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严实精神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上）

来源:人民网作者:徐忠时间:2017-03-30 点击:

1958年8月，周恩来和陈毅、贺龙等陪同外宾参观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两弹一星”的总指挥、“大管家”、中央专委会主任周恩来为“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发射而呕心沥血的许多秘事，由于是国家的特级机密，加之周恩来历来反对宣传自己，而被尘封多年。现在，根据已解密的史料和亲历亲闻者的相关口述史料，撷取周恩来的历史功勋与严实精神之要点，以飨读者。

早在谋划创建新中国的同时，周恩来就远见卓识地着手筹划“两弹一星”范畴的高新科研项目

早在1949年3月18日，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的时候，周恩来在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致电彭真、叶剑英并转李维汉，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郭沫若任团长，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的清华大学教师、原子核科学家钱三强是成员之一。钱三强提出利用开会的机会，带些外汇，托其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购买用于原子核研究实验的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图书、资料等。当时战争还在继续，经济十分困难，外汇更为紧张。但周恩来收到请示后，立即表示赞成，并详细交代了外汇支付方法和仪器设备运回的办法。当时因为冷战形势，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后来从英法回国的中国核科学家用这笔外汇购回了仪器和图书。

面对美国的核威胁，1952年5月，周恩来主持研究国防建设五年计划时，就酝酿研究试制原子弹、导弹等尖端武器装备问题，征询有关科学家的意见，从各方面进行准备。原航天部法规司司长焦勇在《周总理对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关怀与指导》一文中说：“同其他各部比较，周总理对航天部的关心更多，所花费的心血也大，讲话、指示也最多。我们粗略统计了一下，在我们编写的《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一书中，共出现过200多个人的名字，周恩来的名字出现过数十次，是最多的。”

在狠抓“两弹一星”研制的全部工作中，对于核能与火箭人才队伍，周恩来特别重视，尤其突出的是千方百计地吸纳海外核能与火箭专家回国。在他的号召与关怀下，李四光、邓稼先、姜圣阶、张沛霖、杨承宗等核能专家，于1950年和1951年先后回国，成为核工业领域挑大梁的人物。特别是中国“两弹一星”领军人物钱学森摆脱美国羁留得以回国，完全是周恩来外交努力的结果。受周恩来委派负责这项重要任务的王炳南大使曾回忆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中、苏、美、英、法五大国首脑参加的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之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开始，周恩来一方面下令在7月提前释放抗美援朝时被我方俘虏的美国阿诺德等11名间谍，一方面派人同美方交涉钱学森回国事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于8月1日允许钱学森回国。”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钱学森一家四口于9月17日，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同时，核科学家李正武、郭永怀、王承书等也于1955年9月、1956年11月先后从大洋彼岸回到祖国。20世纪50年代末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钱学森回国后不久，在叶剑英、陈赓陪同下拜访周恩来。周恩来向钱学森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请你写个意见———怎么组织发展航空、导弹这个研究机构？”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写出了《建立中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第五天，即当月的21日，周恩来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逐字逐句地审阅《意见书》，对个别字、句、标点都做了修改，并在标题下写上“钱学森”的名字，让人打印6份送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审阅。

1956年4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在研制原子弹三人领导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以陈云为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为副主任的原子能委员会和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方案，当年12月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批准。

1956年10月8日，周恩来批准中国第一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即航天部前身）正式成立，并开始建设北京的“四大工程”，任命钱学森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史无前例的卫星与火箭研制工作正式开始！

国防部五院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白手起家组建起来的。据“两弹一星”的主要负责人聂荣臻回忆：为了解决组建导弹研究院的技术人才问题，“周总理对我说，‘凡是你要的人都给。你开出名单，然后按名单调人’”。在这一年的5月底6月初，聂荣臻“将需要商调的380名中高级技术人员的名单报送周恩来”，周恩来看后对聂荣臻说：“你们所需要的干部同各部门商调就可以了。”就这样，任新民、屠守锷、庄逢甘等30多名专家被选调到导弹研究院工作，与当年分配的100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一起组成了最初的导弹研究队伍，加上随后调入的蔡金涛、黄纬禄、吴朔平、姚桐斌等专家，形成了中国研制导弹的第一批骨干力量。

对于顶尖人才的思想、生活和科研工作，周恩来更是予以特别的关怀。他曾向聂荣臻交代说：“钱学森是爱国的，在政治上要关心他，在工作上要支持他，在生活上要照顾他。”不只是对钱学森，周恩来对所有从事“两弹一星”研制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也都是这样关怀、爱护和信任的。他经常对“两弹一星”研制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说：“我们如果为科学家服务好了，他们就会为祖国服务得更好。”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之后，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提议切实担当起领导研制人造卫星的重任

1958年5月1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第二次讲话，谈到形势问题时说：“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当年，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中国科学院为主，组建专门的研究、设计机构，拨出专款，研制人造地球卫星，代号为“581”任务。但因那个年代，国内到处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创造人类新天地”“敢教日月换新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口号，违反科学规律的浮夸风盛行，加之国际上对中国封锁与打压的严峻形势，中国的“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起步就异常艰难。1958年8月，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叫嚣，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以后又不断把对中国的核战争威胁连续升温，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于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将在7月28日开始撤离，9月1日前全部撤完。当时，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撤走回国的同时，也把关键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了。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停止按合同向中国供应配套设备，使得中国正在建设的核工厂停工、中断。就在美国对中国不断进行核威胁和苏联背信弃义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同时，中国国内又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困难重重的局面，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调查研究，反复讨论，毅然做出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的重大决策。1962年9月11日，核工业部经过认真讨论和研究，向中共中央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10月19日，国务院国防工办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核工业部的两年规划。会上，刘少奇明确表示赞成这一建议，并说经过努力即使1965年搞出原子弹来也是好的；表示中央专委要请周总理出面抓总。10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工办主任罗瑞卿向中央呈送成立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最近，核工业部在分析研究了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建议成立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我们考虑，最好是总理抓总，贺龙、富春、先念、一波、定一、聂荣臻、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同志参加，组成这个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设在国防工办。”11月17日，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中央决定由15人组成中央专门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委员，全面领导原子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

