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最后岁月
来源:新民晚报网 作者:金振林 时间:2024-09-01 点击:
茅盾与金振林（1980年6月于北京医院）
茅盾与金振林（1978年12月于北京茅盾家中）
茅盾与金振林（1978年12月于北京茅盾家中）
◆ 金振林
我有幸成为茅盾先生生前最后一个采访者，茅盾儿媳陈小曼告诉我：“沈老（通称）年老多病，医嘱谢客，让他集中精力，完成三卷本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
1980年六一儿童节，八部委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第二届（1955-1979）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创作授奖大会。
白天，我有幸到人大会堂领了奖，值得欣慰的是，陈小曼允许我见茅盾。因为茅盾在北京医院住院，过两天即回家了，心情特别好，要我注意控制时间。
这真是双喜临门，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拜访沈老。
1 初见茅盾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同时，共青团中央在东四旅馆主办儿童文学学习会，著名作家冰心、严文井、冯牧、陈登科、王愿坚等为我们举办了讲座。会议的最高潮是拜会老作家张天翼、茅盾。
下午坐车，与儿童文学创作学习会的四十名学友同去湘籍著名作家张天翼家。从张宅出来，便去拜望茅盾先生，他住交道口南三条十三号，一个大院子，相当开阔。
会议主持人、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陈模考虑到茅公年老体弱，不让多打扰，所以，先定了禁区：分组去会客厅拜见、不提问、不照相，不让茅公讲话费神。
在学友们再三力争之下，陈模作了让步：准予照相。
茅公讲一口道地的浙江话，声音不大，我这个江苏人大体上能听懂。他讲：“我没写过儿童文学。你们这一代，很年轻，很有希望。”
我再三跟他握手，蹲在他身旁照了两张相片。他有一只眼睛已失明，另一只眼只有0.3的视力。但走路还好。
陈模不断地招呼：跟茅公拍了照就出来吧！然而，对茅公崇敬如神的青年作者们，个个都不忍离去啊！会客厅里挤满了我们的人。最后，人少了，我们湖南三人与茅公合影；我又与金近、陈模、叶文玲四人与茅公照了一张相片（此照陈列在茅盾故居——浙江乌镇）。
会见结束，当我搀扶他进卧室时，《中国少年报》那位摄影记者又闪光照了一张，这是那天唯一单独与茅公合影的照片，我真幸运。
2 心情矛盾访茅盾
1980年六一儿童节，是个好日子。当晚，我又拜访了崇敬如神的文学巨匠茅盾先生。
我和妻子周华珠按时赶到北京医院，在一个大房间里，只见沈老穿着无领的毛线开衫，比一年前消瘦些，但精神尚好。一个警卫员剥了橘子递给他，沈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我说：“沈老，你的牙齿还好呀！”他回答：“假的。”
我把沈老的半身塑像——湖南工艺美术师小林的新作摆在他面前的小桌上，问他：“沈老，这是用浏阳菊花石雕的，你看像不像？”他瞄了一眼连说：“像，像。”
沈老刚用过晚餐，吃过橘子后，便与我“闲聊”，我把卡式录音机打开，他竟一口气跟我畅谈一个多小时，中间只去了一次卫生间，可见他精神好，谈兴浓。
我问他的近况，沈老说，他冠心病还不严重，血压也不高，主要毛病是老年性气管炎和肺气肿，还有肠胃功能衰退；不能久站，坐得太久也不行；另外，左眼失明，右眼视力只有0.3，因此，草体字的来信稿和小字的印刷品都不能看了。现在写的回忆录还没有停下，在医院里也没停笔。沈老谈了他的写作习惯：“现在我上午写一点，下午不写的。过去全靠晚上开夜车，所以弄成了失眠症，一用脑子就睡不好觉。抗战时我四十多岁，年纪比较轻，东奔西跑，失眠症没有了。建国后坐办公厅的时间多，从1949年一直到1964年，一直当文化部长，一年总要出去几次，睡不好觉就吃安眠药，慢慢地，离开安眠药就睡不着了，但安眠药又不可能多吃，所以现在晚上不敢用脑。”
沈老很久没与外界接触了，那晚兴致特高，我是既感激又内疚，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中，又不想放过这千载难逢的采访机会，而茅盾则敞开了心扉。
3 儿童文学最难写
