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节 重返故乡再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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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奎连是大连甘井子区优秀共产党员，区政协委员，同时还兼任3所大学客座教授的成功企业家孙奎连。是一位拥有数千万元资产的中国机械行业的领军人物，他年过半百、三世同堂本该颐养天年。然而，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的安逸生活，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并担任了镇鸡冠山村村主任和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脱贫致富。他自己投入了300多万元，却一分工资也不拿，他承诺奋斗8年让这个贫困的革命老区，柏油路进村，闭路电视、电脑网络入户，实现了全村人均1万元的收入。2009年我被内蒙古草原人民评选为第二届“感动内蒙古十大人物”，全国一百个优秀党支部书记、全国绿化模范……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他的事迹被乌兰牧骑剧团改编成现代评剧《情在山乡》，拍成电视片《远山的呼唤》，在内蒙古引起轰动。
当人们问他：“来到这穷山沟，图什么？”“来这里就是图个感恩，图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重返故乡再创业
——在老知青心系三农先进事迹（天津）报告会上的发言
我叫孙奎连，来自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是大连三兹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和大连三兹和休闲农庄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现在，我还是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鸡冠山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今天，我能站在这个讲台，和在座的与会代表，共同纪念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发表70周年，讲述我人生为第二故乡乡亲们服务的经历，感到非常的荣幸。
总捡最苦最累的活干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可我，却因为8年前，鸡冠山老书记孙瑞的到来，改变了我的后半人生。
事情，还得从1970年初的冬天说起，那一年我跟随父母110医疗队，从大连来到内蒙古宁城县，当时我只有15岁。
1972年我高中毕业，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插队来到了内蒙古原昭乌达盟宁城县西部一个偏远的革命老区—鸡冠山大队，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著作，是我当“知青”时经常组织学习和对照检查自己、并指导我一生，实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老三篇”。
是《为人民服务》教会我怎样团结和带领来自五湖四海的青年点知青们，同广大贫下中农一起，杠起“农业学大寨”的旗帜，战天斗地，为巩固农业国民经济基础地位，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那时，我们是人生第一次离开自己的父母，第一次远离城市繁华的喧嚣，在饯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努力改造自己。蹉跎岁月，尽管遇到过很多困难，但我们广大知青能够在困难的时候，看到的是成绩，看到的是光明，提高的是我们战胜困难的勇气。
在那个讲究家庭出身的特殊年代，我的家庭成份比其他同学高。在我心灵深处，始终隐藏着一种与其他同学不同的自卑感。可老区人民却以宽大的包容心，把我这个从城里下来的“知青”，当作自己的孩子。
在劳动中，他们手把手的教我干农活；生活上，他们向父母一样关爱我；我生病的时候，他们从家里拿来，连他们自己都不舍得吃的鸡蛋和豆包，让我们改善生活。
为了报答他们，我总是捡最苦、最累的活干。逢年过节，别的“知青”都回家了，我坚决要求留下来，参加农田大会战。久而久之，我和老区人民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由于我的表现，得到大队党支部的认可，破例在“知青”中第一个入了党，还当上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
开始，青年点里的同学，对我的表现有些不理解，他们私下议论说：“咱点长这么积极，还不是为了有机会第一个走”。我听说后，就当众承诺：“我绝不先走，把你们都送走后，我最后一个走”。
