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伟业——读 《红军破译科长曹祥仁》

1933年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生俘国民党军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两名师长。国民党军第十师师长李默庵在后跟进，幸免于难。他有感而发，赋诗云：“登仙桥畔登仙去，多少红颜泪枯干。”此诗李默庵未示于人，只是用电报发给了远在上海的夫人。三年后西安事变，周恩来在西安与李默庵见面，闲聊之中，周恩来随口将李当年的诗句背了出来。李默庵回忆说：见我一副惶然不解的样子，周恩来告诉我，这句诗是当时作战期间，红军从电报中截获转呈给他的。因为诗句写得形象生动，又表达了厌战的心情，他一下便记住了。

1933年4月，蒋介石到江西崇仁陈诚军中视察，鼓舞败兵的士气。红一方面军二局（即曹祥仁所在的侦听单位）破译了国民党军密电，知晓蒋介石打算白天走水路回南昌，观山游水，以“示形败而不馁”。崇仁河道不宽，正是伏击的好地方，周恩来、朱德立即部署截击。此后，又一份电报被破译，蒋改变计划，由陆路返回，红军遂撤销伏击命令。这个事例说明，国民党最高统帅行踪的绝密电文，红军截获和破译易如反掌。

国民党军方面先是根本想不到红军有截获电报的能力，后虽加密，也不严谨。随着“围剿”战一次次莫名其妙地败北，他们终于醒悟到“共匪”的侦听能力大大超出想象。于是，蒋介石指令部下加大电讯保密力度，一电一密，频繁更换。但是，得益于红军在敌人通信密级很低的时候就掌握了破解技术，随着敌人的密级提高，红军的破译能力也水涨船高，始终压国民党军一头。红军侦听工作前辈邹毕兆说：“直至蒋介石灭亡，他的密码全部可以破译出来。”

国民党军请外国专家帮他们编写密码，费尽心机，始终无法避开红军监听破译。相反，敌军却无法破译红军的密电。国民党军负责破译的电务股股长黄季弼无可奈何向上级报告：“职股对于赤匪电报迭经逐日分类悉心研究，时经两月，毫无头绪，实无从着手。”最后，黄季弼的结论是：“赤匪内部对于电报甚为注意，而且甚有研究也，职与全体人员再三讨论，咸认为无法办理此事。”这是一个规律：只有掌握破解对方密码的手段，才能使自己的密码不被对方破解。如果说红军从战略上和整体上是以弱胜强，那么单论侦听破译，红军始终是以强压弱，占据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方面认定红军无线电通信得到了苏联的帮助。连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外国友人索尔兹伯里也在书中认定，红军的无线电机要侦察工作，是靠苏联人的训练而创建的。其实，红军的侦听工作完全是自力更生、独创路径的。《破译科长》中写道：“实际上，苏联在破译技术上对中共一直守口如瓶。”

《破译科长》指出：密码学的能力一般是和科技发展及经济水平成正比的，但红军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甚至连抄报的纸张都不够），几乎白手起家的条件下，“完全靠自己的智慧摸索、钻研，将破译工作发展、完善起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令外界不可思议。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个传奇”。

曹祥仁，湖北阳新人，1914年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0年1月加入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经受战斗洗礼，负过伤。1931年夏，曹祥仁因为政治坚定、有文化被选派参加红三军团第一期报务训练班。由于他的勤奋和天资，他在报务方面很快显示出了巨大优势，在革命战争中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他成为中央军委专门负责侦听情报工作的第二局局长。

关于曹祥仁的才干和贡献，《破译科长》一书作了详细的记录，选例如下：由于他的聪明勤奋，熟记了几千常用字电码，听到电码可以直接在脑子里转换为文字。也就是说，一般报务员是收听电码，而曹祥仁几乎是在直接接收文字。

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主管秘密通信联络，还亲自编写过密码，此密码被称为“豪密”（周化名伍豪）。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后，曾当面问曹祥仁：你觉得我们的密码怎么样？曹祥仁直言快语：“我们的密码太简单，我用五天就可以破出来。”这使得周恩来更加重视秘密通信工作。

