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知青”时代值得大写的人——记屋面防水专家董锡华

来源:彩虹晚晴天地 作者:海丰潘一 时间:2026-10-11 点击:

 
      董锡华:1953年5月5日生于上海。1970年作为69届初中毕业生,赴安徽省灵壁县上山下乡。1979年返回上海在杨浦区红霞西服厂供销科工作。1983年下海经商。1998年创办上海赞科防渗漏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获得四项国家专利和多项国家级和市级科技创新奖。2019年10月8日因患肾癌不幸去世。

      一、董先生的高尚人格篇
      2019年10月11日,在上海市东宝兴路殡仪馆参加完董锡华先生的追悼大会,我与几个董锡华的生前好友心情沉重地步出殡仪馆大门时,董锡华的知青好友、曾任浦东国家干部学院科研处处长的吴林根教授非常感慨地说:赴安徽灵壁县插队落户的2000多人的上海知青群的一面旗子倒下了,今后怕是再难组织起有声势的灵壁大知青群活动了。
      从吴教授这句朴素的怀人感言中,作为具有多年下乡经历的我也感同身受。全国近1800万上山下乡知青中,绝大多数人已经步入退休行列。作为怀念这个充满五味杂陈年代的一个历史回响,现如今这帮曾经沐浴在广阔天地阳光下的老头老太们,又开始重新集聚于酒馆、歌厅、国内国外的旅游景点,成了一道中国近些年来非常显眼的“抱团取暖”的人文风景。
      可以说,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退休职业群体有如此大的群体向心力和凝聚力,像知青群一样长时段且高频次地开展各种各样的文旅群聚活动。我作为一个知青,十多年来也参加过无数次多个知青群体组织的K歌、旅游、聚餐、读书会、重返下乡地等集体活动。
      作为进化心理学的爱好者,我试着对这种人文现象进行学术视角下的思考:究竟是有哪些深层次原因“凝”成了这片散发着浓浓太阳味气息的群体人文景观?从我亲历的好几次大型知青群体活动中,观察到那些组织这种费时间、费精力、还自掏腰包费金钱的活动的知青群体领袖们,都极具人格魅力。他们身上往往有着慷慨大方、性格爽快、甚至不乏大大咧咧的人格特质。
      正是这种典型的外向型人格特征,非常契合曾经在太阳底下讨生活的知青,被当时农村非常粗粝的生存环境和粗放的社会组织形态打磨出来的人格特征。套用现在非常流行的一句已经科普化的学术用语来说,知青领袖的人格魅力就在于因应了知青群体在极其艰难煎熬的困苦生存环境中被型塑的那种粘犷型人格的底层逻辑,表现为诸如有苦同担、有福共享,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没心没肺、活着不累等大丈夫行为。
      正是知青们在年轻时形成的这种性格底色,让他们对具有这种典型人格特征的知青领袖深感佩服。无论他们有什么活动提议,只要在知青群里一号召,就往往会产生一呼百应的响应行动力,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乐此不疲。参加知青群体的文旅活动已经成了不少知青晚年生活不可或缺的重头戏。
      我与董锡华先生相识是经同学介绍开始的,交往十多年,我一直着迷于他的这种知青领袖的人格魅力,不仅仅是感佩于他热心助人和热衷组织群体活动(如向知青群里特困家庭赞助钱款和物资,每次组织的灵壁知青大型活动他都积极捐款等),而且我觉得他似乎就是生活在过去时代的人。照理说,他回上海已经很多年了,自己也创立了上海赞科科技公司,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搏击中,应该顺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当与时俱进地长出点精于算计、讨好有权有势的人之类的市场性格,可他偏不。
      交朋友也好、做生意也罢,还是那副直来直去的范儿。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讲,这是一种心理定势的“固着”,也就是该适应性变化的就是学不来变化。我以为,这就是知青时代的生存历练沉淀了他的那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人格特质。
      也许在当代精致生存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这种早已翻篇的传统时代的人物性格会不屑一顾,甚至讥为莽夫式的粗浅,这真是应了一句流行歌曲的歌名——“白天不懂夜的黑”。如果让他们也去尝尝几十天不能洗澡、三个月不见荤腥、十年八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露天作业、一年到头辛劳耕耘还不够糊自己的一张嘴、零下十几度还在开河工地上掘土担泥等严酷生存环境的生活,想必人格线条也会适应性地粗糙起来,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也会忍不住地爆爆粗口,像老人家曾经说的那样,不那么雅致,不那么温良恭俭让了。
