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回忆
来源:原创 作者:竺路华 时间:2017-03-31 点击:
2015年的春节过去了，我又一次来到了丁柯的家。95岁高龄的丁老不仅是一位新四军老战士，更是我的一位老领导。他的家座落在泰安路的一幢老式洋房里。厅外的小院里站着一棵结满果实的金桔树，深深的庭院里，洋房被树木包围，生气盎然。客厅虽然不大，但是布置得的确是优雅别致。棕色的基调怀抱着历史的厚重感，满屋的书卷也散发着人生沉淀的香气。采访还未开始，丁老坐在沙发上与我寒暄。虽然在大多数都称呼这位身材高大背脊直挺的老战士“丁老”，但我依然喜欢像二十多年前与他共事时一样，叫他“丁老师”。因为无论何时，他总是那么亲切。
95岁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年龄，丁老师的思维依然清晰灵活，声音如二十多年前那般洪亮，叙述的历史还是那样充满了画面感。采访开始，慢慢地我们进入了正题。以下我将用丁老师的叙述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呈现给各位。进入古稀之年的我，久远的记忆愈来愈清晰，它经常如瀑布一般奔泻而下。同龄的战友们大多已不在人世，如果我再不将那段真实的历史记载下来，若后人要去了解定将越发困难。延续过去的责任在我肩上，是时候履行它了。
1943年4月，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蒋介石顽固派与日伪军联合起来，蒋致电何应钦：“要解决四明山的抗日游击队”。至此，国民党顽军纠集了两万的兵力，准备对浙东根据地进行“清剿”。
11月4日，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天台街头指挥部纠集国民党顽军挺进三纵、四纵、五纵两万多兵力，下达了“务将奸军包围于四明山内歼灭”的第一次作战命令。
同月13日，新四军浙东纵队领导在梁弄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反对内战座谈会，又一次呼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16日，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向我根据地推进，我军主动撤出梁弄，横坎头。
17日，浙东纵队组织了干部会议，针对第二次反共内战的形势作了动员，要求全体指战员从思想上行动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18日，国民党顽军向大岚山蜻蜓岗新四军浙东纵队五支队阵地开始进犯，五支队被迫还击，浙东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终于爆发了。
19日，顽军挺三部向五支队阵地发起猛攻，五支队坚守阵地，击退敌人多次进攻，毙伤顽军百余人，战斗异常惨烈。我方战士迎敌而上，英勇顽强地和敌人进行白刃格斗，刺刀声，手榴弹爆炸声在山谷里回荡。这时顽军挺五张俊升部则从侧翼向五支队夹击。五支队两面受敌，被迫撤出战斗。由于敌众我寡，我们运用的是“敌弱我打，敌强我走”游击战术。
夜里，我们三支队向敌人驻地大俞出击，将挺三主力——第二支队的一个营击退，击毙营长以下十余人，俘虏20余人，缴获步枪十余只。敌人被迫退往唐田，北溪一线。在这次战斗中，三支队一大队大队长蓝碧轩不幸牺牲。
大俞战斗后，抗日部队表示不愿内战，我军主动将主力部队不断地在山区移动，转移至周公宅一线。当时纵队政工人员随前沿部队行动，我分在三支队。夜袭大俞时，我随部队从山顶往下冲向敌驻村落时，双脚七八个脚趾被石头砸伤，随部队撤回时才发觉痛得寸步难行，加上我得了疟疾，高烧不退，浑身无力。张文碧主任怕我跟不上队伍，建议我带着十几个伤员一起去后方医院。有两个民夫用粗毛竹、麻绳、竹片、床板做了一个简易的担架，抬着我往后方医院转移，十几个伤员步行跟在后面。
我们在蜿蜒起伏，纵横交错的山岭中行走着，谁知敌挺四田胡子部正偷袭我后方基地。黎明时敌人先发现了我们，立即朝我们追来，密集的枪声像炒豆般的响彻了群山和田野，有些子弹就落在我们的周围。轻伤员见状急忙向后转返回去追赶自己的队伍。两个山民抬着我也想返回追赶部队，由于山很陡，路很窄，而竹竿又长，当他们转身时担架翻转掉了下来，立刻散了架。我也从担架滑落下来，只觉得脚趾砸在石头上痛不欲生，山民眼见敌人要追上来了，吓得赶紧跑了。我拿起挂在担架上我的佩枪——左轮枪往山上爬去。
四明山多是高山野岭，茅草杂生。我顺着溪流努力往山上爬去。大约爬了二三百米，到了一片山凹下，看见块大石头，我挣扎着爬到石头上依靠着它，努力让自己倚着石块坐直，手里紧紧握着左轮枪，眼睛顶着前方，脑子里想着宁死不当俘虏，随时准备与敌人一决死战。我看见敌人在摔坏的担架附件找了找，随后向另外的方向走去。望着敌人的背影在山谷中越来越小，在山路转弯处竹林沉密的地方不见了。这时我才看见自己脚上的布鞋已被鲜血染红，双脚的脚趾血肉模糊，随着疟疾的后期发作，我昏了过去。
