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者”方汉奇:媒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高渊 时间:2017-05-26 点击:



    这位91岁的中国新闻史学大家认为,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而新闻媒体的核心属性是真实性。

  方汉奇 广东普宁人,1926年12月生于北京,1946年考入当时的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新闻系。1951年起,先后在圣约翰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84年成为中国第一批新闻学博导,1989年创立中国新闻史学会,并担任首任会长。专著《中国近代报刊史》、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是中国新闻史权威著作。

  方汉奇的家就在中国人民大学内的宜园,步行到新闻学院只要3分钟。

  只按了一下门铃,里面便传来急促的脚步声,91岁的方汉奇自己开门迎客。他麻利地沏茶倒水,顺手递给我一张名片:“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学术总顾问、中国新闻史学会创会会长”。

  老先生爱赶时髦,不仅是国内最早一批网民,而且微博、微信都用得很熟练。聊了一下午,告别时,他用自己的自拍杆熟练地和我合影。我说想加个微信,他立马递过手机说:“那你扫一下我的二维码。”

  动荡岁月:小学中学念了14个学校

  高渊:听说您童年颠沛流离,换了很多学校?

  方汉奇:我这个年龄段正赶上抗日战争。1931年就是“九·一八事变”,一直到大学毕业,整个学生时代都非常动荡。我的小学和中学一共念了14个学校,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

  高渊:后来报考了哪几个大学?

  方汉奇:我一门心思只想考新闻系。当时国内5所大学有新闻专业,我考了4个,南京的政治大学,上海的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苏州的社会教育学院。北京的燕京大学也有新闻系,但学费太贵,我上不起,就没去考。

  高渊:为什么只考新闻系呢?

  方汉奇:我就是喜欢。这个兴趣是从高一开始的,我在韶关上学。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中后期了,日军准备攻打韶关。我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要办壁报,还要采访,时刻关注这些战争的信息。上了高二以后,开始搜集历史上的报纸。10年的时间,从一二十份到3000份。

  高渊:考试成绩怎么样?

  方汉奇:只考上了社会教育学院,也很勉强。你看我的经历就注定考不上,念了14所小学和中学,文史课倒没关系,反正开卷有益,但数理化不行,课程接不上。

  高渊:当时觉得遗憾吗?

  方汉奇:也没什么,社会教育学院是国立的教育学院,相当于师范学校,不但不要学费,还给学生发东西。这些对我挺重要的,因为家里没钱。

  高渊:家境不好吗?

  方汉奇:我父亲当过立法委员,后来又当了汕头市长,但他没钱,所以我不能考学费贵的教会学校。而且,我在苏州上大学的4年,没有回过一次汕头的家,因为没有路费。国民政府一个市长的儿子居然没钱回家,很难想象。家里7个兄弟姐妹,我是老大,父母负担重。后来,我大学毕业去了上海,他们都去了台湾。

  高渊:有“台湾关系”这个问题,后来有没有影响?

  方汉奇:这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更严重,我在重庆上初一时,加入过“三青团”。当时也不征询学生意见,是全校集体加入,介绍人写的是宋美龄,因为她是这个中学的名誉校长。后来我在汕头上高三时,学校让我挂个名当区队长。解放后,这个职务达到了反动党团骨干的起点线,够枪毙的罪名了。

  大学四年:旧书店里淘旧报纸

  高渊:大学念得怎样?

  方汉奇:社会教育学院抗战时在重庆璧山,胜利后要回到南京,但需要重建校园,于是就借了苏州的拙政园,我的大学四年就在拙政园度过。环境太好了!园子里每一个亭子都放一架钢琴,社教学院有艺术系,教戏剧、音乐、美术等,所以是满园的琴声。老师也还不错,我们新闻系主任是俞颂华,他是中国第一批去苏联采访的记者,同行的有瞿秋白和李仲武。他还以《申报》记者的身份,去延安采访过毛泽东。他属于民盟,进步人士,自由主义者,1947年就去世了。

  紧接着,是马荫良当系主任,当时他是《申报》总经理。后来在他手里,把《申报》全部移交给了《解放日报》。

  高渊:大学时还继续收集旧报纸吗?

