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边疆的建设事业（21-24)
来源: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 作者:姜万富 时间:2025-01-25 点击:
党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似乎一切都在变。从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刮起了一股“回城风”。在兵团的知青中越刮越烈，遍及全疆。到了一九八零年，也同样波及到我们山区，这有着近200名知青、交通闭塞的叶城二牧场。有些人通过亲朋好友，经各种门路调走了。有的夫妻双方都有顶替的，进了城。例如：张小石夫妇回到了上海，在港务局工作。夫妻双方只有一个顶替的，叫做单顶，到大丰农场。例如：侯金荣夫妇、李夫心夫妇等。有的开来了假证明，拿上退职费回老家。也有一个人走怕单位不放，闹假离婚先走。有的没有任何理由，干脆不告而辞。弄的人心浮动，真正能安心工作的人寥寥无几 。
受到“回城风”影响的不单单是知青们。连复员军人、转业军人、九·二五起义，甚至一些老子弟兵们都在想办法走。一开始走的方向是在全国条件比较好的几个省，到后来只要比兵团强的，新疆的城市也行。尤其是那些连长、指导员，干事、医生、会计等，走了很多。原因是他们联系工作比较方便。
这里的艰苦环境，是无法和江南的大城市相比，知青们以各种理由纷纷离开了这里。除了知青以外，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六十年代“文革”前大批进疆的复员军人，忙坏了邮电局。
一九八零年，二牧场回家探亲的人特别多，其目的大部分是为了办调动、想办法迁户口回家。看到一些有门路、动作快，拿着调令到场里办手续的人时，我的妻子开始坐不住了，天天闹腾让我想办法。他那远在绍兴的父亲也接二连三地写信来，催我们回去商量调动的事情。再说，离上次探亲时间间隔也四年多了。我想既然这里闹、绍兴催，那就回去一趟吧。看能不能办成，就是办不成也把话说清楚。于是写了探亲报告，做了些准备后就起程。
一路顺利，到达上海后住了一个星期，我又带着妻子和孩子一起到了浙江绍兴她的老家。前三天相安无事，第四天下午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一共七个，连他八个，以及丈夫、妻子、孩子等，都回到了家里，坐了满满一大屋子。议论的中心话题就是“知青回城”。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受到了她们全家人的围攻。说什么：“宁可在绍兴天天吃泡饭、霉干菜，也不到新疆去吃鱼吃肉”；“拿钞票通路子，只要能回来，其他不管”；“千错万错当初不该嫁给上海人，以至于到现在是：上海进不去，绍兴回不来”；“就是要回，哪怕是离婚也得回……”。有的话就更难听了。
我的心里非常难受，人格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难道新疆不是中国的？在新疆工作就那么下贱？回绍兴就真的进了天堂？我真想……。算了，就是大闹一场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咬咬牙忍了。我一言不发，拿了一瓶白酒，独自一人借酒浇愁，同时也进行了深深的思考。
想回上海吗？想！上海的城市，上海的高楼大厦，上海的交通，上海的繁华，上海人的生活，还有在上海的亲人们……，哪能不想呢？这毕竟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啊！
但是，我又觉得他离我太远，他并不属于我，起码在我退休前不属于我。理由是：
我进疆时是个单身汉，现在成了家，是个有妻子、女儿的人了。我的老母亲是个家属，没有经济收入。1971年我父亲去世后，一直由我三个姐姐照顾着他的生活，我们回来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吗？进疆十几年，他们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不能再给他们添累了。我是个男人，既然成了家，就应该把这个家撑起来，哪怕生活再艰苦。让我在就两手空空的回来，去过那种如同寄人篱下的生活，在心理上我受不了。