1962年11月17日，在中央专门委员会宣布成立的当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专委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中央专委办事机构———中央专委办公室，罗瑞卿兼任办公室主任，赵尔陆兼任常务副主任，张爱萍、刘杰、郑汉涛为副主任。

1965年3月2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专委会，不仅要管原子弹，而且要管导弹，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增加成员。中央专委会增加的委员有石油工业部部长余秋里、电子工业部部长王诤、兵器工业部部长邱创成、造船工业部部长方强、导弹工业部部长王秉璋、物资管理部部长袁宝华、冶金工业部部长吕东。

在“两弹”研制取得重大成功的同时，在周恩来的领导和指挥下，中国科学院研制人造卫星的工作在各方面都有了突破和进展。1965年8月2日，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认真审议，原则批准中国科学院上报的《关于发展中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建议》，该报告计划在1970年至1971年发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命名为“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进入工程研制阶段，代号为“651”任务。在这次会议上，他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提出的具体要求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必须考虑政治影响，要比美国、苏联的第一颗卫星先进，技术要新，重量要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能听得见声音。”讨论确定的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是：“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会议最后对人造卫星工程进行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主体与地面控制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导弹工业部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从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正式开始进入研制建设阶段。据原航天工业部的一位司长回忆：“关于航天事业的建设方针，周总理的思想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少花钱多办事，避免浪费，强调协作，不要搞大而全。他曾经批评国防科委和七机部，不要搞很多厂子，什么都自己搞，搞起来又没事干，只相信自己，搞独善其身。航天事业是综合技术，不能搞一家独办。如果什么都拿过来，就会没事干。周总理还强调要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必须注重投资的效果。”

顶住“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周恩来采取特殊措施保障人造卫星研制的系统工程得以有序进行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起步之时，“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就给周恩来领导中国航天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966年9月25日，在第十六次专委会上，周恩来十分遗憾地说，“上次专委会后，就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了，五、六、七、八月想开专委会均没有开成”，以致延误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的具体部署。因此，周恩来重点向专委会成员说：“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权力不能放。”“不应毁的制度要恢复。”周恩来特别要求专委会的成员加强对承担火箭与卫星研制任务的重点单位的领导，说：“你们要说服二机部等科研、生产机关取消红卫兵，取消派别，使这些部门正常工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就把七机部搞火箭、科学院搞卫星的分工和部署搞乱了。周恩来和聂荣臻非常着急，立即研究对策。聂荣臻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解决方案：“从七机部抽出一部分人，再把科学院搞卫星的人拉出来，组成新的研究机构，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新五院）。”周恩来表示同意，并果断决定把新五院划入军队序列，不搞“四大”，同时指示七机部军管会，把所有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列个名单，登记造册，报总理办公室，要求这些人员服从指挥，坚守岗位。不仅如此，周恩来还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冲击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保证搞运载火箭、人造卫星的专家、科技人员的科研、生产和工作时间，以确保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正常进行。”

为了进一步检查落实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情况，1969年8月9日，在聂荣臻等一大批具体负责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靠边站”的非常时期，周恩来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承担突破航天工程技术关的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正常进行研制工作的严重问题，郑重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国宇）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周恩来批准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郑重地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为了保证卫星与火箭科研生产通行无阻不卡壳，周恩来指示为“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开具了国务院印的特别公函，有关研制生产单位把这一公函称为“红色路条”，凭此“路条”到全国各地各有关单位求援，全部畅通无阻，有力地保证了在动乱中的火箭与卫星研制生产的顺利进行。

在保护从事火箭与卫星研制的专家和科技人员的同时，周恩来又想方设法保护航天事业的领导干部。宋健受到冲击无法工作，周恩来下令对他进行保护，并派人把他送到新疆，使他脱离了混乱的环境。任新民等航天部门的领导干部被造反派揪斗，周恩来知道后指示，“不管哪派群众都不准冲击他们”，以使他们负责抓好航天事业各部门和各单位的研制工作。

在领导航天事业队伍建设的过程中，周恩来特别注意言传身教地教育、关怀一批由外行变懂行的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会抓科学技术工作的航天事业党政干部，有力地保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火箭和卫星研制、发射的部署与指示的贯彻落实。有一天，在“651”司令部开会，李福泽司令员以十分关切的心情问：“发射台与火箭对接后，火箭的垂直度调整与方位瞄准时，这一复杂的基础对准系统的问题解决了没有？”他又用手比画着绘声绘色地说：“火箭的调平瞄准常影响我们预定的发射时间。”钱学森和任新民等专家听后顿时感到军队的老革命司令员，真正都像周恩来一样，是航天事业的好领导啊！最后，由第一设计部的米克勤对李福泽提出的这个航天科学技术性很强的问题做了回答。

周恩来的严实精神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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