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不是郑和下西洋对外撒钱,关键在互利共赢
【导读】“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中国日报网、腾讯网联合推出系列高端访谈《一带一路,大家三讲》,邀请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作家余秋雨、经济学家陈凤英,从历史、文化、经济三个维度全面解读。
本期对话中,葛剑雄教授围绕普通民众对历史上“丝绸之路”的认识误区逐条解析。
以下为对话精彩实录,主持人:何润锋。
(一)丝绸之路的概念,是德国人和日本人提出来的
主持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但实际上很多人对相关的历史背景并不很了解。我们首先来谈一下陆上丝绸之路,这条路当年是怎么出现的?
葛剑雄:这条路其实早就有了,我们的证据有很多。
比如在河南安阳,商朝一位名叫妇好的王后的墓里,发现了一批玉器。这批玉器被鉴定为和田青玉。这说明,在3200年前已经有了道路,并且有人沿着这条道路把新疆和田的玉运到了今天的河南。
又比如新疆的阿斯塔那古墓,墓群里有很多欧洲白种人的遗骨。这就证明,2000多年前,欧洲人也到过这里。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条路的存在。
但是为什么把它叫丝绸之路呢?这要从当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说起,他在命名这条路时找到了依据: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开辟了贸易的道路。张骞通西域是一种经济政治活动,在客观上把丝绸从中原带到了西域中亚。
从那以后,商人就做起了贸易。李希霍芬认为,这条路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所以就将它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来我们就认定了这个事实。丝绸之路,是中国跟外界的一个交通路线。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这种情况,但海上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到中国做买卖。顺便提一句,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最早是日本学者提出来的,大家觉得比较符合事实,所以沿用至今。
主持人:陆上的丝绸之路有明确的起点和终点吗?换句话说,它是一条路,还是一个宽泛的道路交通系统呢?
葛剑雄:它当然是宽泛的道路交通系统。
比如它通过新疆时,就有北、南、中三条路。而且这三条路里面还有很多岔路,因为新疆的地形、地势、气候和民族都很复杂,这决定了它在不同的时期要选择最方便的、最安全的路。
至于说到它的起点、终点,目前所提到的只是当年(1877年)李希霍芬命名时所定下的起点和终点。起点是长安跟洛阳,终点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但实际上,丝绸到了撒马尔罕会继续往西,一直运到了罗马。
所以现在讲起点和终点,没有任何意义。开玩笑来讲,真正的起点应该是在养蚕丝的农户家。
(二)不能误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人开辟的,事实恰恰相反
主持人:您提到过,我们虽然对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很熟悉,但是对丝绸之路本身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您具体是指什么误区?
葛剑雄:首先,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人)开辟出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到1877年,离张骞通西域差不多2000年了,才有一个德国人给它命名。这说明中国人并没有自觉性,更说明,这个丝绸之路在中国历史上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丝绸之路作为一个概念,其实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日本人的重视(后来日本人当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负责人),经过他们的推动才产生的。近些年,中国人发现了它的历史价值,所以就使用了这个概念。
第二,当年李希霍芬为之命名,是因为这条路上主要的物流是丝绸。但国际上并不只有丝绸之路,还有香料之路、茶叶之路、麝香之路、黄金之路、象牙之路。跟人有关的,有奴隶之路、朝圣之路。所以需要明晰的一点是,在今天的中国,丝绸之路是个很宽泛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一条中国内地跟外界联系的路线。
还有一个更大的误解是:既然这条路叫丝绸之路,那么中国的丝绸就是“压倒一切的”,最为主要的对外贸易货物。事实上,到了后来,陶瓷、茶叶都已经取代了丝绸。