再说了，大批知青回城。我回来干什么？含辛茹苦地学医十几年，好不容易熬到现在，尤其是进修外科回来以后，工作开展的很顺利，应该说是事业小成，才干了两年就走了？上海有技术、有本事、高学历的医生多了去了，根本不需要我.回去再择业？都三十多岁的人了，不现实。
当初二牧场培养我的时候，就是要我学好技术为当地的农、牧民服务，这里远离城市、缺医少药。尤其是在牧区，看病难的问题非常严重.遇到急诊，没有医生抢救真的没有办法,让他们等死吗？卫生所的技术骨干都是支边青年，虽然在技术上无法和上海的医生相比，但是在这里，已经算是最棒的了。现在都走了，难道让医院关门吗？当地的老百姓、病人怎么办？难道我真的要当历史的罪人吗？
一个人总得为社会做点什么，当这里需要你，离不开你的时候，你的工作就有价值。尽管新疆很苦，在昆仑山区更艰难。但是，这里的病人需要我。那些淳朴善良的百姓，他们待我象亲人一样，真不忍心。所以，我最终还是决定选择了留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把换洗衣服、漱洗用具往包里一装，看了看熟睡中、我那八岁的女儿，也没有和任何人打声招呼，怀着一颗孤独而痛苦的心，离开了他们家。（这是我见到女儿小时候的最后一面，第二次见面时已在九年以后。因为那次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走进他们的家门。）
当我刚走过大江桥时，遇到了我本场的好友许森标，他见我大清早提着个空包往火车站走觉得奇怪，就过来问我：“你大清早到哪里去”？我说：“回上海”。他摇了摇头说：“不像，哪有到绍兴做客，空着手回去的道理。怎么，是不是闹别扭了”？我犹豫了一下，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简单的告诉了他，他听后连连摇脑袋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见我包里是空的，让我等一等。连忙到刚开门的小商店里买了四瓶黄酒、四盒香糕（那时是要酒票和粮票才能买到的商品）硬往我包里装。我说：“不拿了，不拿了”。他说：“我们总是好兄弟吧！我不知道就算了。今天让我看到你空着手回上海，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走，我送送你”。他一直把我送上火车，看着火车开出了车站。
回新疆的时间到了，我发了一封电报。他把孩子留在了绍兴上学，一个人提着两个旅行袋到了上海，第三天随我一起回到新疆。
人回来了，心却走了。平静的家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从此以后矛盾连连，“地震”不断。虽然经场领导、朋友们的多方努力，却难以挽回。最终于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分手，我和我的前妻离了婚，并且签订了离婚协议。根据她的意愿：孩子和家里的一切归她，探亲期间所欠下的债务全部由我还。我拿上自己的衣服，搬上下羊群时用的行李，住到了卫生所里，又过起了单干户的日子，确增加了几分痛苦与惆怅。
是的，大人的离异，可以再去寻找自己的生活伴侣。但是，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无辜的孩子，心灵的创伤将影响她的一生。我的大女儿文静，她八岁时就离开了我，我给她的关心和爱，实在是太少太少了，那种深深的思念和内心的痛苦纠缠了我好多年，爸爸对不起你，孩子！
他把家里都处理完了，回到了浙江绍兴。回到老家后，因为没有一份正式工作，又没有什么技术特长，只能到麻纺厂里去当临时工。日子过得很艰难，后经人介绍了一位绍兴钢铁厂病休工人，结婚成了家。婚后不久染上了肝炎，导致肝癌经治不愈，于一九八九年八月底病故，享年42岁。他去世后，孩子一直由我寄学费、生活费，供养到自立。
到了一九八六年，场里的知青、复员军人……，只要能走的几乎都走了。走了，走得想找一个上海人说说家乡话都困难，我的心里总觉得空空的很难受。只有一头扎进工作里，成天和病人在一起不停地忙，反而觉得痛快。
二十二、新的生活，新的改革
一九八二年，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认识了现在的妻子赵军花。祖籍是甘肃天水人，但她确是个新疆生、新疆长的汉族人。当时他是地毯厂的师傅，在教新手们织地毯。我被他聪明、美丽的外表所吸引，他那颗同情、善良、能理解人的心打动了我。一口流利的维语，说的太棒了。慢慢地产生了感情，确立了恋爱关系。于一九八三年八月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同时写了一份探亲报告，带着她回了一趟上海。
