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家园》序

来源:原创作者:丘保华时间:2026-08-27 点击:

通过对知青群体文化体验的关注与思考，笔者最终发现，答案始终模糊，问题却还是那些问题。
知青响应号召下了乡。他们不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体验了“面朝黄土背朝天”，“锄禾日当午”的艰辛；他们不仅知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者最愚蠢”，也经历了蛮荒、愚昧给文明带来的灭顶之灾；他们手捧宝书，斗私批修，却做不到“心红眼亮意志坚，海枯石烂不变心”；他们改了观，换了魂，黑了脸，红了心，一心想亲手建立美好家园，却发现“社会主义新农村”离他们越来越远，他们自己也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他们喊着“扎根一辈子”来到农村，却哭着喊着唱着笑着回到城里；他们将“青春无悔”，“天下知青是一家”喊得震天价响，将留有青春与梦想的下乡之地称为“第二故乡”，却竭力拉开与老乡的现实距离，也绝不允许自己的后代再次“上山下乡”。
他们是什么人，到底干了什么？他们的家园到底在何方？
序
在知青大批返城五十年后的今天再谈知青，人们肯定会想到一群老头老太，他们在各种公众场合打红旗，唱红歌，跳红舞，口中高喊“天下知青是一家！”当然，在当今的社会精英群体中，也还有当年知青的身影。可另一方面，据知青作家梁晓声的说法（注1），85％的知青如今处在社会底层。谁算知青？都算，他们都经历了那个“战天斗地”、“改观换魂”的岁月；也都不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他们早已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的定位与
他们的知青身份本身并无太多关系，尽管他们有时还会拿知青身份说事。
我为什么还要说知青？是“为未来留下一点真实”，这是那些“人还在，心不死”的知青作者至今还挂在嘴边的一个共识。但什么是“真实”？
从个人经历上看，经过下乡的历练，如今事业有成的知青是真实，北大荒安养中心82名罹患精神病的知青不是真实？1967年10月9日，曲折等10名北京中学生自愿前往内蒙古牧区插队是真实，1978年底，云南知青向中央请愿要求回城不是真实？由梁晓声的小说《知青》改编的电视剧于2014年5月底在央视一套播出就引起议论（注2），有观众认为“带有史诗化的色彩”，也有观众认为是美化了知青生活，也没有把当时复杂的时代背景写透。
从总体评价上看，当时的上山下乡运动是由两句口号引领的。一句是“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可以理解为农村对广大知青的外部展示，强调的是农村的美好与对知青的需要。在这里，荒村野景成了城市喧嚣的反衬，无论是大田务农、赶车运输、赤脚行医，基层教书甚至财务管理都被认为是知青发挥作用的好舞台。另一句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的在教育，很有必要。”这可以理解为对广大知青的一种内在要求。这里强调的是知青思想意识方面的不足和在农村自我改造的重要性。从这个意义上看，艰苦就是锻炼，灾难才是考验，扎根农村是响应号召，入党提干是茁壮成长。
以上总体评价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官方图景，尽管这幅图景中对知青返城没有说法，又由于历史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生态的改变而日见模糊，其作为官方图景的性质并未改变。这一点可以从近年来国内建立的知青博物馆、大多数知青回忆录、刊物、网站的主基调上看出来。这也是“青春无悔”这个口号的基础和来由。
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似乎更加理性。
首先，这种说法其实在当时的上层也有所表露。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人们就知道有个“571工程纪要”，上面明白无误地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说成是“变相劳改”。如果这个不作数，邓小平在78年提到“国家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应该是可信的。著名的知青问题学者刘小萌认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给全社会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消极后果。”（注3）在360百科中也对这场运动给出了这样的定义：“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无数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年轻人莫名其妙地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看来，“上山下乡”和中国当代的许多问题一样，说不清楚。这也正常。但我下过乡，我还关心这个问题，我想离开这聋子的对话以及鸡和鸭的争吵，我想离开好坏判断和是非之争，选取一个客观（如果有的话）角度。这个角度，在我看来，就是文化。
说到“知青文化”，马上会出现三个问题。1. 网上所谓“知青文化”多指一些旅游项目。这些项目以“知青文化”为抓手，在低价旅游上做文章。这样的旅游，最多与知青的“第二故乡”情结有些关系，与本书中的文化无关。2. 还有一种“文化”指受教育水平。当时的“知识青年”，尤其是“知识”两个字是应该打引号的，因为从总体而言，他们下乡时多数只是初中生，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这也非本书中的文化。再往深了说就出现3. 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归在“封资修”的范围加以批判，这种被批判的特定文化也非本书所指的文化。因此，我在本书要探讨的尽管涉及，却并不特指以上三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