再者,不能误以为丝路是中国人开辟的。恰恰相反,是外界为了能到中国来采购丝绸以及其他商品而开辟的,并不是因为中国主动推销商品而诞生的。
(三)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历史再现,而是一种创新
主持人:“一带一路”的概念,应该是受到了“丝绸之路”的启发。这一发展构想从经贸层面上来看,和当年丝绸之路所象征的盛世繁华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实际上又不是同一回事。
葛剑雄:我们沿用了“丝绸”这个概念,但实际上,今天的“一带一路”,不是历史上丝绸之路再现或者延续,而是一种创新。
第一,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客观形成的,维护它的主要动力来自外界,而不是中国内部。因为中国历来没有一个对外贸易的概念。中国人认为自己天朝大国,无所不有,不需要依赖外界。
第二,如果对外国的东西感兴趣,中国会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别国应该主动来朝贡,而不是中国去买。接受朝贡时,中国会贯彻薄来厚往的原则,不让对方吃亏,以显示天朝的大度和富有。
所以历史上的朝贡贸易,中国基本是亏本的。一直到清朝末年,中国始终缺少开拓外贸的积极性,都是被动的。
而今天的“一带一路”是中国主动的。只有取得双赢,“一带一路”才能够持续。
这个双赢,既不是像当年天朝大国接受万国来朝以及郑和下西洋,一味对外撒钱,也不是像西方殖民主义,到别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原料和市场来谋利。
“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强调平等互利,形成利益共同体,一致命运共同体。这跟历史上是有本质区别的。
(四)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主动向外传播文化的事
主持人:很多人认为,丝绸之路是中国以前用来拓展对外贸易的一条路,但您说过,实际并非如此。这让人好奇,既然有这么好的交通条件和经验,我们当年为什么不趁势而上?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葛剑雄:我们从小的教科书,就专门强调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
用以前的话说,就是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一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国这片土地的确足够生产满足自己人口需要的粮食和基本的物资。另一方面,儒家的观念里,长期坚持以农为本,连手工业都是末业,商业更是贱业。所以历史上,中国商人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中国这样,外国也是如此。往往一些地大物博的国家,缺少对外开拓发展的动力。相反,国小民穷或者岛国,因为资源市场有限,就必须往外去发展。
比如说,阿拉伯人以经商闻名,因为阿拉伯本地资源很有限,但它处在东西方交通的节点上,处在海路交通的节点上。要致富,就需要走长途经商。
我们以前有个误解——中国文化对世界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影响并不大。原因何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主动向外传播中国文化。所以,丝绸之路主要是单向传播,它将外界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传播到中国来,比如佛教。
历史上,中国从没有在外界办过孔子学院,也没有派文化使者到国外传播。唯一向外传播的是宗教徒法显、玄奘,还有鉴真和尚。
(五)“一带一路”这件事,我们不得不做,也必须做
主持人: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一带一路”的推进似乎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因为沿线的国家有了更复杂的利益考量,而国家与国家之间,也有了比以往更复杂的文化冲突和历史形态的矛盾。您对于这些挑战有怎样的观察?
葛剑雄:机遇跟挑战往往是并存的。
挑战主要是两方面:一是政治风险。保持这片地区的稳定,靠中国一家是行不通的,要跟对方合作。
从经济风险来讲,以中国成立亚投行为例,有观点认为亚投行要取代世界银行,事实并非如此。
如果仅依靠中国的力量,一方面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不要说4万亿,40万亿都不够。另一方面,风险也大,所以中国希望世界都参与进来。目前已有近100个国家参与,那么将来的资金资源就增加了,财源广了,并且大家都能够得到开放的好处。
所以,尽管有政治的、经济上的风险,“一带一路”这件事,中国不得不做,必须做。
主持人:您曾经提到,建设“一带一路”本质上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文化是一种润滑剂。这里您说的文化是什么含义?有哪些文化元素可以充当这种润滑剂?
