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节 附二：《与魔鬼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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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魔鬼共舞》一文的说明
此文是陶柏康由何荦介绍来谈后写的，事先我知道他原是市纪委干部，后在党校研究党史，所以我当然有问必答。他来前似已有所了解情况，很快就由另一女编辑来出示此稿，并说拟在某杂志上发表。我表示我无权发表党的隐蔽工作史料，尤其是在杂志上公开登载。因此我表示了“暂不同意公开发表”的意见，至今我仍很抱歉。
现在来看，作为史料我觉得尚有多处可商榷，但可以作为留存参考，等以后有时间再修改吧。
1999年1月23日
附二、
与 魔 鬼 共 舞
—— 记打入汪伪上海特工总部的地下党员赵铮
很早就听一些老同志介绍，在潘汉年领导的情报部门，有一位杰出的老同志，在汪伪特工总部等机构担任财务总管长达6年之久，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又能长期坚守岗位，入污泥而不染，洁身自好，保持一名共产党员的纯洁性。他，就是现已八十多岁的离休干部赵铮。
我们怀着仰慕的心情，叩开了赵家的大门。
“我只不过象是京剧里跑龙套的角色， 不值得一写、我自己也很少写文章。可以向你们介绍一些情况，但是，我希望不要发表”。赵老平静而诚恳地说。
我们反复地向他说明，他的革命生涯是党的隐蔽战线斗争的历史回忆，研究那一段历史，是为了给当代人和后人留下一份新珍贵的史料，这与宣传个人不是一回事。
赵老终于打开了话匣，但仍不同意公开发表。
赵铮祖籍江苏扬州邵伯镇，赵家是世袭的书香门第，赵铮的父亲是前清举人，中举后在邮传部当个七品芝麻官。因此，赵铮的出生地是在北京，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时代。他至今讲得一口字正腔圆的北京话。
赵铮生于1915年，那是一个大动荡、大转折的时代。1915年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北京革命风暴的序幕。此后，五四运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北京地区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和政治革命的浪潮，使北京成为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赵铮，耳濡目染，受到不少进步思想的熏陶和影响，对他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据赵老自己回忆，1927年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时，他正好小学毕业。得知这一消息后，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动，虽然当时他的思想还懵懵懂懂，但总觉得李大钊是好人，张作霖是坏人。
此外，赵老还谈到，当时，他已开始知道一些革命者的名字，如邓颖超，也明白当共产党是很危险的，是要被杀头的。同时，他也接触了一些进步的书籍，还读过一些张恨水的作品，因为张是他家的邻居。
1935年，经家乡一位远亲的介绍，年仅20岁的赵铮，回到江苏高邮，进入江苏银行镇江分行高邮办事处（对外也是一家像样的银行，在高邮似是唯一的银行）当雇员，开始了他的银行职员的生涯。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此时，赵铮恰好到设在上海的江苏银行总行工作，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上海越来越吃紧，这时，行方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决定以“疏散”为名，大量裁减银行员工。这一举动遭到全行员工的强烈反对，这个地下党领导的上海银行钱庄职员联谊会，发起领导了反疏散斗争。在斗争中，赵铮进一步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参加了银联会，积极投身地下党领导的各项斗争。期间，他还在银联会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诸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等，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不久，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到“三行”后，直接领导人是夏其言。夏在解放后，曾是《解放日报》社负责人之一。
打入敌营