沈老在商务印书馆时曾编写过《中国寓言》等书，但他谦逊地对我说：“我没写过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最难写。”听说当天上午我代表湖南三位作家领奖，他连说了几个“好啊”。我说：“今天大会上听周扬同志说，叶绍钧（圣陶）的《稻草人》是中国的第一篇儿童文学作品，有人持不同看法，沈老以为如何？”
沈老思索了片刻后说：“在《稻草人》以前，好像过去没有人写过。”接着，他谈起“五四”以来儿童文学的发展梗概。
“我没有写过儿童文学，只是编过几本童话，大概相当早。那时，商务印书馆的孙毓修从外国翻译了《无猫国》，以后有《格列佛游记》《大人国小人国》，那时安徒生童话还没有翻译过来。我翻译介绍过一些外国童话，或者引用过外国的材料，这都是二十年代的事了。”
我请教沈老：“这次授奖大会上，不少作家提出儿童文学如何突破的问题，请沈老指点指点，如何下手。”沈老笑了笑，谦虚地说：“我也想不出如何下手。是不是可以这样分工：有些人就专门写童话，为最小的孩子服务，可以用比喻的方法搞童话，猫啊，狗啊，最小的孩子喜欢，容易接受；有些写给年纪大一点的孩子看；中学生就要看科学幻想作品了。儿童文学难写，童话是最难写的。孩子们喜欢看惊险曲折的故事，你写勘探队的历险故事，孩子们就喜欢看的。”沈老说，要提高写作水平还要多看名著。沈老又说：“你们这一代，很年轻，很有希望。”
4 “周总理保护了我”
沈老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大半个世纪，也是风云变幻的血与火的年代。
“我的一生所搞的事情，作为一个作家，还算是比较丰富的。”沈老回味无穷地说，“不是指创作的题材，是指生活道路。”
“你可以写回忆录呀，把一生的经历写出来，对后代也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啊！”我大胆建议。
“是啊，是啊，我正在写，已写到1927年大革命了。”
从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可以看到，沈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国共党政要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和蒋介石、汪精卫及文化名人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均有交往，丁玲曾是他的六个学生之一。他亲历上海五卅惨案及广州中山舰事件。
回首往事，沈老十分激动，他谈到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时找他谈话，请他出任文化部长，沈老坦率地说：“我不想当部长，只希望继续从事创作。”过了一天，周总理派人把沈老接到中南海丰泽园的颐年堂，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在等候，毛泽东微笑着说：“我跟恩来商量过了，还是要请你出任文化部长。雁冰，你是中外知名的大作家，这第一任文化部长，非你莫属啊！”沈老推辞不了，只得受命，一下子当了十五年的文化部长。
沈老半躺在床上，情绪特别好，我怕他累了，几次要告辞，他都扬扬手，示意要我坐下。
“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总理保护了我。大概是这样的，那时文化部陆定一同志是部长，实际办事，主持工作的是肖望东同志，‘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总理向肖望东同志打了招呼，所以，那次红卫兵到我家，总理就知道了，并且做了指示。”
“到我家来的红卫兵是人民大学的，他们进来，总理就传来指示：只准看看，不要乱动！我们文化部也有红卫兵，跟人大的红卫兵一同进来，进屋，就跟我耳语了几句，要我放心。还好，那些红卫兵只在我房里看一看，没有动手。时间久了，我们单位的红卫兵对他们说：‘走吧走吧，没啥看的!’就把外边的红卫兵领走了。”
5 红色之家 中年丧女
“我的回忆录写到建国为止。”沈老说。写到1949年，还要写二十年。这个二十年，中国发生了多少事情啊！
“再写二十年，一定有几十万字要写啰？”我问沈老，“有没有人协助你啊？”沈老说：“这二十年，顶多再写二三十万字，总共加起来当然不止这些。我过去写的东西、自己没有保存，现在从旧书旧报上边搜罗了一些。上海图书馆也有同志帮我搜集资料。主要靠我儿子、儿媳帮我查资料。”