葛剑雄:我们决不应该强调输出文化,或者企图以中国文化取代他国的文化。我们不应该进入以前文明的兴衰这个循环。21世纪应该是全人类的现有文明共通、共存、共融。
“一带一路”的传播,实际上是展示中国文化,然后让别国做选择要什么和不要什么。要把它变成一个别国愿意接受的商品、产品。这也可以通过服务实现,比如旅游服务等。在服务理念中,可以体现文化元素和价值观,但它是通过具体的服务来完成,而不是简单地说教,更不是强制接收观念。
主持人:但很多人认为,文化的润滑作用正在减弱,相反它的摩擦功能正在加强,现实世界的种种乱象似乎也印证了这种看法。您怎么看?
葛剑雄:我不认同这个观念。
学者也好,普通人也好,往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这是当年闭关锁国、不了解外界所造成的。
文化自信,不是自信到认为我们什么都强,而是自信到我们相信我们自己的文化最适合中国,同时也相信我们可以在现在基础上学习先进的文化。在建设“一带一路”时,必须要正确地把握文化自信。
不能寄希望通过“一带一路”使外国人中国化。这种情况会造成文化失去润滑剂的作用,而变成摩擦系数,甚至是潜在的炸药。
(六)要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安全保障手段,维护“一带一路”成果
主持人:我记得您曾经以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以及中国企业在这场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为例,强调中国必须要维护丝路经济带的成果。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做到像您所说的维护我们的丝路经济带的成果呢?
葛剑雄:首先,“一带一路”这样一种政策,需要有相应的外交手段,包括必要的军事手段。比如美国是很直接了当的,它有相应的措施。原先,我们基本上在海外没有自身利益,都是无偿援助。但现在有了,并且是关系到别国的共同利益,那么就必须有捍卫共同利益相应的理论、政策和措施。
比如我们需要考虑海外安全问题。如果本地安全无法保证,那这种风险值得考量。相反的,如果有措施保障,那就应该做。
再一个,要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安全保障手段,比如保险。目前,在利比亚的很多项目都没有保险,为什么没有保险呢?在国际上投保有很多要求,如果我们的央企不能出具一些财务材料,那就无法投保。直到现在这个体系还未健全,但有时保险可以避免很多损失。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紧急撤退机制。在也门内乱的时候,波斯湾旁的亚丁湾正好有护航军舰,军舰就开过去支援。所以,工人被顺利地撤回来。如果没有军舰,事情就不会这么容易。
主持人: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您提出过一个提案,要建立“一带一路”培训系统。这个培训系统培训谁?培训什么?培训的目的是什么?
葛剑雄:每个将来要去从事“一带一路”建设的参与者,都应该接受培训。包括我们这些自以为懂一点的人,也要不断地去自我提高。
第一,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包括高级官员,对丝绸之路的历史是不了解的,或者是片面的。由此让他们规划的“一带一路”肯定有很多误区。所以这是要培训的。
第二,既然要做“一带一路”,就会涉及到这些地区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这也要培训。
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很多穆斯林地区的企业,居然不知道斋月在什么时候。如果楼要封顶了,却正巧碰到斋月,该怎么办?太阳出来以后,工人连水都不能喝,更无法全勤劳动。就是法律允许,也不能违背宗教传统。
(七)“一带一路”与我们每一个人
主持人:2013年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一带一路”,实际上普通人在抱怨“一带一路”似乎跟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您觉得未来“一带一路”这种国家层面宏大的发展构想,和老百姓的福利会不会有越来越多的共鸣?
葛剑雄:世界上任何项目、任何战略,即使规模再大,也不可能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从宏观上讲,整体国家的国力与文化提升了,执行“一带一路”的能力就会更强。从间接上讲,跟每个中国人,甚至世界上好多国家的人都有关。但直接层面上,在不同的阶段,的确实际得到利益或者能够出力的人是不同的。
比如中央曾经提到,福建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大家需要理解,这只是说在历史上它曾经是出发点,但它在今天是不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呢?
在今天,哪里有海,哪里有需求,就可以建设。比如从北海到越南,不一定非要走福建,可以从海上直接走。所以,一个人,一个单位,一个地方,能够对“一带一路”做什么贡献,大家要实事求是,秉持一种积极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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