在以后的日子里，招工、提干、上大学的指标一个个接踵而来，我一次次放弃了离开的机会。当40多名“知青”一个个都离开了鸡冠山的时候，老支书孙瑞,把最后一个推荐上大学的指标给了我，才结束了我三年的“知青”生活。
上大学后，我通过知识的学习和积累，逐渐改变着我的志向和追求。我记得曾给老支书写过这样的一封信：“虽然我离开了鸡冠山，但我仍是鸡冠山派出学习深造的一员，将来总有一天，我会把所学到的知识，用于改变鸡冠山的落后面貌。”
成为改革开放第一批“下海”人
1978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宁省农机工业公司工作，在那个“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年代，我学会了和工农打交道，我经常因工作需要到农村去搞调查研究。了解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之后，农民的承受能力希望买到什么样的农业机械？回来后就写成调研报告，为辽宁农机工业的调整转型、升级换代，为农民提供适用农业机械提供了决策依据。
1988年我伴随着共和国改革开放的春风，成为第一批“下海”人。那是一个既要看到困难，又能看到光明，更需要提高我们勇气的年代。在大连，我先后创办了“大连三兹和包装机械有限公司”和大连三兹和休闲农庄有限公司。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把“为人民服务”又赋予了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内涵，写进了《宪法》和《党章》。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要求，这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我履行职业操守和职业行为，检验真、善、美的衡量标准。
在“下海”经商的日子里，我先后发明了包装机械十五项专利技术，研发过农业粮食小包装、果蔬气调保鲜等包装机械，起草过《收缩包装》、《拉伸缠绕包装》等三项国家标准，被中国包装技术协会评为“全国优秀包装企业家”，被“大连大学”包装学院系聘为“客座”教授。
为发展观光农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我还在大连第一个把农业资源同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创新了樱桃采摘旅游项目，转变了农民发展思路，带动了大连樱桃采摘旅游产业的发展，成为辽南农民致富奔小康的支柱产业，使樱桃采摘走向“国际樱桃节”。我的公司也被大连市政府评为“带动农民致富企业”、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我的农庄接纳了大连甘井子区政府外来人员的隔离任务。在这个“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非常时期，《为人民服务》中“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一新时期的“生死观”，又一次激励了我。非典过后我的公司被大连市、区政府授予“抗击非典特殊贡献奖”。
开始了人生第二次“上山下乡”
然而，随着生意一天天做大，鸡冠山却始终在我的心底被多次唤醒。因为我明白：是这个小山村给了我人生第一笔“精神财富”，才使我在以后的艰苦创业中淘到了“第一桶金”。为了回报，我曾四次回到了鸡冠山村，看望哪里的乡亲们。
1997年我带着妻儿，第一次回到了阔别22年的鸡冠山，但这里却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通村的路还是那么坑坑洼洼，农民的家仍然是低矮的土房，山上的树比过去更荒秃了，村民吃水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小学校也成了摇摇欲坠的危房。
看到这，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当即我把随身带来的2万元，捐给了小学校。回到大连后，我又给鸡冠山寄来1万元钱，用于修路。并联络在大连、沈阳、辽阳的“知青”，第二次回到了鸡冠山村，为他们捐献衣物。
2000年，我第三次回到鸡冠山。为解决老百姓吃水困难，我联系时任宁城县委副书记赵宗源和宁城县检察院检察长宁兰生同学，协调县里8个涉农部门，争取到资金4万元，为乡亲们通上了自来水。
2004年，我和宁城县高中毕业的同学第四次回到鸡冠山。当我看到山上水土流失，一道道沟壑时，就同随行的同学商量，决定把村里的荒山承包过来，建立“知青林场”，帮助村民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但由于种种原因，我的这一想法未能如愿。
2006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号召，78岁的老书记孙瑞，再也不忍心看到鸡冠山的落后面貌。于是，他就想到了我。在新上任村长褚宝峰的陪同下，带着鸡冠山的小米，带着老区人民的渴望，不顾一路疲劳，来大连找到了我。