1931年12月宁都起义爆发，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倒戈加入红军，给红军带来了40多名无线电通信人员。随后，国民党军方面开始加大电报加密力度，使得红军侦破工作遇到巨大困难，谍报科抄收下来但不能破译的密码电报装满了几大筐。1932年5月，红军总部将曹祥仁调去。从7月开始，曹祥仁与上级领导曾希圣合作。曹电码熟，曾中文好，两人密切配合，到10月完成了密码破解工作。从此，国民党军的密码基本上成为红军的明码。“国民党军每发一份电报，经过电磁波的自由传递，实际上等于让红军也得到一个副本。”这种局面几乎贯穿国共战争史的始终，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点将要来曹祥仁的朱德抚摸着他的头说：“还是你这个小孩子行！”此时，曹祥仁年仅18岁。

1933年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独自值班的曹祥仁突然发现敌人电台非常活跃，几个师的电台同时发报，都有“十万火急”的呼叫。曹祥仁调动全部潜能，一人追踪五部电台，边听边分辨，抓住关键电码，分别主次，终于从吴奇伟部的电文中破译了敌人调兵遣将的情报，为枫山埠战斗胜利作出了关键贡献。

1933年5月，军委二局设立，曾希圣为首任局长，钱壮飞为副局长，曹祥仁任破译科首任科长，年仅19岁。

1941年7月，曹祥仁将自己破译工作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撰写了专著《密码学总论》。曹祥仁的同事王永浚和李廉士、胡备文也分别写出了破译学专著和无线电侦察专著。这是解放军情报史上具有奠基性和开创性意义的理论著作。

曹祥仁最早将密码破译与数学应用结合起来，他明白单靠人脑跟不上无线电通信技术的发展。在东北解放战争物质条件十分有限时，曹祥仁就着手自制快速计算装置，尝试用机械计算的方法破译密码，取得了一定进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作用，得到林彪的嘉奖。

曹祥仁的战友邹毕兆说：曹祥仁同志只读过四年私塾，而搞起破译来非常出色，证明学历高低与工作只有相对的联系。当然没有文化是不行的。邹毕兆还这样评价曾希圣和曹祥仁：就破译蒋介石军队的密码电报来说，从构思，从抓紧来讲，曾希圣局长是创始者；就实际工作的重任来讲，曹祥仁是创始者。曾希圣、曹祥仁同志同是破译蒋介石密码的创始人，无疑是正确的。

1949年，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在全军二局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时请教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在中国密码破译史上，第一个把码子变成字的是曹祥仁同志。这是对曹祥仁破译工作贡献的结论式评价。

曾希圣晚年回顾往事时说：“破译上曹祥仁最棒，他记忆力真好，太快了。”

曹祥仁的部下彭富九曾写七言古风怀念曾希圣、曹祥仁，开头两句是：“江山代代出英豪，我辈前驱数曾曹。”

天资，加勤奋，加忠诚，加奋不顾身，曾经七天七夜不下电台，完成任务后因高烧倒在床上，这就是曹祥仁成功的秘诀。这也是红军侦听破译战线全体指战员的集体写照。周恩来曾为二局题词：“共产党掌握了技术，一定能够战胜反动派使用的技术。”彭富九指出，这是因为那时的共产党员，具有“我党的政治优势，在二局体现为战争年代形成的一套优良作风”。

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得到一部半电台，只能侦听不能联络。特殊的历史过程，形成红军无线电侦听早于通信的特例。但是红军很快就从侦听破译中尝到了甜头。从1932年10月曾希圣、曹祥仁侦破敌人第一本密码开始，中央红军的每一次战斗胜利，几乎都与侦听破译敌台通信相关联。敌人的番号、驻地、行进路线和目的地，一清二楚，侦听破译工作成为武器装备、人员数量都处于劣势的红军的千里眼和顺风耳，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敌军的优势。

邹毕兆说：从密码电报中取得情报，既迅速，又准确，所需人员和物资又少，而且不存在像派遣侦探、情报人员所带来的危险和损失。情报是指挥员的耳目，是定下决心的重要前提。破译敌人的密码电报，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显然是极为明显的。