      所谓性格即命运,同样的,也可以反过来说,命运即性格。我以为,像董锡华先生这种令我着迷的典型知青性格,虽然不太适合市场经济时代做人做事的风范,但这种沉淀于他骨子里的那种情义无价、敢爱敢恨、敢作敢为的古典式优秀人格特质,已在不少人心里、尤其是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心里,由倾向于道德人格的评价转化为一种倾向于审美人格的评价。也就是不少人对照这样的人格透镜,对他们有一种人格上的可望不可及的仰望感。说得再透彻点,有点照出自我人格的小器局,甚至还有那么点猥琐来。
      在一场对董锡华过往生活中无私助人的感人事迹的追思会上,他的生前好友、上海师范大学附属杨浦职业技术学校高级教师闫彩霞不无动容地回忆道:在过去7—8年里,董锡华多次首先倡议发起上海赴安徽省灵壁县知青群大的活动,有知青群体联谊活动、聚餐活动、赴灵壁参观走访活动、为困难知青家庭捐款活动等。每次他倡议的活动,他都首先捐款作为活动启动资金,有时还会为不少家庭经济困难的知青代缴活动人头费(如聚餐费)。我还说他老是要“充大头”,他总说,大家现在能聚在一起不容易,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热闹和开心,何乐而不为呢?现在他走了,大家都会怀念他的古道热肠。
      董先生不仅是在灵壁知青群里是出了名的好人,他还念念不忘曾经在知青下乡岁月中与灵壁当地老乡结下的深厚情谊。他多次自己开车回灵壁探望那些曾经关照过他的乡亲们,给他们捐款捐物。为了动员知青群里有能力帮扶灵壁当地经济发展的人也加入到这种公益活动中来,他多次请来灵壁县领导和相关部门的负责人来上海参加大型知青联谊会,请他们介绍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和可与上海进行合作的项目。从一些合作成功的经济项目中,都可以看到董先生为此反复进行牵线搭桥所付出的工作辛劳。
      董先生自己在这方面也是以身作则。他创立公司后,因需要一些现场施工人员,他就不辞劳苦地去自己当年下乡的生产大队,招一些农民子弟来自己公司工作。我亲眼所见他冒着酷暑在施工屋顶毫无遮挡的现场,手把手地教那些农民子弟们如何掌握好施工技术。他不仅在工作上关心他们,还在生活中贴心照顾好他们。他生怕这些农民子弟来上海不习惯,就不让他们住在工地上的简陋工棚里,而是天天用车把他们接回到公司里住。他愣是从公司紧张的办公用地中辟出一个寝室,购置几张双人铺供他们睡觉休息。
      在休息日,他还担心他们吃不好,就亲自去菜场购买鸡鸭鱼肉等好菜,还亲自下厨为他们烹制味道可口的饭菜。这些农家子弟在他公司里赚钱后,都纷纷在老家盖了新房子。其中有两个技术出色的工人,后来还离开公司自立门面接单承包施工业务,他也二话不说放行。他对我说过,这场站稳脚跟不容易。他们混得好,我替他们高兴,毕竟是我带出来的徒弟。如果他们在施工技术或业务上碰到什么困难,该我出手的时候我一定会再帮他们一把。董先生就是这样一个对他人、尤其是弱势者尽量做到仁至义尽的人。
      董先生作为上海赴安徽省灵壁县2000多名插队落户知青中的一员,他在这个知青群里有着不可替代的知青领袖风范。他的人格魅力,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典型的知青群体性格特征。也就是他的性格半径,很好地覆盖了知青群体性格特征,进而让许多知青从心底里感佩他的人格感召力。我可以用一个细节来证明董先生的这种人格特质。他的妻子曾经当着他许多好友的面直统统地说:做董锡华的朋友是幸福的,而做他的老婆是痛苦的。且不论他与妻子有多大的性格反差,知夫莫若妻,她这句话至少透示出,董先生可以为朋友这个“大家”倾尽所有、甚至两肋插刀,而对自己的小家则该牺牲的就牺牲。如此“重友轻色”,也从一个侧面坐实了他这种现今社会中罕见的古典式优秀人格的坐标。

      二、董老板的大度儒商篇
      我从2007年起与董老板交往,一直到他离世共12年。这十多年里我与他来往甚密,无论是喝茶聊天还是旅游聚餐,抑或是陪他到工地上转转,能感受到他与一般企业老板很不一样的为人处世的品格。我一直问自己:我与他在专业、兴趣、做事风格等许多方面都相距甚远,为什么我会对他如此着迷?他去世的每个周年日——10月8日,我都会在日记里写下一段回忆他的文字,以平复一下自己对他怀念的情感,这在我所有去世的朋友中他占了独一份。
      也许是自忖,像他这种似乎活在梁山泊好汉时代的人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作为好朋友,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梦里和魂里,于我也是一种深深的友情牵记。当吴林根教授嘱我好好写一写董老板的感人故事,否则这样的好人很快就会被历史淹没了,我想都不用想地就答应参加这次“第三届中国知青杯”征文。我对吴教授说,这也是在下多年的夙愿;若能写出点自以为像样的文字,比较忠实地勾勒出董老板的人格、为人、聪慧,汇进“知青杯”里(我以为应该是“知青碑”,一个典型时代留下的典型人格“遗产”之丰碑),于我何尝不是一个老友对他的情感交待呢?