母亲、大嫂和姐姐们见了面自然非常高兴。在上海买了一些家里的生活用品和衣服，我第一次带着妻子游览了杭州。那时所有景点都不要门票。只是去湖心岛，每人收了4毛钱。回新疆时，大包小包带了好几个。
但是，最特殊的是我带了很多新出的、新疆没有的胃药。因为我的胃病越来越严重，经常在痛苦中度日。影响工作，尤其是在做手术时。（回新疆后，连续吃了三个月的胃药，算是治愈了自己的胃病。二零零六年，在农三师医院做了胆囊切除术，总算摆脱了疾病的煎熬。）
一九八六年，赵军花被调到卫生所当了一名护士。通过刻苦学习后，考取了护士执业证。在那艰苦的环境里，我痛苦时，她理解我。在工作上，她支持我。深夜抢救病人时，她陪伴我一起干。我做手术时，最操心的就是她。记得有一年在畜牧二连做手术，有一个做腹股沟斜疝修补术的男病人。名字叫：吐克大洪，维吾尔族，年龄50多岁。当手术进行到分离疝囊的时候，病人突然血压下降，迅速进入休克状态。第一个发现情况异常的就是赵军花，他及时告诉了我。经过一系例的急救处理，使病人转危为安。并且顺利完成了手术，愈后良好。
工作上，她是我的助手。学维语，又是我的老师。在家里，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在新疆，共同度过了整整26个年头。二00九年八月，我们退休后一起回到了上海，安度晚年。应该说：我在工作上能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就，与她是分不开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取名：姜玉姣，小名姣姣。她从小聪明伶俐，性格温柔，长得也不错，很讨人喜欢。可能是我36岁才有了她，可能是我和现在妻子生的女儿，也可能是失去了大女儿的缘故？总之，我特别宠爱她。她从小爱吃巧克力，我无论是出差、学习还是探亲，总忘不了给他带上大包小包的巧克力。电视柜下面的小柜子里，总有他吃不完的零食。只要他喜欢的，我都会尽力满足她。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入到各行各业，兵团的农牧团场也不例外。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属于：年年亏损的“重灾户”。为了早日摆脱贫困、使企业扭亏为盈，场领导首先压缩一批管理层的非生产人员，压缩行政开支、招待费、小车费用等。医疗卫生部门本身就是个花钱的事业单位，一年几十万，成了场里的一个沉重负担。为了节省开支，把卫生所原先的八个人砍掉了一半，留下四个。其中：一个专职所长（场长的妻子），一个医生，两名护士。除了二连、四连，这两个大连队留一个卫生员以外，其他连队的卫生员、防疫、计生、妇幼保健等工作的专（兼）职人员全部下岗、改行。连队没有卫生员的职工，看病到场卫生所。三连的牧民有病，到叶城的西合休乡去看。其他的业务如：防疫、计生、妇幼保健等，全部由卫生所兼职。真的是：一个小机构，几块大牌子。
在畜牧业，羊和牦牛实行了计件制，放牧费每头（只）每月各给多少钱，繁育率超过或减少、死亡率超过或减少，都有奖罚标准。农业实行土地承包，两费自理，年底向场里缴纳管理费和各项费用。连汽车、拖拉机都实行了承包，所有的费用都摊入机车成本。改革在不断深入。
我于一九八五年初，被调到叶城县、二牧场联营开发公司任场方代表。因为我懂一点建筑，九月份当二牧场工程队发生问题时，又调我去当付队长，让我随时准备接替队长职务。在工程队工作恢复正常后，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又调回场机关任劳资参谋，兼：综合统计、基本建设、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土管、老干、机关工会主席……等等。几乎场里应付师各部门的大部分业务全都集中在我这里，开始了我长达七年的机关业务干部的工作生涯。