  方汉奇:继续。苏州有很多旧书店,有不少旧报纸,但书店老板看中的是老版本的旧书,不在乎旧报纸,我捡了很多漏。一般是拿新报纸去换,他们可以用新报纸当包装纸,有的旧报纸就送给我了,基本没花钱,我也没多少钱。

  高渊:研究新闻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方汉奇:对,开始写一点新闻史方面的小文章,也关注新闻史的研究题目。比如我上大三的时候,写过一篇研究宋代新闻史的文章,有将近1万字,但写完没地方发表。

  到上海去:新闻图书馆来了年轻人

  高渊:上大学时,最向往什么职业?

  方汉奇:最想当记者啊,但我知道是不会要我的,因为我不够格,有过“三青团”的历史。

  还想参军,但更不行了。后来,好几个同学参军走了,我真是很羡慕。

  高渊:1950年大学毕业后,就去了上海?

  方汉奇:我的老师马荫良先生邀请我去的。当时的背景是,上海解放后,《申报》和《新闻报》先后停办,报馆和印刷设备都交给《解放日报》使用。这两家报社的一些老报人,不适合在党报工作,需要另行安置。于是,《解放日报》办了上海新闻图书馆,安排了20多个老报人,馆长就是马荫良。我在上大学时,办过一次个人集报展,展出了1500多份报纸,给他留下了印象。他也知道我写过新闻史的文章,新闻图书馆不能全是老人,需要一个干活的年轻人。所以他就来信说,给你留了个位子,愿意来就来。

  高渊: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方汉奇:这是一个很好的岗位,我不能当记者,做这个也跟新闻有关系。

  高渊:来了之后主要做点什么?

  方汉奇:大多数时间在看报纸。新闻图书馆在思南路171号,是一幢小洋房,离周公馆很近。那时候我还没成家,就住在一楼,二三楼就是图书馆和办公室。

  我还参加了一次土改,在上海的水电乡,离宝山县城不远,有四五个月。就在那里学了点上海话,因为老乡们听不懂普通话。另外,我还用一年时间,把上海所有图书馆都跑了一遍,一共40多个,调查这些馆的藏报,编了一本上海各图书馆藏报目录。藏报目录的书名是严独鹤题的,他是老报人。

  那些报人:被老报人招为婿

  高渊:严独鹤当时有什么职务吗?

  方汉奇:他是新闻图书馆的常务副馆长。他当过《新闻报》副总编,长期兼任副刊“快活林”的主编。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就是经他精心编辑后,在“快活林”上连载,使张恨水名满天下。后来汪伪接管《新闻报》,曾重金留聘,但严独鹤毅然辞职。他过60岁生日时,蒋介石送过寿礼,毕竟他是上海很有影响的报人。他是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去世的。

  高渊:对马荫良印象怎么样?

  方汉奇:他是同济大学毕业的,德文很好。他和史量才有亲戚关系,史量才被蒋介石暗杀后,整个《申报》的经营管理都委托马荫良来管。抗战时,《申报》被汉奸霸占了一段时期,他因为不和汉奸合作,还受到了通缉。

  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在新闻图书馆当馆长,后来去了解放军的学校教德文,“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但他熬了过来,活了90多岁。

  高渊:在新闻图书馆那3年,天天就和这些老报人在一起?

  方汉奇:一共有20多个老报人,其实说老也不算老,除了严独鹤年过花甲,其他人年纪都不大,马荫良只有45岁。他们都是从第一线退下来的,一般都有20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有很多见闻。

  那时候,老先生们每天中午都要喝点小酒,每人起码喝一斤。我不大会喝酒,喜欢听他们讲故事,很有趣。吃完饭有三个小时的休息,然后再聊会天就回家了,神仙过的日子。我那三年,就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听故事。

  高渊:感觉上,那三年就像在读研吧?