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长征途中，无论是开始阶段血战湘江，找到敌人封锁线的缺口，还是四渡赤水，在围追堵截中巧妙穿行，游刃有余；无论是毛泽东力主改变打鼓新场战斗计划，还是山城堡歼灭胡宗南来犯之敌，奠定长征胜利的最后基础，侦听情报工作都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这些过程，《破译科长》一书都以战史资料和当年的电报通信为证，作了详细的记录。

叶剑英评价四渡赤水后，红军在不到30公里的空间迷惑敌军：红军进进出出，局外人看来非常神奇。但我们十分清楚，很重要的一条，是靠二局情报的准确、及时。如果没有绝对准确的情报，就很难下这个决心。曹祥仁回忆，长征胜利后，毛泽东高度评价二局的贡献：二局是长征中黑夜走路的灯笼，我们是打着这个灯笼长征的。没有二局，长征是很难想象的。

彭德怀则认为，长征具有很大的冒险性，红军能“免于覆灭到达陕北”，“幸赖红军的英勇和巧妙的侦察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二局的侦听工作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趁机掀起又一波反共浪潮，想在与日本的相持阶段腾出手来对付共产党。6月，二局获知蒋介石密令胡宗南、阎锡山等集结40万大军准备突袭延安。7月2日，二局侦知，胡宗南命令各部于7月10日完成一切作战准备。延安失守、国共合作破裂的危险迫在眉睫。

正是毛泽东根据二局截获的情报，下定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心。7月4日，毛泽东召集李克农、曹祥仁等情报部门主管开会，告诉他们：“严守党的机密是党的纪律，今天党中央书记处讨论后，决心想大泄一次密。”他命令将从各方面得到的国民党军准备进攻延安的情报公布出去，用国民党自己的机密文件揭露其破坏统一战线，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借助社会舆论和国际压力迫使蒋介石放弃攻打延安的计划。

要知道，这个行动可能付出极大代价：潜入敌人内部的情报人员会暴露身份；中共侦听情报的能力会使敌人警觉，更换密码和通信方式，给今后的侦听破译带来极大困难。毛泽东说：我们这次大泄密来挽救边区和挽救延安的危局。我们在很危险的时候，走这一着险棋，以泄密为代价，来换取制止蒋介石的进攻。你们说，合算不合算？……这是很合算的。

毛泽东指示曹祥仁，立即整理有关电文，尽快发给重庆的周恩来和前方的彭德怀，抢在胡宗南开始行动之前公布这些材料。同时，刘少奇和叶剑英又分别指示李克农和曹祥仁，部署有关潜伏人员转移和准备破解敌人新密码。

7月7日，新华社将蒋介石进攻延安的计划公布于世。胡宗南被迫以“敝部换防，请勿误会”，自找台阶作罢。

解放战争初期，曹祥仁从晋察冀根据地调到东北任二局局长，后兼任四野副参谋长。他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带领二局全体同志很快开创了新局面，对东北解放战争胜利贡献良多。林彪这样称赞二局的工作：有人说我会打仗，我打仗靠的是情况明……掌握敌人的情况靠的是你们。林彪还说：作战方案定了，部队部署好了，敌情有变化，与其说等我下命令，不如说等二局下命令。能得到林彪如此盛赞的单位，确实很少。

林彪住在哈尔滨，曹祥仁和钱江等有时会受邀坐上火车从双城去林彪家看电影。演苏联电影时，叶群负责讲解。一向不善交际的林彪这样款待二局的干部，对他们的重视可见一斑。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同志还会拉着二局的干部去吃饭，“吃最好的”。

即使是毛泽东，也对曹祥仁等十分重视，厚爱有加。1935年9月草地分兵，在受到张国焘威胁的形势下，毛泽东决定秘密拉走一军团北上。在此关键时刻，毛泽东特地嘱咐叶剑英：“二局一定要带上”，“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三人先行到三军团驻地”。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二局工作亲自过问，并告诉曹祥仁：“有重要的事，你直接来找我。”曹祥仁照办，并未多想。他几乎每周都要到毛泽东处直接汇报工作，赶上饭点，还和毛泽东一起吃饭。二局同志见曹祥仁骑上马了，就知道他要去毛泽东那里了。