      或许我的职业生涯是一个半商半文的职业角色吧,以我的职业视角,就很是看不懂董老板的经商风格。他不仅与朋友的交往中不藏任何心机,一切都坦荡见底,把所有的话和事都说到明处、做到明处,而且对做生意的陌生人也是如此。我有幸好几次陪董老板去房地产客户那里洽谈屋面防水工程承包项目,他都毫无保留地向客户进行技术交底、价格交底、施工交底(如施工周期、施工带来的噪音等),也就是把所有的业务底牌都亮给对方,不隐藏一丝一毫所谓的商业秘密。他跟我讲,我把啥都向人家交待清楚了,让人家自己去判断要不要与我合作。做不做这单生意我已经心中无愧。这样透明地做生意,让我心里没有任何心理负担。若双方能够合作,自然大家都心里很愉快;若不能合作,至少是让对方知道我这个企业能做到什么、不能做到什么,今后有可能他们在与其他企业比较中再来选择我们。这就是董老板将光明磊落的做人做事的风格完全贯彻到他的经商风格中。这就是大多数商人都仰望的所谓“儒商”吧:把钱赚在明处,再把合作建立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
      有一次我陪他到上海市政府主导的大型基建项目——靠近滴水湖的临港工程基地,向某基建单位催要30多万施工项目余款,都已经拖了两年多了。董老板这次也是第三次前来催讨该结清的工程款项。因为自己的公司也因各种各样的原因挤压已经到了“无米下锅”好几个月的境地了,他只能动用家里的钱给员工发工资。可当项目建设方向他表明自己种种难处无法支付工程余款时,他再一次大度地同意对方延缓几个月还款。由于正好是饭点,当对方提出宴请他感谢缓还款项的好意时,却被他友好地婉拒了。他说:“你现在经营上这么困难,我怎么好意思与你推杯换盏?”这句话让对方感动得双手紧握董老板的手,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好人!好人呵!”
      在从临港回上海市区的路上,我边开车边问他(此时他已经因公司财务紧张把自己的座驾也卖掉了):“你来时还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次一定要讨到钱,哪怕是几万块也行,怎么就这样轻易地放过这个王老板了?要知道你公司给他做的这个大型仓库屋面防水工程,还评到过浦东新区基建项目优秀奖,这个王老板还因此得到过不少奖励,他不应该一拖再拖你的工程余款呵,良心上过不去嘛。他今天是不是在跟你演苦情戏?你也不去查查他的财务账,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
      董老板听我说完这番话后,在副驾上点了一支烟,沉默两分钟后回答我说:“现代做企业都很难。王老板好不容易拿下临港基建工程好几个大项目,怕是公关费也花了不少。再加上今年许多基建材料都在涨价,临近年关还得给员工发工资和年终奖,开销就更大了,钱肯定非常紧张。他的企业员工多,基建摊子又铺得大,肯定是有难处,所以把我的工程余款一拖再拖。我只是个小企业,十来号人,钱再紧张相对也好想办法解决,我就好人做到底了。”
      嗬嗬,我面对这样“菩萨心肠”的老板也只能无言以对。直到他临去世前几个月,我到医院里去探望他,他还跟我说这个王老板又拖了他一年多还未还上一分钱余款。我接口说:“我当初就提醒你别被他演的苦情戏蒙蔽了眼,你真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他躺在病床上无力地挥了挥手:“算了算了,就只当我董某人为临港工程建设作了点小贡献了。”
      这哪里是小贡献呵!于他这个小企业,30多万足可以维持小半年的运作费用。董老板毕竟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天经地义,所以心里对这笔始终未到账的款项一定是念念不忘的。但他又是一个会替人设身处地的高情商的“儒商”,心里总觉得向人讨债有那么点人情障碍“梗”着,显得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我向他建议走司法程序要回这笔钱,我可以叫我律所的朋友免费替他打这场经济官司,可他到死都没有松口同意,我也只能无奈作罢。
      一个到后来因罹患肾癌作了切除手术后,再在20个月的时间里因癌细胞扩散至脑部、肺部,解散了公司还债台高筑的小老板,愣是不好意思去要回这笔“救命钱”。这是怎样一种被儒文化“扭曲”的儒商情怀呵!
