悔和不悔与上山下乡对错无关

如何看待上山下乡，社会上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问题是我们有些人常常喜欢用“悔”和“无悔”的讨论来证明上山下乡正确与否，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因为上山下乡的正确与否，与“悔”和“无悔”二者是没有任何内在联系的。

我们来看历史，我们发现在任何一段历史，不管这个历史，你认为是对还是错，或者说是好还是坏，都会有人觉得“悔”，也有人觉得“无悔”。因为“悔”和“无悔”从本质上来说：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它是与社会状态如何是无关的。如在革命战争年代，有人参加革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可以觉得“悔”，也可以觉得“无悔”；同样有人当了逃兵，也可以觉得“悔”或“无悔”，这与当时时代好坏无关。不管有多少人觉得“悔”和“无悔”，这不会影响我们对那个时代性质的认定。事实上中国革命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正义的，但也有人反对，经验告诉我们：要人人都赞同同一个事物，那是不可能，也是不现实的，上山下乡也是如此，我们同样不能用个人的“悔”和“无悔”来衡量判断上山下乡的对错。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会知道：如果我们把大量精力用来争论“悔”和“无悔”的问题，那是没有意义的，只会走入岐途，浪费时间，因为这根本解决不了上山下乡的对错问题。中国革命不会因为有人反对，而改变它的正确方向，上山下乡也不会有人“悔”而影响我们对它方向的认定。

其实我们衡量一件事正确与否，应该是抓住事物的本质，从事物本身的特点来分析，看它是否与历史的发展相统一，是否能改革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上山下乡也能不例外，自从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用城市爆动的方法，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苏联的成功经验在当时成了各国无产阶级学习的榜样。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当初也是这样学习苏联经验的，早期的许多共产党人热衷于城市爆动，他们反对毛泽东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犯了机会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只有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了中国革命不能像苏联那样搞城市爆动，而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已经证明毛泽东这条路线的正确性。为了执行这条路线，因此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一再提出“与工农相结合”的问题，这是因为毛泽东同志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如果要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必须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你说那时要搞革命不到农村去能行吗？用今天的话说，我认为到农村去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上山下乡，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一条途径。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革命的成功，靠得就是从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农村工农相结合的结果。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政权的性质依然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广大工农相结合也是不行的。由于这些原因，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与工农相结合”重要性，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作为衡量一个青年革命不革命的唯一标准。当年确有许多青年响应和认同毛泽东同志的这种教导，离开城市来到延安等革命根据地，不怕艰苦，投身中国革命。在全国解放以后，文革以前又有许多人主动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其中出现了许多先进典型，我觉得这种精神是应该肯定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在当初也是得到大家认可的，我说这是一种社会的正能量，只能提倡，不能打击。当年我们在学校读书时，这些先进典型就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在那个时代几乎听不到现在这种对上山下乡的否定，这说明上山下乡是得到社会认可的进步行为，它与雷锋精神相结合，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好风气。后来问题出在那里呢？我个人认为：当然出在文革，文革中把大批的几乎所有的知青都送到乡下去，这就是问题的根源。如果文革中也是大家自愿报名去，我想今天就不会有这样的反对声了。正因为当时缺少这样一种选择，有相当一部分不愿去的同志也去了，他们心中对此是不满的，因此现在有人对上山下乡有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应该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自觉上山下乡是一种高觉悟的行为，就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号召大家都来学雷锋，但要求人人都成为雷锋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对上山下乡有意见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文革中的这种错误能不能作为一种理由，来否定上山下乡的必要性与正确性呢？我个人觉得不能！因为文革中的这种错，应该说不是方向上的错，而是在执行上的错。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本身方向不会有错，这是中国革命的需要。但在一个时期内，集中把几乎所有知青都送到一个农村去，我觉得太绝对了，肯定有错。因为从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各行各业都是需要青年的，把青年都送去一个地方，怎么行？尤其是大学的停招我觉得更是一种错误，因为它直接影响了国家的人才培养，对国家的长远稳定与发展都是不利的。但换个角度说，如果当时不把知青全部送到农村去，而是全部送到工厂去，那结果如何呢？也许今天我们就听不到这么多的反对意见。这二种做法表面上不同，一个到工厂，一个到农村，其实质是一样的，都去了一个地方，并没有什么原则区别！那为什么现在到农村去的意见就这么大呢？我个人觉得，这要从每个人的世界观去找原因了，有些人思想上怕苦怕累，缺少一种奉献精神，农村肯定要比城市艰苦，生活也会不习惯，去了会吃更多的苦，所以不愿意去，这是正常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从个人立场看问题与站在国家立场看问题是有区别的，同样一件事，一个人要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凡事先从个人出发，只要对自已有利的，他就可能没意见了。但如果一个人从国家大局出发，不管对个人有利还是无利，只要对国家有利，他就不一定会否定，这后一种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觉得这立场与出发点问题，才是我们分析问题，必须关注，不能勿视的地方，如果人人都是这种积极态度，也许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种分岐了。