交谈中，他们围绕着鸡冠山的现状说明了来意，当老支书含着热泪，语重心长的对我说：“鸡冠山贫穷落后的面貌再不改，我死不瞑目啊”。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当天晚上，我把家人叫到一起，对他们说：“我想回鸡冠山干三年”。妻子听后非常惊讶的说：“什么？那哪行！那边条件很艰苦，你吃的消吗？不如给点钱算了”！我说：“根据鸡冠山的现状，恐怕，光靠给钱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妻子倪艳荣也是随父母从沈阳到赤峰走“五七”的“知青”，我和她是大学同学。多少年来，她最能理解我对鸡冠山村的情结，最终她还是支持了我的想法。
2006年11月15日，我把公司交给刚刚大学毕业儿子，把农庄交给了妻子。我自己又重新回到了阔别35年的鸡冠山村，开始了我人生第二次“上山下乡”。
制定发展规划，组织农民办合作社
鸡冠山坐落在宁城县西部大山深处。全村占地总面积6.5万亩，其中耕地只有1650亩，人均水浇地0.3亩，其他全部靠天收。300户人家，1208口人，年人均收入不足1600元，一些村民举家搬迁到外地。集体非但没有一分钱的收入，还外欠款9万元。全村30多名党员，却选不出一名党支部书记。在这样一个困境下如何带领广大农民走出困境？
答案还是毛泽东同志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告诫的：“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
到鸡冠山后，我用了8天时间，把鸡冠山踏了个遍，深入农家和农民交谈。这一圈走来，一个新的鸡冠山蓝图，在我脑海里孕育产生。
很快，我请来赤峰市林业研究所、大连市经济林研究所、朝阳市全禾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对鸡冠山产业的发展进行科学论证，并亲自起草了《鸡冠山新农村建设十年发展规划》，提出了“三年雏形、五年见效、八年脱贫、十年初步建成生态型新农村”的发展目标。
在村民大会上，我把我的想法介绍给村民，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这样一个鼓舞人心、说到他们心坎里的《规划》，他们甚至不相信这是真的。有人说：“即使《规划》再好，没个能人来带领，还是一纸空谈”。还有人说：“三年后产业建成了，你回大连，我们还不是照样受穷”。这时，一个老党员突然站起来喊道：“干脆！你就当俺的书记吧”！话音刚落，我的眼泪顿时夺眶而出，我赶紧跑到屋外，平静一下自己的情绪又回到台上，对乡亲们说：“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当不当书记这是组织上的事，但我可以向你们承诺，我决定把原来要干三年的时间改为八年，实现咱全村年人均收入1万元的目标后，再回大连。如果完不成，我就继续做”。
为了解决经费困难，我从大连给村里带来了三辆汽车、4台电脑和电视、卫星接收机；拉来了三卡车铡草机、脱粒机、发电机、小拖拉机和深井泵等农机具；拉来了桌椅、被褥等生活用品；村里没有经费，我让儿子每月寄来5000元，用于办公经费和日常支出。
为了转变农民观念，我们多次组织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到大连、朝阳、牡丹江等地，考察学习果树和黑木耳种植技术。回来后组织全村村民开展传统玉米种植产业向果树经济转型的大讨论，统一了观念。从2006年底，八个村民小组为发展果树，一改“猫冬”旧习，打大口井8眼。2007年春全村开展了7天农田大会战，每天都有200多名男女老少跋山涉水，开着三轮车自愿义务献工，其中有的还是抱着吃奶孩子的妇女。
为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先后成立了“宁城寒富苹果专业合作”，“鸡冠山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宁城塞外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和“鸡冠山生态旅游专业合作社”。全村几乎家家都参加了合作社，有的还是三、四个合作社的股民。
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人生价值
八年来，鸡冠山在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下，在连续遭受三年干旱，两次洪水的灾难下，全体村民的齐心努力和上级各级政府的扶持，在八年时间里，我们先后争取和完成国家各项扶持项目资金达1600余万元。
林果合作社坡地改梯田1000多亩，打机电井25眼，铺设引流管路15000米，新上果树滴灌1500亩，今年，鸡冠山果树全部进入了结果期，平均每亩苹果可新增收入1万余元。
食用菌合作社林下露地栽培黑木耳获得成功，每亩可增加菇农收入1万元；
养殖合作社新建圈舍5000平米，争取基础母牛项目150头，昭乌达种养20余只，平均每头牛可获效益3000元。
为发展循环经济，全村建立起“林果—养殖—食用菌”“三元农业”生态循环系统，正在向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
为发展村集体经济，村里还筹资创办了“微小企业创业园”。新购置了年产5000吨的颗粒饲料加工机组、年产200万袋的食用菌菌包生产机组、新上了生物秸秆饲草压捆机组、秸秆颗粒密质燃料加工机组、生物有机肥加工机组；新创办了制苹果箱，制苹果套袋、食用菌菌袋以及1000吨苹果冷藏库等涉农企业。2009年我被内蒙古草原人民评选为第二届“感动内蒙古十大人物”。