沈老从他的儿子儿媳谈到他的女儿、女婿。
“我的女婿叫肖逸，解放太原时，他是个前线记者。他随同解放军到前线喊话，要敌人投诚起义。阎锡山的部队派人出来讲条件，要投降，条件没讲好。这时，敌人听见我们的战士在喊话，就朝喊话的方向随便打了一枪，刚好打中肖逸的脑袋，他就壮烈牺牲了，那时候，他才三十来岁。”
听到这里，我感到十分沉痛与惋惜。听说，肖逸的文章写得很好，有同志还想收集成册，替他出本集子。康濯同志告诉我，当他把肖逸的作品目录拿给沈老看时，沈老十分激动。
“我的女儿叫沈霞。”沈老缓慢地接着往下说，“我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我从延安回重庆时，儿子女儿都留在那里。我的女儿死得很意外，当时，日本刚刚投降，由于工作需要，组织上调一批人，从延安经过内蒙古到东北去。1939年在新疆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白俄’教她俄文。‘白俄’不会讲汉语，就请她指着东西发音，直接教。到了延安，沈霞继续学，俄语学得很好。派她去东北，她也很想去。可是，那时她已怀了两个月的身孕，恐怕路上耽搁太久了，行军很不方便，就用刮子宫的手术流产。手术很简单，找了个大夫，大夫也是匆匆忙忙要出发。他先给别人做了个手术，又给沈霞做了，结果，把那个人的病菌带到她的子宫里，第二天就发烧，疼得不得了，大夫却未重视，也不来检查，只给点止痛药，结果当天夜间就很意外地死了。”
“我的弟弟叫沈泽民，是我介绍他入党的，后来在鄂豫皖苏区任省委书记，他有肺病，苏区生活艰苦，又要打仗，他的肺病很严重，也没很好治疗，1933年11月20日，突然大吐血，不治而亡，死的时候才三十三岁。”
忆亲属，沈老感到十分惆怅，我听了也很难过，中年丧子（女），是人生最悲痛的事，还有弟弟和女婿是为革命英年早逝，真是红色之家啊！
话题转到儿孙身上，他的眉宇又舒展了。
“我的儿子现在五十几岁了，孙儿孙女有三个，大的一个是孙女，中间是孙子，小的是孙女，只有十一岁，她的生日比我迟一个礼拜，我是1896年7月4日生的，整整八十四岁了。”
我宽慰他：“沈老只是有些慢性病，还可以干一二十年哩！”
沈老笑道：“这个身体，很难说啊！现在就希望能把回忆录写完。”
可惜，天不永其年。9个月后的1981年3月27日5时55分，沈老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就在他逝世十天前，1981年3月17日，沈老的身体似乎完全恢复了正常，他问儿子韦韬，他的作品在“文革”后重新出版了多少种。韦韬念了一长串书名，沈老惊讶道：“想不到有那么多了！”接着他就念了一串他要赠书的人名，都是他比较熟的文艺界的老朋友，又说：“这一次我就不签名了，可以盖上我常用的那个图章。”（见《父亲茅盾的晚年》）
这件事成了沈老的临终嘱托之一。
6 意外的馈赠
那晚，沈老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住，不知不觉谈了六十分钟，我一看手表，不禁大吃一惊，妻子给我和沈老拍了几张合影，又给他单独拍了几张生活照。
我们向沈老再三告辞，祝愿他健康长寿，沈老跟我们握手告别，并亲口答应给我写条幅，笑道：“我明后天也要出院了，在家里好做事。”言语间，洋溢着欢欣而又轻松的情绪。
回到大会安排的住处，我给茅盾儿媳陈小曼打电话，告诉她拜访沈老的情况。并说，沈老答应给我墨宝，陈小曼回道：“根本不可能，向他要条幅的国内外友人，已有一二百人了。”于是，这件事我也就把它丢在脑后了。
谁知，到了十一月初，我意外地收到陈小曼的信。
我轻轻展开条幅，只见上边写着：
呼风唤雨寻常事，锥指管窥天地宽，科技关头多险阻，神州九亿兢登攀。
祝全国科技大会
振林同志两正
茅盾（印）
一九八〇年十月 北京
沈老逝世三周年后，我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的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三卷本）。我知道，这是茅盾的家属依照茅盾在1981年3月17日的遗嘱赠送的，弥足珍贵。
沈老和他的子女们，是性情中人，是诚信之人，想不到对我这个晚辈的两件承诺，都能全部兑现，其高风亮节使我终生难忘!
本版摄影 周华珠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