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孙触发焦虑症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潇 李哲 时间:2017-04-16 点击: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更新。“祖辈带孙”的焦虑现状，非亲历者难以体会
老蒋的状态很不好。
他已经半个月不想进食，仅每日在家人逼迫下勉强吃几口维生。
他脸色苍白，嘴唇干瘪，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坐在诊室里，一言不发。直到李霞向家属问诊完毕，老蒋才终于没好气地发声：“这医生怎么这么说教？”
李霞直到第三次问诊，才从老蒋吐出的只言片语中找到他患上焦虑症的诱因——“外孙吃饭看电视，我说不行，但没人听我的意见。我发火也没用，完全不改。我的意见已经没有价值……”
医学上固然没有“带孙焦虑症”这样通俗的名词，但对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李霞来说，这个名词兴起的背后是“谁都知道却谁都不认为是大问题”的祖辈带孙焦虑现状。
上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许红在老年睡眠障碍门诊中做过统计，因带孩子而产生心理压力的老年人占到门诊病患的1/3。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2013年对全市的抽样调查显示，73.4%的祖辈是主要带养者，99%的家庭是由祖辈参与带养孙辈。而放眼全国，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2016年底发布的报告显示，61.6%的家庭在孩子上幼儿园前由祖辈帮助带养，同时，78.8%的父母表示与祖辈教育观念不一致。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价值观念的重塑和更新。“大多数人把焦虑裹挟在一堆错综复杂的状况之中，不知不觉走入了这个境地，却缺乏出口。”李霞说。
带孙焦虑症？真有这种说法吗？
老蒋承认自己钻了牛角尖。
他今年68岁，当了几十年的企业干部，性格倔强。6年前女儿怀孕生产，他彻底从工作岗位退休，打算和老伴一起“含饴弄孙”。
却遭遇种种不如意，细究起来，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他不允许外孙吃饭看电视，必须随手关灯，不许沾垃圾食品……他要求外孙严格执行，但女儿和女婿却觉得这类细节无伤大雅。
他心里明白自己不该承担父母之责，但又怕长期下去孩子被毁。“我什么都做不了。”老蒋说。他开始不再说话，不再发表任何意见，不再参与任何和外孙相关的活动。矛盾积在心里，渐渐成了死结。
李霞说，老蒋是个内心敏感的人。
“这样的人本身有一定焦虑基础。敏感，多思多虑，追求完美。”往往一点点小事都可以触发焦虑——比如有位老太太，小孙子快下课了，她让儿子去接，儿子只要晚出发一小会儿，她就会坐立不安。
李霞解释，焦虑症人群有些会出现躯体化症状，坐立不安、胃痛、头疼、胸闷……更多的人则是一过性（指某一临床症状或体征在短时间内一次或数次出现）的焦虑情绪，并未达到医学上“焦虑症”的诊断标准。上海市中医医院睡眠障碍科主任张雯静听到最多的描述是，“大脑好像被念了紧箍咒”；“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活在一个黑洞里”；“脑子一点也动不起来，像刷了浆糊”……
焦虑说到底就是问题无法解决，期望无法实现。“最明显的就是，他说出各种各样的烦恼，但你无论和他说什么解决办法，他都有理由告诉你不行。”张雯静说。
焦虑的老人们，烦恼是多样的。
有的是愧疚感。一位带孙的老太太，与亲家轮周带孙。但仿佛一个魔咒，孩子只要送到自己这里就发烧。原因遍寻不得，但愧疚感却是无以复加。以至于小孙女在一个小矮坡上下奔跑时，她都要为孙女反复穿脱外套，以防坡顶有风，造成感冒。
另一位老人，在老家带孙，因疏忽造成小孙女溺水而亡。老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并发焦虑，5年了，依然没有走出。
还有的是自我加压、把责任扩大化。上海人老李带着孙子看病，没挂上专家号，却发现别的父母都是手机预约了专家号再来就诊。想着是自己不会网上挂号而耽误孙子看病，急得眼泪直流。
也有套牢的感觉。一位68岁的外婆照看一对双胞胎，反复向医生倾诉“搞不定”“心力交瘁”“晚年生活没有了”，每晚睡觉要靠安眠药。
还有的是提前焦虑。一位老患者向张雯静倾诉，一听女儿说要生二胎，“前几年的辛酸场景一下子浮现眼前，重新走一遍？吓都要吓死了！”
