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真的罪无可恕吗？

废除死刑，从贾敬龙案开始

张千帆

近日，最高法院复核批准了贾敬龙射钉枪杀人案的死刑判决，死刑问题再度引发社会关注。贾敬龙原来是一个好青年，但是村庄的黑恶政治将他逼成了一个杀人犯。在他将要举办婚礼不到20天前，村长硬是强拆了他精心布置的新房，后来也没有归还本应偿付的补偿款。在倍受屈辱、投诉无门的情况下，他愤起杀死了村长，而之后曾要自首，却因被围殴致伤而未成。一审、二审乃至最高法院罔顾诸多减罪情节，仍然判处贾敬龙死刑，是对国家权力的严重滥用。这一判决不仅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精神，而且也违背了尊重生命的中国传统。

这篇短文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尊重生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传统。众所周知，儒家历来强调少杀、慎杀，据说死刑案件都要经过皇帝亲自批示。儒家立场的伦理根源是“性本善”，人的内在本质是尊贵的，因而要求所有人赋予适当尊重。孟子的“孺子入井”故事将儒家基本思路表达得很清楚。只要是人，看见一个小孩爬向水井，都会情不自禁上前把她抱起来，因为凡人都有“恻隐之心”。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自然冲动，表明每个人都有仁义之心。事实上，我们之所以对一个连说声“谢谢”都不会的孩子萌动恻隐之心，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上的回报，而是出于尊重其生命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因此，儒家会强烈谴责那些对小悦悦见死不救的路人，因为不论出于什么理由，对生命的麻木不仁表明他们的仁心已近乎泯灭。既然每个人都有义务尊重和保护生命，任何人更不得主动伤害生命。

当然，儒家对人性并不盲目乐观。他们相信人性善，但也清楚知道人性是有弱点的。药家鑫的杀人灭口、李昌奎的凶残灭门、吴英的集资诈骗、对小悦悦的见死不救……都显示人性的弱点是如此致命，以至只是靠道德说教显然无济于事；在某些情况下，人必须被强迫尊重生命的价值。在儒家看来，人类之所以建立国家并制定律法(在中国古代主要是刑法)，正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生命，防止人类生命受到人类自己的非理性伤害。

然而，既然国家的基本义务是保护生命，刑法就不能为了惩罚而惩罚，尤其是不得没有必要地伤害罪犯的生命；否则，国家就违背了尊重与保护生命的基本义务。事实上，如果推到逻辑的极端，儒家的伦理主张应该不只是“慎杀”、“少杀”，而是完全禁止死刑，因为无论罪犯如何“罪大恶极”，他们的行为都没有也不可能泯灭自身存在的内在价值，而相对乐观的儒家会认为，只要经过适当的教育改造，他们总是存在认识错误、恢复人性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摧毁罪犯的生命是国家暴力的滥用，在本质上和罪犯对他人生命的侵犯无异。因此，控制犯罪的正当措施不是死刑，而是在罪犯失去理性期间剥夺其自由并进行教育改造，直至其恢复理性。看到药家鑫在法庭上泪流满面的场景，不论他此前犯过什么不可原谅的罪行，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22岁的青年还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可能，而死刑判决彻底断绝了一个生命的希望。

主张死刑的立场历来有两类论点。一类是社会正义论，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或某些罪大恶极者影响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被害人家属也常常坚持“以命抵命”、“血债要用血来还”的传统信条，似乎杀人者只有一死才对得起被害的亡灵。其实“杀人偿命”并非不证自明的“等价交换”，而是人类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为了自我保护而发展起来的原始信仰；在没有国家或国家不能有效控制犯罪的时代，这类信条有助于迫使潜在罪犯正视自己行为对他人造成的后果，但是现代法治国家秩序的维系显然不再需要依靠原始血偿信条，死刑也就成了对罪犯生命的不必要剥夺。从儒家立场上看，杀人永远是非正义的，除非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生命不得已而为之。

如果死刑判决的主要理由是为了偿命或“平民愤”，那么这类理由显然是不充分和不正当的。即便罪犯杀了人，死人也不会因为再杀一个人而复生，死刑并不能弥补犯罪带来的伤害。为了满足多数人的感觉而杀人，则更是违背了尊重生命的基本原则。在这种工具主义思维面前，人的生命不是终极目的，而是满足利益和感觉的工具；只要能让多数人满意，国家就有权力乃至义务剥夺个人的生命。一旦成为治国原则，对待生命的工具理性主义显然将产生极其可怕的权力滥用。因此，社会公正论对死刑的论证恰恰将催生最可怕的不公正，只能助长国家背离保护生命的基本义务

第二类理由是社会功利论，主张死刑有助于减少杀人犯罪，进而保护无辜者的生命与安全。譬如有人主张不仅应该维持死刑，而且应该立即执行，因为中国的监狱不够牢固可靠；如果死刑犯逃脱，无疑会对社会产生巨大危险。但是这种论点显然不攻自破，因为维持可靠的监狱是国家职能，国家显然不能因为自己疏于履行义务而转嫁责任并剥夺犯人的生命。更何况如果以后发现判决错误，立即执行将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聂树斌就是前车之鉴。

在国家适当履行职责、有效控制罪犯的前提下，真正意义的无期徒刑足以防止最危险的罪犯对社会产生进一步危害，因而也就没有剥夺罪犯生命的必要。社会功利论的更一般主张是传统法家的“重刑去刑”论，认为极刑有助于震慑危险犯罪，迫使潜在罪犯三思而行。如有确凿证据表明死刑判决对其他潜在罪犯产生显著的震慑效果，从而减少杀人凶案，那么或许可以在严格控制的前提下维持死刑。维持死刑的惟一正当理由是保护人的生命，而政府有义务提出足够证据证明目的和手段的合理相关性。

贾敬龙本来并不是一个危险人物。在一个政治清明、法治彰显、财产权利得到基本保障的地方，他完全可以是一个好公民。他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制度因素和他的个人因素同样重要。换一个有个性的平常人，碰上他的遭遇也完全可能诉诸性质同样的愤激行为。当然，他必须为自己的犯罪行为付出沉重代价，但是显然罪不至死，因为这个人不是不可以改好。经过惩戒、教育，他完全可以恢复理智，重新做一个好人。在处理这类案件过程中，国家首先要反思和检讨自己的制度缺陷造成的暴力犯罪行为，采取有效措施弥补这类缺陷、改善村庄的政治生态，保护村民的基本权利；其次，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对贾敬龙案作出适当量刑。至少，法院不得为了满足被害人亲友的复仇心理，或实现并未得到验证的威慑效应，运用国家机器再剥夺一次人的生命。

近年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实际上是对尊重生命传统的回归。死刑复核是慎用死刑、尊重生命的最后一道关口，因而既不应流于放任地方司法滥权的“橡皮图章”，也不宜成为各种政治考虑因素的平衡器，而是应该为人的生命和内在价值提供切实有效的司法保护。如果完全废除死刑的时机尚不成熟，尊重生命、少杀慎杀至少可以从贾敬龙案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