为做好人民的勤务员，我处处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始终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我工作成效的衡量标准。坚持以民为本，从群众最需要解决的事情做起。恪尽职守，不辱使命，毫不走样的把党的方针政策畅通到党在农村基层组织的“神经末梢”。
八年来，我们时常给全体党员、村干部上党课，向他们讲述党史、党章、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新制订“反腐倡廉”各项制度20余项；处理不合格党员、干部3人，新发展党员10名，纯洁了党员队伍。村党支部发展成产业党总支；一个曾经选不出支部书记的基层组织，发展成在全县最具战斗力和凝聚力的产业党总支。2011年我自己也在全国“创先争优”活动中，被中央组织部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
在民生工程建设上，全村新建沼气池100户；新建便民架桥4座；新建防洪堤坝1000多米；通村、通组土路也新建成水泥路14公里；全村95%农户都吃上了自来水；宽带、闭路电视也已施工进村，鸡冠山村也有了自己的网站jgsc.cn。
当年破旧的“知青”大院，拔地竖起两层新的村委会办公楼；农民有了文化活动中心；有了方便生活的便民小超市；有了宽敞明亮的医疗室和图书室；党员有了远程教育培训基地；饭后茶余，农民还可以在自己的休闲广场用健身器健身、打蓝球、看露天电影。
看到村里这几年的变化，老书记孙瑞高兴地对我说：你们这几年干的，是我过去想都想不到的，这下咱鸡冠山可有盼头了”。
回想我刚来鸡冠山时，生活上有很多不习惯。村里不通电话，手机没有信号，更不用说网络。食宿条件很差，房间里没有电视，没有洗澡热水，没有洗手间。有时还经常停电。一个人住在寒冷、寂寞的村部里。可想起在大连的妻子，一个人要承担家里的一切，管理着300多亩的山庄。三层楼的别墅里只住着她一个人。
有一天深夜，妻子给我发来短信，寻问我的身体状况。当我问她：“你怎样”时，她只给我回了两个字“孤独”。
有一次，我正准备从大连乘火车回鸡冠山村，突然母亲打来电话说：“感觉头晕，很不舒服”。我和妻子赶紧驱车把母亲送到医院，经检查得了脑血栓。安排住院后，我赶火车的时间快到了。这时，我很犹豫，是留下来照看母亲呢？还是回鸡冠山？母亲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对我说：“你回去吧，有她们呢”。妻子接着说：“你走吧，这儿有我呢”。那一次我是含着眼泪走出了医院。
鸡冠山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和全国同样面临着深层次矛盾的凸显。如：过去长期遗留的不符合程序规定变卖的荒山；依靠家族势力评上的低保；破坏生态建设的违规放牧；公章、现金、账目一人管理容易产生腐败的温床；为了个人和小集团利益不惜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等这些不和谐的因素，都不同程度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处理好这些矛盾，使其转化成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也是考验我们党在农村基层组织政策执行能力的关键。
对此，我也承受了个别村民对我的谩骂、围攻、威胁、诬告和被限制人身自由等挫折。同样是广大群众和全体党员，在危难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为我值班加岗、声张正义，给了我能坚持下来的勇气。
在一次换届中，一名80多岁的老共产党员孙琳，为我参加竞选说了几句公道话，竟被反对我的人打伤，住进了医院，投票时是他的家人搀扶着他迟缓的脚步，走进投票箱前，投下了他庄严的一票。还有一名70多岁的老党员高振廷，得知一些人想把我赶出鸡冠山，临终前把老伴叫到身边，用它微颤的声音嘱托老伴说：“告诉孙书记，鸡冠山不能没有他呀”。
经过八年的磨练，我从一个都市“老板”转变为一个“现代农民”；从当年的一名“知青”书记到现在一名“老大学生村官”；从昔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今天培养“新型农民”；从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到实现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价值”。鸡冠山让我这个“老知青”，又收获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毛主席曾经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我决心，将继续按照“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民心工程彻底解决“为了谁和依靠谁”的问题，把党对老区人民的温暖，落实到党联系群众路线的“最后一公里”，心系“三农”做一个有利于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