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7节 从 下 放 到 下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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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下 放 到 下 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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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萌在其关于知青史的力作中指出：上山下乡是场积弊丛生的运动，对知青是场强加的灾难， 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而有人则认为知青下放给农村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和新作风。知青们与村干部打交道的作风，包括同村干部争吵甚至动手打架，对农民有着积极的影响，对农村政治的民主化有积极的意义。面对大量回顾展的举办和文献片的播放而纪实性地重现的知青生活，有人呼唤要为这一代人 “争一个公道”。但对孟繁华来说，这一重现只是一些已成为当代社会精英和掌握了话语权力的前知青的“怀旧”。在他们那里，“回忆、怀恋往事成了青春的证 明，苦难变成了资历，想象中的田园风情变成了抵制今日时尚的依据与信念”。
无论是理解还是误解，迄今对知青一代的关注主要还是在他们上山下乡的艰难经历。显然这一关注需要被延伸入改革时代，因为他们之所以成为一代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上过山下过乡，还因为他们在改革年代都有着相同的艰难遭遇，而审视改革中的遭遇反过来更能加深对他们上山下乡苦难的理解。为甚么这一代人会率先下岗？为甚么他们在下岗后难以再谋一正当职业？为甚么他们难以应对改革的变动？为甚么他们难以从改革的政策受益？没有下放，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改革中不会过早下岗；而正是下岗，他们下放的负面影响才深远地显示出来。下放和下岗，这一代人的两种命运体现了从毛泽东革命到邓小平改革两大时代的转换。
不完整的教育
1966年6月开始，当这代人在中学和小学“停课闹革命”时，他们中没人意识到不完整的教育将从此陪伴他们终生。他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而向所谓旧教育制度造反，但当他们批斗老师和毁坏教室时，他们摧毁的是共和国经年才建立起来的正规教育秩序。因此当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号召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时，“复课”实际上已没有可能。学校里缺乏复课的物质条件，老师们难以在批斗过自己的学生面前重执教鞭。更大的问题是，除了政治性文件以外没有知识可学。复课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语录与文革的文件，批判资产阶级教科书和教育制度，在此同时安排一定的时间复习数学、物理、外语和必要的常识。可正规的课程已在红卫兵对“智育第一”的谴责中被批判，革命化的课本还没编出来。而自毛泽东于1966年5月为教授和专家冠以“资产阶级”之 后，知识分子已成贱民，拥有知识已成罪过。在这些条件下，即使复课也难以学习正规知识。因此当老三届从1968年末率先大规模下乡时，他们拥有的只是不完整的教育。
当田野取代了课堂，经年的劳动取代了文化，知青们既有的科班知识也随之从记忆中褪去。1971年，张铁生在插队三年后被选为生产队长；1973 年张在被农民推荐为考生后参加了文革中唯一一次并因他而最终流产的大学入学考试。张的数学考了61分，语文考了38分，物理和化学考了6分。显然张铁 生在农村劳动中表现很好，然而他的成绩却铁一般地说明：下放使知青一代连已有的不完整教育也无法保住。不过，并非每个知青都最终失去了完整的教育机会。 1970-76年中国的大专院校总共招收了94万基于推荐制的工农兵学员，其中知青学员的人数在1973年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后有很大增长。1974-76 年知青入学的平均比例是大学、中专和中技招生总数的25.1%。如果把这一比例视为1970-76年知青入大学的比例，那么工农兵学员中当有23.6万左、右是来自农村的知青。再加上一些知青在回城或当兵后又被推荐，因此文革中知青一代可能有约30万 人入了大学门。
1977年恢复高考后，1977-79年有43.9万知青从农村考入大学。加上很多已回城再考上的知青，中国大学里1977-79级中可能约有55万 是知青一代人。1979-82年中国电视大学招收了36.22万全科生；以及函大和夜大的16.81万学生。如果以电大的学生年龄分布为基准，那么1979-82年的电、函、夜大共计53.03万的学生中约有62%或 32.88万在20/23至32/35岁，即在知青一代的年龄范围里。鉴于知青只曾是其同龄城市学生人口的61%，那么可以认为知青一代约有20万人是这几年电、函、夜大的学生。从1970年起的工农兵学员到1977-79级的大学生，再从1979年起的电、函、夜大和 大专班拖拖拉拉进入1990年代，知青一代人按宽松的估计大约有115万最终受过高等教育，而另外的1,532万除了约50万人在文革中上过中专、中技 外，只能永远拥有不完整的教育。
随着改革的开始，教育水准变得日益重要，大专的文凭成了晋升的依据。1979年中国政府开始把教育程度作为基层以上提拔官员、企事业领导的一 项指针，而1983年干脆把大专文凭作为提拔的一项基本依据。这种提拔政策无疑对中国各阶层领导的现代化富有意义，但它却无视历史，把知青一代人下乡 的苦难化为了他们后天的缺憾。尽管这一代的1,500多万人依然年青、有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和良好的工作表现，但如果没有大专文凭，他们永远登不上晋升的 阶梯。随着改革的深入，至1980年代中期，高水平的教育成了每一种正当职业的基本要求，就连服务性行业也不例外。1990年代中期，北京一家茶叶店要求 应聘者不但要年轻，粗通茶文化，还得懂英语。邓小平的改革根本性地改换了毛泽东的革命社会的目标，而在这改换里，知青一代下放的“积累”变成了无用的资 历。面对教育程度日益增高的要求和改革快速变化的节奏，知青一代缺乏应变的基础，成了改革社会中“没本事”的人。最惨的是这代人约有一半是66-72 届的初中生。在14-17岁之间，他们以大致小学的教育程度去了农村；而在40岁左右下岗后，他们成了褓姆、摊贩、钟点工、饭店服务员。不完整并且水 平太低的教育使他们无法竞争改革带来的新机会，而改革前进时他们下了岗，被拋在后面端盘、练摊、搬煤气。
