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知青问题时，除了用苦难来否定上山下乡的方向外，还有另外一种常见的论调：就是把上山下乡与“文革”混为一谈，认为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这些人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觉得上山下乡发生在文革，现在“文革”已经被否定了，上山下乡当然也应该被否定。我认为“产物论”与“苦难论”是一些人否定上山下乡的二大理论支柱，如不加以厘清，说再多的道理也无济于事，因此对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给予必要的重视。

 

 

一，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观看问题

 

“文革”中有上山下乡，就应该被否定吗？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曾告诫：“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对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多问一个为什么，这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的科学态度。如何看待“文革”，我个人认为，我们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问题。辩证的否定观点是辩证法基本概念之一，是哲学中的一种“扬弃”，是指新事物在对旧事物的否定时，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在抛弃旧事物中消极东西的同时，保留、继承对新事物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原理，用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的观点看问题都是不对的。辩证的否定，它不是简单地否定一切．也不是简单地肯定一切，而是既否定又肯定，在否定旧事物的同时，肯定旧事物中积极合理的部分，这两者不能分割。形而上学的否定观不是这样，它们把否定与肯定绝对地对立起来，完全割裂否定与肯定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定就是否定一切，肯定就是肯定一切。这种形而上学的否定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所说的是一种片面性：“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一个伟大事业，几亿人口所进行的这个伟大斗争，似乎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糟。许多具有这种看法的人，虽然和那些对社会主义制度心怀敌意的人还不相同，但是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很有害的，它只会使人丧失信心。"这个道理其实也不难懂，就拿阶级斗争为例来说吧，我们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不是说我们社会里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十九大党章还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并不是把阶级斗争全部否定了，而只是不把它作为社会主要矛盾来对待，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否定不是否定一切，在否定中同时也有肯定，要保留其合理的部分。用这个观点来看上山下乡，道理是一样的，如果说上山下乡存在什么问题，需要否定的话，也不是全盘否定，只是否定其不合理的部分，而要保留其合理的部分。上山下乡是党的一项长期政策，其方向性是不容否定的，能否定只是某些做法，比如说现在有人愿意去农村搞合作化，帮助农民脱贫，也有人愿意去支教，国家也有计划地让大学生去当村官，这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上山下乡，其方向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肯定，应该支持，但形式可以灵活多样，不是说去了农村，就一定要在一个地方呆一辈子，这应视情况而定。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观，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也有肯定。

 

如何看待“文革”，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说：“否定”文革，这是没有疑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做出了决议，我们当然是拥护的。但是我们要问：“否定”文革，到底否定什么？这是值得我们研讨的问题的根本。我觉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文革”，最重要的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确定了党和国家今后的工作重心，是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文革”中的大字报，大辩论等形式，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表现的一种形式，毫无疑问是否定了，现在不搞了。而知青上山下乡能不能被否定，当然要看它是不是属于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那一套做法，我觉得两者是毫无关系的。这是因为，第一，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与以后的各种中央文件里，都找不出那一条说明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产物，既然文件里面没有说到，有些人把它与“文革”混在一起说，那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第二，如果因为在“文革”中有上山下乡这种事，就要被否定，那么是不是说，在“文革”中存有的事都在否定之列？我们的氢弹也是在“文革”中产生的，要不要否定？如不能否定，那为何上山下乡要被否定？其实在“文革”中除了氢弹这件事，我们还有许多建设成就，就不一一举例了，难道说都要被否定？否定“文革”，不是说要否定一切，如是否定了一切，这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说不通的，在这里最关键的依然是，不能忘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的：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二，坚持用两个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看问题

 

还有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这两段历史，也是我们必须要认清的一个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对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这两段历史，表面上看上去是矛盾的，因为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这二者不同的经济状态之间肯定是有矛盾的。但是有人忘了一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它有对立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统一就表现在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二种不同的经济模式，我个人认为二者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各有各的优点，也各有不足。如有人拿一方的优点去否定另一方的缺点，听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他们没有注意到一点，这两个历史时期的经济状态的历史条件是有所不同的。一个是新中国刚成立，生产力相对落后，我们要恢复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制度，因此那时用计划经济是有道理的。到了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主要矛盾转化，生产力相对提高，为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步伐，这时候，我们有条件可以搞市场经济了。虽然改革开放前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遭遇了一些重大曲折，但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毕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前的基础，也不会有改革开放后的这些成就。在这里，“文革”到底算那个历史时期内，我觉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算那个时期，问题在于都不能相互否定。“文革”再错，它同样没有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也没有改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文革”依然是在我们党领导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这样一个伟大实践，因此我们同样不能用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它。

 

