织上汇报，郑平会不会认为自己是因为小静而吃醋，因而“假公济私”，对朋友“公报私仇”呢？
阿王考虑再三，觉得自己不能有私心杂念，不应该考虑自己个人得失，不应该计较郑平对自己的态度，不应该见死不救，让朋友越走越远；而是应该尽早报告党组织和知青办，哪怕郑平责怪甚至恨自己，也要出以公心，大义灭亲，让他对自己的错误思想反动观点有所认识，及早悔悟。
阿王想，哪怕从此以后，郑平因误会而怨恨自己，也要教育挽救他；哪怕小静得知了郑平内心的情感后爱上了他，哪怕她从此后不再对阿王有好感，阿王都毫无怨言；只要郑平能从此改变，回到革命队伍中来。
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阿王终于下了决心，他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把这十几本日记包好，一早请假去了公社革委会。他怀着对党对革命无限忠于的虔诚的心情，十分郑重地递上了郑平的日记本，并向接待他的公社知青办领导和公社革委会领导详细汇报了郑平日记的内容和自己的坚定无私的革命立场和态度。
郑平的母亲得的是白血病，危在旦夕。但郑平考虑到请假时间太长不好，于是等西安的大哥赶到之后，便含泪离别母亲，在年前赶回石溪。
临行前，他去探望了仰慕已久的阿王的父亲，上海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所名牌大学的老教授。虽说阿王久久不与父亲联系，但父亲仍非常挂念着远方的儿子，见到郑平犹如见到儿子一般欣喜，还给郑平几本市面上早以绝迹的古文书。郑平如获至宝，再三感谢。老教授对郑平说，一个拒绝人类历史文明、着意毁灭几千年文化知识的国家是无法前进的呀。
郑平认真地点了点头。
四
郑平没想到等待他的是大祸临头。
行李刚放下，队长便叫他去大队部，革委会主任已在等他，上面来的干部要找他谈。
郑平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他急急忙忙赶到那里，一场大规模的批斗会已筹备就绪，在等着他。各个生产队的知青们已被全部召集起来，按照小队准备好了批判发言稿，所有矛头都是对准郑平的。
原来郑平还没回来这几天，他日记的内容已在大队广为流传，上面布置各队知青批判，肃清流毒影响，等郑平一回来就及时召开大会。
郑平毫无思想准备，当他明白是日记惹的祸后，他感到被最要好的朋友出卖了。他十分气愤和悲哀，日记是一个人的隐私，怎么可以不经本人同意，随便公开？朋友间难道可以这样自说自话，可以这样背叛吗？这不是为了个人目的捞取政治资本吗？他心口一阵绞痛。他不能不恨阿王。可在这样大规模的口诛笔伐面前，还有什么可说的？
郑平缺乏应有的认识，他想不通，不理解，他难以接受对他的批判。但大会小会连着谈话，狠挖思想根源，除了当地干部，所有的知青老同学们都众口一词地批判他的反动思想。他无以辩驳，只有认错，检查，交代，别无选择。他被戴上了“反动知青”的帽子，抬不起头。他几乎想要自杀。他想到病危的母亲，如果自己一死了之，会加重母亲的病情。不能这样做！母亲苦了一辈子，怎能在最后的时刻还受这样的打击？无论如何，不能在母亲心头插刀子。只有忍着。他不敢把自己挨批的消息告诉家里，只是写信告诉了南京的三哥。因为三哥已经在一个工厂工作，算是工人阶级一员了。
郑平象运动初期的牛鬼蛇神一样，接受监督劳动。每周向大队领导汇报一次思想。无非是狠斗头脑里的“反动”思想，深刻检讨。他写了数不清的检查。
知青班里大家都不接近他，他也不愿接近别人。---连最要好的朋友都能出卖你，还有谁能相信？
阿王已经不在队里了，他被抽调到县批林批孔及路线教育工作组工作，经常巡回在各公社调查研究，写批判文章，脱产搞理论工作。他没来得及、也没机会找郑平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他知道郑平肯定恨自己，但他不打算为自己解释辩护，他能忍受这点委屈。他相信以后郑平会理解自己的。一切不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吗？他实在没有空回队和郑平好好聊聊。
郑平在队里抬不起头来。
小静似乎对他有一肚子的怨言。她的名字被当作新闻在各队传来传去，人们对风流韵事的兴趣总是比对政治的兴趣大。其实她从来也没和郑平有过什么超越一般同学的接触交往。她觉得这样被人议论实在冤枉。她可不愿有个“反革命”的“男友”。她甚至避免和郑平面对面走过。以前她和他就不多罗嗦，如今更是连一句话也没有，只有艾怨的眼神。
郑平简直无地自容。他恨不得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这样美丽善良温和的女孩如此鄙视自己，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他想对小静说清楚自己的想法，可他又无法改变小静对自己的成见，没有机会没有勇气向她解释表白。
就这样，郑平度过了人生最难熬的半年。他度日如年，日记也不敢再写了，书也被全部收缴了。报纸也很少能看到。
虽然他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但山里什么台也听不清楚，只有一片嘘叫声。
五
不多久就传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三哥千方百计设法取得江西的通融放行，托人将郑平从江西转到了江苏农村，换了个环境，也依然是插队。
郑平对新的环境没有人生地不熟的孤单，他为自己能离开那个伤心地而庆幸。他只是默默地埋头苦干。
他很快获得了当地农民的好感，在第二年被推荐到上海复旦大学上学。在大学这个思想活跃的地方，又正值解放思想的好年头，郑平的见解往往引起同学们的一片掌声。他在十年动乱中苦苦探索形成的独特的观点，有许多都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由于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依然实行“社来社去”的政策。毕业后，尽管成绩优秀，但他没能留在上海，而是重新被分配回江苏农村。他那在学习期间结识的、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漂亮女友离他而去，郑平都没有一点痛苦难受。因为他早已经历了太多的磨难，这小小的挫折已算不了什么。他的婚姻后来也有一些曲折，但这些都动摇不了他对文学创作的一片痴情。
郑平努力地给报刊杂志投稿，主要是撰写报告文学。他昼夜奋笔疾书，忘却一切。他犀利的笔锋，敏锐的视角，正直的文风，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
拨乱反正的年头，人才紧缺，郑平很快被一家省报聘用，当了编辑，开始了他新的写作生涯。他的新闻和文学作品陆续在各地大大小小的报刊杂志上刊登，多次获得本地和国家级刊物的奖项。郑平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大显身手。
他有好几次发财的机会，一些名人大款纷纷看好他，要他为他们写传，给他很高的报酬。但他放弃了。他一如既往，凭着良心默默无闻地当他的普通编辑，辛勤耕耘着。他当年满腔青春激情写下的那几十首纯情的吟诵朦胧初恋的诗篇，也被一家杂志社看中而发表了。
如今已成为一家著名刊物高级编辑的郑平，仍然珍藏着当年留下的那些日记本。在经历了无数曲折后，它们重新又回到了主人的手里。
* * *
女儿见沉思的父亲一脸严肃，十分纳闷 。郑平对女儿说，这些日记是他在非常年代里艰难思索追求真理的产物，是他人生之路的真实记载，怎么能扔掉呢。
写于 2000年6月，改于200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