      他父亲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红帮裁缝”,他外婆是一个过去生意做得很大的成功商人,他应该有足够的经商基因“遗传”,让他把自己的生意版图扩展到一定的规模,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之所以不能凭借自己出色的创新技术才华把自己的商圈扩大,我以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被传统文化中的“友情为上”之类的条条框框束缚住了,阻碍了他顺应市场经济的工商思维的发达。再说得一针见血点,董老板的思想及其情感还在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而这种渗透于骨子里的老脑筋,与他近十年的知青生涯不无关系。
      他那大块头的身坯,一看就是天然的知青领袖材料。哪里有不平的事,他都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去打抱不平,甚至不惜两肋插刀,我耳朵里早就被他叙述的这类小故事灌满了。也许,在农村近十年的生活里,在董老板的心里扎下了太深的诸如义气、友情、慷慨之类的古典式人格烙印。这种抹不去的人格印迹一旦带入到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商场博弈,也许一开始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种农耕文明的精神可真敌不过工商文明的精明呵!
      董老板经商失败的结局,早已被这两种文明的落差势能预设下了。如今我回想起董老板的,总觉得他像一个赶不上时代趟的巨人的影子,最后被充满算计的顺应市场经济形势发展的商人们的“阴影”无情地覆盖了。他就是个时代悲剧人物!这算不算他人品的道德文章的胜出?我这种复杂的心情就像一方面在理性上为刘邦使劲计谋建立了汉王朝鼓掌,另一方面则在感性上为项羽这种大丈夫的“霸王别姬”式的人生悲剧落泪。

      三、董专家的智慧创业篇
      当然,我在前面所有的为董锡华先生作的性格特征的叙事铺垫,只是想勾勒出董先生形象的基本轮廓。如果他的这些典型的重义气、好群体、善助人的知青性格特质,仅仅是局限于一般的为人处世上,他充其量也就是一个知青群体的领袖而已。这恐怕在全国成千上万个知青群里数也数不过来,也就是个人堆里的“草头王”罢了。
      董锡华的人生精华是远远超出这个精神层面,而达到一个知青中罕见的专业技术领域里达到出色专家层面上的人。他把下乡中砥砺出来的那种不畏艰难的坚韧品质,很好地贯穿于他尔后的技术上攻坚克难的专利发明上,让他进入了自学成才的屋面防水工程专家行列。这显然不是一般的企业家都达到的技术专业高度。可以这样说,董专家的专业技术亮色才是他职业生涯中一抹最值得称道和骄傲的色彩。
      曾经是董锡华的上级领导、也助他过在创业初期一臂之力的原上海杨浦区衣着用品公司副总经理赵平先生,是这样评价董专家的“拼命三郎”精神的:他就是这样一个永远斗志昂扬、精力充沛的人,恨不得一天能转出48小时来,好把自己过去虚度的光阴追回来。这种紧迫感让他不断地抓紧时间去多做被他视为生命中最有意思的发明创造新建材新技术的事情。他身上那股子只争朝夕的劲头,推着他不断跳出常人乐待的心理舒适区,而去追求更具职业风险的新技术挑战,以此来把自己过去耽误了的宝贵生命时间尽快地“抢救”回来。为此,他放弃了原本可以活得轻松、自在、也会得到老婆孩子夸奖的悠闲生活,全部心思、全力以赴、全心全意地扑在发明技术专利的事业上,穷尽所有的脑力、精力、财力,去攻克一个个国家专利申请上必须克服的技术难关。
