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爱电影的人，应该记住120年前的这一天

来源:文汇报作者: 石川时间:2017-05-26 点击:

1897年5月22日，坐落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礼查饭店，举行了上海乃至中国大陆的首场电影放映O以此为开端，电影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随风飘散——

外白渡桥北岸的浦江饭店(1959年更名)，即是旧日的礼查饭店。

1897年5月15日《字林西报》上这则广告，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大陆最早的电影预告。

1897年，时任礼查饭店经理的加拿大人雍松负责将礼查饭店的艾斯特厅辟为临时放映场。

19世纪后半叶，礼查饭店成了西风东渐的前沿阵地。图为19世纪70年代的白渡桥与礼查饭店。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5月22日这一天都是个稀松平常的日子。我们一如往常那样早出晚归、赶公交，挤地铁、上班下班、买菜烧饭，完全看不出这一天与前天、昨天、明天有何不同。可是，120年前的这一天，即1897年5月　22日，坐落于黄浦江与苏州河交汇处的礼查饭店，却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变中国文化史的大事：就在这一天，几个外国人，在这里举办了上海乃至中国大陆的首场电影放映。

以这一场首映为开端，电影就如同蒲公英的种子，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随风飘散，孕育四方，从上海、天津、青岛，到北京、沈阳、哈尔滨，从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到中原腹地的水陆枢纽，电影不仅在这片陌生的国土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并且经过多年的顽强生长，终于在20世纪30年代长成了一株足以彪炳中国近代文化史册的参天大树。

电影首映不是在徐园吗?

过去的各类史书都在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一次电影放映，发生在1896年8月11日，地点是闸北的徐园又一村茶室。可是，近年来，随着对史料文献的不断发掘、考证，学界对“徐园首映”的结论又有了新的认识和判断。

2007年，中国电影资料馆副研究员黄德泉著文称，徐园放映的其实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电影，而是当时在上海早已普及和常见的幻灯。他的理由是：第一，《申报》　广告表明，徐园放映的是所谓“西洋影戏”。而事实上，“西洋影戏”的广告早在同年6月的　《新闻报》　就已经出现过。既然这样，8月11日又何来首映之说？　第二，检索当时的报章可知，“西洋影戏”这一说法，并非特指今天所谓的“电影”，而是也可用来指称“幻灯”。1875年3月23日的　《申报》　就有“2月　26日夜起开演外国奇巧影戏”的广告语。

如果1896年徐园放映的“西洋影戏”是“电影”，那么20年前这个“外国奇巧影戏”又是指的什么呢？

这就涉及到，电影刚传入中国时，国人究竟是如何来为它命名的。根据黄德泉的考证，19世纪末，中国人对“电影”最常见的称谓有“机器电光影戏”“活动影戏”“英法行动影戏”“留声电光戏”，以及“活小照”“灵活影画戏”等等诸种，可谓千奇百怪、五花八门。但说来说去都离不开“活”“动”“电”“光”这一类与现代科技和感官体验息息相关的形容词。第三，如果说“电影”在当时是一种让普通市民感到新鲜刺激的“奇技淫巧”，为何徐园首映竟未在报纸上引起些许反响？为何这种热闹议论偏偏要到差不多一年以后的1897年5月才开始大量出现在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上？

还有，世界各地的早期电影放映都具有流动性的特点，短期内会出现很多不同场所的放映广告，很少会像影院出现以后那样固定在某一地点长期放映。如果说1896年徐园放映的是“电影”，那么为何同期上海别的地方没有类似的放映？　再者，徐园广告标出的“游资每位二角”，显然不单是“影戏”的票价，而是还包括“客串戏法”、“电光焰火”、“秦淮画舫”、“五彩莲灯”等其他游览项目。比较一年后有据可查的电影票价，贵的“每位收洋一元”、“小孩及女仆每人收洋五角”，难道在徐园只要花五分之一的价格，就能又看影戏又有别的游览项目？　这些林林总总的证据，都让“徐园首映”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假如徐园放映不是电影首映，那么，真正的电影首映确切的时间、地点又是什么？

黄德泉在他的研究中，将电影的上海首映时间锁定在1897年5月。这一结论，随后也得到了北京电影学院刘小磊、北师大唐宏峰、香港影评家罗卡、澳洲学者法兰宾、日本学者山本律等诸多中外学者的肯定和认可。唐宏峰还特意著文论述“幻灯”和“电影”在19世纪中外文化史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她认为，“影戏”“西洋影戏”“西洋影剧”“外国影戏”这些词汇，既可以用来说“电影”，也可以用来指“幻灯”。即便在电影传入多年以后，也仍有大量文献使用这类词汇来描述“幻灯”的存在。