  方汉奇:在自学。不光是听他们讲故事,下午5点他们下班后,就都是我的时间了,每天晚上看书看报。

  高渊:也就是那时候,应邀去圣约翰大学讲新闻史,范敬宜也来听课?

  方汉奇:圣约翰请我去讲新闻史的专题,不是系统讲一门课。其实就是讲讲我的看报心得,这种专题课往往比较好听。

  范敬宜是中文系的学生,当时正追求他太太,他的太太是新闻系的。当然,也许他对新闻史本身就感兴趣。他是无锡国专毕业的,然后进了圣约翰,所以中英文都好。“文革”结束后,我去东北讲课,他在《辽宁日报》当记者,吃饭时主动过来说,当年听过我的课。其实我当年对他没印象。

  北大岁月:备课一周就上讲台

  高渊:后来去北大教书,是因为遇到了罗列?

  方汉奇:对,就是因为他的关系。罗列当时是《解放日报》的秘书长,也住在新闻图书馆的一楼宿舍。

  高渊:罗列的背景和新闻图书馆的老报人不一样吧?

  方汉奇:他20岁左右就在苏北参加了新四军,当过几家革命报刊的记者编辑,担任过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的教务长。这个学校的学生,很多是新中国第一批新闻工作者,林昭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罗列是1952年去的北大。当时,北大中文系要成立新闻专业,因为他有新闻教育的经历,据说人选是胡乔木定的。罗列临走的时候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北大讲新闻史?

  高渊:北大为何有吸引力?

  方汉奇:其实,那时候的社会评价是,北大是一所旧学校,地位不如人民大学,因为人民大学是新的。而且,到大学任教的苏联专家,给了人民大学100个,还把唯一的苏联新闻学专家放到了人民大学。当时的排序是“人北清师”,人民大学、北大、清华和北师大。但我一点也没犹豫,因为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感兴趣。

  高渊:到北大后,就开始教新闻史?

  方汉奇:我是1953年8月23日到北大的,9月1日就上课,只能一边备课一边上课。特别是要讲革命报刊这部分,当时没有什么材料啊,还得上档案馆、图书馆去查。因为是现备现教,这门课一开始的效果不好,学生们意见很多。这些都必须在教学中不断去改进充实。我还结合教学,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像《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等就是那几年写的。

  高渊:这样的教学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什么时候?

  方汉奇:1958年以后,重点就不在教学方面了。“反右”的时候,我差了一点点。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报上登的那些意见,也不是没有道理,有的意见还是可以参考的。但这就不行了,说我同情右派。后来安排了一次教研室内部的批判,批判了一天,上下午两个会,我就闷头做记录,表示虚心接受批判。

  人大时光:一进校门全是炼钢小高炉

  高渊:到人民大学是哪一年?

  方汉奇:就是1958年,当时北大新闻专业和人大新闻系合并了。“文革”中人民大学一度停办,我又回到了北大,后来再回人民大学,就在两个学校间来来回回。

  高渊:当时对人民大学是什么印象?

  方汉奇:我一进校门,看到校园里全是炼钢的小高炉。那时候已经大炼钢铁了,马上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学习和研究都搁置了。

  高渊:在历次运动中,干些什么活?

  方汉奇:北京的郊区我都去劳动过,还修过水库,一去一个多礼拜。“文革”时,我在干校砸石头,5斤重的锤子,一天要抡1万多下。还当过一年的炊事员,用铁锹炒菜。干校回来后,还得继续劳动,人大校园里所有地下管道我都钻过,要疏通管道,所有的楼顶我也都上过,给瓦工、木工当下手。

  我就说,知识分子劳动化这不难,但劳动人民知识化难度就大了。

  民国报业:办报不难,办好很难

  高渊:咱们回过头来说说新闻史研究。在研究的老报纸中,相当部分是民国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怎么看这段历史?