由于干的多、管的多，又是医生干业务。师里各部门都觉得很奇怪，叶城二牧场这是怎么了？所以，师里各处局的老领导大部分都认识我，有的还找我咨询病情。我的个性是对待工作从不马虎，尽管不情愿干业务，很想归队。但还是把各项工作、名册、报表做得井井有条，多次受到师劳资、统计、工会、计生等部门的表彰。场里的某位领导曾这样说：“你的一手业务活干的确实漂亮，如果要换了别人的话，就是三个人也不一定能干好。所以，把你放在机关是正确的。不然就要增加人手，就无法压缩非生产人员，这将给单位造成多大的压力”。“在医疗卫生编制上，场里并没有给你除名。往上报，你还是卫生所的医生。只要有人找，你照样可以看病嘛”。这种不顾百姓死活，把业务看的高于患者生命的论点，似理非理的讲话，听了让人啼笑皆非。
一九八六年五月初，二牧场的医疗卫生事业建设项目：新建一座卫生所的报告，由兵团批下来了，建设资金共批了7万元。开会研究时我提出：这是二牧场历史上，第一次用专项资金建的卫生所。应该用足它，造福一方百姓。我的意见是场里不截流一分钱，工程交给场工程队干。要求是：只付材料、运费、工资，不付利润。要保证质量，两个月完工。
在与工程队的一番争论后确定：工程队保本做贡献，图纸由场里提供，预算由场和工程队一起做。场长让我在一个星期内把绘图、初步预算方案拿出来，让他审查。
我根据地形、资金、需求，绘制了一份图纸和初步预算报告。这是一栋：砖木结构平房，建筑面积306平方米，共有10间，带室内走廊。双开大门，钢筋水泥现浇雨棚。采用木门钢窗，纤维板吊顶木龙骨。围墙65米，4米大铁门一副。院内砖木结构简易房四间，建筑面积64㎡，木门木窗。
当我把图纸、预算交到场里，工程队的领导一看，跳了起来：开什么玩笑，才7万元，能搞这么多吗？当我把预算一笔一笔的摊开后，他的嗓门也慢慢、慢慢的低了下来。
一切顺利，按期完工。工程队为表示对场里做贡献的诚意，又在院子的中央修建了一个八角形花池。这是二牧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面朝公路、砖木结构、独门独院的卫生所。搬家的时候，我也参加了搬运。虽然我在机关，但我还是医生。能在新卫生所里坐一坐，也是一种满足。
九月份，经积极争取后，场里让我到师医院参加了外科医师职称晋升考试。在考核、答辩顺利通过后，取得了“外科医师”职称证书。好激动，一个没有学历的我，也能成为一名医师了。
我虽然在机关工作，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医生。我很爱自己的专业，为了学好这门技术，几乎耗费了我十多年的心血来钻研他。当病人需要我的时候，决不会因为业务繁忙而推辞，总是尽心尽力地想办法为病人解除痛苦，救病人于危难之中。
例如：在一九八六年七月的一个上午，有一位维吾尔族年青妇女（因属未婚生育，故：个人情况省略）在家里临产。孩子生出后胎盘一直不下，负责接生的医生也不做处理。说：“没事，他自己会下来的”，说完背上接生箱就走了。时至下午，产妇出现了大出血，她的母亲急忙去找医生。而这位医生却没有办法了，跑到机关来找我。他话还没说完，我已快步向卫生所跑去。抓起听诊器、血压机，拿了一盒缩宫素、注射器和一副手套，交待护士们做好抢救准备后，就向病人家里奔去。一公里的路程一会儿就跑到了。这时的产妇脸色苍白，四肢发凉，因失血过多早已昏迷。铺的毡子上积了厚厚的一层血，人如同倒在了血泊中。微弱的呼吸已奄奄一息，说明产妇还活着。我二话不说，先打一针后再检查病人。经查：因胎盘未及时取出而嵌顿，子宫无法正常复位导致大出血。血压40/10毫米汞柱。诊断：产后胎盘潴留，伴失血性休克。我立刻找来了四个维吾尔族小伙子，一辆人力车，火速把病人送往卫生所。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抢救和观察，在夜里2点钟左右，病人终于苏醒过来。当她睁开眼睛看到我，苍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微弱的说了声：“谢谢大医生”。病人的母亲紧紧地拉住我的手，高兴的脸上挂满了泪水时。我也激动了，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成就感：又抢救了一条生命。
抢救成功，避免了一场医疗事故。虽然经过一天的紧张和劳累，为了预防万一，我还是一直守候病人到天亮。在确信病人已完全脱离危险后，才回家休息。
急诊、抢救，几乎每月都有，手术一年都在10—20例。处理外伤、危重病人的事情就更多了。虽然场里一不发奖金，二没有加班费，更没有提成，在机关里的工作并不少干。但是，我想只要还承认我是一名医生，不让我离开临床，有广大百姓的认可和信赖，有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的理解和支持，这就够了。