另外我认为一件事方向错与执行错是有区别的，如方向错应该全盘否定，但如果只是执行上的错，那我们只要改正错的方面就行了，方向还是要坚持的。比如土改就是这样，我们曾在土改中搞扩大化了，但因为方向正确，把错的方面纠正了，土改还是要搞到底的，我们不能因为它执行中有错，就否定它的方向。上山下乡也是如此，把过火的地方纠正了，上山下乡的方向还是要坚持的，我们不能因为它在执行中有过错，就否定它的方向，当然在今后的形式上可能有变！我觉得，由于在执行中出了问题，社会上就产生了“三不满意”的说法，而我认为最后大批知青回城情况的出现，正是对执行过火的一种纠正。让这么多人一起到农村去过火了，那么让这些人回城当然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正因为上山下乡方向是正确的，所以对今天有人主动要到农村去，我们还是应该赞成的，社会上还是一直把它作为正能量来肯定的，我觉得这二者是不能互相否定的！

有人喜欢用在当年上山下乡时曾出现的一些口号来否定上山下乡的正确性，如扎根边疆等。我总觉得这是相当肤浅的认识，这些人不从问题的深处去分析问题，总爱找些表面的东西去大做文章，是不利于讨论问题与认识问题的。我们曾大力宣传过阶级斗争的理论，今天不说了，但我们能否就能得出结论，阶级斗争的理论错了，我觉得是不能的，如能肯定，我觉得那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否定，也是对新中国的一种否定。我们曾说过要打倒国民党，但现在又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国民党，那我们今天能下这样的结论吗：因为今天肯定国民党了，那当初打倒国民党就错了。有许多人不明白我们今天的政策也许只适合于今天的情况，过去的政策只适合于过去的情况，想利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那是有问题的。总书记提出的“二个不能否定”的理论，其深远的意义就在这里。另外口号作为一种宣传当然有其长处，但也是有局限性的，由于它的字数少，很难涵盖它的全部内涵。我们看到：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是不变的，但口号经常变，过去国家每年国庆都有口号出来，但年年有变化，我们今天如果简单地用这个口号去否定另一个口号，这恐怕有问题。

        有人会问，你认为上山下乡正确，农村好，为何还要回城？我们看到那些当初报名要求上山下乡的同志，他们选择去农村边疆，不是因为农村边疆“好”而去的，而恰恰因为那里艰苦，才听从祖国的召唤要求去的，他们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去。这些同志本来就不是把上山下乡一个具体行为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许多人选择了一种理想，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因此他们把响应党和国家号召，为国家奉献这种精神作为人生目标，如果当时党和国家不是说到农村边疆去，而是到别的地方，如到前线去，我相信这些人也会去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肯定这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说，不是肯定上山下乡这件具体的行为，而首先是肯定他们这种为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因此今天无论你人在那里，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但只要你这种理想没有丢，精神就没有丢，就应该肯定。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想翻过去，是不可能的，精神更是一脉相承，永远翻不过去的。因此用“好”与“不好”来作为他们留在农材边疆的理由，是不符合他们的初衷的。

 另外发生在上山下乡的这种错，有人说这是文革错，我同意，文革要没责任肯定是说不过去的。但如果换个角度想，没有文革，就没有这样的上山下乡吗？我觉得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从当时社会的思想状态来看，上山下乡成为一种运动不是没有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当时的情况是计划经济，国家要包毕业生的分配。而那时的每次分配，说到底常常就是四个面向，除了升学，到农村也是其中之一，最多再增加到工矿，让青年选择的范围并不多。再加上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学毛泽东思想，提倡以雷锋为榜样，艰苦为荣，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因此是很容易产生让大批青年到农村的事。如果换了今天，国家不包毕业生的分配我觉得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此与其说是文革让这么多人上山下乡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的政治环境让这么多人上山下乡的。不过话又要说回来，计划经济是我们当时必须采取的经济制度，它有许多市场经济没有的好处，直到今天还有许多人对它怀念，说它好。其实社会上任何东西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有得必有失，这也是一种人生的无奈，面对这种没有选择的无奈，我们最好的态度是改变自己，用积极的态度去适应环境，我发觉否定上山下乡的人中有许多人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也许我们今天的年青人不会像我们这一代人那样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但谁又能保证，当他们年老时抱怨，因为国家不包分配，让他们找不到工作，认为还是计划经济好，其实这种声音现在就有了，因此把全部的错都算在文革头上也是有问题的！

