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李玉棠《试论中国书院与业余大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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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会友 千年一脉
一、历代中国书院
中国“书院出现于唐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自民间和官府”，而且“最先使用书院之名的不是唐玄宗时代的官府书院，而是唐玄宗以前的民间书院”。（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第1页，以下简称“书院史”）
书院是干什么的机构？“书院史”也开宗明义作了相当精辟的定位，书院“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
随之影响了历朝历代。唐代各地书院在唐初年之后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性质从民间到官府，分布从北方到南方，大大小小四十余所。到了五代，书院发展更是星罗棋布，不计其数。
两宋时代，那些文人士族凭借着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凭借着中国印刷技术的领先发明，把中国的书院文化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书院总数几乎是唐五代书院总数的十倍还多。尤其值得称颂的是，中国从此有了以岳麓书院为首的“天下四大书院”，名扬世界。
及乎元代，蒙古族的彪悍枭雄一统天下，他们对中国书院的最大贡献是尊重儒学，运用统治者的权利将书院和儒学、理学一起推广，达到了中国书院官学化的最高等级。
明代对中国书院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书院史上将它称作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把书院从发达地区推向偏远地区；使书院更具平民化特点；敢于参政议政，干预朝廷；甚至将书院文化输出国外，输到朝鲜，……等等，都是明代书院的亮点。
再到清代，中国书院历经一千余年的发展，其总数达到了4365所之多。民间办学在官办的裹挟下，已经普及至全国城乡。并进一步走出国门，往东洋、渡西洋、下南洋，同时也为新学、西学的引进，为新式教育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书院，千年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它给近现代的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启迪？
- 改革开放之后的业余大学
于是，就有了1978年的“恢复高考”；于是，也有了大规模的“知青”从上山下乡返回城里；于是，更有了毛泽东所无法想象的孔老夫子从红卫兵的脚下重新站起来。中国又一次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白卷先生”张铁生之流不再吃香，无数的“工农兵”在他们的前任“工农兵大学生”之后也走进了高等学府的殿堂。不过，后者是凭着自己的考分走来的，而不是前者的“保送入学”。“教育兴国”，中国又有了新的希望。然而，全国所有高校能容纳的学生还是有限，成千上万急于求学的年轻人如久旱的禾苗需要雨露滋润，更有一大批已经在岗参加各行各业工作的同代人也急需“文化补课”。在这样的形势下，各地“职工业余大学”应运而生。开设了几乎和全日制大学不相上下的各门专科专业。据统计，1980年，上海市各区的业余大学共招收学员
名，占当年全市大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 。这批学员的最大特点是学习自觉、刻苦用功，学成后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了超出常规的巨大作用，其中有一批佼佼者被社会更需要的单位重新录用，在新的岗位上更是“猛虎添翼”、“蛟龙出海”。以黄浦区业余大学84届“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为例，四年学成，两个班级加上当时上海市新闻系统委托培训班，共计学生126名。毕业后百分之一百在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中国文人读书之滥觞
漫漫长史，悠悠岁月。读书人一直和利益集团像是以一种“剪刀差”那样的轨迹在同步前行。
书院是中国读书人自我充实的平台，是和利益集团较量的舞台，是剪刀差中间若隐若现的交叉点。中国文人早就悟出一个道理：读书可以救国，读书也可以误国，国可以是政治家们的专利，而读书则永远只能是文人的专利。所以，一条中国书院发展演变的线索，活脱脱也就是一条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影子路线”。
中国书院曾经在历史上的几起几落。