入党后，赵铮除了日常工作以外，全身心地投入了地下党的活动，并担负起一定的领导责任。当时，江苏银行为了帮助职员提高业务水平，在淮海路上的启明女校旧址举办三行员生补习学校，补习一些文化业务知识。在学校里，赵铮一面补习功课，一面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但是，当时他并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加上人缘特别好，所以受到同学的一致拥戴，被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这时，一名银行同事岳光烈找到赵铮，告诉他一个消息，说是他最近在帮海门行一个叫叶耀先的人筹建一家银号和轮船公司，此人的姑夫是汪伪上海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他问赵铮，是否愿意到该银行去帮助工作。了解这一情况后，赵铮立即向夏其言作了报告，夏听后向上级党请示报告，觉得这是打入敌特机关的好机会，便指示赵铮接受这项工作。
临行前，赵铮来到夏其言的家里，在夏家的书桌上插上一面自制的小红旗，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对鲜艳的党旗，作出了神圣的承诺。
1939年夏天的某一天，赵铮穿上长衫，到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76号报到。赵老回忆说，不知为什么，那一天他的内心格外平静，丝毫没有紧张胆怯之感。坐在楼下的客厅里，等待李士群的审查。不久，李士群在叶耀先的陪同下，从楼上下来与赵铮举行个别谈话，了解赵的简历，赵一五一十对答如流，很顺利地通过了李的面试。随后，岳光烈陪同赵铮到楼后的小房间填写表格，“宣誓”参加“和平运动”。
从此，赵铮开始了在魔窟中长达6年的斗争生活。
76号大管家
赵铮工作的地点是在江苏路35号一座大洋房内。这里打着“留俄同学会”的招牌，实际上这里是汪伪特工总部警卫队的所在地。警卫队分成两队，一队归吴四宝管，重要负责内部警卫；二队归杨杰管，主要负责外围警卫。
赵铮是叶耀先从江苏银行调入的第四名职员，前后，叶又从江苏银行调来许多职员。由于先来后到的关系，加上赵铮出言谨慎，表面上对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叶耀先言听计从，所以很快得到叶的赏识，把财务大印和私章全都放在赵的手里。在外人眼里，赵铮是叶的心腹，对他格外尊重。此外，赵确实掌握着76号的一部分财政大权，凡经济上的一切往来，都要经过他的手，这也给日后的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之处。
赵铮心里非常清楚，只要在经济上迎合叶吉卿和其他敌特头目的需要，就可以长期顺利地埋伏下去，因此不管叶吉卿等多么贪婪，赵都一一满足。关键时刻还替他们补补漏洞，因而很快就成为76号内上下人缘最好的大管家。
据赵老回忆，他第一天进入魔窟工作时，就受到杨杰和裘公白的宴请。谈笑之间，杨等再三表示，他们最害怕共产党打进他们内部来。听着这些话，赵铮表面上异常平静，内心却非常高兴：你们万万想不到，此刻，共产党员正坐在这里与你们喝酒聊天呢。
1939年10月，汪精卫到上海，主持召开所谓的“中国国民党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就在76号内举行。会议召开时，日伪如临大敌，严加防范，警卫力量不够，就把76号内所有的人员都拉来凑数。于是，赵铮也破例当了一回军人，还被授予少校军衔。因此，他也成为汪伪这幕丑剧的直接见证人。
此后，为了工作方便，赵铮先后学会了开摩托车、汽车，经常开着汽车，自由出入魔窟，而且越来越受到日伪头目的赏识。到1942年，赵铮的军衔已经晋升为调查统计部上校科长、代厅长，成为敌特机关炙手可热的上层人物，还多次在南京当过汪精卫的座上客。
在76号工作一段时间，取得敌特的信任后，赵铮便开始注意收集重要情报，提供给党组织，据赵老回忆，第一个与他取得联系的同志名叫张心宜。这位同志解放后担任过江南造船厂党委书记。当时，他与张心宜互不了解对方的情况，甚至连对方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第一次接头选择在电影院门口，事先约定联络暗号，赵铮提供情报或接受任务后，就迅疾离开。
过了一段时间，随着赵铮在76号的立足更稳，就在常熟路上专门租了一间房子，作为他与地下党联络员交接情报的固定场所、平时，这里派一位女同志常住在那儿，赵铮和另一位同志定期在那儿碰头，密交所得的情报，这位同志的姓名，赵铮至今不得而知。
大约从1941年底开始，赵铮和史永（沙文威）同志建立固定联系，接受史的领导。起先，他俩在赵铮的弟弟工作的宝隆医院（德国人开办、现长征医院）职工宿舍里联系，后来史永也到赵铮的家里去联系。在此期间，史永一度离开上海去淮南解放区，就由刘人寿的妻子黄景荷代替史永，和赵铮联系。
党的耳目
赵铮打入76号以后，除了日常工作外，便是集中精力收集所见所闻的重要情报。据赵老介绍，从1939年到1940年，他的主要任务是及时了解汪伪特务机关的动向，及时向党组织发出警报。虽然，他当时并不直接参与特务活动，但是，由于他的工作的特殊性，使他有可能对敌特机关的重大活动有所了解。比如，李士群刚到上海，他就很快摸清了李士群的经历、个性，以及他的活动规律。在谈到李士群的历史情况时，赵老特别提到：现在一般史书上都说，李士群早年曾留学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但是，他当时听杨杰和裘公白（他俩都在那儿学习过）说，根本没那回事。但是，他确实参加过“留俄同学会”，也打着这一招牌，拉拢一些有过这段经历的人下水。
汪精卫1939年到上海组建草台班子时，住在愚园路，门牌1136号一栋洋房里。其时，赵铮对有关情况搞得八九不离十，甚至对汪寓所周围的警力配备、人员往来，也摸得比较清楚，使党组织能够及时掌握汪伪政权的重大活动。回忆往事，赵老特别提到，1939年12月，地下党员茅丽英被76号特务杀害的事件。据他介绍，杀害茅丽英并非李士群等所为，而是丁默村的手下所为，而赵铮与丁派的人没有关系，因此也没有及时得到情报。解放以后，张承宗同志曾批评过赵铮，赵只能如实说明。尽管如此，赵老对此事依然感到遗憾。假如当时能多建立一些联系，也许可以使这位英雄免遭杀害。