每天都有干不完的业务、接待不完的病人。累吗？有时还真觉得累，可是我的心里很充实。我深信，离开卫生所是暂时的。只要有一颗真诚为百姓服务的心，把我放到哪里，都是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因为病人需要我，回来是迟早的事情。
由于病人经常找到机关，找到家里。这引起了医疗同行中，个别人的小鸡肚肠。说什么：“怪了，看病不找我们去找他，那要我们干什么？让他一个人去干好了”。甚至对病人说：“你去找他啊！找我干什么”？内心的嫉妒，影响了对病人的服务态度。更引起了广大患者的不满。他们纷纷找场里，写信给师领导：要求让我重新归队，再当医生。对于我被调离医疗卫生工作的事，师卫生处（现：农三师卫生局）前两任处长都十分关心和重视，曾多次想办法让我归队。
如：一九八六年师卫生处夏处长下调令，调我到五十一团医院当外科主任。一九八九年卫生处又要调我到四十九团医院当副院长。两次都因场里不放，以“工作无人接替”为理由，没有走成。一九九零年师卫生局带帽下通知，让我去石河子医学院上成人大专，最后通知还是被场里压住了。用心良苦的师卫生局领导，以种种方法都没有办法让我归队。最后，师卫生处兰处长干脆对我个人施加压力。说：“不归队就不解决你的职称晋升问题，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解决”。皮球又踢给我了，没办法，“县官不如现管”嘛。人事关系本来就是微妙而又复杂，我只能对卫生处的领导说：“不是我不想回，是有人不让回。战士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虽然我非常想归队，甚至想撂摊子不干了。但有时我也想，那个当领导的不想用业务上能独挡一面，工作上兢兢业业，人品上完全信任的人呢？只怪二牧场太穷，经常欠发职工工资。承包土地的农民、山上的牧民们就更苦了，一年下来挣不到几个钱，有时穷的都没有钱给孩子交学费。常言道：“富日子好过，穷家难当嘛”。当领导的也不容易，多一些理解吧！再说了，在医疗卫生的编制上，我还是一名医生，并没有除名。只要病人需要我，我随时可以为病人服务。
一九八六年至八七年，我和副场长沈勤良、总会计彭树成三个人一起，由我负责搜集资料，彭树成提供数据，沈勤良负责整理。经过大半年的不懈努力，经师、兵团、国家三级的有关领导和专家的考察、论证后认为：叶城二牧场，位于昆仑山北麓（即：克格西里地区范围内），根据中科院长达三年的全方位综合考察，于一九八三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考察结论是：克格西里地区已由“高寒牧场向高原荒漠过度”。结合地处沙漠边缘，降雨量少，无霜期短，植被荒芜，地表沙化，生产力低，百姓贫穷，企业亏损，是个不具备自我发展能力的牧场。经审核：资料完整，数据准确，理由充分。最后，一致通过把兵团农三师叶城二牧场列为“国家级重点扶贫单位”。于一九八六年一月起，享受国家扶贫项目投资。一九九零年，叶城二牧场被列入“享受边境农牧团场行政事业费”单位之一。政策上的优惠，使二牧场每年可以得到部分国家财政拨款。通过减免职工部分管理费，让二牧场老百姓的日子总算好过了一点。回想起当年为了能找到有关资料，尤其是气象、水文（含：地表水、地下水）、植被、土地、草场、矿产……等，都要当年和历史资料。跑了多少路，熬了多少夜？这也算是我在机关时，为二牧场做的一点点贡献吧！
这时场领导找我谈话，是想提拔我当副场长，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我的想法很简单：我要当医生！因为，这里老百姓缺少的是有技术的好医生，而不缺“官”。
由于我工作积极，表现突出，几乎每年都是先进工作者、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于一九九零年五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九二年担任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在这几年里，我学到了很多医疗卫生工作以外的业务知识，工作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
二十三、我的兄弟，您一路走好