唐五代时期，“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经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的文化教育组织。（“书院史”，第51页）
宋初，政权不稳，形势严峻。中央官学不振，地方教育瘫痪，既无处养士，也不利政权的维系和发展。全国书院一度处于低潮。没多久，有责任感的中国文人，首先组织起小型的讲学所，逐步扩大为书院，又自觉地担当起了从民间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功能了。（“书院史”，第73页）
随着北宋政权的不断稳定和巩固，历经太宗、真宗、仁宗、神宗等几代统治者的努力，各地书院不断强化发展。这个良好局面的形成，既有民间士人“求学之所”的客观需求，也包含着代表官方“养士之场”的不得而已。官民合力打造的共同结果，是北宋中后期中国书院的大发展。以至才有后来的“天下四大书院”。
但好景不长，统治者的根本目的与民间办学的目的存在“同床异梦”的不可调和。果然，北宋后期的书院开始削弱，各地普遍用设置“官学”来取代“民学”。较为典型的是“自庆历四年开始到宋室南迁，即1044-1126年，80多年时间就开展了三次兴办官学的运动。”历史上称之为“三兴官学”。造成的结果就是“书院的流变”。统治者的“过河拆桥”使北宋前中期书院的辉煌成果和“显赫声名丧失殆尽”。（ “书院史”，第106页）
之后，又有过“南宋的四大书院”高峰……
“明代书院的百年沉寂”……
“王守仁书院实践的再度辉煌”……
以及书院史上最为惨痛的“明季三毁书院”……
沉寂、兴起、再沉寂、再兴起……中国的书院在和官方的博弈中前行。
- 以书会友，以文会友
不管是书院的“四大功能”还是“六大事业”，读书、讲学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功能。按照古人的习惯，对于“读书、讲学”的概念与今人有较大的区别。前者是文人的自我研习，后者则是教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学问交流。小到曾遍布中国大地的“私塾”，大到孔老夫子的“弟子三千”，如果离开了“读书讲学”这两大功能，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中国历代的读书人聚在一起将是出于何种动机！读书是一个目标；读书是一项任务。尽管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仅仅只是一种境界，排除了政治因素后，这只能是中国文人想说清楚而又不可能说的清楚的一个“乌托邦”。真正重要的倒是达到这种或接近这种境界的一条道路——“以书会友，以文会友。”
从这一点出发，对比看看当代的“业余大学”，是官学的一种补充。78年恢复高考、重开大学之后，由于十余年的文化荒漠，急于求学的莘莘学子几乎是如排山倒海的钱塘江之潮，汹涌而来。全日制高校极其有限的数量根本无法满足年轻人的愿望和此时社会的需求，“业余大学”，开始称“职工业余大学”，一直到为之配套的，更广泛意义上的“自学考”，陆续登上中国教育的历史舞台。以至于30多年下来，她仍然具有一定的市场，或曰“生命力”。究其实质，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是知识和文化对社会进步的必然助力。
也是中国文人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特殊方式。只不过在相当漫长的时段里，由于种种原因，文人们（学生们）以读书为主，讲学为少，没有，或者说没有时间去评论时局、组织论坛、更没有机会去刻书和学田。文凭和各种学业的证书成了主要目标，这是当时条件下社会文化“供求关系”的暂时现象。我们很难回过头来看“业余大学”30年之路和变迁，这太复杂，但我们可以从学员自身的角度反观“业余教育”和“书院文化”的异曲同工之处。“探究经史、针砭时局”，只不过不在学校里，不在课堂上；“藏书刻书”，再也不会有“天一阁”那样的规模了，除了今天各级官方图书馆之外，除了互联网迅雷不及掩耳的电子书籍成长，大部分的中国文人家中一定有自己的藏书，为方便自己专业的研究。至于“刻书”一职，是否已经演变为各类出版物，甚至众多校友热心结集“回忆录、纪念册”，允当各自理解。
- 中国业余教育之功过
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所谓的工作时间是什么？通常理解“八小时之内”，那么业余大学的主要课程就被排到了“8小时之外”，学生们在完成了各自的岗位工作8小时之外，带着浑身的疲劳汇集到大学的课堂里，开始他们又一轮的疲劳。或许有不少研究社会学的工作者觉得：这种艰苦奋斗是必要的，人唯有不断砥砺意志，才能体现“逆境出人才”的深刻思想！的确，历史已经证明，还将不断证明：环境与条件的恶劣并不能磨灭和扼杀一种思想的崛起。艰苦加疲劳的业余大学里，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特殊人才，在日后的各条战线、各种岗位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但这并非是历史的正常现象，也不会是世界知识文化总量积累和攀登高峰的必然之路。卧薪尝胆，越王勾践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陷入困顿，发奋图强可以出司马迁和《史记》，这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全世界数以百计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必然有着其背后所在国家的良好氛围和强大的知识以及科技、学术的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业余大学确实存在着特殊的历史功劳和先天不足的双面性。