不过，黄德泉一开始并未指明上海首映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这一任务在不久后由罗卡和法兰宾两位学者率先完成。他们在　《香港电影跨文化观》一书中首次公布，上海首映的时间是1897年5月22日，地点是礼查饭店的艾斯特厅　(Astor Hall)，放映人名叫哈利·韦尔比·库克　(Harry Welby Cook)，放映所用设备是美国发明大王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Animatoscope(当时译作“爱泥每太司谷浦”)。早稻田大学的青年学者山本律也发表英语论文，她的观点与罗卡、法兰宾的考证结果不谋而合。三人依凭的直接证据，都是当时上海的两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 North China Daily News)　和　《北华捷报》　(North China Herald)。

这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1897年5月15日　《字林西报》　刊出一份放映广告，题为　《“爱泥每太司谷浦”盛大开映之夜》。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一则电影预告。文中将电影称为“爱迪生的最新发明”，风靡伦敦、巴黎、纽约等地的“十九世纪的奇迹”，此行乃为“中国首映”。对于“爱泥每太司谷浦”，预告介绍道：“它能逼真地再现日常生活场景，让你误以为眼前的画面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关于放映的内容，广告中说，你将看到“惊涛拍岸”、“英国阅兵”、“蛇形舞蹈”、“沙皇游巴黎”、“海德公园的单车骑行”、“威尼斯的共渡乐”等天下奇观。放映时间是1897年5月22日　(星期六)　晚8:30入场，9:00开映；现场有音乐伴奏；票价1美元，预订1.5美元。可在布鲁厄公司或饭店入口处购票。发布者署名为“哈利·韦尔比·库克独家经营”。

在随后的几天中，《字林西报》　又分别于1897年5月18日、22日相继刊载预告。其中，5月22日当天刊于《字林西报》　头版的预告，在“爱泥每太司谷浦”标题之上，又添加了一句“盛大开映之夜！　就在今晚！”。据山本律考证，《字林西报》　总共刊载过9次“爱泥每太司谷浦”的放映广告。其中，艾斯特厅放映有4次，分别是5月22日　(周六)　一次，5月25日　(周二)和5月27日　(周四)　各一次。还有6月　3日一次是儿童放映专场。开映时间从晚9:00提前到晚7:00；成人票价1美元，儿童及保姆票价0.25美元。6月4日起，因礼查饭店场地局限，放映移师静安寺路张园　(又称张氏味莼园，今南京西路以南、泰兴路以西的区域)。这次场地变更，于1897年5月30日首次在中文报纸　《新闻报》　上登出广告：“新到爱泥每太司谷浦以前在礼查演做，今因看客拥挤，择期五月初五日　(阳历6月4日)，借张园安垲地大洋房内演舞。计价每位洋一元，特此布闻。”随后，在6月1日、6月4日的　《新闻报》　上也有张园的放映预告。

前面讲过，徐园映后缺少媒体回应，对于刚刚传入上海的电影有些说不过去。相比之下，1897年5月的放映就要热闹得多。5月24日　《字林西报》除了在头版刊登放映预告之外，还在四版刊出一篇观影报道：“上海侨民首次见证了奇妙的机器，尽管它的称谓各不相同，但在故乡却已广为流行　(Has become so popu１ar at home)”。文章说：“这种机器———至少此次放映的这台———性能并不完美，放映中不时会发生画面抖动……但是，观众依然被逼真的场景所吸引，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文章写道：“整晚的放映，除去穿插的一些幻灯片，总共包括20条短片。其中，火车进站、沙皇游巴黎、工人离开朴茨茅斯船厂、布莱顿国王大道、以及海水浴场和大变活人的魔术场景，最是让人过目不忘”。

从这些文字记载我们可以了解，5月　22日首映的主要观众，应与　《字林西报》　的读者一样，都是旅居上海的西方侨民或礼查饭店的外籍住客，因此文中才屡屡出现“故乡”一词。而上海本地百姓，若不识英语，不读　《字林西报》，不以美金支付票款，则不仅很难获知放映信息，即便知道，恐也无力支付昂贵的票价。所幸时隔不久，《新闻报》　就刊出放映移师张园的消息。一周之后，最早的中文观影笔记也出现在6月　11日　《新闻报》　及8月16日的　《游戏报》　上。《新闻报》6月11日、13日连载的一篇题为　《味莼园观影戏记》的文章写得颇为详细。作者感叹道：“此种电机，国置一具，可以仰邀宸览，民隐无所不通。家置一具，只须父祖生前遗照，近接形容”。又言：“夫戏幻也，影亦幻也，影戏而能以幻为真技也，而近于道矣！”也许这就是国人首次目睹电影这一“十九世纪奇迹”之后最原始、最生动的感受。电影本是虚幻的光影世界，却能以虚光幻影逼真地再现生活，除了供人娱乐消遣，还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进于道矣”。这几句话，说得颇有水平，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电影之所以能够迅速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秘密。

“爱泥每太司谷浦”的这一轮放映，一直持续到1897年10月，放映地点除礼查饭店、安垲地大洋房之外，还有天华茶园、奇园、颐园、兰心大戏院　(地址在近圆明园路、香港路口)、同庆茶园等本地百姓常去的公共娱乐场所，票价也从礼查饭店的1-1.5美元，降到安垲地大洋房的1洋元，再到天华、奇园、颐园、同庆茶园等地的0.4-0.5洋角。最末一次放映预告出现在　《申报》　上，放映时间是1897年　10月6日，地点是同庆茶园。在此之前，1897年8月3日的　《字林西报》还刊出过一条哈利·韦尔比·库克意欲转让“爱泥每太司谷浦”的广告。这给我们留下了有趣的想象空间：他把电影带入中国，短短两三个月内，在上海赚得盆满钵满，大概是有些意兴阑珊了，才把这台帮他大发横财的机器，转手贱卖给了他人。

为什么选在礼查饭店?

