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县凭什么出了300个农民作家，1600多写作者？
来源: 侠客飞鹰 作者: 侠客飞鹰 时间:2026-02-27 点击:
西吉县的故事始于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物质曾经极度匮乏的土地上，文学之花却开得格外繁茂。上世纪90年代起，这片“苦瘠甲天下”的土地就走出了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骏马奖等国家级文学大奖。但更令人震撼的是草根文学的崛起——六旬老农李成山在放羊喂牛的间隙坚持写作近四十年；农家妇女单小花在照顾孩子的琐碎里，写下对黄土高原的深情凝视；无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人，在劳作之余握起笔，用最朴实的语言记录生活本真。这种文学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它不是自上而下的文化工程，而是自下而上的生命表达。当城市作家需要刻意“深入生活”获取创作素材时，西吉的农民作家们本身就生活在创作的富矿中。他们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最鲜活的生活气息；他们的创作没有功利的追求，只有对文学最纯粹的热爱。这种热爱让文学在黄土坡上有了最坚实的根基——它不是悬浮于生活之上的艺术，而是生活本身的延伸。农民作家们写洋芋的种植与收获，写婚丧嫁娶的乡俗，写邻里之间的温情与矛盾，写土地变迁中的喜悦与阵痛。他们的文字是土地的呼吸，是乡村的心跳。
如果西吉的农民作家只是散落在黄土坡上的零星星火，那么木兰书院的出现，则让这些星火聚成了燎原之势。前报社总编辑史静波的一句“城里不缺一个总编辑，但乡村文化振兴缺一个苦行者”，让他放弃城市的优渥生活，回到西吉杨河村，倾尽积蓄建起木兰书院。这座灰砖红瓦的院落，成了西吉草根作家的“文学之家”，更成为连接乡土与外界、草根与专业、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枢纽。木兰书院的创新之处在于它打破了文化传播的常规路径。为节省开支，史静波自己当小工一砖一瓦铺路；为吸引创作力量，他向全国作家发出邀请，提供免费食宿让采风者奔赴黄土坡；为提升创作水平，他让专业作家与草根作者结对子，把讲座、改稿会开在乡村小院、田间地头。据说7年来，2800多名作家从各地奔赴于此，40多位农民写作者成为书院驻院作家，累计创作1200多万字的作品，辐射带动30多个村庄的300多名文学爱好者执笔写作。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形成。更值得深思的是木兰书院提供的文化尊严。在这里，“文学照亮生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人真实的写照。曾经被视作“不务正业”的文学创作，在这里获得了正式的认可；曾经孤独的写作者，在这里找到了知音与同道。当有人质疑这些草根作家或许一辈子也写不出文学精品时，史静波的回答掷地有声：“他们也许一辈子也写不出伟大的作品，但可以活成一部伟大的作品。”这句话道出了草根文学的核心价值——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产出经典文本，更在于塑造有尊严、有追求、有精神生活的人。
西吉现象最动人的部分，在于文学如何从个人表达转化为乡村变革的力量。曾经的西吉乡村，农闲时的娱乐多是打牌打麻将，搞文学创作被视作“不务正业”；而如今，读书写字成了乡村新风尚，木兰书院的文学沙龙座无虚席，孩子们跟着农民作家学习写作，文字成为乡村最动人的风景。这种转变的实质是文化自觉的觉醒。当农民开始用文字记录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思考自己的处境时，他们就不再仅仅是土地的耕种者，更是自己生活的主体、乡村文化的创造者。李成山重拾创作初心后，不仅自己笔耕不辍，更主动引导孩子爱上文学，让乡土文学的火种代代相传。文学在这里发挥了社会凝聚功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乡村面临人口流失、文化断层、共同体意识弱化的困境。而西吉的文学活动，通过读书会、创作分享、作品研讨等形式，重新构建了乡村的社会联结。文学成为村民交流的媒介，成为代际沟通的桥梁，成为乡村认同的载体。更重要的是，文学催生了乡村价值重估。当农民作家将洋芋、黄土、山月写进作品，这些日常物象就被赋予了文化意义。原本普通的乡村生活，通过文学的表达获得了审美价值；原本沉默的农民经验，通过文字的记录获得了历史意义。这种价值重估，让乡村不再是需要被改造、被拯救的“落后”空间，而是有着独特文化价值的生命场域。
西吉的探索最难能可贵的，是走出了一条“以文养文”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乡村文化振兴不能只靠情怀支撑，更需要找到与经济发展的结合点，让文化有生命力、有造血能力。史静波带着新思路，推动文学与研学、旅游、助农直播深度融合，将杨河村打造成文学旅游示范村。西海固的洋芋，既是农民餐桌上的主食，也是作家笔下的常见意象，木兰书院便从洋芋讲起，用文学故事推广农特产品，20天的助农直播就销售农特产品27万元。这种“文学+”模式的核心创新在于价值转化。它将文化资本转化为经济资本，将文学影响力转化为市场吸引力，将作家资源转化为发展资源。文学不再是孤芳自赏的创作，而是成为连接乡村与外界的桥梁，成为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引擎；作家也不再是单纯的写作者，而是乡村发展的参与者、乡村文化的传播者。
