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和温可铮教授在江西的日子
在当时全国的知青中，既下了乡还上了山的大概不是很多，而在江西井冈山地区却有一批知青是既下了乡——来到了农村插队，又上了山——“上调”到林业局做了伐木工，我就是其中之一。不管是山上还是乡下，那些个年月大多是不堪回首的，即便想起来也是极苦涩的。唯独乐意回首的是在井冈山文工团的日子，而其中最得意的回味，是与著名男低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温可铮教授的“邂逅”。那时虽说是经过整个地区的大汇演被“截留”了下来，可户口和粮油关系仍在乡下，回想起来其实就如现在的农民工。即便如此，一点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感觉就像从地狱里爬到了天堂。让多少同赴汇演的插兄插妹羡慕不已啊。而随后又让文工团的同事们羡慕妒忌恨的是，唯有我成了温可铮先生的学生。
三十七年前一次偶然的机遇，温教授成了我这个编外学生的授业恩师，从此深得教诲，获益匪浅，猥蒙厚爱，至今感铭于心，不敢有忘。那是在“四人帮”被打倒的前夕，温老师随上海音乐学院开门办学的队伍来到江西吉安，与我井岗山地区文工团（现吉安市歌舞团）、采茶剧团等当地的文艺团体进行交流并予指导。因为久闻温可铮教授的大名，今真见其人，竟疑入梦，着实兴奋不已，认为是幸运之神对我难得的眷顾。当时团里让我出一独唱，记得我唱的是毛泽东诗词“黄鹤楼”。刚一唱完，只见温老师第一个站起来带头为我鼓掌，紧接着掌声在全场响起。对于我这样一个当时刚从知青插队的乡下调进文工团不久的新人，能得到大师的“认可”，确是意想不到而受宠若惊。更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他对我说：“江西能唱的我基本都听了，你的路子还是比较正的，尤其是高音。”说得我是一愣一愣的，根本不敢相信。而当时温老师住在我文工团隔壁的招待所（今吉安白鹭宾馆），我便时不时地溜到他的房间里去请教或闲聊，他也常来我的宿舍坐坐，而且还得是“悄悄地”。因为当时“四凶”尚未被擒，他还因是“中国声乐界的第一号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被“管制”着。他曾不无自嘲地对我说：“他们把我打成了中国的‘第一’，那是把我抬高了，我倒从来没认为我是第一呢！”但是我可不管这些，巴不得温老师天天都能来我这里，这不仅仅是能够因此得到向大师求教的机会，而是为了不断证实这份幸运，担恐这份幸运会突然离我而去。当时物质匮乏，拿不出多少东西来招待温老师，最多的就是长生果（花生）。那时上海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每家人家才能分到一小袋，还要分大户小户。而江西盛产花生，所以就请温老师“尽情”享用。此外，我还递给温老师上海的大前门香烟，他时而也会接。温老师曾跟我说过，“造反派”打他斗他，掐他的嗓子，不让他唱歌，甚至连练声都不许。我们知道温老师原本是烟酒不沾的，大概是因为被“造反派”迫害太多，被折腾得太“累”，是不得已偶尔用烟来缓解释放一下太过压抑的心绪和精神？我想，给过温老师烟抽的大概也就是我了？不知这样做是“害”了吾师（嗓子），还是“帮助”了吾师（对于当时的精神和心情）？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温老师谢绝了团里其他同行拜师的请求，只带着我跟着他们的队伍走，并且几乎每天给我上课。而我也如饥似渴地汲取着他教给我的一切。那时因为年轻，所以凡是他对我指出的每一个问题，提出的每一个要求，我都不用记笔记而全在脑子里，并且基本上能做到个八九不离十，因此他也很高兴。（记得温老师他们回到上海的第一个春节，我也回家探亲，并再次上门“回课”。他听完我的唱后哈哈大笑，对为我伴奏的夫人王逑教授说：“你听，这小何学得简直绝了。”这已是后话。）
其间，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四凶”被打倒的消息传到吉安泰和县的当日，本来说好了上午是我的课，可是等到近中午时分了，温老师还没到琴房？我等不及了便去招待所找他。却见音乐学院的学生们正围在县招待所的走廊上拍手叫好。我凑近一瞧，顿时被温老师的“举动”吓得张大了嘴。他那么胖的人居然在做侧空翻，打“虎跳”！因为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可能心脏有些问题。那他为什么还做如此危险，如此“吓人倒怪”的动作呢？原来只因为“四凶”今日被擒，可以重见天日了。我忍不住问他，什么时候学的这些功夫？他说他其实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年轻时还经常玩一般人不敢跳的十米跳台的跳水呢。此刻他已经换了一身的新衣服：当时很流行很时髦的的卡中山装，一双松紧口的北京鞋，上海人时称“懂津鞋”。可谓是旧貌换新颜，喜形之色溢于言表，虽然并没有多少言表。接着，我便跟着他一起来到楼下的井边，帮他洗晾换下的旧衣服去了。以后的日子里温老师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愁云笼罩，而是笑逐颜开，只因为从此又可以放心练声，能够放声歌唱了。更加让我感怀不已的是，温老师在随队离开江西前夕，在我团简陋的琴房里，他一口气录了13首歌（由朱雅青老师伴奏的），“这是为你录的”他对我说。我当然如获至宝。要知道当时用的可是最老旧的“大方块”的盘式录音机和做报告用的台式话筒。现在回忆起来，真是难以想象。这些珍贵的“礼物”，当时是我唯一的声乐学习资料，至今我仍旧珍藏着。只可惜年数太久，录音带全粘在一起了！凭借着这份机缘，每遇声乐上难以解决的问题，我就写信向温老师求教，让我感动的是，温老师总是很快就给我回信。而象他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再晚些给我回复，哪怕不予回复也是很正常的。有次他还对我说：“小何啊，我特别喜欢看你的来信，写得情真意切很感人。”除此之外，我想为什么温老师爱看我的信，因为他到江西吉安那会儿还是个没被“解放”的受迫害者。但是我们对温老师是特别地仰慕尊重，敬如上宾。感情可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了。此后只要有机会回沪公干或探亲，都会到温老师府上看望并“伺机”请教。温老师还常向当时在场的学生（多数已是成名的歌唱家）一本正经地介绍：“这是江西井冈山歌舞团的男中音小何。”这反而令我局促不安，诚惶诚恐。毕竟我仅是个名不经传的小人物，并非温老师的高足，连自称是温老师的学生都不敢，岂敢“高攀”！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有次在温老师家，他特意让我听他回上海后的一组演唱录音，是鲍惠乔老师伴奏的。我以为是用这办法给我上课。不料听完后他问我：“你给听听，我现在的声音是不是比在江西你那里时有些进步？”我没想到温老师会这样问我，当时只是吱吱唔唔地回答：“是比江西时要好”。“应该是的”，他说，“毕竟现在可以放心地练唱了，应该是有所恢复的”。有点意思的是：一位大师在问他的一个学识浅薄的“编外”学生，问一个无名的后来者。因为不耻下问，才更让人高山仰止。也许只有真正伟大的人物才会具有如此虚怀若谷的品格——也正因此而显现他的伟大与不同凡响。
这一切，终究是我此生无可替代的感念与珍藏——和温可铮教授——在江西的那些日子。
（何庆和为上海北郊中学67届初中生，江西峡江水边公社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