      要知道,攻克这一系列技术难关,对于一个仅有初中文化水平、没有受过任何专业技术培训的民营企业家来说,真是难以想象的难上加难。你想,他既要以董老板的角色去想方设法弄到业务订单去创造企业利润,以维持一个企业的正常运作;又要以董专家的角色去跑技监局、设计院、大学建材教研室,与有关专家讨论解决国家专利申请上的一个个试制实验上的细节问题。他就这样整天环绕着这两种身份角色的切换而不停地奔波忙碌着、乐此不疲着,用一个个坚实有力的步子,逐渐逐渐迈向屋面防水工程专家的行列。
      经过董专家多年艰苦卓绝的学习、求教、实验、探索、完善的技术发明创造的过程,他获得了四项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技术专利证书:1. 一种聚氯乙烯工程布及其制造方法。2. 双层PVC防渗漏工程布专利。3. 多层PVC防渗漏工程布制作装置专利。4. 防渗漏工程布粘接车专利。
      与此同时,董锡华创办的上海赞科防渗漏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还获得国家科技部等机构颁发的一系列荣誉奖和证书,主要有:1. 科技部颁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立项证书。2. 上海市科委颁发的高科技成果转化项目(A级)。3.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颁发的两项采用国际标准产品标志证书(DIN 16734)(ASTM D4434)。4. 中国建筑防水协会颁发的2008年度中国建筑防水行业科技创新企业奖状。5. 上海市建筑建材市场管理总站推荐的上海市建筑产品推荐性应用标准和应用图集。
      不难想象,董锡华及其创办的企业之所以能在屋面防水技术领域取得如此行业突破性技术成果,与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力、谦虚好学的刻苦钻研精神、技术上精益求精的自我苛刻态度等追求一流的专家型企业家姿态分不开的。
      如果他仅仅只想当一个能发点财的老板,凭他的聪明和多年在市场上摸爬滚打积累起来的人脉,只要舒舒服服地做做“二道贩子”,比如贱卖贵买一些建材赚赚差价,再比如转包一些建筑工程混点不菲的佣金,就足可以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富裕且不担任何风险的安稳日子。可他偏不。
      他曾不止一次地跟我讲过,自己大好青春被耽误了,过去也没有好好读书,现在阴差阳错地让我碰到这么好的发挥自己技术专长的机会。我又是一介草根,没有任何背景可依靠,现在有这么多专家都看好我的专利技术,我一定要好好珍惜这大好时光,做出点令自己脸上有光的事情,这样也对得起这么多朋友的无私帮助和自己这么多年拼搏努力付出的代价。我宁肯不要发大财,宁肯被老婆骂不顾家,也一定要把我发明创造的屋面防水工程材料的专利技术推广好。
      说起来,聪明人总会碰到发挥超常聪明的机遇。他从“董老板”演化为“董专家”,还真是机缘巧合让他无意中撞上了一件极其偶然的事,他的技术灵感顺势爆发出来,并一发不可收拾地趁势追击,从一个主要懂经营的老板蜕变为主要懂技术的专家。
      他跟我讲过,过去自己就做做简单的蓬布生意,给一些企业做点卡车蓬布、仓库蓬布之类的小活。蓬布一般总要在露天环境中经历日晒雨淋风刮,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出现破洞或被扯坏,简单的做法就是缝缝补补或干脆换一块新的蓬布,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有一次他为一家小企业做了一个敞开式半露天的停放自行车、助动车的车棚顶蓬,由于蓬布买多了,他就索性将蓬布折叠成双层覆盖在车棚的顶上。想不到2—3年后他路过这家企业不经意间看了看车棚的顶蓬,居然一点没漏没坏。于是乎,他突发奇想:为何不去发明一种复合式蓬布来延长其使用寿命呢?