  方汉奇:那时候,办报纸不需要很大的投资,所以办报纸并不难,但要办得好很难。当时像《大公报》《文汇报》《晨报》《时事新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再加上《民国日报》等,无论是评论、采访还是编辑,各方面都比较强,办得也很投入。

  高渊:民国报人身上有哪些东西值得继承?

  方汉奇:简单地说,就是张季鸾的功夫、范长江的采访、胡政之的经营。

  张季鸾的文字功底好,还是海归,当时海归办报的很少,他的综合素质高。范长江做记者的那一段,是他人生最辉煌的阶段,后来他离开新闻界了,就没有发挥的机会了。胡政之和陈铭德、邓季惺的经营管理能力,都是很高的。

  高渊:我们现在能从前人那里借鉴什么?

  方汉奇:办报有很多共性的东西,应该为当代人参考借鉴,这是理所当然的,顶多加一句:有所借鉴、有所扬弃。毛主席和鲁迅都讲“拿来主义”,研究新闻史的目的就是这个,不然干嘛上这个课?

  我们媒体这些年教训不少。“大跃进”的时候,很多“卫星”都是媒体带头放的,甚至明知是假,也在那里吹牛。我们讲新闻史的时候,这些就是经验和教训。办报纸,就是要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真实性是媒体的核心属性。

  媒体变革:早上看手机,晚上看报纸

  高渊:现在还关注媒体变革吗?

  方汉奇:我因为还在带研究生,所以必须关注媒体的发展,而且要紧跟。但是和年轻人比起来,还是相形见绌,年轻人总是比我们老年人接受新事物更早、更快、更及时。

  高渊:纵观中国新闻史,报纸现在的处境是不是史上最难?

  方汉奇:现在主要是新媒体和新的传播手段,给报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看报了。纸媒面临很大的冲击,得想办法适应这个新形势。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它也面临过很多挑战,从广播到电视,都对纸媒产生过冲击。只不过,互联网的冲击力度是以前所没有的。

  高渊:纸媒还有多少生命力?

  方汉奇:纸媒的核心生命力就是白纸黑字。现在,图书馆还在保存报纸,没有人保存微信,因为报纸可以立此存照。所以,纸媒还是有它存在的必要和发展的前景,就是要适应新形势。

  关键是,大家的阅读习惯改变了。我现在每天早上打开手机看看微信和新闻客户端,昨天主要的国际国内新闻,花一两分钟就全知道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就是这个习惯,上班路上看一下新闻。

  知道了新闻以后,深度报道和评论可以慢慢看。所以我晚上看报纸,这方面是纸媒的优势,关键是要有分析、有回顾、有前瞻,对新闻事件有多角度的深度报道。

  新闻教育:新闻史家是新闻事业守望者

  高渊:您教过的学生,像蔡铭泽、陈昌凤、程曼丽、彭兰等都当了大学新闻学院的领导。你怎么评价中国大学的新闻教育现状?

  方汉奇:现在新闻教育的办学点太多了,700多个。一些重点院校的新闻院系日子还好过一点,一般院校办那么多的新闻系,可能学生将来的就业都会有问题,供过于求了。

  现在看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院系发展得太快,当时因为百废待兴,需要新闻采编人才。“文革”结束时,全国只有42家报纸,紧接着媒体全面开花,有的恢复,有的新办,需要大学培养新生力量。当时多设新闻教学点是有必要的,但现在应该适当调控了。

  高渊:听说您讲课很吸引人?

  方汉奇:我上课是肚子里有讲稿,因为我平常做卡片,又跟大家合作写过新闻通史,我想讲的东西都在肚子里。而且,我是用十桶水去应付一桶水,所以我讲课是东方不亮西方亮,总有东西吸引学生。

  高渊:作为一位新闻史家,怎么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

  方汉奇:我常说一句话,媒体人是社会的守望者,新闻史家则是新闻事业的守望者。要明白,历史研究总是为现实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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