历史都有阶段性，如用知青一生经历来分阶段，知青历史也不会没有阶段性，我们同样不能用一个阶段去否定另一个阶段。现在所说的知青大部分已回城了，按此可分为二个阶段，一是在农村的知青时代与回城后的后知青时代，这正好与改革开放前与改革开放后的两个历史时期基本重合。在改革开放前，知青大部份在乡下，改革开放后知青基本都回城了。如把他们看成是矛盾的：一是在乡下，一是在城里，也未偿不可。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只看到矛盾的对立面，也要看到矛盾统一面。统一在那里呢？统一就在当初有些人主动要求上山下乡，不是把上山下乡这个具体行为作为人生的目标，而是选择了一种理想，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在这里，上山下乡到农村去，只是一种现象，其实质是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如当初不是让这些人上山下乡，而是上前线，到其它艰苦的地方去，我相信这些人也会去。现在有些人喜欢拿表面现象做文章，认为去了就要在那里呆一辈子，才算革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认为去了并不等于说不能换地方，而是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如果国家有了新的需要或情况有了变化，是否一定要留在那里才算革命呢？我觉得不能这样机械地看问题。事实上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从整体来讲，人的行为不可能不变，我觉得只要一个人的理想没有丢，精神没有丢，无论这个人在那里，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那都是一种继承，一种统一。历史如何变化，我们个人有时不能把握，只能适应时代。我们不能做无意义的事，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都可以进城了，你如不分青红皂白，一定要在农村呆一辈子，还有意义吗？何况有些地方，农村已比城市发展好了，你想回也不一定能回得去。因此情况不同了，对知青的这二个历史阶段同样不能相互否定。有人把知青回城说成是用脚做出了选择，是一种没有道理的机械论，他们把宣传学习英雄行为与本人是不是英雄混为一谈。习近平总书记本身也是一名知青，《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出版，记录了当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农村的生活，说明了知青在农村并不是像有些人自我描述的，人人都是怨声载道的，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知青在农村其实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后来他上大学，离开农村了，我们能否定他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吗？现有人不敢公开否定习近平，但在举例说明问题时，好像没这回事，极力回避，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前一阶段我看了一篇题为《共青团微博刊文：被盖上星条旗的少年和被解构的赖宁》的报导，文中最后一段话说得很有哲理，值得我们回味：“学习赖宁从来不是为了让中国小孩子去火场与火魔搏斗，学习王孟杰也不是为让美国小孩子去枪战现场去跟歹徒较劲。榜样的力量只是在提醒大家：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从小要培养对社会，对集体的责任和义务观念。”这就是我们宣传英雄行为的态度，从这里可以看出，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责任和义务观念，而不是具体的行为。

 

 

三，应从中国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来看问题

 

另外，我们从时间这个具体事实来看，上山下乡不仅在“文革”中存有，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文革”前就有，这样的前后关系怎么会是谁是谁的“产物”呢？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其实质就是与“工农相结合”，自从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我们与苏联革命成功的不同之处，就是列宁是用城市暴动的方法，第一次成功地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我们国情不行，当时有人也想用城市暴动的办法来带动全国的革命，实践证明行不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应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工人阶级力量相对薄弱，因此要寻找革命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土地革命。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广大的农村自然而然就成了革命的中心，在那时，你搞革命不到农村去能行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会有这样的断定：“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从毛泽东在井冈山创立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起，就实践着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历史，已经说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思想的正确性！全国解放以后，不断有进步青年因为农村艰苦，认为那是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要求到农村去。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方面可以向工农学习，一方面可以传授先进文化。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在我们成长的那个时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英雄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要求到农村去，到边疆去，无疑是一个革命的选择，社会当时也是把这当作学习榜样来颂扬的。也没听到当时有人像今天这样说它不对！历史已经证明，上山下乡与“文革”不但没有一种理论上的因果关系，而且说它是“文革”的产物也没有事实依据。如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也只能说，它确实在“文革”中存在，而这一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最多。纵观历史，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无论在那个时期，社会怎样变革，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这种内涵是不会变的，如果今天有人选择要去艰苦的地方去，我们同样是应该支持的！

 

我觉得研究知青历史也离不开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一文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如何来看上山下乡的主要矛盾呢？我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前，上山下乡是执行毛泽东同志从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组成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后，上山下乡是党领导人民改变落后面貌，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在上山下乡这件事上，始终存在着革命需要与个人选择的矛盾，存在着追求进步与贪图安逸的矛盾，这一矛盾影响着整个上山下乡的发展。矛盾具有特殊性，每个阶段会有所不同，如文革中的上山下乡与其它阶段相比有所不同，这种不同是一种时间上的差异，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种表现。另外还有地域上差异，如有人觉得黑龙江知青与其它地方知青相比，好像黑龙江知青肯定上山下乡的人相对多些，我个人觉得，这可能是由于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去的人要比去其它地方早，自原报名去的人相对多些，所以在看待知青问题的态度上会有些差异。如拿其它两个不同的地方相比，肯定也有差异的地方，这种差异就是一种矛盾的特殊性。有一点必须肯定，在这里差异性不能改变上面说的主要矛盾。现网上争议较大的关于知青如何回城的问题，云南知青起了什么作用？我个人觉得，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如果说，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这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与这二种经济形状相关联的知青历史，从到农村去，再回到城里来，也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任何个别人的行为是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的。从这个观点看问题，我觉得云南知青的请愿行为，也许能起到一点推动作用，但不会是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云南知青的这些行为，只要国家改革开放了，农民也可进城了，我觉得知青回城是早晚的事，与有没有人请愿没有必然的内在关系。如果国家不搞改革开放，个别人再怎么做，我觉得也不可能有效果。因此我觉得云南知青的那段历史应融入到整个知青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来分析，而不是把这段历史孤立起来，与整个知青历史对立起来看。如从这个角度去评价知青历史，我觉得走进了一条死胡同，是不会有出路的。我们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认为知青回城了，就是否定了上山下乡，由于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的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的分析。