经济转型的困窘
下放曾使知青一代成为毛泽东时代城市出生人口中最贫穷的群体，而最贫穷使他们只具备最微弱的能力来竞争改革带来的经济机遇。
无论是从农村还是兵团大撤退，知青回城后依然穷。1980年代初邓小平把改革推入城市、允许有限的私有化并造成商业活跃时，回了城的知青一代却无法抓住这些机会。他们已穷得太久，缺乏必要的资本来开展自己的经济事业，国家的银行也不贷款给个人。
知青一代的经济地位已因市场经济的“付费” 模式而往下沉沦，改革崛起的通货膨胀和超前消费更向他们落井下石。他们的经济地位还在民工和年轻一代的挑战下岌岌可危。1990年代初，大量民工涌入在城市，他们搬砖瓦、扫垃圾，做着所有低质量与低收入的工作。由此而堵死了知青一代的后退之路。一旦这代人下了岗，他们将连找低工资的工作也很难。而更年轻的城市一代却堵死了知青一代的上升之途。因为他们有着一切老板都看中的两样本 钱：有教育、年轻。夹在民工和年轻人之间，知青一代在市场经济中进退无据。他们不想干民工干的，何况机会已越来越少；可他们又干不了年轻人干的。下岗后他 们将无处可去。
知青一代转型的困难还在于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概念。他们有过中国传统的教育，儒家的轻商在他们思想中留下过痕迹；他们许多人也看见过19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革命的教育教给他们的是理想主义和平均主义；长大要当工人农民，而不是当生意人赚钱。因此在 1980年代这代人也和许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厌恶经商牟利，视跑单帮、干个体致富的为不正当发财的人。当然，他们也就同时放过或无视了许多可以开展自己 经济事业的机会。更关键的是，社会主义是他们所曾生活过的唯一经济制度，即便不喜欢，他们也熟知其好处：铁饭碗、公费医疗、退休劳保。当邓小平要打烂铁饭碗、“摸着石头过河’’含糊地向市场经济转型时，为着工作和生活的稳定，这代人更倾向于留恋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对大回潮回城的800多万知青来说，向市场转型尤其困难：他们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更不能在生活尚未稳定就又被推向不稳定。他们已饱尝农村的艰辛，需要的是时间和收入来平复心理的伤痕和重新适应城市生活。只要社会主义能支付活得下去的工资，那么他们就更没有转型的紧迫性。
但知青一代绝难想到社会主义经济会随改革而陷入泥潭，自1980年代，中国的乡镇、私有、合资、外资企业飞速发展。1998年底中国有23.8万家国有企业，而外资合资企业已达32.5万家，并且它们的工业总产值已与国企半斤八两。国有经济企业因资本缺乏、劳工过剩、效率低下而成了改革中的最大输家，为了存活和向工人支薪，国企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国家银行借钱；借不到时便只有发明自己的措施减少开支。从1980 年代中晚期起，不少单位就开始请怀孕女工休1-3年的长期产假、拿50-70%的工资以减少企业支出。更多的企业干脆请35岁以上的工人提前退休，领相当 于原工资60-70%的退休金。在实行这些措施的过程中，知青一代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中的老三届大多已在年龄的切割线之上。1992年中国决定性地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下岗便成了工业、企业裁减冗员的标准化手段。在下岗的覆盖面中，知青一代因年龄偏大和文化偏低而成了最脆弱的一群。1996年，据中国官方统计共有750万人下岗，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71%。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下岗人数最多，其中56.8%的年龄在35-45岁。下岗工人的教育程度与年龄结构清楚地表明：知青一代是下岗政策化以来首轮下岗的主要对象。
结 论
从下放到下岗，知青一代人的生活充满了不幸，不幸不仅在于他们从没有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毛泽东的革命要把中国建 成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不平均，革命便没有意义。邓小平的改革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而现代化首先必须提高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可国有经济的毛病积重难返。当非国有经济在技术、效率、市场、收益甚至尊严的挑战中把国有经济逼到崩溃的边缘时，国有经济只有减员增效、规范破产、兼并改组、以市场机制来重建自己的地位。因此，低文化的知青一代在减员中就别无选择地下岗，为现代化的效率牺牲、为改革承担成本。
作为个人，知青一代既不是共和国最艰辛的，也不是唯一下岗的。而他们的知青儿女辈下岗时还只是中年，既没来得及享过社会主义的福，又没攀得上改革的时运。他们既是因企业的不景气而为改革所自然淘汰，也可算是因个人的能力而下岗：因为他们从懂事起就已生活在改革年代，没有 被耽误过。而知青一代人却被共和国的政策淘汰，为历史下岗。作为社会群体，知青是共和国最不幸的一代。
当然，知青一代里也有不少成功者。一小部分人受到了父母权力的荫护，在毛泽东时代是“革命接班人”，在邓小平时代乘风直上。正如有人指出：他们是60年代的红卫兵领袖、70年代的工农兵学员、80年代后的党政高官、军队将校、国企老总、放洋先驱、父母革命事业与职务的真正接班人。然而，大部分成功者是靠自身的努力。有些在毛泽东时代靠乡间的苦干而被推荐念了大学；更多则是在艰难的条件下自学，在邓小平时代有幸考上大学。这部分人很多成了教授、作家、导演、艺术家、官员、甚至洋博士，但他们是知青群体命运的例外。还有些人有过些微的成功，靠工作表现和个人才能当上基层干部或经理。
然而，上过大学和能在改革中吃香喝辣的人毕竟是知青一代的极少数，绝大多数知青没能逃脱时代的命运。
作者 陈意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