等我醒来，远处点点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耀。那是一户山民的家。我的心里点燃了希望之火，挣扎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终于爬到了这家人家的门口。“吱呀”一声门开了一条缝，只听一个声音轻声说着：“是三五支队的”。门打开了，是一对夫妇。男主人说：“赶紧先把他藏起来，黄狗（这是百姓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称呼）还在对面山上。”他们俩将我抬到屋子的角落里藏了起来。夜深了，山民告诉我：“现在这里还很危险，我现在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四明山区每座山上只有一两户人家。那时山上野兽很多，野猪肆孽。山民们会在山上种一些红薯和苞米。为了保护粮食，每家都会在山上搭个矮矮的三角形的只能平躺进一个人的简易窝棚，上面挂着一支大竹筒，不时敲打着竹筒，为的是晚上值班遇到野兽来了可以把他们吓跑。这家男主人白天背着一米八十多的我，在又陡又窄两边又长满茅草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每走一段都要停下喘息。翻过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我安置在一个空着的窝棚里。他四周看看，觉得没有危险了，才快步往山下走去。
第二天醒来，山民又来了，他告诉我：“部队在哪里谁都不知道，我带你去找。”山民大哥每天背着我，从这座山翻过那座山，在安全的地点安置我之后就下山打探情况并带食物给我。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余天。我的病渐渐好了，脚伤也接近痊愈。11月30日，部队正好又回到了我们原来分开时的峙岭。山民大哥将我送回了队伍。同志们见到我高兴极了，再次重逢有一种浴火重生的感觉。尤其是张文碧主任，特别高兴，他告诉我跑回来的伤员都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正准备给我开追悼会呢。很快，我愉快的与同志们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去了。
抗战时期国民党汪伪政权勾结日寇，欺压百姓，所到之处，无辜群众惨遭屠杀奸淫。房产家舍，浩劫一空，耕牛家畜被大量宰杀，粮食种子被抢，男女老幼流离失所，日寇经常扫荡，弄得百姓一贫如洗，民不聊生。
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江岚等同志，早在抗战初期就在这一地区开展了抗日宣传活动，他们走村访户，宣传抗日道理，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戏剧。政工队员热天赤着脚，冬天穿着箬壳草鞋，挨家挨户地了解穷人的苦楚，并带领群众与地主斗争，要求废除苛捐杂税等。他们根植于群众之中，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四明山虽然山清水秀，资源丰富。但由于战乱，通商的道路中断，山货销不出去，地主剥削厉害，山区野猪又十分猖獗。党组织通过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宣传三五支队是抗日的队伍。并帮助各乡成立了农会，妇女会，部队帮助贯彻减租政策，农民得到了实惠；并成立了山货供销社，解决了销路问题；组织了打猎队，保证了粮食的收成。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于是乎，群众对三五支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军民关系更加密切了。部队每到一处，老百姓送情报，当向导，抬伤员，运输和收藏部队重要物资。妇女会为部队做军鞋，洗衣服。护理伤病员，动员亲人参军。这个地区的群众基础好，所以当我受伤后，会得到群众冒死相救。
1944年八月，敌人撤出了四明山。历时九个月的第二次反顽自卫战胜利结束，经历了大小九十一次战斗，牺牲了近千名战士及一大批久经考验的优秀的新四军浙东纵队的干部，我们保住了四明山革命根据地。当地群众兴高采烈敲锣打鼓地来到指挥部，为我们庆祝胜利。许多村民把自家仅有的一点好东西都送来以表感激之情。打猎队抬着一头野猪来慰问部队，我一看领队的正是营救我的山民，这时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徐龙尚（林山）。再次见到他感激之情油然而生。没有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将我保护起来，没有那十多天的悉心照料，我可能早就成为山中野兽的口中之物了。
每当回忆起青年时代那种战斗生活，心里总是非常怀念，怀念艰苦岁月中同志之间的友爱团结，真诚相处。我们就像是个温暖的大家庭，四明山迷人的自然景色，春天满山的杜鹃花，空气里充满着清香。冬天的夜晚，在月光下赶路，那结了冰的层层树林闪闪发亮，晶莹剔透，美丽极了。我非常留恋这段艰苦的战斗生活，非常怀念这些难忘的日子。
故事讲完了，望着老丁不能平静的表情，感慨万千。他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是在世为数不多的抗战老战士，是我们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浙东浙南分会的宝贝。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祝您安康，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