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的史学观
来源:文汇报 作者:季蒙 程汉 时间:2017-01-17 点击:
顾炎武《日知录》说：“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幷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日知录》素称学问巨著，但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关乎实事的。顾炎武认为，史书（司马迁、班固等）是劝善惩恶的，仅次于六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表现了古人的传统认识。一个，历史是善恶的总集，不仅是对前代善恶的汇总（账本），而且是对后人的善恶的告示。像春秋就是劝善罚恶的。另外就是中国的经-史传统，所谓思想与史实的固定关系，经当然是宣布思想的，比如说儒家经典，就是儒家思想的表达；而史实就是历史的、过去的事实，只有合乎事实的才是真思想，不是伪思想，经-史的传统固定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对历史荒疏、不了解，也不就是今人的问题，此种现象古代也不少见。比如，身处庙堂之上的大臣，也有不熟悉旧章往事的，因此就会有问题。所谓温故知新，如果说对本朝掌故都缺乏应该的了解，那么在政策上就会有失误，因为没有坐标参照系。晓得过去才能开出未来，知道怎么做，这是古今的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史学就是实学，是政治家的第一学问，而不是故事、闲书，也不仅仅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顾炎武触到的问题，所关非小。也就是说，史学的废绝，意味着政治学的荒疏，那么立政与行政都会有问题。虽然历史中史学一门曾专门立学，但并不是每朝、各代都有很好的维系和继续。
关于史书，我们知道以中国为最，这是世界公认的。无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历代纪事本末，等等，门类纷杂，层出不穷，给人浩如烟海之感而莫知其要，以至于人们有言，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就是老子讲的多则惑，虽欲以史为鉴，然皓首穷经未必能言，这是主要的问题，顾炎武也谈到了。尤其是宋以后，史著更见繁杂，不仅部头大，而且门类多，于是只好是，与政治和当代有关的才提，此外就不谈了。顾炎武认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知识，关乎国家政体得失，绝不是小事。只有通晓历史，才能通达国家政体，否则历史沿革不明，会导致颟顸政治。这与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学者、思想家们的史观，就能够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规律。比如说，孔子是言必称三代的，因为孔子是周朝人，身处人类历史的早期和初期，后来的历史他无缘得见，当然话语所及便不出三代了，这是客观使然，并不意味着后来的学人就要亦步亦趋，效法古人以自限。所以说，过去的人们只知道尊古圣贤，而遗落了此一常识，这是历史人文中的问题，显然不当，当然不对，而且贻害久远。像顾炎武说的，历史中又是这史、又是那史，搞得人们无法通盘了解，只好择定一门，单项某一块，看上去好像很协调，乃权宜办法，实际上都切碎了、搞散了。这就说明，历史中的古人，对于历史全体缺乏统体把握，没有得到要领。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很清楚，不要说中国史，就是人类史，只要抓住了要点，也是很简约的，无非三块——陆地、海洋、天空。陆上以两大帝国为代表——蒙古汗国、中华帝国；海上当然是殖民帝国，也就是英格兰为代表。它催生了一批新国家，如美国等。所谓天空，是指未来人类当致力于开发者。上古世界主要是三大——埃及、先秦、希腊。我们只要把握了历史中的八大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帝国，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人类史大坐标一定立，任何情节都不会迷失，很快就能找到其定位。所以完全可以说，一部人类全史，是可以要言不烦的，一目了然。古人之所以不得要领，也是因为身处局中，不识庐山罢了。经过了近现代，我们今天来看就很清楚，这并不奇怪。就像古人不知道新大陆，现代人却都晓得地球全图，这是一样的。
由此，我们再来看顾炎武讲到的诸史，是不是就很明朗了呢？其实中国史无非三块——邦国时代、帝国时代、民国时代。顾炎武所谈的，主要是帝国时代，就是从秦到清。所谓中华帝国两千年史，就是指的这个。中华帝国历时二千一百多年，总体来说是地球上最长的帝国。其次是罗马帝国，大概一千四百多年，时间差不多长，幅员差不多大（中华帝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罗马帝国五百多万平方公里）。所以八大帝国是比较、统计出来的，非捏造也。以人类八大帝国为主线索，就能很轻松、便捷地把握人类历史。所以，像顾炎武所担心的那种不得其要，现在来看已经不是问题了，虽然在当时是大问题。无论断代史，还是各种专门史，其实统一说来，都超不出三大史的范围，即人类史、文化史、思想史。人类史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人类文化史无非四大块——技术、艺术、制度、生活。像十通，就是制度全书；而宗教则属于生活范畴，人类生活。人类思想史无非三个要点——阴阳、神、空，这里不及展开。总之，我们握住了要领，就知道人类所有的学问、知识，其实是不出三大史的。在顾炎武那时候成问题的，在后世已经不是问题了。
《日知录》又曰：“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顾炎武谈史学问题，主要引唐、宋为例。像宋人，其实很多都是轻视史学的，别看有《资治通鉴》那样的大制作。而且人们论史，又自觉不自觉地取、抱一个得失的态度。以得失、成败论史，是功利主义的历史观。所以像什么雄汉盛唐，大家就高兴讲，六朝、五代那样的衰乱之世，人们都不爱去说，实际上这是很有害的。为什么呢？正如老子说的，善者吾师，不善吾资。对于不好的，说穿了，它们都是有益的反面教材，实际上更为深刻，规避这些，只会再过、二过。因此，顾炎武认为：讨究历史中的方法和办法，用好历史这个案例题库，只会有好处。而且科举考试也不应该回避历史，无论命题还是答卷，随时触及历史及问题，都应该是无所拘泥、不犯忌讳的。虽然顾炎武多引古人、前人之言语以表述之，但实际上却是表达、摆明他自己的态度。
《日知录》案，“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薛昂依附蔡京，人品卑污，尝请罢史学，被斥为俗佞。顾炎武感叹：何近世俗佞之多？其实史学的俗佞极多，并不只限于人格卑污者，像二十世纪的疑古，也是一种俗佞史学。关于史学应该怎样去定位、理解，一直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我们这里说的定位，当然是从终极的意义去讲。一言以蔽之，史学其实是最高的法学，也就是历史案例法及最终宣判。像孔子修《春秋》，就是要为后世立法（度）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