      正是在这种不可遏制的技术创新的念头推动下,让他不停地查阅相关技术文献资料和求教建材方面的专家,一次次去上海技监局相关新材料实验室对自己发明创造的新型复合防水卷材进行扭力、防腐蚀、防漏水性能等技术指标的实验检验。当看到相关技术指标的参数一次次在反复试验检测中接近自己设计理想目标时,他就横下心来,一定要把自己独创的高性能防水卷材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的投入,终于结出丰硕的技术成果。董锡华及自己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先后获得四项国家技术创新专利和许多科技创新奖,在上海屋面防水工程领域俨然成了专家型的民企老板。
      事又凑巧,20年前正值上海房地产开发热潮时期,而令建筑商和广大房产购置用户最为头疼的一大问题就是新房子没建好几年屋面就会渗水漏水。而董专家发明创造出来的这一系列新型防漏水卷材就专治这个顽疾。
      我曾经陪董老板去他的得意之作——宝辰集团开发建设的一个高档楼盘,其中有一个1万平方米左右的大型水面景观池。一开始这个防水工程交由另一家防水工程企业承建,可不出半年,景观水池就开始朝下面的车库大面积渗水漏水。经同济大学著名防水工程专家王仲辰教授推荐牵线,改由董老板的上海赞科防渗漏工程科技有限公司重新做。一开始该企业的老板还不太相信这家小公司居然能在合同上写下“10年不渗水不漏水”的保证条款。董老板私下跟我说,这个保10年不渗水漏水我还是留有余地的,正常情况下,我这个专利产品——复合PVC卷材,可以做到20年不渗水不漏水。这不是我乱吹牛拍胸脯,而是由上海技术监督局相关实验室经反复破坏性试验数据检测证明这种防水卷材具有如此长的使用寿命。
      王仲辰教授曾经高度评价董锡华发明创造的复合性PVC防漏水卷材。在一次专家评审会上说,它的防水性能达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在防漏水建材方面,国际上公认德国制造的防水卷材最好。董老板有一次跟我说,他们企业做的防水卷材,在“牛力”技术指标上超过德国产品。他打了个比喻给我解释:假如让我的产品通过两边用多少头牛从相反方向上互相撕扯,他做的专利产品在牢度上要超过德国产品。
      许多防水工程领域的行家都非常感佩董专家的聪明才干。看上去就这么普普通通的两层蓬布复合起来,竟然在防水渗漏、“牛力”、使用寿命等多项技术指标上远超国内同类产品。现在国内应用在大多数民用建筑上的屋面防水工程卷材,使用寿命一般都在3—5年过后就会出现渗漏水问题,于是乎,就会劳民伤财地重铺重做。但有太多的防水卷材商和防水工程商瞅准当时我国屋面防水工程标准低到只要5年不出渗漏水问题就不用问责的规定,利用开发商尽量节省屋面工程成本的心思,用低劣的防水卷材压低工程成本。这样就形成了防水卷材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进而造成像董专家发明创造的高质量防水卷材难以打开市场销路。
      他跟我说过多次,我这些专利产品在市场处境上非常尴尬:一般民用建筑由于屋面工程预算少,我相对高生产成本的防水卷材根本竞争不过低劣产品;而那些可以采用较高价格防水卷材进行施工的单位,又被那些不相信国产优秀品牌的人将我们产品拒之门外,他们宁肯出远高于我们专利产品价格购买进口防水卷材。唉,我们所看重的专家型民营企业家董老板,在某种程度上就这样输给了有点看不懂的市场,实在是悲摧。
      最后,我用上海同济大学著名防水工程专家王仲辰教授对董锡华先生的评价来作结语。
      我认识董锡华先生,是在本世纪初的他的防水新产品技术鉴定会上。我作为鉴定委员会负责人,审核了相关的技术指标和工艺技术条件。作为材料防水原理领域的成果,具有独特性和优越性。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为一个民营新型防水材料企业家,他白手起家,吃苦耐劳,艰辛创业,努力钻研精神。他研制生产的“内增强LVC防水卷材”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产品采纳了同类产品国际标准,被国家技术监督总局授予《采纳国际标准》奖励。
      他研发的材料被用于不同水渗透环境下的建筑防水和单层屋面防水,大大提高了防水可靠性和经济性,先后用于民居、厂房和公共建筑屋面、地下室和水池等,如宝宸共和家园上万平方的景观水池防水等。从产品研发、设备制造、产品生产、管理、销售、施工,提供一条龙服务,建立了上海赞科防水科技有限公司,是一条艰苦漫长之路。公司虽小功能俱全,为社会、企业和用户提供优质服务。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创业者,靠顽强拼搏建立起产业体系是极不容易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筑市场营商环境不健全,技术规范数量取代质量、防水原理的不完整,分配体系重物质轻技术,质量保证体系空心化,资本和建设部门的利益深度结合,导致赞科防水的产品被排挤在市场边缘,形成的恶意竞争、优汰劣胜、资金拖欠等多种原因,公司不得不在2018年关闭。这是一个民营企业在改革大潮中谱下的悲壮乐章。
      他重病期间,积极配合治疗,保持乐观的态度。他的创业精神值得赞颂和发扬。

(责编 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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