“很多问题你知道好像不对，但走着走着就变成理所当然”
“真有带孙焦虑症？”老龙听了老蒋的病情，急切表达认同，“你这么一说，我是深有感触。我当年估计也有”。
2006年在世纪公园，老龙差点丢了当时2岁半的外孙女。“我正仔细看一株梅花的介绍，突然意识到外孙女不见了。”他喊出了此生最大的嗓门，在整个公园奔跑叫唤孩子的名字。整整半小时，他想的竟不是外孙女的安全，而是回家怎么跟女儿交代。
好在半小时后，他在一棵树下找到了外孙女。
回家后嗓子哑了几天。更严重的是，他当晚失眠，在之后半个月里反复后怕，“如果没有找到……”
随着外孙女长大，祖孙间争执时有发生。一次争吵后，外孙女直接用剪刀戳进自己的手心，鲜血汩汩流出。老龙和老伴将她送进医院，数日惊魂未定。
最生气时，他电话里跟女儿撂挑子：“我不带了！我没这个义务！”
女儿回应：“你们不带，我只好辞职。”
“她这话，等于把辞职原因归到我头上了。”老龙忿忿说。和老伴商量了，“只能再捱几年”。
“很多问题你知道好像不对，但走着走着就变成理所当然。”老龙摇摇头。
老龙最终在外孙女12岁时得以解脱。他和老伴的住房是学区房，而子女的房买在郊区。外孙女上初中前，他们和子女交换了住所，正式“从带孙班毕业”。
老龙形容交接那一天的心情，满腹搜罗能想到的词是“乐开花”。“真的！难以想象吧？我爱人大概还有点失落。我是彻底没有的。我只想老年生活终于开始了，哪怕住得这么远，要坐24站地铁去找老伙伴我也愿意！”
各家有各家难念的经。老龙说，你很难说谁家的带孙安排就一定好，也很难把一家的做法套到另一家。
他身边好友，带孙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全天候被套牢；有的是年轻父母在两家老人之间接来送往，一家一周；还有的是从外地来沪，因房子小，只够一人来住，无奈和老伴分居……有人实在受不了，放下狠话“我出钱，请保姆来带！”没过半个月，自己又回来，因为想孙子想得失眠，“隔空担心”。带孙时间最长的老朋友，把孙子一直带到工作，经历了二度空巢。
朋友聚会时，老龙念了首打油诗——“是主人吧，说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都干；是保姆吧，一分钱不赚，外搭钱还不算；是志愿者吧，还没人称赞。”
有人笑了，有人却哭了。
现实很难。张雯静说，老人无奈，子女也无奈。她自己同样是由母亲帮带小孩。医院缺人，她产假3个月就上班。她记得母亲有次喂孩子吃饭喂到一半，碗哐当打碎——母亲累得睡着了。她心疼，却没法做出任何改变。母亲反过来安慰她，“带孩子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2014年，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发布《虹口区0—3岁婴幼儿家庭早教状况调查》。对虹口800户家庭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75.4%的母亲认为早教最佳带养人是父母自身，同时，两代人对“父母一方用1—2年时间在家养孩子”的支持或期望态度高达95.4%。
“现在，公办的托儿所几乎没有。工作和孩子，难以两全。”张雯静说。
“他担心安定的副作用，却不能理解焦虑状态其实更严重”
老蒋是拖了两年才来就诊的。
家人直到他不肯吃饭，才意识到他得病。“当一家人的重心落在孩子身上，老人的失落、焦虑、孤独，很容易被忽视。”李霞说。
而张雯静在失眠门诊时发现，很多老人对焦虑的状态也不以为意。有位58岁来看失眠的女患者，正在帮带2周岁的孙子。女患者听力不好，总担心孙子有何声响自己难以发觉，于是常常惊醒，长此以往，再难入睡。她就诊，是询问能否增加安眠药用量。
患者儿子问：“医生，我妈妈这样吃安定会不会有副作用？”
“最好的办法是脱离焦虑环境。不带孩子一段时间，看看睡眠状态会不会好转。”张雯静答。
气氛瞬间尴尬。儿子没再说话。
“他担心安定的副作用，却不能理解这种焦虑状态其实更严重。”张雯静对记者说。
疏解焦虑情绪，需要走进内心的、真正有效的沟通。但当家庭无法提供沟通平台，需要向外界寻求出口。
2007年，东华老年大学首次开办“孙辈教育班”，一度成为沪上媒体热点。但仅1年，孙辈教育班宣告暂停。
“因为报名的学员太少了。”乐善耀说。他曾是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主任，被邀请去做讲课老师。如今他也是带孙老人中的一员。
间断一年后，长风新村街道妇联主席张依群因机缘了解到需求，支持教育班在长风社区学校再度开设。
如今学员维持在10人，8年来，每月一次沙龙，雷打不动。“这是我们精神的港湾。”乐善耀说。
很多时候，这里成为倾诉的平台。
