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一段漫长的岁月，一条坎坷的道路。
我面前的这部书稿写的就是这段岁月的一个侧面、这条道路上的一个身影：一位知青的十年插队生涯。作者夏建丰文笔质朴流畅，态度平和宁静，不雕饰，不滥情。跟我读过的其他同类作品比，此作大异其趣，无以名之，只好说是毫不着力地独树一帜。讲故事则娓娓动听，谈民俗则巨细靡遗，阅读时，常让我联想起宋朝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是大家，不好跟他比文学上的成就，但就提供史料的丰富、翔实，恐怕要让本书作者出一头地。此作在民俗学、社会学上的价值，也不应忽视。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生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身历者都已渐入老境。当年的环境、经历有差，后来的境遇、地位也不一样，当这些老知青回望来路，难免各有各的解读，各有各的感慨，各有各的领悟。在某些老知青那里，那段岁月给与他们的主要是磨炼，磨炼的收获体现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农村是炼狱，终成正果证明了他们本就在黑暗中闪亮的优秀品质。在另外一些老知青那里，插队是被强加于身的苦难，苦难的影响导致他们的后半生的失意、平庸、乃至困苦。农村是地狱，进去打一个滚再出来，阴森的寒气会纠缠人一生一世。具有上述两种极端看法的老知青，可能不多，但用今天投射昨天，用过往注解当前，是人情之常。所以两端之间自然有个模糊的分界，据说，一边是标榜“青春无悔”，另一边则慨叹“不堪回首”。本书对知青历史提供了有异于前二者的视角，是其尤为可贵之处。
二十世纪的1966年到1968年，正当文化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另一狂潮悄悄逼近。“战后婴儿潮”这个说法，我是到美国后才听到的。这潮水在西方涌上了海滩，在中国则是惊涛拍岸。从1960年代初开始，初中教育在中国的大中城市开始普及。高中教育也有相应的、但远不成比例的发展。文革中的中学毕业生向何处去？升学，师资和校舍在哪里？就业，刚刚起步的工业如何容纳？海量涌入城市工商业的就业人口，即使收入水平再低，也将吞噬大量的工商业积累。在工业化的初期，这样的失衡难以避免。要么是普遍贫困下的停滞，要么是有人做出牺牲。为了牺牲，需要激动人心的口号，同样少不了强制。可以质疑口号所宣称的附加价值，可以谴责强制的正当性，但口号和强制代表的是不得已的抉择。在漫卷的红旗下，在喧天的锣鼓中，知青走向中国工业化的祭坛。从1966年到197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平均增长率为7.1%。
这样说来，“青春无悔”和 “不堪回首”岂非同属一派？二者的前提都是，我们本该是城里人。我们下乡了，小姐落难、书生蒙尘，我们为民族牺牲，我们为国家奉献。告别农村之后，混得好，我们有资格格外骄傲；混不好，我们有权利怨天尤人。因为我们被耽误了。据说，上山下乡耽误了整整一代人。但是且慢，真是“整整一代”吗？知青1700万，当年中国的人口在八至十亿之间，其中约五分之四是农民。也就是说，将近有一亿与我们同龄的农民兄弟姐妹做出过跟我们同样的牺牲、同样的奉献，还要加上他们的父兄！没有人问过，他们的青春有悔无悔，往事可堪回首。就算是去问，恐怕他们也顾不上进行如此充满激情和哲理的思辨，天亮还得下地，从土里刨食，通过农业税和剪刀差为工业、科技、教育、国防输血。
知识青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也许是仅见的最自恋的群体。我自己也在这个群体之中，跟本书的作者相仿，曾插队十年。回忆文章不说了，我自己也写过几篇。单看文艺作品，除了诗歌、小说、绘画、电影、电视剧之外，还有音乐，独唱的、交响的、汇演的、巡演的，从知青回城到现在就没断过。说“自恋”其实并不确切。我们是怕，怕被社会遗忘。王朝建立了，从龙的会论功行赏。革命成功了，革命者会受到尊崇。我们也革过，也苦过，但我们中的许多人早早下了岗，几乎全部人都已经退休，除了我们自己，好像没有人还记得我们这个群体。这也难怪，知识青年毕竟没有完成正常的中学教育，而时代已经不同了。
时代不同了，这回是几亿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是谓“农民工”，他们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很少得到城里人的平视和尊敬。
时隔将近四十年，本书作者仍然记挂着和他共同劳动、生活了十年的农民。
拨开一个个王朝的灰烬，传递文明的薪火；捱过一次次战争和饥荒，保存国家的生机；祖祖辈辈日复一日地艰辛劳作，守护民族复兴的希望；抛家舍业成群结队地走向城市，用血汗为古国的经济腾飞奠基；这就是中国农民。
在那段漫长的岁月中，曾与你们相伴；在那条坎坷的道路上，曾与你们同行——我们终生难忘。
刘力前 201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