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节 知青中的文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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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知青中的“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四字，用在当今似有些调侃的意味，但是若与当年的知青挂上钩，那就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了。当年上山下乡的洪流裹挟着无业可学又长幼不一的数百万学子来到各地乡下，而成为知青。其间先后有相当一部分的知青被选中上调到各地各级的文工团或歌舞团，其中就有不少在江西的上海知青成为当时的“幸运儿”。而我则是在乡下种田加上进山里当伐木工共5年后才有幸进入文工团的。
那是1973年8月，整个井冈山地区（现在的吉安市）举行了所有13个县加吉安市和当时的井冈山特别行政区都参加的地区文艺大汇演。我则和一批由知青组成的峡江县代表队赴吉安参演。没想到汇演结束就没让我再回峡江去，在唱了半首“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后给直接留在了地区文工团，因为他们需要男中音。我的留下，也曾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轰动”。据说当时县宣传部和地区宣传部还为我的去留问题出现过一点点矛与盾的对峙，也让与我同赴汇演的插兄插妹们不乏羡慕嫉妒恨。在为自己感到庆幸的同时，也为他们感到遗憾。说句题外话，当时我所在的峡江县，无论是篮球队、足球队、乒乓球队就象我们文艺代表队一样，几乎是清一色的上海知青。以后又知道，江西省一级的各大文艺团体如歌舞团、话剧团、京剧团、越剧团、杂技团等等也几乎由上海人包圆了在撑市面。由此可见当时的江西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落后状况，也就多少显出了上海知青在这方面的某种优势，即使那人在上海时并没有接触过文艺或体育，但至少也是见多识广一些，比如总见过钢琴、小提琴和篮球、足球等等。
我在文工团前台后台十分卖力地忙乎了整两年，才争取到了作为江西省艺术学校学生的编制。而那两年里，而今回想起来，虽然已在文工团工作，但粮油户口关系全在乡下，那不就是现在“农民工”的概念吗？那时艺校学生的编制是有了，可是实际上没让我到校上课，而是在团里演出；“享受”的则是学生（其实就是学徒工）的待遇。即便如此，给人的感觉已不啻是从地狱里爬到了天堂！
阿弥陀佛，一点也不夸张。那时甚至觉得，哪怕不给工资，只给饭吃，也是乐不可支了。只因在山里扛木头的那些日子，劳动强度劳动条件比劳改犯还劳改犯；人的模样则是面黄肌瘦破衣烂衫，比叫花子还叫花子。到了文工团，改头换面，焕然一新，不但舞台形象顿时光鲜，便是人的尊严也非昨日可比。受人尊敬的程度和所谓的社会地位也陡增了不少。更何况所干的行当正是自己所向往却又是不敢梦想的专业。
当时江西文艺学校很多个班的学生也几乎全是上海人，而且没有“为主”二字。如我所“在”的歌剧班及其他话剧班，器乐班等等全班统统上海学生，连好多位老师也是上海人。我当时就开玩笑说，这哪是江西艺校啊，其实就是上海艺校江西分校。我们团里的上海人就更多了。由此可见，上海知青成为真正的文艺青年，特别是成为江西的文艺青年之后，从省里到地方上为江西文艺事业的发展，为各地各市文艺水平的提升，还是作出了不小的贡献的。其中亦多有成就斐然者而成为文艺界的明星。
多年之后，虽然怀揣着的是江西文艺学校的文凭，是由校长亲自签发盖章的正式文凭，不是从地摊上买的假文凭，可心里总觉得不甚踏实；因为我一天课都没上过，连母校的校门是朝哪开的都不知道。没有进过校门的人，拿的居然是真文凭，甚至还被认为成绩优异。这种奇怪的现象大概也只会发生在那个奇怪的年代。
因为是文工团，不是专门的歌舞团或话剧团，所以是什么都演，什么都得会演。歌舞、歌剧、话剧、滑稽戏，小品、相声、诗歌朗诵、独脚戏等。你不得不让自己“多才多艺”方能应付，而且一人常需身兼数“职”，最好全能。演员不但要顾着前台，还分别兼着后台各工作组的工作，如舞美组、音效组、灯光组、服装组、道具组等等。那时的样板戏“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我团也都能一丝不苟全剧照搬。那些个大大小小的道具，或是买不起，或是没处买，几乎都是自己动手仿制。让本来动手能力不太强的我等自此之后也成了“能工巧匠”。
记得我团恢复演出歌剧“洪湖赤卫队”，大概是文革后最早的。偏偏在这部戏里，男中音派不上什么用场，最后只好扮演叛徒王金标。由于演得过于“逼真”，做“戏”做得过分，还受到了导演的严肃批评：别演得太传神逼真了，否则就抢了韩英的戏了。
在阿塞拜疆的轻歌剧“货郎与小姐”里，我这男中音倒是有了“用武”之地：小姐的父亲必得由男中音来扮演。因为大家觉得我扮演外国人的腔调还煞有介事，便给予不低的评价。甚至有朋友以为我到过外国，所以做得很象外国人！天哪，我只到过外地——从上海到了江西。
而在大型话剧“万水千山”里，我则今天扮演红军营长，明天扮演匪军连长。好人和坏人的转换，英武不屈与猥琐丑陋之间的“变脸”，让自己颇觉有趣。
然而最让自己演得过瘾的是在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一剧中扮演的男一号“李小章”即“章小理”。该剧是以喜剧的手法描写悲剧，而剧情所描述的正是我们知青的遭遇。出身欠佳的男主角为了上调，虽费尽心机耍尽“滑头”，结果一无所有。剧中的笑话是流着泪来欣赏的。那时四凶还刚被打倒，思维定式和思想禁锢尚未完全走出樊笼，言论的自由远不如今日开放。只因该剧很多台词说出了人们还不敢说的“心里话”，所以每场演出中总有几十次被观众自发的掌声打断。群情激愤，场面动人。当时团领导还曾为要不要上演该剧抖抖豁豁，犹豫不决，伤透脑筋，最后还是显现出不小的“魄力”和“勇气”。现在看来，那几乎是不值一提的问题。而我所扮演的男一号，正是以知青的身份演知青，不用去体验生活，本身就生活在当中。台词说的就是自己的心里话，讲的就是自己的遭遇。几乎就是“本色”的自然出演，不需要做作“表演”。
在我等知青的名称已经被冠以“老”字的今日，回想当年在江西井冈山文工团的那段日子，是此生最快乐最幸福最值得回味的时光。凡是我文工团的老同事们都这么说。我想，在各地文工团或歌舞团工作过的上海知青“文艺青年”们大约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是从艰苦岁月里走过来的我们这一部分人曾经有过的值得留恋的 “花样年华”——很自然地也把它划进了我们的知青岁月。
当年的“文艺青年”，而今大多回到了故乡，或已退休；但是在上海各处以知青名义演出的舞台上或在群众文化活动的广场上，依旧活跃着他们的身影，依然美丽，依然年轻。他们仍以曾经拥有的艺术表演技能和舞台表演经验，为群众文化活动奉献着热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