笔者认为，毛泽东对情报工作的重视，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

《破译科长》指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长期革命战争中，军委二局全体同志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虽然不为外界所知，但他们对于胜利的历史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这个评价很中肯，很朴实。

“睁着眼打瞎子”，哪有不胜之理？真的不一定。

情报工作是战役战斗胜利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情报有了，怎样理解和使用情报就成为决定性因素，特以以下战例为证。

中央苏区第二、三、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确使用情报，作出正确部署，取得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但情报同样正确有效的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解读和使用情报的人不一样了，根据情报制订的战略战术不一样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等人忍着病痛，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顽强破译了国民党军352本密码，几乎每天破一本，病中的曹祥仁破译得最多最快。曹祥仁说，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二局对蒋介石军队的所有活动，包括意图在内，都是了解的。蒋介石军队凡配有电台的师和旅以上的司令部，他们干什么，只要通过电报，我们就知道。

但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实际指挥者、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命令红军全线抵抗，打阵地战，使得辛辛苦苦侦听来的情报毫无用处，反而中了蒋介石“堡垒主义”战术的诡计。只是在被迫放弃中央苏区，长征到了陕北以后，李德才检讨道：必须由中国人的心理和传统，由中国军事经验的特点来决定在一定的情况下采取什么主要战术。中国同志比我们更了解在他们本国打革命战争的正确战术。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曹祥仁此时调到晋察冀根据地，主持军区二局的组建和运作。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二局侦听敌人密报，向军区提供可靠情报，但由于对敌人战斗力估计不足，战术运用不当，一开始仗就没有打好，陷入被动。

9月下旬，军区主力投入保卫张家口的战斗，十多天时间，歼敌1万多人。此时，蒋介石将张家口划归傅作义管辖，调动了傅作义的积极性。二局及时侦听到这个情报。接着，二局发现平绥路西段傅作义的骑四师等部的电台联络突然出现了静默状态。对于侦听工作来说，截获敌报是情报，发现对方突然静默也是情报。根据多年情报判断的经验，曹祥仁向军区首长报告，敌可能用骑兵部队迂回包抄袭击我军。但是，“首长不信，竟然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曹祥仁一再坚持，甚至发生争执，但仍未引起上级重视”。

曹祥仁的判断不幸言中，晋察冀军区部队仓促应战，作战失利。

10月，战后总结教训，军区领导承认：“对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但问题仍然存在。

1947年2月17日，军区三纵、四纵对姚村敌第九十四军发起总攻。二局侦得敌人两个师将增援姚村，遂向军区领导作了报告。前指司令员同时接到了前线地面侦察报告，说敌人已经突围，于是决定停止围攻，改为追击。曹祥仁和彭富九都报告，电台侦听证实敌人没有跑，他们接连发出SOS求援电报，已无斗志，再坚持一下就能把敌人解决，敌人的援兵赶不到。但对方的答复竟然是：“地面侦察说跑了，你们整天坐在房子里知道什么！”《破译科长》记载：“曹祥仁火冒三丈，说：不会当司令就让别人当嘛！最后双方都气得摔了电话。”

结果，煮熟的鸭子飞了。彭富九说：“为这个，二局的同志火了，因为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很不容易。”

看来，抓住情报和运用情报之间，还有一个互相信任、磨合和正确运用的过程。一旦获得情报，如何判断和决策就成了胜败的关键。

接连的窝囊仗，令曹祥仁萌生去意，要求到东北战场去。军区首长用军区副参谋长兼军区情报处处长的职务都没留住曹祥仁，最终还是放他走了。

这里，举一个情报和决策完美结合的战例，说明情报判断和运用的重要性。

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关闭了敌人南逃大门，下一步就是要歼灭廖耀湘兵团五个军。但是，廖兵团一连几天实行无线电静默，侦听部门无报可收。野战军首长等待着制订战役计划必须依据的情报，曹祥仁备感压力。他根据经验，向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报告：大兵团作战离不开无线电联络，没有无线电联络就可以判断，廖兵团肯定是在原地按兵不动，犹豫不前。