沈祥富，他和我是同一年出生，在上海我们是同一个街道，也是同一天进疆到叶城二牧场的好兄弟。他虽然不善于上学，十年寒窗只读了个小学毕业。但是，干活不怕出力，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不服输的劲头，不得不令人佩服。由于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经组织培养当了一名拖拉机手。他开的“铁牛—55”双拖斗拖拉机，每年都是超额完成任务。是的，写写算算他不行，干活确是一把好手。
拖拉机承包后，他干的更欢了。每天天不亮就出车，天不黑不回家。一九八四年，二牧场煤矿正在盖房子。拖拉机上煤矿送砖，下叶城送煤，回来又是一车砖。上下重车两次装卸，往返一趟近220公里，加上煤矿的山路崎岖不平，他硬是一天一个来回。把汽车驾驶员王木川气的只摇脑袋，说：“看来我这个汽车还就是跑不过你这个拖拉机了。我一天一个来回拉4000块砖5吨煤，累的要死。你也一天一个来回，要拉7000块砖7吨煤，真的没有办法和你拼，太厉害了。”
沈祥富的妻子蔡玉亭，是位山东姑娘，有着山东人勤劳善良、干活麻利、性格直爽的传统。他是个贤惠的妻子，家务事从不要沈祥富操心。他的两个内弟中学毕业后，从山东老家来到二牧场投奔姐姐、姐夫，想来学点技术，所以每天轮换跟着出车，帮着干活。
我最难忘的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份。那一天下着大雪，天特别的冷。因为怕下雪天路不好走，沈祥富和内弟早上5点钟起床，6点钟就开着拖拉机出发了。一路上到处都是冰，加上下坡惯性大，车很难开。当拖拉机快到新藏公路15公里处时，前面是个大拐弯，紧接着就是一座桥。桥面只有3·5米宽，没有护栏。拖拉机在下坡的惯性和双拖斗巨大推力下，在结冰的路面上失控了， 刚上到桥的中间就翻了下去。桥高6米，河坝下面是石头、冰块，兄弟俩当时就死了。
出事后没有人发现，一直到下午4点钟左右，从叶城上来的汽车因温度高，停下休息时才发现桥下翻了一辆拖拉机。下去一看，是二牧场沈祥富，马上开车上来通知了场领导。
当我们把这两个遍体鳞伤、满身油污的兄弟，从桥下破碎的拖拉机里拉出来运回场里时，情景真是惨不忍睹，两条人命啊！。拖拉机已摔成两节，油底壳的机油流的到处都是。后面一个拖斗的牵引架被摔断，拖斗翻出去几米远。在场招待所的空房子里，支起两个床，烧了一大锅热水。我和好友秦侠民为他们清洗油污，检查伤口，换上干净衣服，安放在床上。
致死原因：沈祥富，左胸受到重击，颈部被角铁压迫致死。其内弟，颅骨骨折，直径10公分，下陷1·5公分。
我们做完这一切时，沈祥富的妻子小蔡还不知道家里出大事了。只是觉得奇怪，拖拉机为什么昨天没有回来？没有及时告诉他的原因是：小蔡已经怀孕快9个月了，再有二十来天孩子就要出世。再说,兄弟两刚运回来时的模样没法让他妻子看到，真怕他承受不了。
但是没有办法隐瞒，丈夫和弟弟同时遇难，怎么能瞒得住她呢？为了防止发生意外，由场长、场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一起到沈祥富家中，把兄弟两遇难的消息告诉了小蔡。我背着准备好的急救箱守候在边上，沈祥富的妻子哭得晕死过去，真的太悲惨了。沈祥富很爱他的妻子，为了即将出世的孩子，他做了很多准备。甚至为孩子取好了名字：生男孩叫“海东”（即：上海、山东之意），生女孩叫“海燕”（希望有朝一日能飞回上海）。自己也不会料到，他和他儿子的面都没有见到，就这么和他的小舅子走了，走的是那么匆忙、突然。
大殓的那一天，两口棺材齐齐的放在一起，用拖拉机送到我们刚进疆时的老连队“农一连”，安葬在连部与河坝中间的沙包上。这里周围是山，象征着有山有水，希望能给他的后人带来吉祥；沈祥富的人生是从老连队开荒开始的，就让他在这里结束吧；他特别爱惜他的拖拉机，也很爱驾驶员这一行。所以，用了一辆一模一样的“铁牛—55”来送他兄弟俩。
那天去的人很多，二牧场的汽车、拖拉机全部出动，车上拉满了人。能赶到的知青、战友，包括当地的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几乎全到了。沈祥富的人缘很好，大家都想送他最后一程，想给他的坟上添加一锹土。想再说一声：“我的兄弟，您一路走好！”
半个月后，小蔡在痛苦中生下了沈祥富的遗腹子，是个儿子，取名：“沈海东”。丈夫去世后，日子过得很艰难。第三年，通过联系，小蔡带着孩子和他的大弟弟回到了山东老家—青州，在一家服装厂工作。