一位奶奶抱怨带孙劳累，儿子儿媳除了周末来看看，几乎全交给她。最近她在为开家长会而烦心。孩子成绩不佳，谁都不愿去开家长会，最后推给奶奶。老太太去了学校就听老师说“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却来”，压力陡增。
“你给你儿子开了一家责任无限公司！我们的责任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乐善耀说。
另一位外婆说，发现外孙变成了“两面人”，在外婆家讲礼貌，可到了奶奶家就打回原形。“这样不行，最好你们家辛苦一点。教养对孩子最重要。”“那也不行，亲家不开心……”
“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我们觉得并不需要谁去说服谁。有时哭出来、倾诉出来就是疗愈的方式。”张依群说。
虽然带孙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但培训班主题已经改变——由“孙辈教育班”更名为“祖辈同步成长工作室”，后又更名为“青少年心理滋养坊”。张依群说，8年来，“如何隔代带孙”的概念被老人自发淡化，而“聚焦自己”成了主题。
比如最近一期的主题是“身心合一”。“就是当你嘴上说不再焦虑、关注自己的时候，你是不是能身心合一地做到？”乐善耀说。
张依群希望有更多老年人参与心理滋养坊。不过人数始终没有突破过20人。“很多人的观念依然陈旧，还没有意识到反思的必要。”
模糊的界限感
老蒋自己也明白，他的带孙焦虑其实混杂了退休的失落感。在这个家庭，他不再拥有指挥者的权力，而转变为协助者。
李霞在多年诊疗中观察到，出现问题的家庭，往往是一家人或者其中有人的角色定位出了问题。
“很多老人觉得自己委屈，多半是因为一早没有划清界限。三代人在一个家庭中，各有各的角色。打着任何旗号的越界，都是不可取的。要明确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另一个角色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但现在，很多家庭角色之间糊里糊涂，也没好意思弄清楚。而角色一旦错位，要么是压抑，要么就是冲突。”
比如有不少祖辈把已成年的儿女依然当孩子，认为“他们照看不好自己，又怎么可能带好孙子”，于是越界，承担子辈应付的责任。
年轻母亲小杨对婆婆的举动有苦说不出。“婆婆不放心我们带孩子，晚上一定要由她带孩子睡。孩子还没断奶就几次三番把孩子抱回自己屋。晚上只能孩子哭了我跑过去。后来因为孩子总饿哭，才算搬回来。”
小杨一位朋友也抱怨，丈夫希望夜间带孩子睡觉，却总被婆婆以“你们上班太辛苦”的理由抱走。“老人其实没有问我们真正需要什么帮助，而把意志强加给我们。但他们那么辛苦，我们又怎能强硬表态？”
“如果祖辈付出了很多，而有一天发现子辈并不是一定需要，这种冲击是很大的。”李霞说。
张依群的观察是，广泛焦虑的现状也与社会背景有关。她说，中国传统重亲情和联结，上一辈则更讲“奉献”，但这一代更讲“自我实现”。在这样的转型中，难免面临观念分歧和价值冲突。“理解了这一点，或许可以对应对冲突有一定帮助。”
“你很重要”
真正支持老蒋好转的，不是药物，而是李霞几次三番的“说教”——“你很重要”。
老蒋现在成了李霞的粉丝，每两周便主动来就诊。
李霞给了他3个建议：
先确认自己是不是想做。“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要首先把‘应该’去掉。不要迷失自己。从头到尾都不应该以别人为中心，无论是儿女还是孙辈。”
如果确定想带孙，要充分预估承受能力和可能走入的境地，接受自己只是协从的角色，而不负主导的责任。“要和儿女商量好，自己能帮的边界在哪里？最好全家达成一致。”
第三是要允许犯错。“没有谁天生会带孩子，亲子关系正是在不断试错中正确起来的。”
李霞还告诉他，“作为外祖父，你的角色是重要的”。
“我们过得这么匆忙，需要有人提醒我们是不是错过了什么。比如孩子今天脸色不好，父母下班回家晚，可能根本来不及发现，但祖辈的观察可以给父母一个提醒。孩子或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事情，但这样的观察和提醒，对一个家庭是很有价值的。”
“事实上，正因为家庭成员之间有牵挂，才有这些焦虑，而我们往往也忽视了这一面。”李霞说。
老蒋说自己的心正在回归平静。
他开始进食。今年3月，他参加了全家的出国旅行，尽管他仍不适应和外孙的交往，更习惯一个人安静地看书看报。“我们好像带着一个旁观的老头。”家人打趣他。他笑。
而最让老蒋女儿惊喜的细节是，小孩放学回家把书包随手一放，老蒋怪道：“你这书包怎么又乱放了！”
老蒋终于可以再一次对外孙“发号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