我所谓“文化”是广义的，泛指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既包括人类的衣、食、住、行的方式，也包括游离于物质之外的，能够被传承的任何人类群体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简言之，按照这个文化观，任何一种人类行为和思想，只要巩而固之，推而广之，就是文化。根据以上观点，知青下乡的经历，凡属持续性的，群体性的，都可以归在文化范畴。我认为，从这种文化角度切入，而非从任何个人经历入手，能够帮助人们更客观、更清楚地了解这场知青运动。这个工作，值得一做。
立足于以上文化观，知青在上山下乡期间的经历就都可以看作是“文化体验”。但真要动手，问题又来了：“文化体验”讲究普遍性、客观性。而作为一个有知青经历，却缺乏专业学术训练的本人，能跳出个人的局限来保证这种普遍性、客观性吗？回答无法肯定。不过，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已过去半个世纪，且知青和相关者已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回忆及反思资料，再加上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孤陋寡闻如我也可能“站在他人的肩上”对这个问题做较深入的思考。就此而言，“有胜于无”。既然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并未消失，（我认为其日见重要），趁知青这一带多数人还在，做个抛砖引玉也未尝不可。
本书可归入文化史类。历史的价值在于对史料的占有和分析。为此我参考了一些专家、学者提供的分析资料，尤其是搜集、编撰和分析了大量知青留下的回忆文章。面对这两类文本，我遇到了两个问题。一是专家学者的资料尽管涉及深厚，却按照其个人的价值取向进行过严格的筛选和理性的拔高。二是知青回忆录尽管具有原生态意义，却由于各种可以理解的因素而出现“事后诸葛亮”式的选择性记忆，普遍对某些敏感话题讳莫如深，个别擅长写作的知青为了吸引读者，还有意无意地将回忆文学化。我想，这大概是所有面对历史的作者都会碰到的。对此，我聊以自慰的理由是，既然我写的是文化，就不必追求那种绝对的“科学”和“真实”，因为文化所反映的就是思维习惯、举止倾向和价值追求。从本书的章节安排可以看出，尽管不同内涵文化的消长与知青下乡的不同时期有所应和，本书是按知青心灵体验的文化内涵分类排列的。
从严格的意义而言，这本书不是笔者“写”出来的，而是在广大知青下乡期间的真实回忆和知青运动学者的分析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当然，为了弥补某些必要细节的空白，我也加入了少量的个人的记忆和分析。为了突出纪实性，我有意排除了带有文学性的文本，并尽量注明资料的出处。当然，这里只能“尽量”，当书中出现少数但十分重要的资料出处不甚明确或有误者，敬请读者海涵并指出！
说到我编撰写此书所参阅、摘录的原始文本，以下一些作者和作品值得一提。首先是身边近几年与我共同思考交流并为笔者提供大量第一首资料的知青文友：原上海赴云南农场知青余杰就主动向我敞开他有关云南农场知青的调查和分析，原上海下乡知青范文发、盛文秀、葛天琳、范卫平、冯正平、朱盛镭、李斯昌、王宗仁、郑良等也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提供了大量的建议和原始资料。毫无疑问，我的原始资料也来自互联网等其他媒体，其中云南大学人类学专家、原昆明赴大盈江农场知青邓启耀的“山寨版人类学”给了笔者“他乡故知”之感，只是我的思考更加“后知后觉”；北京知青秦川妹（网名）等对陕北经历的回忆本身就极有文化底蕴，也拔高了我的归纳与分析。我还引用了以下三本书里的相关资料：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农场知青陆融的《一个上海知青的223封家书》、北京赴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插队知青木斋的《历史的化石知青15年》和上海赴安徽利辛县插队落户知青宋刚刚的《插队纪实》。用第一本书的原因是该书是当事者的家书，反映了其当时当地由始至终的现实经历，基本未经事后的删改润色，有重要史料价值；用第二本书是因为该书是作家经过反思而写就的下乡全过程的心路历程，不仅仅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也对人们分析、评判该运动提供了思路；用第三本书是因作者真实、生动的细节描写。同时，这三本书的内容涉及到我所不熟悉的知青在云南农场、内蒙农村和安徽农村的经历。与此同时，笔者所摘录的书籍还包括原黑龙江兵团知青的《远去的旭光》、《星光满天的青春》和《青春淌过老莱河》等等。所有这些大致涵盖了那个时代（1968-1979）多数地区知青的下乡经历，从而增加了本书的客观性。另外，为了更形象、清晰地说明问题，我还大量利用了反映知青生活的照片、绘画。例如，原上海赴黑龙江建设兵团知青、漫画家夏云的画笔早已将我打算用文字表述的许多内容用图像展示给了公众，他又欣然同意我在书写中时时摘录他的画作。总之，我向上面提到以及更多没有提到的书中摘录材料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是为序。
注1：源自“老知青家园”公众号，“梁晓声：2000万知青，85%如今都是低消费群体”，作者：梁晓声。
注2：源自360文库“青年时代杂志”“《知青》观后感范文”，作者佚名。
注3：摘自《中国知青史大潮》，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4月第2版，作者：刘小萌。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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