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中的父亲
来源:原创投稿 作者: 竺路华 时间:2017-05-05 点击:
题记：九十年前，父亲有幸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南昌起义
1、求索
我的父亲竺扬于1909年出生在浙江奉化一户富裕人家，6岁时其父就把他送到前清举人开办的私塾读书。他家富裕且家教极严，家训是“做事努力，生活简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1919年，孙中山将“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宁波省省立四中读书，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父亲积极主动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并喜欢和有左倾思想的同学接触。当时四中的学生领袖是沙文威（史永），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先由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后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响应“北伐”，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活动，支持“北伐”，支持“三民主义”。沙文威离开后，父亲接替了学生领袖的工作。因右倾势力太强大，父亲连同几名进步学生被开除了学籍，被迫回到家乡。在家乡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并组织一些人加入共产党。
1927年春节过后，宁波地下党组织派卓兰芳（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0年牺牲）来村里成立党支部并成立村农民协会，并在父亲的家里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北伐军到宁波后，父亲又在邻村组织并成立了区农民协会。他们向农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组织农民进行反封建迷信活动等。
2、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大肆抓捕并杀害共产党员，父亲及其兄竺一平等党员在奉化遭通缉。在国民党派人前去清党的前一天，卓兰芳到村里通知党员们赶紧撤离，父亲和竺一平及其他三名党员连夜逃往武汉，没来得及走的都遭到逮捕。
到了武汉后，根据党组织指示，找到浙江流亡同志招待所，参加了张秋人（曾任浙江省委书记，1928年被国民党枪杀）主办的学习班，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不久，汪精卫叛变，学习班被迫关闭，我伯父竺一平和三名同到武汉的党员回老家了。在武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贺龙为扩大力量，建立自己的武装，在武汉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生兵，工农兵》的布告。父亲和同村的俞佩钦毅然报名，被分配到贺龙部队二十军三师新组建的教导团——学兵队。在那里又遇见了宁波市手工业工会负责人柴水香（又名陈文杰，中共浙南特委委员，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牺牲）。部队急行军经过九江到达南昌，教导团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了军事训练，当时许多战士都是没有武器的。八月一日，父亲他们先是躲在一所学校里，信号弹一响，顿时枪声大作。教导团的战士们呐喊着冲了出去，迅速从敌人手里抢到了武器。经过激烈的枪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起义取得了胜利。
八月五日，部队补充了给养，弹药，开始向南进军。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退往潮汕。一路上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还聆听了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到福建长汀后，部队与当地群众举行了军民大会，会上周恩来，朱德，贺龙，郭沫若等领导做了形势报告。
1927年9月24日，当部队退到潮汕方向时，被国民党部队包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战。汤坑之战双方实力悬殊，敌军有1.5万，而叶挺，贺龙部队才五千人。这仗打得非常激烈，场面十分壮烈残酷，俞佩钦中单倒在了父亲身边，父亲的脚踝也被打伤。有史记载，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3、逃亡
汤坑之战失败后，父亲拖着伤腿与二十多个伤病员随着剩余的部队撤退，有一天醒来一看部队不见了。无奈二十多个伤病员只能漫无目的地流浪。在涉过一条被鲜血染红，漂浮着尸体的小河时，伤口被感染了。在流浪了两个月余，他们被国民党薛岳部队的一个连收编了。他们一开始让父亲喂猪，后来发现他有文化就叫他当文书，几天后，父亲被感染的伤口上长满了蛆，高烧不退，于是他被送到了汕头的红十字医院，医院相当简陋——在一座破庙里。到了那里，医生将一小桶石灰水直接浇在了父亲的伤腿上，然后抄起剪刀，就将伤口周围的烂肉剪掉，父亲当即痛昏过去。每当提起这事儿，父亲说，这种痛，终身难忘。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国民党军队看到伤病员也很头疼，希望大家自寻出路。父亲托人捎信带回老家，他哥哥接到信后连忙赶到汕头，将他接回了家。
父亲原以为，在潮汕战斗打败后，主力部队抛下伤病员自己撤离了，后来听说是部队解散了，有的被国民党收编了。柴水香没有受伤，被收编之后又逃出来，一路乞讨回到宁波，找到党组织后被派到浙南红十三军担任参谋长，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当他在山下疗伤时，被叛徒出卖，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头颅被挂在温州城上。
4、坚持
父亲回到老家后，得知农民领袖被捕，党员名单被搜去了。为避免遭牵连，父亲和其兄竺一平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两人回到家乡。经多方活动，农民领袖被释放，但家乡党组织遭破坏，父亲与伯父再次遭通缉。竺一平卖掉家里的几亩土地，带着盘缠与一起流亡的同志在上海合伙开了家裁缝店——维持生活给父亲养伤，并再次寻找失去联系的组织。