“文学+”模式让这个县实现了三重转化：一是故事化转化。将农产品与文学故事结合，赋予商品文化内涵。西吉的洋芋不再只是食物，而是承载着乡土记忆、奋斗精神的文化符号。二是体验化转化。将文学创作过程转化为旅游体验，让游客参与乡村写作、与农民作家交流，获得独特的文化体验。三是IP化转化。将农民作家及其作品打造为地方文化IP，通过品牌授权、内容衍生等方式，拓展文化价值的变现渠道。这种模式的成功，关键在于保持了文化的本真性。西吉的“文学+”不是对商业逻辑的简单迎合，而是以文学为核心、以文化为根基的融合发展。文学依然是主体，经济价值是文化价值的自然延伸，而不是文化为经济让路。
西吉农民作家群现象，不仅对乡村文化振兴有启示，也对整个中国文学界提出了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关于“谁是作家”的重新定义。在传统文学观念中，作家往往意味着专业训练、正式出版、文学圈认可。但西吉的农民作家们打破了这一定义——他们不识平仄、未受专业训练，却用最质朴的文字打动了无数读者。他们的存在提醒我们：文学的本质是表达，而不是资格；是生命力，而不是技巧。其次，关于“什么是好文学”的价值反思。主流文坛往往推崇技巧复杂、思想深刻、形式创新的作品，而草根文学的价值在于其真实性、直接性和生命力。农民作家们的文字可能不够精致，但有着泥土的芬芳、生活的温度、情感的真诚。这种文学提醒我们：技巧可以学习，但真实无法伪造；形式可以创新，但生命无法替代。再次，关于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重构。在消费主义文化中，文学往往被商品化、娱乐化、个人化。而西吉的文学实践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文学可以成为社会凝聚的纽带、文化传承的载体、乡村变革的力量。这种文学不是逃避现实的象牙塔，而是介入现实的实践场。西吉现象最终指向一个根本问题：文学是为了什么？如果文学只是为了生产供少数人欣赏的“精品”，那么西吉的农民作家可能确实难以达到这一标准。但如果文学是为了记录时代、表达生命、温暖人心、改变社会，那么西吉的每一位农民作家都在践行这一使命。
从西吉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乡村文化振兴的“西吉范式”，这一范式包含四个核心要素：内生性动力：文化振兴不是外部输入，而是内部觉醒。西吉的文学之花之所以能在黄土坡上生长，是因为它深深植根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情感与记忆。农民作家们不是被动员来写作，而是自发地想要表达。平台化支撑：个体的热情需要组织的支持。木兰书院作为文化平台，不仅提供了物理空间，更构建了创作生态、建立了交流网络、搭建了资源桥梁。平台的意义在于将分散的力量聚合，将个体的热情转化为集体的能量。融合性发展：文化与经济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促进。西吉的“文学+”模式证明，文化价值可以转化为经济价值，经济收益又可以反哺文化发展。这种融合不是文化的妥协，而是文化的拓展。生活化回归：文化不是高高在上的装饰，而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在西吉，文学是农民劳作之余的书写，是茶余饭后的讨论，是孩子学习的榜样。这种生活化的文化，才能真正融入血脉、代代相传。08木兰书院旁，200多棵红梅杏树组成的“作家林”静静生长，每棵树上都挂着认领者的姓名和寄语。史静波说，也许50年、100年后，这里会出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这份期许，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对黄土坡上文学星火的坚定信心。西吉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文化的生命力不在于资源的丰沛，而在于表达的渴望；不在于技巧的精湛，而在于真实的触动；不在于外部的认可，而在于内心的确信。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乡村常常被描述为“空心化”“边缘化”的空间。但西吉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一个反叙事：乡村可以是文化的沃土，农民可以是文化的创造者，乡土可以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那些握过锄头的手执笔写作，那些生于乡野的文字向阳生长，这束从黄土坡升起的文学星火，不仅照亮了西海固的乡村振兴路，更给所有寻求文化自信的中国人以启示：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西方的盲目追随，而是对自己生活经验的真诚表达，对自己生命价值的坚定信念。当农民在黄土坡上写下自己的故事，他们不仅在记录乡村，也在定义中国；不仅在传承文化，也在创造未来。雪落黄土，种子在地下静静等待春天。西吉的文学实践，正是这样一颗文化的种子——它可能微小，却蕴含着改变的力量；它可能质朴，却代表着真正的深刻。在这片曾经“苦瘠甲天下”的土地上，文学让生命有了尊严，让土地有了记忆，让乡村有了未来。
（晓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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