《破译科长》写道：一向对二局极其信任的林、罗、刘首长，接受了二局的判断，于10月20日定下了在野外歼灭廖耀湘兵团的作战计划。锦州战役后仅仅休整了三天，东北野战军十个纵队和数个独立师就迅速集结，从四面八方向廖兵团逼近。

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没有信号，就是一种信号。战役指挥员对这种特别信号的正确理解决定了战役的胜利。

仗打起来，敌我纠缠，擒贼擒王，廖耀湘在哪里？关键时刻，曹祥仁从未加处理的电报中发现了线索：“王先生尸胡家窝棚”。这是一份没有任何意义的明码电报，译电员未加理会，却被曹祥仁抓到了：“王先生”就是廖耀湘的代号，繁体“尸”字的代码与“在”字代码只有一个数字之差，这个毫无意义的“尸”肯定是“在”，是收报员把电码抄错了，廖耀湘在胡家窝棚。

接到情报，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立即发出紧急命令：“令各部迅速向大虎山东胡家窝棚、二道境子前进歼敌。”

廖耀湘被俘后，林彪、刘亚楼让曹祥仁审讯他，林、刘在隔壁旁听。

曹祥仁15岁参加革命。当年，干革命是个危险活儿。参加革命的人都知道这是“提着脑袋”拼命。共产党员入党宣誓：牺牲自己，保守秘密，永不叛党！因此，大致只要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忠于党忠于革命就算是很有觉悟了。

可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就拿“不怕牺牲”这一条来说：曹祥仁当过战士，上过战场，负过伤。他受过真正的战争考验。在长征转战云贵期间，工作紧张、体力透支的曹祥仁在一次行军中掉了队。当时，四周都是民团，他们抓到掉队红军格杀勿论。曹祥仁觉得，这回要牺牲了。关键时刻，曾任红三军团红八军四师政治部主任的黄克诚骑马赶来，发现了躺在路边不能动弹的曹祥仁。他把曹祥仁扶上马。半路上，又遇到一位走不动路的团长，曹祥仁迷迷糊糊地看到他跪下来求黄克诚：老表，行行好，驮我一段吧！黄克诚只能二选一，他狠狠心丢下了那位团长，将曹祥仁带回部队。

黄克诚救了曹祥仁一命。《破译科长》说：曹祥仁后来多次回忆这段经历，总要伤感地说，那个团长多半是被民团杀了。牺牲，还是活下来，很偶然，简单也不简单。

（1937年春， 戴镜元、王永浚、邹毕兆、曹祥仁、钱江、罗舜初（从左到右） 在延安合影）

共产党员忠于革命，非常重视自己的名誉，但名誉又不是自己能够完全把握的。抢渡金沙江前，二局译电科的陈仲山落入敌手。二局从敌人的电报通信中得到消息：敌人从陈的身上搜到已经译成电文的国民党军密电，并报告了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蒋急电龙云，要他每日调换密码，辅以晴天时的空投通信，屏蔽共军侦听。

《破译科长》说：陈仲山在二局曾任党支部书记，颇得二局领导与同志们的好感。据说他在云南被俘后惨遭杀害。他究竟是被俘还是叛变，至今无法查证。

邹毕兆坚持认为：陈仲山被龙云抓去了，当时我们也没有排除陈可能是跑到龙云那里去了的看法。现在证明陈仲山同志是被龙云抓去的，而且工作没影响，也没有从敌人方面传出任何不利于二局的材料。

即使决心为革命牺牲，也不一定能被革命所承认。这是参加革命时没人能想得到的，而这种可能性在特定情况下又是很难避免的。

坚信陈仲山没有叛变的邹毕兆的遭遇很令人唏嘘。

解放战争初期，邹毕兆任中原军区鄂西北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1946年中原突围时部队被打散，邹毕兆一个人在大山里转了一个月，吃野果，喝山泉，最后把手枪藏在山洞里，在一个黄姓老乡的帮助下养好伤病，北上找到部队。刘伯承说，我认识他。邹毕兆这才被收留。

在一个共产党员的履历中，最怕有“脱队”“脱党”环节。无论你在失散期间如何坚定，如何积极地寻找部队和党组织，这一段经历都是你一生中的包袱。如果找不到可靠证明，那就会成为一颗定时炸弹。光凭忠诚，是捍卫不了自己名誉的。

