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海派文化的沦陷
来源: 幕边天下 作者:高龙民 时间:2024-08-27 点击:
清代学者龚自珍《定庵续集》中的《古史钩沉二》中有一句名言：“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上海，既不是国，也不是族，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有其特有的地域文化，这是无可否认的。
上海开埠之前，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隶属今天的松江，属于江南文化，与周边的苏州、嘉兴没有什么区别，捕鱼，种地，说吴语，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自1840年后，上海开埠，成为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英国人在黄浦江西岸的芦苇荡里开辟了外滩，建起了高楼大厦，并先后出现了英、美、法、日和公共租界，大批的外国商人、流浪汉纷纷涌入上海，在这里经商、投资、办厂、开店，这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将西方的商业文明带入了上海，而人力物力都是就地取财，很多上海人摇身一变，变成了“洋买办”和商行职员，经过近百年的浸染和熏陶，逐渐形成了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上海地域文化，被中国北方和内地学人称为“海派文化”。当时的“海派文化”是一个贬义词，是西方商业文明和中国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地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地文化”，与香港同出一辙。上海人出于某种尊严，他们不承认上海是“殖民地文化”，并逐渐正面解读“海派文化”，将其转化为一种带有自豪和自尊的褒义词，养成了上海地域文化的群体性格，即所谓的“腔调”。这种“腔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追求精致，高雅，高品质。但这并不是上海文化的主流和本质，也不具备上海人群体性格的内在特征。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写过一本《乡土中国》，也有学者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宗族观念和祠堂文化是人情社会的文化渊源，这与上海人所谓的“海派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上海人真正的“腔调”是：上海人讲规矩。西方的工业革命把工人组织起来了，人与人的合作是密集型的，没有严格的制度，工人就无法开展工作。在商业文明里，守规矩就是守法，与宗族、官僚的权力相比，他们更看重规矩，人人依法办事，权力自然就是没有用的，因此，上海人讲规矩，不拍马屁，他们更相信规矩和自己的能力。
上海人最平等。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生意场上，童叟无欺。上海人不会恃强凌弱，没有等级观念，住在同一个阁楼里，教书先生和码头工人同样会被人尊重，被人礼遇，否则，就是流氓，就是恶人。上海人很守时。工业化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工厂三班制，上班的工人必须准点到车间接班，不然，机器就会空转。因此，工业化了的人会特别守时，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性格上的“文化自觉”。上海人守信用。商业文明的灵魂是“信用”，“契约精神”是必备的素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商业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契约精神已经成了民间做人做事的“信用”，因此，上海人一般不会“吹牛，说大话”，那会让人看不起。
上海人一般也不会轻易承诺，一旦承诺了，就一定会守信用，按规矩办事，即使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做成这件事，他也会给你一个解释。如果失信，他们会脸红。上海人真精明。在商业文明里，精明不是小气，不过是精打细算，是一分一毫的进出，都必须有根有据，一定不能浪费。他们不肯吃亏，也不让你吃亏；因为你没吃亏，他就不会吃亏。做生意，上海人先计算对方的收益，你有利可图，我才能有所收益，这就是上海人真正的精明。
上海人太自律。因为讲规矩，守信用，就必须自律自强，任性散漫，放荡不羁，是对商业文明的破坏，也是对自己的伤害。上海人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他们宁愿自己忍着，也不占你的便宜。客观上，形成了上海人做人做事的边界感，分寸感。自律，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性格上的隐忍，大家都要守规矩。上海人的“海派文化”，是商业文明的产物，相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有一定的进步性，包容性和先进性。