尤其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今天，全日制教育的不断完善，在世界远程教育、国际终身教育等各种新型教育理念和实践面前，“业余教育”正在淡化其以往的传统功能，而代之以电子信息时代的新功能。试看今日之学生，不管你是哪个国家，不论你是何种肤色，也不计你属什么专业，你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家里学习世界最优秀的某专业领域的教授之讲课，这已绝非传统的“业余教育”概念。中国式业余大学的历史作用已经或即将翻过，而全新的终身教育体系尚未形成。这些天来，央视和广播又在反复宣传一个“自学考”日益萎缩的理论依据，据说是因为大学的普及程度已经到了今天的年轻人可以不必一定要去参加各种业余学校的学习而寄希望于自学考，因此“萎缩”。事实果真如此吗？建议这种理论的持有者应该放下架子到中国的农村去看看，那里是不是已经发展到孩子们读大学可以普及的程度！然后再来研究中国的“业余教育”和“自学考试”如何办。
六、中国教育走向何方？
中国的“教育改革”改了几十年，也失败了几十年。自我们的孩提时代起，我们的记忆中充满了各种——五花八门的“教改”。就拿我本人来说，小学是重点，中学也是重点，大学年代是文革。具有代表性的外语教育——我在小学学俄语，中学学英语，大学学日语！结果可想而知，一种语言也学不成！当然其中不排除我本人的天资不够，勤奋不足，但就客观而言，这样无序的学习他国语言，除了政治因素，教育本身的因素有没有？它给我们的孩子带来了什么？
常说：立国兴邦，教育为本。口头上从上到下全都知道这个道理，然究其实质，有几位管教育的领导真正懂得其中的要害。在我们的记忆里，上世纪中，中国历史上曾经出过一大批顶尖的人才，在上下一百年的时段里，政有“开国元勋”、理有“诺奖得主”、工有“两弹之父”、文有“南社诗人”……。这个群星璀璨的现象和紧紧相随的那个年代的教育一定有关。我们也常常感叹，“圣约翰大学”在建国初年被关闭了，但“圣大”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却一直是共和国各条战线领军的旗手，至今还改写着中国的历史。这难道不值得引起我们教育改革者的深思吗?
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孔子曰：“有教无类”
老子曰：“不言之教”
西方经典的教育家，从苏格拉底到蒙台梭利，说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教是为了不教”，“学校教育工作中最重要的部分——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唤醒人内心的精神本性”，“你所完成的不是一把刀子的职责，而 是一块磨刀石的职责”。
中国研究西学第一人严复，称为近代中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提倡“教育救国”的代表人物。其思想基础是博采众家之长的“进化论普适性理论”，其主要目的是“救亡图存、国富民强”。不仅如此，严复还将国家政治生活中实行君主立宪、民主政治和教育结合起来，深刻批判了以科举制度为特征的封建专制教育和以“中体西用”为思想指导的“洋务教育观”，坚持“中西兼学”教育观。严复第一次以进化论为依据，强调教育的作用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改造国民性。
最后，回过头来看看，俗话说：“教育乃教书育人也！”
我赞成在信息满天飞的时代，我们不妨只要记住最后这句“俗话”——教育，说到底，就是为了“教书育人”！从这点出发，“教”是现象，“育”是本质；“书”是载体，“人”是目标。只有教育者自始至终明白了从被教育者的需要出发，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总目标出发去考虑一切问题，去规划所有的教育创新、教育改革，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
业余大学走过了三十余年的历程，还是不是再会走上三十年之久？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可预测。时下的各区业余大学的门边又挂上了一块“开放大学”的新招牌，何谓“开放”，大部分民众语焉不详，我们也不可能“先知先觉”。我们只是回顾中国历代的“书院”，从中可以找回一些“中国教育”的客观规律，作为业余大学的过来之人，我们有资格对中国的教育评头论足；作为常怀一颗爱国之心的“老三届”，我们更有权利循着爱国者先驱——严复老先生所倡导的“教育救国”之路，做一点“铺路石”的工作，哪怕前面是“荆棘丛生”、或者是“悬崖峭壁”，我们也要去走一走！
（2014年1月29日初稿，2月9日二稿）
大唐博物馆艺术研究所创建人。四十余年博物馆陈列设
计实践，六十余年天方夜谭的遐想。希望还有一个三十年。
—李玉棠— 自我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