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白之女瞿独伊：我与父母风雨同行
来源:朝花时文 作者:王建柱 时间:2017-08-08 点击:
当初的花季少女如今已是耄耋老人。她的满头银丝，记录了随父母风雨同行、追寻真理的艰难人生。出生于1921年的瞿独伊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之女。她在革命的大风浪中成长，见过许多革命伟人，经历过一些重大历史事件……
独伊回忆说：“在我模糊的记忆中，父亲戴着眼镜，面容清瘦，他话不多，很温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爸爸’，而是让我叫‘好爸爸’，我就是一直这样称呼的，而他也亲切地称我‘小独伊’。在我的心目中，瞿秋白就是我的慈父。”
为赴中共“六大”时，杨之华带瞿独伊秘赴莫斯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0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郊区的一座乡间别墅中召开。当年参加“六大”的正式代表有瞿秋白、任弼时、周恩来、罗亦农、杨尚昆、陆定一、苏兆征等第一代领导人。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秘密来到莫斯科。今天，唯一到过中共六大驻地尚健在者，只剩下瞿独伊一人。
那时，瞿独伊已7岁，开始记事了。她回忆当时情形说：“爸爸瞿秋白和周恩来等是提前到莫斯科筹备会议的。之后，妈妈带着我和一些代表阿姨、叔叔，从满洲里边防出境。那时，国民党军警封锁得很严，在妈妈的引导下，我管几位叔叔叫‘爸爸’。就这样，我掩护着那些‘假爸爸’出了境。当时，我和妈妈等是从上海外滩登上客轮，到大连后改乘火车，穿越满洲里和西伯利亚，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抵达了莫斯科。”瞿独伊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我还记得这次会议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每逢休会时，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的。”
瞿独伊（摄于40年代延安）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小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时，总是买一些回来，送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时，瞿秋白画图折纸给她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脸“哭”起来，这时候小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小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瞿秋白
鲍罗廷视独伊如己出，秋白牺牲女儿蒙在骨里
1930年7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奉命回国工作。为了避开国内白色恐怖，同时也考虑到带着孩子从事地下工作很不方便，他们只好忍痛将瞿独伊继续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并委托国际友人鲍罗廷夫妇代为照顾。
瞿独伊至今还保存着一张八十多年前的明信片。那是从德国柏林寄出的。明信片上面印有一束美丽的“勿忘我”花，用中文写着独伊的名字，背面用俄文写的“送给独伊”，落款是“妈妈、1930.8.1 克里米亚”。
此刻，独伊才明白父母并非到南俄执行任务，而是远离莫斯科另有使命。到底他们去何处了，瞿独伊全然不知。她并没想到父母是回国参加革命斗争，更没想到接到这张“勿忘我”明信片之际，是和爸爸永远的离别。这张明信片经历了80多年的风风雨雨，一直保存到今天，成为瞿秋白和杨之华留给女儿的一件最为珍贵的纪念品。
瞿独伊在谈到鲍罗廷夫妇时激动异常，她说，她毕生都不会忘记“这两位老人对我们全家，尤其对我的关爱和帮助。我不记得我的亲奶奶和爷爷，鲍罗廷夫妇犹如我的亲奶奶和亲爷爷！”
瞿秋白和杨之华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联工作学习期间，除了抽时间到独伊所在的学校探望女儿外，就是到鲍罗廷夫妇家中探访。他们第一次带独伊去拜访鲍罗廷夫妇时，两位老人就把独伊认作“中国孙女”，独伊成了鲍罗廷一家颇受宠爱的孩子。
瞿秋白与杨之华（1924年摄于上海）
1935年秋的一天，瞿独伊和儿童院的同学到乌克兰的德聂伯彼特罗夫斯克旅游，她偶然从《共青团真理报》上看到了瞿秋白英勇牺牲的消息。独伊顿时头晕目眩，失声大哭，当即昏倒在地。老师和同学急忙抢救，独伊才慢慢从深沉的哀痛中苏醒过来。之后她才知道爸妈早于五年前就回国参加革命斗争去了。如今爸爸牺牲了，妈妈情况怎么样呢？小独伊一无所知。幸有鲍罗廷一家人悉心安慰、鼓励，瞿独伊才逐渐从悲伤中解脱出来。
不久，杨之华忍着丧夫之痛，从国内来到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国际红色救济会常委，留在莫斯科工作。
回国经历炼狱坚定志向，独伊观礼台上见证共和国成立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瞿独伊结束了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随母亲离开莫斯科经新疆回国。然而到达新疆时，军阀盛世才背信弃义，将我党应邀派往新疆帮助工作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人，以及由苏联回国途经新疆的马明方、杨之华等130多人逮捕并关进监狱。