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移民上海的外地人被这种强大的“海派文化”所浸染，所改造，逐渐变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海派文化”，形成了上海人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地域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去的中国人多了，进来的外国人也多了，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商业文明，开始理解上海人，羡慕上海人，学习上海人了，他们将上海的“海派文化”视为一种积极的，文明的，商业社会必须的先进文化。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上海人“海派文化”的群体性格，正在被吞噬，被异化，被湮没，上海“沦陷”了。有网友总结：有这样三种人涌入了大上海，影响了上海人的群体性格。一是空降上海的外地领导，据悉，上海有十六个区，只有一个区的领导是上海人，他们的行政话语权，影响了上海人“海派文化”的群体性格。二是暴富了的外地老板，他们来上海开公司，赚大钱，招收了大批员工，他们多是“老板意识”，少有平等、尊重、协商、相互依存的现代管理思想。三是大学毕业留在上海的外地年轻人，为了赚钱，买房买车，立足上海，他们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但是，他们的生存经验只是来自家乡父辈的阿谀奉承、委曲求全和人情世故，缺乏上海人法治、平等、独立、自我的现代理念。仔细关注一下身边的人和事，确实发现，这个总结是比较准确的。
某个外地空降来的领导，习惯了抓政绩，看台账，要数字，甚至把辖区内的一家文化馆改成了菜市场。只要乌纱，不看事实。上海人说他：呒没腔调。在上海，某老总听不懂上海话，认为在他面前说上海话，就是排外，明令禁止上海人在公司里说上海话。他拒绝上海文明，不如移民上海的前辈们，能够自觉融入上海，推进了上海文明的进步，自己也成了真正的上海人。上海人称这种人是：憨大（愚蠢）。某君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当了领导，但他缺乏大上海的大格局，更不懂上海的商业文明，制定高指标、严要求打压员工，创造政绩，提高自己的威望。
上海老领导建议：指标不要定得太高，让员工们跳一跳就能够得着，要给员工以希望，这样有利于提高积极性和自信心，但是，某君不听，为把员工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得意洋洋。这样的领导，上海人叫：拎不清。某公司老总，父亲在老家县城当局长，他特别相信权力，以权压人，不讲规矩，随意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法定假日。人事任免以“熟人，听话”为标准，单位“内卷”十分严重，公司里人人自危，有工作能力，有客户资源的上海人，都走了。上海人称他：土皇帝，巴子。上海新开的一家“咖啡店”，招收员工，明目张胆地规定不要上海人，网友分析，因为老板害怕上海人讲规矩，不听话，不会拍马屁，而外地的打工者听话，好管，这是什么思维逻辑？上海人说：打自己耳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且正在发生……显而易见，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政绩工程，权力意识，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猖獗，这是农耕文化与封建意识杂交而成的“畸形文化”。这三种人，在上海有一定的话语权，影响很大。
上海的“海派文化”及其上海话，正在逐渐消逝……上海人的法治观念，独立平等，边界意识，父辈们传承下来凭本事吃饭的文化群体性格，以及上海人的某些“腔调”，正在消逝……长此以往，上海“沦陷”了，有点心疼。
（晓歌编辑）
上海开埠之前，这里只是一个小渔村，隶属今天的松江，属于江南文化，与周边的苏州、嘉兴没有什么区别，捕鱼，种地，说吴语，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自1840年后，上海开埠，成为面向世界的通商口岸，英国人在黄浦江西岸的芦苇荡里开辟了外滩，建起了高楼大厦，并先后出现了英、美、法、日和公共租界，大批的外国商人、流浪汉纷纷涌入上海，在这里经商、投资、办厂、开店，这里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将西方的商业文明带入了上海，而人力物力都是就地取财，很多上海人摇身一变，变成了“洋买办”和商行职员，经过近百年的浸染和熏陶，逐渐形成了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上海地域文化，被中国北方和内地学人称为“海派文化”。当时的“海派文化”是一个贬义词，是西方商业文明和中国农耕文明相结合的地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殖民地文化”，与香港同出一辙。上海人出于某种尊严，他们不承认上海是“殖民地文化”，并逐渐正面解读“海派文化”，将其转化为一种带有自豪和自尊的褒义词，养成了上海地域文化的群体性格，即所谓的“腔调”。这种“腔调”，表面上看，是一种生活的态度：追求精致，高雅，高品质。但这并不是上海文化的主流和本质，也不具备上海人群体性格的内在特征。
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写过一本《乡土中国》，也有学者说，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宗族观念和祠堂文化是人情社会的文化渊源，这与上海人所谓的“海派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上海人真正的“腔调”是：上海人讲规矩。西方的工业革命把工人组织起来了，人与人的合作是密集型的，没有严格的制度，工人就无法开展工作。在商业文明里，守规矩就是守法，与宗族、官僚的权力相比，他们更看重规矩，人人依法办事，权力自然就是没有用的，因此，上海人讲规矩，不拍马屁，他们更相信规矩和自己的能力。