  在这里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们有些人喜欢用知青中某些人成为领导来证明上山下乡是正确的，我觉得这也是有问题的。知青成为领导，我们应该看成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知青这一代人到了这个年龄，由于新陈代谢，总有人要成为领导，这没什么奇怪，不管有没有上山下乡，到了我们这一代，总会有人来当领导，这与上山下乡有关，但没有必然的联系，我认为我们这一代有人当领导，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说有偶然性，那就是由谁来当领导。如果我们这代人当中没有人当领导，那才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既然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那就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觉得我们认识问题不能搞这种形而上学的东西，而是应该下功夫，深入到问题中，找到问题的本质，这样才有说服力！

 我觉得在评价上山下乡时，有几个问题是不能勿视的，值得大家探讨！

一。局部与全面的问题。有些人一说到上山下乡，只说毛泽东同志在发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指示后的那一段历史，他们觉得上山下乡就是那一段历史，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是不正确的！打开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山下乡并不是开始于文革，与工农相结合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主张，这是一种历史事实，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不能否定的。如果你评论历史，只看局部，不看全面，只看文革中到农村去的事实，而不看文革前到农村去的历史事实，你不可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我们看问题必须全面，而不能割裂历史，这是得出正确结论的前提条件！        

 二。无奈与自觉的问题。我们不能否定在文革中有大多数知青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是无奈地选择到农村去的，但我们同样不能忘了在当时，也有人是为了报效祖国，主动报名要求去的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当中有人今天说“无悔”，我们应该给予必要的理解。过去网上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有些人只准自己说有“悔”，不准别人说“无悔”，别人一说“无悔”就是为文革翻案，这种说法是没有道理的，不利于问题的讨论。我觉得即使文革有错，知青精神与文革的对错也不能混为一谈，在错误的背景下，仍然有值得肯定的精神在，就如历史上不管那个朝代，爱国主义精神是永远存在的，与对错无关。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会否定历史上一切进步的东西，同样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三。苦难与奋斗的问题。我们不能否定知青到农村去，是吃了不少苦。这是因为农村要比城市落后，吃苦是必然的，但现在的问题是，因为吃苦我们就能否定上山下乡吗？我觉得是不能的。看看红军长征有多苦，我们能据此否定长征的必要性吗？革命二字，本身的意义就是要与苦作斗争，因此毛泽东同志说：越是艰苦奋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有人用苦来说事，只能说明这些人的世界观有问题。我们之所以宣传这种不怕苦的精神，是因为觉得我们国家发展不能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会犯错误，那我就怀疑，如果一旦钓鱼岛打起来，那还有谁肯主动上前线？因此我们看问题要抓住本质，这样才能认清事物，对事物有个正确的判断！

 四。少数与多数的问题。说到上山下乡，也许说它错的人还不是少数，这是因为当初在文革中大批去农村的人，有许多是不愿去的，而这些人在知青中的人数可能是占绝对优势的，因此出现这种论调也不足为怪，但我觉得对一件事的正确与否不一定是人数决定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一致，正确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例外，尤其是说到精神这个问题更有特殊性。先进思想或精神也许只能体现在一小部分人身上，如我们党是先进的，但党再先进。社会上也不可能人人都是党员。我们最近听到上海老知青徐桔桔与北京老知青贾爱春两人在退休以后，重回黑龙江省黑河市山河村，走现代农业发展道路的事迹，感动了许多人，这就是精神！精神说到底，就是社会上有些人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国家与民族需要时能够冲在前面，这些人不可能是全部，有时只能是少数，因此我们看问题必须看根本，这才会有正确的结论。

 我认为在当今社会对上山下乡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在这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有人说“悔”，有人说“无悔”，我们都不要反对，也没必要去争个明白，最好的方法能是能相互理解与相互尊重！我们要警惕的只是那些少数人，他们从根本上就不喜欢我们的社会制度，他们的标准就是“逢中必反”，他们反对上山下乡，也许并不是真正关心上山下乡的对错，而只是想寻找一个突破口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他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论调也许能找到更多的同情者！

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