外白渡桥北岸的浦江饭店　(1959年更名)，即是旧日的礼查饭店，不过历经数次重建，才有了今天的规模和气象。它是上海乃至中国开办最早的西商旅店，1846年由英商艾斯特霍夫·礼查(Astorhof Richard)　初建于外滩公馆路段　(今金陵东路)。1860年又由美商亨利·史密斯购得物业，易地重建于现址。新店更名为Astor House Hotel，但礼查饭店的旧称依然被国人沿用下来。

19世纪后半叶，礼查饭店成了西风东渐的前沿阵地。1867年，这里最早使用煤气；1882年，最早的电灯在这儿亮起；1883年，又最早接通自来水管；1897年，西式交谊舞会也从这里传入中国……既然在接受现代文明上一贯领风气之先，那么电影于此落脚首映，自然也就应运了它的天时、地利。

但是，这里我们要说的重点是人和，而要说人和，就不得不提到一位名叫刘易斯·马塞纳·约翰逊
( Lewis Marcena Johnson)　的“美国人”。在当时上海的报刊和后来的史书中，他有另一个名字，叫作“雍松”，这是当时对他姓氏的中文音译。在很长时间里，我们对他生平所知都不多。只知道他在1896年10月曾接受礼查饭店的礼聘，出任经理一职。直到数年前，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付永春博士，在浩如烟海的英文报刊中爬梳出些许记载雍松生平的文字，才让我们了解到关于他的一些只言片语。

事实上，雍松并不是美国人，他出生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的雅茅斯市。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工厂主和富商，一度还当过雅茅斯的市长。长大成人后，雍松独自迁往檀香山，在那里开办了一家投递公司，承揽夏威夷各岛之间的物流传递。1895年，雍松和朋友合伙盘下檀香山市中心鲁阿驽大街的一家旅店，开始做起旅店生意。这一年，他把爱迪生发明的“电影视镜”引进旅店酒吧进行放映，每人每次收费10美分。

1896年10月，雍松带着未婚妻，经横滨、香港来到上海，接掌礼查饭店的经理。1897年4月，他结识了几位从香港来沪的西商，其中就有携带“爱泥每太司谷浦”来上海放映的哈利·韦尔比·库克和莫利斯·查韦特　(Maurice Charvet)等人。因为有过放映“电影视镜”的经历，雍松敏捷地觉察到其中的商机，于是跟对方一拍即合，由他负责将礼查饭店的艾斯特厅辟为临时放映场，而库克则负责在报纸上刊登放映启事。

前文提到，《字林西报》　上的放映预告，大多以库克名义发布，而5月30日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发的放映预告，则多次使用了“雍松”的名字。也许这让后来的许多中文读者产生了误解，以为雍松就是最早在上海放映电影的先驱者。当然这一看法也不错，因为雍松事实上也正是上海首映的组织者和发起人之一。只不过他和库克之间，有点类似后来的影院经理和片商的关系。而且他属于甲方，所发挥的作用甚至可以超过库克而居于首位。是他决定将艾斯特厅辟为放映场地，又是他决定将放映迁往张园；是他请来英籍钢琴师阿尔伯特·林顿　(Albert Lindon)　在现场为观众提供即兴音乐演奏和配乐。这些由他拍脑袋想出来的主意，不过都是些招揽生意的噱头，后来却成了早期默片放映的标配。即便在专营影院问世之后，他的这些套路也依然得到了继承和沿用。

雍松在上海只停留了不到一年时间。1897年10月，雍松夫妇与查维特一道乘船奔赴香港，于10月16-20日在港岛皇家市政厅剧院继续他们的电影放映。这年年底，雍松告别新婚妻子，以雇佣军身份奔赴吕宋岛，投身菲律宾独立战争，在独立运动领袖及菲律宾首任总统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将军麾下担任军需官。1898年6月，菲律宾宣布独立。在阿奎纳多总统的就职典礼上，雍松成为唯一的外国嘉宾。那一刻把他的人生推向了巅峰。而在遥远的中国，他也成了一个被后人不断铭记并赞美的重要角色。或许连雍松自己也没想到，他那一桩偶然的小生意，竟然为中国文化史开启了一段全新的旅程。

今天，当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暮然回首，重拾记忆，以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史观，来重新检视我们身后的来路。这时，我们会发现，我们脚下的足迹，其实仍与120年前的礼查饭店紧紧连在一起。那是我们旅途的起点，不管我们跑得多快多远，它也应该被我们牢牢记住。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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