1940年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中共江苏省委成立了情报委员会，并提出了收集日伪战略情报的要求，赵铮的工作重点也有所调整。
这时，汪伪政府还都南京，并组建了警政部。开始时由周佛海当部长，后来转由李士群担任。于是，李就把杨杰和赵铮调往南京，杨杰任特种警察署署长，主要管铁路、公路、水上和森林警察，赵铮担任总务科长，主管行政、财务、文书、人事等日常事务性工作。因此，汪伪政权的重要活动，特别是军事行动，赵铮都能及时了解。
后来，李士群又当上“清乡委员会”的秘书长，具体负责“清乡”扫荡，赵铮利用工作便利，基本上掌握了从“清乡”准备到每一次大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使新四军和游击队及时采取对策。除了这一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这是因为赵铮和担任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汪曼云的“私交”不错。汪经常到赵铮那儿报销“清乡”的经费，借机中饱私囊，赵一般都眼开眼闭。此外，汪知道赵的弟弟在德国人开的医院里工作，搞得到进口药，经常托赵买药，赵都一一满足。于是，汪经常与赵套近乎，言谈之间， 也能得到不少情报。
汪伪傀儡的惨况
1942年以后，随着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加快，日本侵略者日益显示出行将战败的颓势，汪伪政权的利用价值也不断丧失。赵铮在回忆中谈了一些历史情况。
1942年底，汪伪政府的顾问影佐祯昭奉调回国，意味着汪伪政权失去了一个直接支持者。在此前后，其他一些支持汪伪政权的日本人，也陆续被调回国。影佐回国前，李士群在南京设宴为他饯行，叫赵铮作陪。赵铮看着喝得酩酊大醉的两个丑类，从他们的胡言乱语中感觉到他们流露出来的对末日来临的凄惨和无奈。
1942年秋，李士群、叶耀先派赵铮去找汪伪政府的经济顾问青木，递交一份有汪精卫签署的文件，特科老关系、投敌伪充感化院长的鲍君甫当翻译。主要内容是想在浙东地区建立一个所谓的“四省行营”，其目的是准备在盟军登陆时，到浙东地区“打游击”。按理说，汪精卫已经批准的计划，付诸实施应无问题。但是青木对此文件根本不屑一顾。赵铮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对青木说了老半天，这个老奸巨猾的日本鬼子完全不予理睬。听到最后，只听见他冷笑了几声，以示作答。此事便这样不了了之。
1943年9月，日本特务机关认为李士群已经完全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有时还给他们的行动增添麻烦，如密捕吴开先等，于是便在杀害设下毒宴，毒死了李士群。李死后，赵铮接到76号的报告，立即赶到苏州了解情况，向党组织报告。李士群死后，树倒猢狲散，李手下的人马如惊鸟四散，赵铮也乘机离开了这一魔窟。
这时，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派人与赵铮在银行经理室中商谈，告诉他，他们正和万里浪、陈恭澍、孙时霖合作，筹建一家贸易公司，请他出任副经理。来人讲得很清楚，日本方面参与筹建这家公司的目的很清楚，赚钱是次要的，主要是要搞到新四军战略情报。事后赵铮及时把这一情况向史永作了汇报。史永听了非常高兴，认为这是继续埋伏的好机会，可以接受。于是，赵铮又立即投入了公司的筹建工作，并为公司起名“海通贸易公司”，意即从事上海与南通地区的商品贸易。在此期间，赵铮开始收集经济情报。
不可遗漏的历史插曲
在回忆中，赵铮披露了他与潘汉年见面的情况。1943年3月，他在南京汪伪调查统计部第一厅工作时，负责日常的迎宾送客工作。有一次，他到中央饭店接待一批客人时发现，客人中除了大多数他熟悉的人以外，有两个陌生面孔，其中一个名叫钱新民，另一个人西装笔挺，风度翩翩，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气质明显与众不同。按照汪伪特工机关的规定，他不便打听来人的情况。于是只能旁敲侧击，了解情况。这时他得悉客人要买两张到镇江去的火车票，心里更犯疑，镇江与新四军根据地仅一江之隔，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来南京干什么？事后他立即赶到上海，向史永描述这两人的样子，随后，史永又向张唯一汇报。过了几天，从史永那儿知道，其中戴金丝边眼镜的人就是潘汉年。直到解放后才知道，潘汉年此次南京之行，就是被李士群挟持去见汪精卫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这是赵铮在地下工作时和潘汉年的唯一一次见面。潘案发生后，他因此受了株连。
抗日战争胜利后，赵铮奉命离开上海，转移到华中解放区工作。解放后继续在公安战线、经济战线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1978年，他奉命去香港筹建“上海实业公司”，公司的名字也是他起的。现在，上实公司已经成为上海在香港的一个重要的窗口，赵老作为创始人之一，功不可没。
历经风雨沧桑的赵铮，现在过着平静而幸福的晚年生活。他家客厅里悬挂的一副对联，是老同志包善政写的，是对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常年吃清茶淡饭，终日抱喜悦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