邹毕兆的这段经历，就是因为没有可靠旁证，其工作任用和升迁都遇到了“玻璃天花板”，大家心知肚明，但谁也不说。“文革”期间，这颗定时炸弹爆炸了。邹毕兆被当作“叛徒”审查批斗。他在侦听破译工作中为党和革命作出那么多贡献，统统不算数了。

1972年，邹毕兆在战友的帮助下重返湖北寻访故地，幸运地与当年救助他的老乡重逢，还从山洞中找到了埋藏的手枪。《破译科长》说：“他顽强地挨过煎熬，有幸生存下来。”

彭富九说：曹祥仁同志是个眼睛里糅不得沙子的人，最讨厌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的邪门歪道，最容不得对工作的懈怠和不负责任。碰到这类事情，他毫不客气，不讲情面。

在延安中央党校的千人大会上，曹祥仁对“抢救运动”提出了公开批评，直言“如不纠正对革命危害极大”。许多人都“替他捏着一把汗”，而且他真的得罪了康生。曹祥仁自己也承认“有些后怕”。

这样的性格是很吃亏的。直率、忠诚和效果之间并不成正比。曹祥仁明白自己的性格不合时宜，在此后曾想有所收敛，但毕竟“本性难移”。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以大使身份出使保加利亚，回国后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又先后任黑龙江和浙江的省委书记。1964年前后，曹祥仁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鼓足勇气，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就党内民主建设，成立政治学院训练青年干部，成立节制生育委员会（对外可不公布），成立畜牧部发展畜牧业等跨度很大的八个方面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

不久，周恩来陪同外宾来到杭州，在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对曹祥仁说：你提的那八个建议，我看了。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你以后不要再写这些，这样对你不好。

曹祥仁是一位侦听天才。取得全国政权后，他得到了比较高的位置和待遇，但在这些岗位上，曹祥仁虽然很努力，却总是找不

（1961年7月17日，毛泽东与曹祥仁（右三）等人在杭州合影）
到在二局那样游刃有余的感觉，还常被组织上认为“骄傲自满”“右倾”“不安心工作”等。

1962年，曾有一个机会与曹祥仁擦肩而过。当时，二局局长彭富九因病需要治疗，林彪想到了曹祥仁，在杭州当面告诉他，将要让他回部队重掌二局，补授中将军衔。曹祥仁很愿意干老本行，但事后他回忆：后来才听彭富九说，叶剑英、聂荣臻同志一块儿找彭谈过话，说还要他搞下去……

“文革”中，曹祥仁作为地方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康生算老账，指责曹祥仁“反对延安整风”。1967年2月，周恩来将各地受到冲击需要保护的领导干部召到北京，其中包括东北的黄火青、欧阳钦，四川的李井泉、廖志高，湖南的张平化，湖北的张体学，江西的杨尚奎，江苏的江渭清，山东的谭启龙，浙江的江华、曹祥仁等。相比之下，曹祥仁是知名度最低的一个。曹祥仁受到这种待遇，应当与他的侦听情报工作经历有关，在大乱时节，这样的人需要保护。曹祥仁说：接我走，还不是因为我以前是干那个工作的，运动那么乱，卷进去，越来越说不清楚了。

周恩来的保护是有限的。1969年“战备疏散”，重病在身的曹祥仁从北京“疏散”到了湖北省潜江县城以南15公里的总口农场。在缺医少药的环境里，患有重症类风湿的曹祥仁高烧尿血，危在旦夕，逼得他掀开被子，悲愤地高喊：“死了算了！”

曹祥仁又是幸运的，他熬到活着返回北京。在北京医院病房里，邹毕兆来看望他。当年红军中最杰出的破译英雄曾、曹、邹，曾希圣已于1968年离世。看到曹祥仁的病弱之躯，邹毕兆一番宽慰鼓励，却忍不住在病房外失声痛哭。

1975年8月24日，曹祥仁逝世于北京。29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送了花圈，纪登奎主持追悼会，罗青长致悼词。8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追悼会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