上海人最平等。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生意场上，童叟无欺。上海人不会恃强凌弱，没有等级观念，住在同一个阁楼里，教书先生和码头工人同样会被人尊重，被人礼遇，否则，就是流氓，就是恶人。上海人很守时。工业化把人变成了机器的附庸。工厂三班制，上班的工人必须准点到车间接班，不然，机器就会空转。因此，工业化了的人会特别守时，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种性格上的“文化自觉”。上海人守信用。商业文明的灵魂是“信用”，“契约精神”是必备的素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商业文明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契约精神已经成了民间做人做事的“信用”，因此，上海人一般不会“吹牛，说大话”，那会让人看不起。
上海人一般也不会轻易承诺，一旦承诺了，就一定会守信用，按规矩办事，即使是因为客观原因没有做成这件事，他也会给你一个解释。如果失信，他们会脸红。上海人真精明。在商业文明里，精明不是小气，不过是精打细算，是一分一毫的进出，都必须有根有据，一定不能浪费。他们不肯吃亏，也不让你吃亏；因为你没吃亏，他就不会吃亏。做生意，上海人先计算对方的收益，你有利可图，我才能有所收益，这就是上海人真正的精明。
上海人太自律。因为讲规矩，守信用，就必须自律自强，任性散漫，放荡不羁，是对商业文明的破坏，也是对自己的伤害。上海人不想占别人的便宜，是因为不想让别人占自己的便宜。他们宁愿自己忍着，也不占你的便宜。客观上，形成了上海人做人做事的边界感，分寸感。自律，既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性格上的隐忍，大家都要守规矩。上海人的“海派文化”，是商业文明的产物，相对传统的农耕文明，有一定的进步性，包容性和先进性。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移民上海的外地人被这种强大的“海派文化”所浸染，所改造，逐渐变成了真正的上海人，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海派文化”，形成了上海人不同于其它地方的地域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去的中国人多了，进来的外国人也多了，中国人逐渐接受了西方的商业文明，开始理解上海人，羡慕上海人，学习上海人了，他们将上海的“海派文化”视为一种积极的，文明的，商业社会必须的先进文化。
遗憾的是，近些年来，上海人“海派文化”的群体性格，正在被吞噬，被异化，被湮没，上海“沦陷”了。有网友总结：有这样三种人涌入了大上海，影响了上海人的群体性格。一是空降上海的外地领导，据悉，上海有十六个区，只有一个区的领导是上海人，他们的行政话语权，影响了上海人“海派文化”的群体性格。二是暴富了的外地老板，他们来上海开公司，赚大钱，招收了大批员工，他们多是“老板意识”，少有平等、尊重、协商、相互依存的现代管理思想。三是大学毕业留在上海的外地年轻人，为了赚钱，买房买车，立足上海，他们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但是，他们的生存经验只是来自家乡父辈的阿谀奉承、委曲求全和人情世故，缺乏上海人法治、平等、独立、自我的现代理念。仔细关注一下身边的人和事，确实发现，这个总结是比较准确的。
某个外地空降来的领导，习惯了抓政绩，看台账，要数字，甚至把辖区内的一家文化馆改成了菜市场。只要乌纱，不看事实。上海人说他：呒没腔调。在上海，某老总听不懂上海话，认为在他面前说上海话，就是排外，明令禁止上海人在公司里说上海话。他拒绝上海文明，不如移民上海的前辈们，能够自觉融入上海，推进了上海文明的进步，自己也成了真正的上海人。上海人称这种人是：憨大（愚蠢）。某君大学毕业，留在上海，当了领导，但他缺乏大上海的大格局，更不懂上海的商业文明，制定高指标、严要求打压员工，创造政绩，提高自己的威望。
上海老领导建议：指标不要定得太高，让员工们跳一跳就能够得着，要给员工以希望，这样有利于提高积极性和自信心，但是，某君不听，为把员工压得喘不过气来而得意洋洋。这样的领导，上海人叫：拎不清。某公司老总，父亲在老家县城当局长，他特别相信权力，以权压人，不讲规矩，随意加班加点，侵占员工的法定假日。人事任免以“熟人，听话”为标准，单位“内卷”十分严重，公司里人人自危，有工作能力，有客户资源的上海人，都走了。上海人称他：土皇帝，巴子。上海新开的一家“咖啡店”，招收员工，明目张胆地规定不要上海人，网友分析，因为老板害怕上海人讲规矩，不听话，不会拍马屁，而外地的打工者听话，好管，这是什么思维逻辑？上海人说：打自己耳光。这样的故事，发生在上海，而且正在发生……显而易见，这是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政绩工程，权力意识，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猖獗，这是农耕文化与封建意识杂交而成的“畸形文化”。这三种人，在上海有一定的话语权，影响很大。
上海的“海派文化”及其上海话，正在逐渐消逝……上海人的法治观念，独立平等，边界意识，父辈们传承下来凭本事吃饭的文化群体性格，以及上海人的某些“腔调”，正在消逝……长此以往，上海“沦陷”了，有点心疼。
（晓歌编辑）