二零零七年我在新疆时，接到了小蔡从山东打来的一个电话。得知“海东”早已长大成人，很孝顺也很有出息。已经从青岛海洋学院毕业了，想出国深造。
沈祥富的父母为他取名“祥富”，是想让他有个“吉祥、富贵”的人生。事实上他在新疆的十八年，吃的苦最多。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日子慢慢好过了些。又英年早逝，早早地离开了人世。让人欣慰的是：他的儿子比他有出息，已出国留洋了。
当年开垦在戈壁、沙漠上的老一连，早已改天换地、今非昔比。叶城二牧场的新场部就坐落在连队边上，美丽的“杏花镇”。二零零九年，在我即将退休时，一次经过四连。到沈祥富墓前看望了一下，心里很悲痛。是的，我虽然在这里干了４３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马上就要退休，可以回家了。可那些为牧场奋斗多年的同志却长眠在这片土地上，他们才是真正值得敬仰的人。请记住沈祥富和那些为屯垦戍边付出生命的人们，记住他们给这片土地带来的吉祥、幸福。
二十四、我回来了
一九九三年一月份，师党委为了加强叶城二牧场的领导班子，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使牧场早日脱贫。从四十一团调来了张天礼同志任二牧场党委书记，从四十五团调来了吴关金同志任二牧场场长，徐炳辉同志任二牧场总畜牧师，免去原党委书记兼场长职务。新党委领导班子成立不到一个月，既下达了场党发〔1993〕1号任免决定：任命姜万富同志为二牧场卫生所所长，王剑萍同志为二牧场卫生所指导员，免去原卫生所所长职务。
回来了，我总算抛开了繁杂的报表、业务。专心当我的医生，施展我的一技之长了。这时我发现，我真的非常热爱我的职业，这是无法替代的。只要能每天和病人见面，为他们解除病痛，能为广大患者的健康做点什么，确实是一种满足和享受。
这一份党委的任免决定让我激动了很久，在一次与场领导交谈中我问：新党委的第一号任免决定的人是我，为什么？书记笑着说：“这你要去问问二牧场的职工和周边乡镇的广大百姓了，其实在他们的心里，早就认可你，盼你回来了。
卫生所刚交给我的时候，已经跨的不象样子。一九九二年全年的营业收入只有6800元，年接待病人不到2000人次。医生护士闲的发慌，上班时除了侃大山就是下跳棋。医院变成了药品零售店，危重病人的中转站。医护人员见到病人，一是怕麻烦，二是怕风险。结果是大病看不了，小病不想看。动不动就是：“卡格勒克忙啦”（维语：叶城去），混天天已经成了习惯。场里的职工、周边的百姓们对此意见特别大。是该好好地抓一抓了，不然，对不起当地的父老乡亲，更是愧对“医生”这个称呼。
回卫生所后，我首先要抓的就是：加强内部管理，理顺财务制度，端正医德医风，规范处方、收费，提高服务质量（服务态度和服务技术）。。经过半年的努力，行风大有好转。
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我虽然是领导，但我首先是一名医生，一切从我做起。以身作则坚守医生工作岗位，无特殊原因，坚持轮换值班不变。遇到急诊、抢救危重病人时，我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决不退缩。为了让病人获得更多的安慰和生还的希望，抢救、守夜、观查的总是我自己，这已经养成了工作习惯。
五月底，是畜牧二连的剪羊毛时期，所有的羊群都集中在连部附近，我主动前往牧区为牧民巡诊服务。九月份由我带队，组织人员到牧区开展手术9例（疝修补术，输卵管结扎等）。结束了长达八年，卫生所医生不下连队、羊群为牧民服务的历史。平时，无论是连队还是地方大队，只要有紧急病人，随时出发，绝不推诿，而且从来不收出诊费。
服务质量的改善，治愈率的提高，在几次抢救危重病人成功后，卫生所的外部形象有了好转，取得了较好的口碑，前来就诊的病人逐渐增多。到年底结算，一九九三年营业收入2.7万元，接待门诊4600人次，开展手术42例。在“双先”表彰会上，二牧场新党委经考评后研究决定：授予卫生所一九九三年度“先进集体”荣誉称号。我个人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未完待续）
（知青研究会公众号编辑：周培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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