 

 

四，抓住人的世界观的这一根本要点看问题

 

为何有人喜欢把上山下乡说成是“文革”的“产物”呢？我觉得归根到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一般而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面对滚滚而来的历史潮流，我们不能选择历史，只能选择生活态度，不同的生活态度，相似的生活环境，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些人怕苦怕累，当然不喜欢上山下乡，这本来无可非议，但这些人不甘寂寞，总想把心中的不满说一说。但又没有多少理论水平，再加上又不愿下苦功夫去钻研，怎么办？于是道听途说，把别人说的有利于自己的，似是而非的理由拿来用了，“产物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里，这些人想要否定上山下乡，觉得把上山下乡与“文革”联在一起，那是最省心最省力的办法。这些人天真地认为，“文革”已经被否定了，我只要把它们连在一起说，就可以把上山下乡否定了。因此我们与这些人讨论上山下乡问题很难，难就难在，这些人说起理来，常常是离题万里，不得要领。在他们看来，上山下乡就是“文革”，“文革”就是上山下乡，二者是没有区别的，你说上山下乡方向正确，他就说“文革”如何如何不对，然后搬出大量的批判“文革”错误的字句往上面套。我们听起来往往相当费力，不知他们是在说“文革”还是在说上山下乡。不但如此，最后没理了，还会不分青红皂白，义愤填膺地说你为“文革”翻案，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把上山下乡说成“文革”“产物”的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这些人不明白，理论说得再好，归根到底是要受实践检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说上山下乡是“文革”的产物，那一定是先有“文革”，再有上山下乡，但事实是上山下乡在“文革”前就有了，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就凭这一点就足以否认“产物”论，除非你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文的按语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则要用气力，它要根据客观实际，并受客观实际检查，不用气力就会滑到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方面去。”今天听来，仍然很有指导意义。

 

我从个人经验得出，要想把知青问题说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打仗，要有战略眼光，要全方位的考虑，可以先扫清外围。首先要针对否定上山下乡的两大理论支柱：“苦难论”与“产物论”，把理说清。苦难不能作为否定上山下乡的理由，红军长征再苦，能否定它的必要性吗？同时把上山下乡与“文革”的关系理清，如同上面所言，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其次要把“悔”与“不悔”这个伪命题说清，一方面，你当初如没有选择，何来后悔？另一方面，“悔”与“不悔”只能是个人的一种感受，与上山下乡的对错是没有关系的，实践证明，如果老是争论“悔”与“不悔”，不但离题了，而且只能浪费时间，不会有结果的。另外就是要说清楚，知青精神与时代对错没有关系。无论在那个时代，也无论这个时代你认为对还是不对，都会有精神存在，连最落后的奴隶社会都有精神存在，难道在社会主义社会就没精神？上山下乡中就没有精神？知青精神不会因为“文革”的对错而有所改变！对错可以不论，精神必须肯定，如果要论对错，也与精神无关！如果把这些事做好了，我们再讨论上山下乡问题时，可以从中跳出来，不去纠缠那些与上山下乡本质无关的问题，才有可能集中精力，抓住问题的本质，展开有益的讨论。在说到上山下乡问题时，我觉得我们至少应该坚持两点，一是上山下乡的方向是正确的，二是“文革”中有这么多人下乡，是否有问题，可以探讨。但有些人不认同第一点，总是用第二点来否定第一点！他们不明白，世界上的事不可能十全十美，其中有些问题也是正常的，关键要分清主次。就如一棵大树，有绿叶，也有枯叶，他们不看绿叶，只看枯叶，并夸大它，当然更不会去看树杆长得如何了，因此也不会有正确的结论。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对工农的态度。那么在今天，我觉得看一个老知青生活态度是否积极，只要看看他对上山下乡的态度就可以略知一二了。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是否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都经过了太多的磨难。我们是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同患难，共成长的一代，有喜悦，也有眼泪，有坚定，也有迷茫。如有些人心里老有一些解不开的结，想不通，心情不好，长久下去势必影响身体健康，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完全公平合理的社会是要经过长期的奋斗，逐步实现的，因此生活中总会有得有失，我觉得没必要去计较太多的个人得失。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现在已到了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了，如果你能在年老的时候心态平和，远离烦恼，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这应该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大问题！写此文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帮人理清思路，树立一个积极的生活态度，如果有些人能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明白一些道理，少些怨气，那就是本文最大的收获。

 

作者简介：蔡荣华 （网名：北风） 上海知青 1968年8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3团

现为《老辰光网》与《黑土情杂志》编辑

 

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