年轻的瞿独伊在狱中经受了严峻考验。她回忆说：“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是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敌人以为她年轻可欺，企图通过单独提审进行拉拢。他们劝诱说：“你还年轻，只要与我们合作，马上就单独放你出去。”令敌人想不到的是，她的回答大义凛然：“我决不单独出狱，也决不为你们工作。你们要把我们全体同志无罪释放，送回延安去！”
后来瞿独伊回忆说：“近4年的监狱生活让我难以忘怀。在与敌人面对面的斗争中，我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对阶级的爱恨观有了新的认识。”“由于久住苏联，回国时中文水平很差，我的中文基本是在新疆坐牢时跟难友们学的。”
瞿独伊近影
4年后，经组织营救，国民党好友张治中先生派专人专车护送，100多位难友分乘10辆大卡车，历经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安全到达了延安。
回到延安不久，党中央为新疆蒙难同志的归来召开了盛大欢迎会。毛泽东还特邀杨之华、瞿独伊等人到家中做客。不久后，毛主席还单独请杨之华母女到家中吃饭。毛主席郑重地对她们母女说：“瞿秋白同志的问题解决了，中央已作了一个《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6年，用瞿独伊的话来说，是她一生中少有的幸福岁月，走出了牢狱回到了延安；爸爸的名誉得到了恢复；妈妈担任了党中央妇女委员和晋冀鲁豫中央局妇委书记；她也由张子意（新疆狱中领导人之一）、严振刚二位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瞿独伊和她的丈夫李何一起被分配到新华通讯社工作。
1949年10月1日，是一个难忘的日子。瞿独伊说，这是她一生中“永远的骄傲”。她受组织委派陪同以法捷耶夫、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当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一种民族自豪感使我激动不已，我是含着眼泪向苏联友人翻译解说大会的盛况和自己的感受的。”
瞿独伊近影
周恩来邓颖超叫她“杨姐”，杨之华冤狱中留下遗言
新中国成立后，瞿独伊的妈妈杨之华先后担任了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全国妇联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后来她还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瞿秋白、杨之华深受老一辈革命家尊重，周总理、邓颖超等同志总是亲切地称呼瞿秋白为“秋白同志”，他们喜欢尊称杨之华为“杨姐”。然而，“文革”一开始，便推翻了党中央过去的结论，红卫兵到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砸碑、挖墓。杨之华被污蔑为“新疆叛徒集团成员”，连当初入狱年纪尚小的瞿独伊也“升格”为“叛徒”。家中老小统统扫地出门。作家茅盾对此极为气愤，冒着风险将瞿独伊偷偷藏在家中保护起来。
杨之华被定为以“敌我矛盾”对待，注销户口，押送秦城监狱，瞿独伊也随之被隔离审查。杨之华在监狱被整整囚禁了6年，家人不知其死活。瞿独伊曾等多次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情况，后来由于总理亲自干预，家人才被允许探望，但瞿独伊被列为“同案犯”，仍禁止她与母亲见面。
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长汀
就这样，瞿独伊再一次上书周恩来，终于在1973年秋的一天获准首次探视。瞿独伊说，当我看到离别多年的妈妈瘦骨如柴地病瘫在床上，心如刀割。妈妈说：“没有想到还能见到你。”
临别时，妈妈依依不舍地说：“我有好多话要对你讲啊。”一向不流泪的妈妈禁不住掩面哭泣起来。不久杨之华便含冤撒手人间，临终前她念念不忘对专案组说：“我的问题，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正确解决的！”这是她最后的遗言。
粉碎“四人帮”后，杨之华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党中央对她的人生和历史功绩做出了高度评价，杨之华被列入我国杰出的女革命家名册。
为恢复父亲名誉奔走，为父亲荣列感动中国人物激动
1955年6月18日，瞿秋白烈士遗骨安葬仪式在北京举行。坑下抬棺者为周恩来、彭真等。坑上左一、二分别为董必武、陶铸
瞿独伊经常说，自己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
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瞿独伊不禁老泪纵横。
1935年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行刑前照相地——福建长汀中山公园，然后，他慢步走向刑场，沿途用俄文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点头说：“此地很好。”瞿独伊谈到上述情况时，眼眶里一直噙满泪水……
“文革”虽然结束，但是瞿秋白的历史冤案依然如故，对“叛徒”之说，既无人肯定，也无人否定。她决心在有生之年刨根问底，彻底搞清缘由，为父亲的不白之冤寻找公正、公道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