在父亲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九死一生，有幸活到解放后。我们还能聆听到他讲述那惊醒动魄的一幕。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持，不怕牺牲的精神令人敬佩。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右二为作者，与同学同游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1、求索
我的父亲竺扬于1909年出生在浙江奉化一户富裕人家，6岁时其父就把他送到前清举人开办的私塾读书。他家富裕且家教极严，家训是“做事努力，生活简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影响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1919年，孙中山将“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代表的帮助下，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
1926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宁波省省立四中读书，同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父亲积极主动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并喜欢和有左倾思想的同学接触。当时四中的学生领袖是沙文威（史永），在他们的影响下，父亲先由人介绍加入了国民党，后加入了共产党。为了响应“北伐”，他们以国民党的名义公开活动，支持“北伐”，支持“三民主义”。沙文威离开后，父亲接替了学生领袖的工作。因右倾势力太强大，父亲连同几名进步学生被开除了学籍，被迫回到家乡。在家乡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并组织一些人加入共产党。
1927年春节过后，宁波地下党组织派卓兰芳（中共浙江省委常委，1930年牺牲）来村里成立党支部并成立村农民协会，并在父亲的家里召开了第一次党代会。北伐军到宁波后，父亲又在邻村组织并成立了区农民协会。他们向农民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组织农民进行反封建迷信活动等。
2、起义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大肆抓捕并杀害共产党员，父亲及其兄竺一平等党员在奉化遭通缉。在国民党派人前去清党的前一天，卓兰芳到村里通知党员们赶紧撤离，父亲和竺一平及其他三名党员连夜逃往武汉，没来得及走的都遭到逮捕。
到了武汉后，根据党组织指示，找到浙江流亡同志招待所，参加了张秋人（曾任浙江省委书记，1928年被国民党枪杀）主办的学习班，并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不久，汪精卫叛变，学习班被迫关闭，我伯父竺一平和三名同到武汉的党员回老家了。在武汉，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贺龙为扩大力量，建立自己的武装，在武汉广贴《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招收学生兵，工农兵》的布告。父亲和同村的俞佩钦毅然报名，被分配到贺龙部队二十军三师新组建的教导团——学兵队。在那里又遇见了宁波市手工业工会负责人柴水香（又名陈文杰，中共浙南特委委员，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1930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同年牺牲）。部队急行军经过九江到达南昌，教导团对新入伍的战士进行了军事训练，当时许多战士都是没有武器的。八月一日，父亲他们先是躲在一所学校里，信号弹一响，顿时枪声大作。教导团的战士们呐喊着冲了出去，迅速从敌人手里抢到了武器。经过激烈的枪战，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起义取得了胜利。
八月五日，部队补充了给养，弹药，开始向南进军。经抚州，瑞金，会昌，梅县，再折回汀州，上杭一带，最后经大埔退往潮汕。一路上学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打倒列强》，《工农兵联合起来》等歌曲，还聆听了周恩来、恽代英等领导同志的正式报告。到福建长汀后，部队与当地群众举行了军民大会，会上周恩来，朱德，贺龙，郭沫若等领导做了形势报告。
1927年9月24日，当部队退到潮汕方向时，被国民党部队包围，9月30日不得不退出汕头，在汤坑进行防御战。汤坑之战双方实力悬殊，敌军有1.5万，而叶挺，贺龙部队才五千人。这仗打得非常激烈，场面十分壮烈残酷，俞佩钦中单倒在了父亲身边，父亲的脚踝也被打伤。有史记载，巷战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
3、逃亡
汤坑之战失败后，父亲拖着伤腿与二十多个伤病员随着剩余的部队撤退，有一天醒来一看部队不见了。无奈二十多个伤病员只能漫无目的地流浪。在涉过一条被鲜血染红，漂浮着尸体的小河时，伤口被感染了。在流浪了两个月余，他们被国民党薛岳部队的一个连收编了。他们一开始让父亲喂猪，后来发现他有文化就叫他当文书，几天后，父亲被感染的伤口上长满了蛆，高烧不退，于是他被送到了汕头的红十字医院，医院相当简陋——在一座破庙里。到了那里，医生将一小桶石灰水直接浇在了父亲的伤腿上，然后抄起剪刀，就将伤口周围的烂肉剪掉，父亲当即痛昏过去。每当提起这事儿，父亲说，这种痛，终身难忘。在缺医少药的年代，国民党军队看到伤病员也很头疼，希望大家自寻出路。父亲托人捎信带回老家，他哥哥接到信后连忙赶到汕头，将他接回了家。
父亲原以为，在潮汕战斗打败后，主力部队抛下伤病员自己撤离了，后来听说是部队解散了，有的被国民党收编了。柴水香没有受伤，被收编之后又逃出来，一路乞讨回到宁波，找到党组织后被派到浙南红十三军担任参谋长，在一次战斗中受伤，当他在山下疗伤时，被叛徒出卖，1930年被国民党杀害，头颅被挂在温州城上。
4、坚持
父亲回到老家后，得知农民领袖被捕，党员名单被搜去了。为避免遭牵连，父亲和其兄竺一平来到上海寻找组织。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两人回到家乡。经多方活动，农民领袖被释放，但家乡党组织遭破坏，父亲与伯父再次遭通缉。竺一平卖掉家里的几亩土地，带着盘缠与一起流亡的同志在上海合伙开了家裁缝店——维持生活给父亲养伤，并再次寻找失去联系的组织。
在父亲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历经坎坷，九死一生，有幸活到解放后。我们还能聆听到他讲述那惊醒动魄的一幕。他们这一代共产党人对信仰的坚持，不怕牺牲的精神令人敬佩。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
（右二为作者，与同学同游四明山革命根据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